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封建大庄园制。长期以来，农业是拉丁美洲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大庄园则是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大庄园主严格控制家族、总管、仆人、债役农、佃农等，享有绝对权威，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大庄园主可以听取下属的申诉，执行法律，一般还可以开庭审判，俨然是国中之国的君主；大庄园一方面有大量耕地、牲畜和各式农具，从事农牧业生产，另方面还有木工、铁工、面包师、裁缝和蜡烛匠等手工业者，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产品几乎可以满足整个庄园的需求，一般只有少量贵重物品和奢侈品需从国外购买，是一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态。庄园同外界联系很少，只有一条小路连接邻近的庄园、村落和城镇。大庄园主在19世纪初动乱的年代里，为了财产和生命的安全，或请求考迪罗保护，或自己组织私人武装，保护庄园并扩大自己势力，成为考迪罗式的人物。拉丁美洲的大庄园是19世纪初产生考迪罗的温床，也是考迪罗获得支持、赖以生存的基础。

拉丁美洲存在严重的宗教势力，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势力。天主教会是拉丁美洲封建统治制度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天主教不仅是拉丁美洲精神意识上的统治者，而且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获得了重大权益。它在政治上是一个封建堡垒，在经济上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在19世纪初叶革命烽火燃遍拉丁美洲的关键时刻，他们同考迪罗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毫无疑问，在独立战争期间和以后混乱的年代里……教会是同军人和土地贵族站在一起，以反对进步立法和民主政府”。

考迪罗大致有3个主要来源，一是殖民地民团军官，二是原殖民地的市政委员会的官员（凭借军人力量），三是独立时期出现的革命军军官。原殖民地民团军官主要是出身在拉丁美洲地主家庭，根据记载，“在地区民团中，一个地区有声望和权威的主要人物，通常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戴有相当于上校的民团司令头衔”。

后来，“他们往往成为地方的强人或考迪罗”原殖民地市政委员会官员亦与殖民地民团军官一样，一般是地主家庭出身。“市政会议员起初由拥有土地的市民选举产生，以后越来越多的成员通过购买或世袭得到职位，或由国王任命”。能够通过“购买”和被国王任命的当然基本上是地主家庭的成员。而在独立运动中能担任革命军军官的，亦不例外。不过必须指出，这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成为革命领袖，例如玻利瓦尔等等；另一种则像桑坦德尔那样出身于地主家庭，并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后来变成了考迪罗。除此之外，还有像派斯一类人物，虽然出身寒微，但他后来背叛了自己的家庭，站到了地主阶级的一边，也成为考迪罗。

除墨西哥短时间实行过君主制之外，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均选择了共和制，原葡属殖民地巴西则选择了君主制。这种政体选择上的差别与各国获得独立方式不同有关。西属殖民地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推翻了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出于对西班牙王室长期殖民统治的仇恨和近邻美国的示范效应，共和制成为原西班牙属地的一致选择。而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独立使君主制得以在巴西延续，当也引入了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制度成份。放眼当时的世界，采取共和制的国家并不多见，而西属拉美作为一个地区大规模的引入共和，不能不说具有先进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走在了世界政治发展进程的前列。因此，学界也把独立后拉美各共和国的成立称为“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在国家结构的选择方面则出现了联邦制和集权制（单一制）两大潮流。集权来自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专制传统。正如前一章中所指出的，殖民者在拉美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和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系统。关于殖民地重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始终掌握在王室手中。

这种集权传统深刻地影响了独立后拉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取向，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另一方面，殖民地之间彼此分割，相互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也导致了直接与海外市场相联系的地方经济势力逐步形成。此外，克里奥尔人长期被殖民者排斥在最高统治机构之外，只能通过市镇委员会等地方机构参政，进而形成了盘踞一方的地方势力。独立后，这些地方分离势力便汇聚在联邦制的大旗下，主张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集权主义者分庭抗礼。这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决定着独立后拉美各国国家结构的选择。19世纪上半叶，集权主义者似乎在多数国家占据了上风。即使在采取联邦制的墨西哥，集权主义者通过制定带有宪法性质的《七部法》也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而拉普拉塔联合省制定的1819年和1826年两部宪法均带有中央集权的性质。由于保守派大都支持集权制，而自由派则更倾向于联邦制。因此，19世纪上半叶，保守派在各国政坛上占据着更大的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执政。

