创造了中国流行歌坛的三个第一；

他是中国歌坛在一年中出版专辑最多的歌手，1988年出版了16张专辑；

他是中国歌坛专辑销量最多的歌手，他专辑的总销量过亿张；

他是中国歌坛最冤的歌手。

在囚歌最流行的1988年，翟惠民录了十几张囚歌专辑，其中最流行最有名销量最多的，就是以迟志强的名义出版的《悔恨的泪》和《拥抱明天》。这两张专辑不光都是翟惠民演唱，就连《悔恨的泪》的歌曲也都是他搜集整理的。囚歌火了，翟却没有火。囚歌风过去以后，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制作人陈福利回忆

陈福利，作为监棚，他见证了从这张专辑的策划到发行上市。

1987年末的时候，长影音像公司陷入了困境，陈福利找到了当时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的迟志强。

但录了一首歌之后，陈福利却发现迟志强唱的根本不行，于是他们想到了最简单的方法，找人替迟志强录音。

也正在这个时候，会唱歌并且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的翟惠民出现了。翟惠民1966年生于长春，小时候受哥哥影响，对乐器很有灵感。

翟惠民录制了《悔恨的泪》这一专辑中的所有歌曲，而属于迟志强的，只有专辑里面的一段对白。

陈福利：“在我制作的这张专辑中，迟志强只念了一段对白，整张专辑的歌都是翟惠民唱的，没有一首歌是迟志强自己唱的。 ”

第一次见到迟志强是在囚歌风已经流行过后的1989年，迟志强有一次在长春市体育馆开演唱会，翟惠民也去看了。

演出结束后翟惠民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去后台见到了虽未谋面却与翟惠民有着千丝万缕瓜葛的迟志强。

两年后的1991年翟惠民又一次在无意中跟迟志强邂逅，不过翟惠民并没有见到他本人。

此后的十几年翟惠民一直过得很平静，翟惠民组织过摇滚乐队，翟惠民担任主唱和鼓手，打鼓也是翟惠民的最爱。

2005年的鲁豫有约节目关于迟志强的那一期播出后，触动了我不愿意想的那件事，翟惠民曾经给某报社打过电话，声明我才是“铁窗泪”等囚歌的原唱者，但是翟惠民人微言轻，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当回事。尽管翟惠民想告诉别人事实的真相，但是我估计听我说话的人肯定以为我是个疯子，或者是想出名想疯了。

还是事件的亲历者周亚平一言九鼎，一篇博文把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终于让全国人民相信了囚歌假唱的事实，冲这一点我还真要感谢周亚平，这真是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哪！

后来网上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了迟志强。翟惠民作为当事人说句公道话：囚歌代唱事件是周亚平的策划，跟迟志强没有关系，我当然也是受害者了……

2009年初，翟惠民来到了北京，决定再一次开始我的音乐人生。

周亚平在博客中曝光“囚歌”事件真相后，各种媒体要求对翟惠民采访。我在博客上也谈了对“囚歌”整件事的看法。这段时间里，我也看了很多媒体的文章，围绕着我、迟志强和周亚平的种种报道。老实讲，对于他们两人我的情感确实挺复杂的。因为周亚平，有了“囚歌”后面的种种事情，也正是因为他，我才有机会重新拾起我热爱的音乐。我知道周亚平有他商业上的考虑，但是毕竟他又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但对迟志强本人，翟惠民并没有敌意。尤其是“囚歌”事情曝光后，翟惠民知道迟志强的日子并不好过，舆论的矛头指向他并不公平。“囚歌”演唱者的澄清并未给翟惠民带来应有的快乐。

2008年底，翟惠民完成了同鸟人艺术的签约，来到北京发展。周亚平答应将给我推出属于翟惠民的个人专辑，迟志强也同北京的一家影视公司签约。

翟惠民演唱爱一回痛一回

从六岁的小翟神童到十七岁的歌舞团主唱

翟惠民老宅的街坊都记得有这么一个神童。当时翟家临街的墙边摆着一个象棋棋盘，总围着一大圈人，六岁的翟惠民也挤在里边看，后来也不知就怎么下了起来。过程翟惠民也记不清了，就记得他突然棋艺大涨，把左邻右舍杀了个遍，连隔着半个城的高手也闻名前来挑战，但无不一一落马，于是“小翟神童”的美名轰传一时。