拉美独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参考了英、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设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显著不同。如西属拉美殖民地大都采用了以美国政治制度为蓝本的共和制，而葡属殖民地巴西则参照英国模式选择了君主立宪制。此外，各国也大都引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三权分立原则，并建立了相应的选举程序和制度。但拉美的政治制度仍然带有很强的本土特征。首先，在三权分立的架构下，各权之间的关系并不平衡，行政权往往凌驾于其它两权之上。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长官在政治体系中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威，其所受到的制约更多来自派系之争，而非其它两权的制约。其次，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由军队领袖出任政治首脑成为普遍现象，军人干政问题突出。尽管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了选举程序和制度，但并未得到真正遵守。通过兵变等非宪法方式上台的做法十分普遍。如墨西哥在1824年—1848年期间，曾发生250次兵变，更换了31个总统。再次，广大人民被排除在政治安排之外。尽管各国均声称主权在民。但所谓的人民实际上只是极少数上层精英。各国宪法均将财产、教育程度、性别、种族作为政治参与的条件。而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绝大部分人民被自然排除在政治安排之外，政治体制的寡头特征十分突出。因此，拉美各国独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掩盖下的考迪罗寡头统治。

19世纪中叶以来，第二代考迪罗纷纷登上拉美政治舞台。这一时期，尽管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龃龉不断，甚至在许多国家爆发了内战，但随着自由派逐步占据上风，各国政治发展的总的方向是不断趋于稳定。经济上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形成也为政治稳定提供了物质基础。尽管自由派的上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考迪罗独裁制度的实质，但其推动出台的宪法和措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进步性，增强了拉美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法治”成份。相比第一代考迪罗，第二代考迪罗在进行独裁统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合法性伪装，在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鼓励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有的国家的早期的现代化努力甚至是在考迪罗的领导下得到有序推进。考迪罗制也因此进入巩固发展的阶段，并达到顶峰。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战争创伤的恢复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拉美政治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一）政局趋于稳定。到19世纪中后期，拉美各国围绕单一制和联邦制的纷争陆续得到解决，并通过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今天实行联邦制的4个拉美国家（墨西哥1857年、巴西1891年、阿根廷1853年、委内瑞拉1864年）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均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的。这也反映出在经历了独立后相互争夺的混乱局面之后，各国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逐步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

（二）颁布了一批反映自由派诉求的进步宪法。在墨西哥，自由派通过改革运动夺取了政权，并颁布了1857年宪法。该宪法确定了墨西哥的国家结构为联邦制，全国由24个州和1个地区组成，各州拥有自治权。政体为共和制，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行政权由总统行使，总统任期4年，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立法权由一院制的国会行使，司法权归最高法院。此外，该宪法还对公民的基本政治、经济权利进行了规定。这部宪法具有进步意义，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改革运动的成果。尽管在随后的迪亚斯独裁统治期间，该宪法名存实亡，但大部分内容又被墨西哥宪法(1917)所继承，延续至今。阿根廷则颁布了1853年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相结合的国家结构，既授予各省相当程度的立法权和行政自治权，也强调了中央政府的集权性。在政体方面，采取了总统制和议会制混合的模式。一方面，授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另一方面，也规定议会有权对内阁部长进行质询。此外，该宪法还对政府和私人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

（三）政党政治逐步形成。独立之后，拉美各国大都跟随美国模式建立了由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的两党体制。19世纪上半叶，各国掌权的基本为保守党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自由派逐步开始在各国执政，两党轮流交替执政的政党政治得到形成和发展。如巴西从1844年—1889年期间，保守党共执政24年，自由党执政17年，两党共同执政4年。一般而言，保守派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中央集权和天主教会的权威性，而自由派则代表开明地主、早期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倾向于实行联邦制和削弱教会影响。但在实际上，两派在大地产制、选举权等问题上并没有明显的分歧，更多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之争。巴西阿尔布开克子爵说：“什么也比不了保守主义分子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在掌权”。

拉美各国考迪罗统治从19世纪末开始瓦解。整个过程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大致通过几种方式展开，包括暴力革命、选举、政变等。

暴力革命发生在墨西哥。在长达34年的独裁统治之后，大考迪罗迪亚斯政权的反动性日益突出。作为第二代考迪罗的代表人物，迪亚斯推动了墨西哥的“秩序”与“进步”。但“秩序”导致了僵化，堵塞了新兴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渠道和空间，“进步”仅有利于本国寡头大地主、以“科学家”派为代表的买办阶层，以及外国资本家，牺牲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招致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这样，当迪亚斯第七次宣布当选总统时，革命突然爆发。虽然革命的最终胜利者是资产阶级，但墨西哥社会的各个阶层均参与了推翻考迪罗统治的革命进程。

阿根廷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政权更迭则是以相对缓和的选举方式实现的。19世纪中期以来，以各类考迪罗为代表的寡头地主阶级长期把持政权，大力实施以谷物、肉类出口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蓬勃兴起，国家进行工业化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更是进一步壮大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力量。而封闭、保守的考迪罗寡头政权也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891年，激进公民联盟成立，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拥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19世纪末，激进公民联盟先后策动了两次起义。虽然均遭到失败，但充分显示了自身的力量，并迫使政府于1912年出台《萨恩思·培尼亚法》，允许成年男性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限制，通过秘密投票（此前的选举均采取高声唱票的方式）选举总统。1916年，代表激进公民联盟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当选总统，开启了阿根廷历史上的“宪政时代”。伊里戈延政府采取了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措施，并颁布了一些保护劳工权益的法令。他的当选象征着阿根廷的资产阶级正式登台执政。

巴西政治制度转换的过程是通过政变的方式实现的。在巴西帝国时期，奴隶制盛行，建立在剥削非洲黑奴基础上的蔗糖和棉花出口成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为东北地区的寡头地主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世纪中后期，东南部咖啡种植园不断发展。到1889年，咖啡占巴西出口总值的66.5%，巴西的咖啡产量占全世界的57%。与蔗糖和棉花种植园不同的是，咖啡经济引入了租佃制和合同制，带有半资本主义的性质。此外，19世纪中后期以来，巴西的工业也获得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增强。咖啡种植园主集团、民族资产阶级与东北传统寡头地主阶层的矛盾日益激化。1889年，丰塞卡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废除君主制，成立了巴西合众国。1891年，巴西颁布的新宪法明确提出保障资产阶级权益，并对三权分立、选举制度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但该宪法仍然将受教育程度作为选民的条件，从而将大多数底层劳动人民排出在外，具有显著的资产阶级性质。然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未因此而得到真正确立。废除君主制后，形成了带有半资产阶级性质的咖啡种植园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执政、且前者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总统长期由东南部圣保罗州和米纳斯格里斯州人选轮流出任。

大地产制、军队和天主教会是考迪罗统治秩序的三大制度支柱。独立战争摧毁了旧秩序，建立了新秩序。军队在除旧布新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军队及其领袖考迪罗也因此在新的统治秩序中毫无疑问地居于核心地位。依附于政权的天主教会主张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现有秩序的无条件遵守，自然成为考迪罗统治的重要工具和盟友。由于考迪罗本身就是大地主、而教会的主要财富也来自土地占有，考迪罗制在本质上就是大地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体制。这一制度的首要目标必然是维护和发展大地产制，具有很强的封建主义性质。

独立后，拉美国家在国家组织形式上有的采取了联邦制，有的采取了单一制；在政体上有的采取了共和制，有的采取了君主立宪制。尽管从这个角度上看，带有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特点的制度安排成为了各国的一致选择，但实际上真正掌握着政局走向的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各色考迪罗。这些考迪罗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阶层才是新国家的真正主人。表面上，他们在政治制度的既定框架内行事，扮演着总统、省长和部长等各种角色。但只要政治安排与自身所代表的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通过非宪法方式废立政府，重新制定规则。

第一，它具有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性和贪婪性。考迪罗颂布宪法，但从不执行，缺乏明确的政治思想原则。考迪罗把夺取政权视为最大的战利品。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想方设法地夺取它，夺取以后就千方百计地维护它。政权一旦到手，考迪罗就与大地主和教会结合起来，通过征税、纳贡、直接剥夺以及向各国贷款等方式，鲸吞人民财富。在考迪罗执政期间，墨西哥教会在农村的地产和在城市的财产占全国房地产总值的一半。

在阿根廷，总统罗萨斯在1832年发布命令，就把大约9万公顷的土地全部给了他的家族、亲戚和获得罗萨斯信任的军事人员。考迪罗还大批提升军人官衔，以使军人们获得更大的荣誉和赏赐。在1873年，仅委内瑞拉的卡拉波波一省就有将军449名、上校627名、少校867名、上尉818名、中尉504名和少尉85名，委任的军官不少于3450名，约占当时该省现役军人的15%以上。拉丁美洲军队获得的国家预算平均在50%以上。从1812至1845年，墨西哥军队开支有14次超过政府的总收入。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国家财富更加集中，贫富更加悬殊。