也就是这一年翟惠民又突然学会了吹笛子，没有人教，经常看着哥哥吹就会了——拿着一个最小号的竹笛，小手努力张开，刚好能按住孔，单吹、双吹、滑舌，各种技巧使得娴熟，吹的是《扬鞭催马运粮忙》。街坊又是扎成一圈在边上看，说这神童，怎么整的？说来也怪，自从学会了吹笛子，翟惠民的棋艺就再也没涨过，终于成了一个标准的臭棋篓子。

九岁时翟惠民开始拉二胡，练了十几年，是真正的“童子功”。他的授艺恩师是沈阳音乐学院的教授，在师兄弟中，翟惠民受到的评价最高。此后翟惠民又学会了摆弄架子鼓、吉他、口琴、扬琴等二三十样乐器，可以说是“吹拉弹唱，样样皆通”，但他认为自己百分之九十的造诣还是在二胡上。一直以来，翟惠民最大的心愿不是开个人演唱会，而是开个二胡演奏音乐会。

十七岁时翟惠民进了吉林省歌舞团，任吉他手，成天跟团演出，面前支着个麦克风边弹边伴唱。有一回他们团的主唱想涨钱，翘了场子，翟惠民被推上前台救场，他从来没拿着麦克风表演过，觉得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于是还是站在乐队里，边弹吉他边唱。这一次演出就轰动了，谁都知道团里冒出个十七岁的翟惠民，唱得倍儿好，翟惠民在演出单上的排名也就不断往前串，字号越变越大，最后成了团里走穴的主要宣传卖点。

我曾是一首流行的歌

有报道说翟惠民是在歌厅里唱出名气被唱片制作人看上的，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其实翟惠民在歌厅里只唱过三天，一天赚八块钱，基本上属于体验生活的意思。1987年，有一张日后轰动乐坛的唱片在筹备中，制作人要找一个声音异常悲凉的歌手，21岁的翟惠民被推荐试音，仅仅唱了两句，录音棚里的所有人就全都站起来叫好。这张唱片就是冠以迟志强专辑名义发行的《悔恨的泪》，后来缔造了八位数的惊人发行量，而周亚平此后大手笔运作的专辑《拥抱明天》，更是将翟惠民推上了国内最具商业价值男声的宝座。

翟惠民放下了吉他，放下了二胡，一头扎进了北京的各大录音棚，手上厚厚的片约几乎可以让他当做扑克来打。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音像发行的大时代，拿到一张翟惠民签了名字的合约，就意味着立马就可能拥有百万家财。

“囚歌风暴”来得快也去得快，一场大风过后，除了迟志强这个名字，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89年底，翟惠民越来越多地踯躅在北京的街头，但通往录音棚的路却越来越陌生，他初次感到了京城的凉意。周亚平找到他，给他录制了两张专辑：《离婚的泪》和《人生的泪》，但失去了“迟志强”这个金字招牌，唱片没有火起来。翟惠民没有想太多，他还以为自己会走红，想把日子过好。

伤感歌王重出山

回到长春以后，翟惠民做过生意，开过文化公司，最热衷的是组乐队，算起来先后组过七八支乐队，有摇滚乐，也有BLUES和FUNK

2008年10月，周亚平博客上一篇《二十年前“囚歌”流行始末》将当年囚歌假唱事件披露后，翟惠民这个名字再度被人提起。有网友评论说，周亚平肯定是在炒作，没准下一步就要签翟惠民出专辑了。这句话还真提醒了周亚平，他立刻找到了翟惠民的电话，劈头就是一句：“还愿意出来当歌手吗？”电话那头，翟惠民就像在婚礼上面对着司仪的提问，肃穆地回答：“我愿意”。然后他补充：“我等了很久了”。时光荏苒二十载，多少沧桑一语中。周亚平后来称，这句话把他真真切切地噎了一下。

登机抵京，进棚试音，当晚翟惠民就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甚至对于合同的细节，他都没有关心。他说我回来了，我只是想证明，我还是那首流行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