第二，在政治组织上具有严重的地区性、宗派性和松散性。考迪罗组织党派，但缺乏像资产阶级政党或其他政党那样的严密组织原则。考迪罗往往凭借个人魅力和声誉，组织家庭、亲戚或同一地区的地主、流氓、冒险家和其他亡命徒为核心，胁迫债役农、佃农等农民组成私人性质的地主武装。考迪罗与追随者之间，贯彻一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原则。考迪罗要求追随者们绝对服从自己。正如一位考迪罗所说：“我既不要，也不喜欢那些进行思考的大臣们。我只想要写的大臣，因为唯一能思考的是我，唯一能进行思考的也是我。在同一国家内，考迪罗彼此却视为仇敌，占地为王，称王称霸。

考迪罗一般属于保守派，有些亦属于自由派。有些考迪罗此时属于保守派，彼时属于自由派。有些考迪罗表面唱的是自由派的调子，实际上作的是保守派的事情。一位智利作者曾生动地描写道：“保守党人称自己是进步分子。自由党人坚决声明自己是一个皇家大主教徒。天主教徒对自由起誓。民主党人祈求独裁，并要维护奴隶制度”。“保守党人、红党人，自由党人，民主党人，中央统一派人，联邦党人，他们全部与独裁制度相拥抱。”可见，考迪罗结成的各种党派组织，是类似一种缺乏定见的地区、宗亲的派别组织。

第三，其统治手段具有残酷性和恐怖性。考迪罗实行统治的手段极其残酷恐怖。一般来说，考迪罗总是依恃暴力、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进行夺权，并依恃暴力来维护其政权。考迪罗统治期间，始终实行暴力加恐怖的政策。有的考迪罗建立特务组织，设立告密制度。实行“意见统计”，将反对自己的人列入黑名单，并将黑名单交给反动组织，进行镇压；或罗织各种罪名，予以流放、监禁和驱逐出境。据统计，罗萨斯从1839年至1843年期间就消灭反对派2万人以上，其中有200名是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在考迪罗统治期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常发生考迪罗之间的相互厮杀和格斗。胜者总是要把败者斩尽杀绝。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充满着暴力和一片白色恐怖。克罗在其《拉丁美洲史诗》一书中曾这样地描写阿根廷独立初期的情况：“每一个地区都在一个考迪罗统治之下，而每一个考迪罗又都是至高无上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血腥战争成为了每日的生活规律。持带着长矛、大刀和短刀的凶猛牧民，活象一群猛虎，互相残杀。被俘者则象野兽一样被割裂喉管。假若一个`考迪罗’被俘，他的头会被砍掉，置于长竿上放在最近城内示众。”

第四，在其政局上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不稳定性。考迪罗既定的夺权政策和残酷统治，一则必定要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激起无数次暴动和革命；另外又必然引起考迪罗之间争夺政权的争斗，导致政权的频繁更迭，从而引起国内政局动荡和不稳。各个考迪罗统治时间长短不一，有些只有几小时，有些几天、有些几月和几年，能统治十几年或几十年不被推翻的属于罕见现象。在墨西哥，从独立到19世纪末叶有72位执政者，其中有60个是通过考迪罗式政变上台的。多米尼加1844年宣布独立后的40年间，差不多每隔一年，即有一次暴乱发生，历次执政者和各次暴动的领导者都是将军。秘鲁从1829年至1845年更换了5位总统。委内瑞拉1830年以后的70年间，共发生50次暴动，其中有12次暴动更替了原政权。据统计，从独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拉丁美洲共和国共发生115次成功的“革命”，很明显还有更多的不成功的“暴动”。对这种现象，玻利瓦尔独立初期曾试图加以克服，但亦力不能及，为此他曾悲痛万分地说：“我确实看到确保国家稳定是不可能的”。“这一代人已无法挽救哥伦比亚和整个美洲了”。考迪罗统治拉丁美洲期间的暴动之多，政权更迭之频繁，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

对考迪罗进行客观的评价，首先必须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考察。从当时世界发展的态势来看，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正蒸蒸日上，封建主义正日落西山。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拉丁美洲新兴资产阶级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影响下，趁西班牙一葡萄牙宗主国危难之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独立运动，推翻了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充分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而经济上实力较强、政治上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迅即依恃既得权益，纠集队伍，企图填补政治真空。在缺乏政治调节的机制下，就支持考迪罗采取暴力方式，与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较量。与此同时可以看到，考迪罗是19世纪初期至70年代拉丁美洲特定条件下登上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的帮凶和刽子手，而考迪罗主义则充分反映了考迪罗刚登上拉丁美洲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性和贪婪性、统治手段的残酷性和恐怖性、组织上的涣散性和宗派性以及政局的不稳定性。可以说，考迪罗是独立后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凶残的反动军人，而考迪罗主义则是拉丁美洲政治制度史上最坏的一种制度。正因为如此，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理所当然要被人们所否定，要被人民所唾弃。

有些考迪罗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特别是那些被人们称之为“平民考迪罗”的考迪罗，他们曾作过一些好事。例如巴拉圭的弗朗西亚、海地的布瓦耶等等。他们有的没收一部分天主教会和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们耕种；有的制订发展工业、交通运输等政策，发展民族经济；有的为了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过一定斗争，如此等等。对于这些考迪罗功绩，应该予以肯定。但肯定这些，并不能由此得出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既不能“褒”亦不能“贬”的结论，更不能否定我们对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的总的评价。

拉丁美洲国家不需要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考迪罗们一出现，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就看到了考迪罗的危害性，并同其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圣马丁曾提出过这样著名的论断：“军队是一只狮子，必须把它关进笼子，直到战争爆发才能把它放出来。”而玻利瓦尔亦早就指出：“让独裁者习惯于独断专行，就必然会使人民习惯于唯命是从”，所以他主张建立一种“民权基础上”的新政体，并同派斯和桑坦德尔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与考迪罗同时代的领袖们的这些指示，人民群众对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的态度就显而易见了。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存在较短时间而逐渐开始消失，正是人民群众坚决反对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的结果。

考迪罗的出现对于刚刚独立的拉美诸国来说，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是长远来看，却是阻碍了拉美国家近代化的发展。而且拉美的考迪罗制度一直影响到20世纪拉美诸国的政治走向。

秘鲁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模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与出口部门联系的考迪罗寡头政权，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断阻挠发展模式的转换，延缓了秘鲁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而地理、种族和社会的长期分裂使得秘鲁难以凝聚改革力量推翻考迪罗寡头政治。直到1968年贝拉斯科将军上台以非常形式推翻了考迪罗寡头政权，秘鲁现代化才揭开了新的一页。由于秘鲁现代化的被考迪罗独裁统治延缓，直到20世纪末，秘鲁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低于拉美国家的平均值，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国家”。

世界经济大萧条使得原有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所取代。强调“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的庇隆主义也应运而生。庇隆的军事独裁也是拉美传统考迪罗的一种形式。由于阿根廷传统的出口集团和与之联系的外国资本实力的强大，在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出现了“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博弈”，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与农牧业出口部门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民众主义与官僚威权主义的循环抉择，阿根廷社会的“断裂”阻碍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发展。马岛战争的失败、债务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误，接二连三地打击了阿根廷。在20世纪初还是世界富裕国家的阿根廷，到20世纪末却变得相对贫困和落后了。

智利早在1833年就确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当其他主要拉美国家还处于考迪罗主义纷争之时，智利已经开始了第一轮的初级产品出口。“太平洋战争”之后，智利又迎来了“硝石时代”。智利的多党政治体制也在寻求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极端化。从1958年到1973年的15年，右、中、左三派力量轮流执政，依次历经了“民主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改良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验。1973年皮诺切特军政权开始了一个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并不断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到2012年，智利已经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成为拉美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查韦斯主张政治权力的独占化。迅速打破了由民主行动党与基督教社会党长期轮流执政的局面。查韦斯终身崇拜的偶像是玻利瓦尔，而政治集权则是玻利瓦尔所推崇的不二法则。1999年8月他授意制宪会议在制宪之前采取两项特别措施：设立“紧急司法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司法机构；宣布紧急状态，设立“紧急立法委员会”，取代原来的立法机构。同年12月查韦斯顺利制定了“玻利瓦尔宪法“。这部宪法，将1961年宪法规定的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同时大大削弱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巧妙地突破了分权制衡机制，将国家主要权力集中于总统和行政之手，实际上由查韦斯个人独占。2001年11月11日，在该法案期满前一个月，查韦斯一下子颁布了49项法律，包括石油法、土地和农村发展法、合作社特别法、银行部门改革法、渔业法、科技创新法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在执政14年内，查韦斯四次获得国会授予委任立法权，时间长达四年半之久。不少备受争议的法律都是查韦斯利用这种权力颁布的。

2007年12月举行的修宪公投被选民否决，是查韦斯执政期间唯一的一次选举和公投失败。为了争取官僚集团的支持，他改变策略，将所有由选举产生的公务员的任期都改为无限任期，第二次修宪公投终于在他的操控下反败为胜。从此以后，查韦斯就成为可以无限期连任的总统，也是权势最大的总统。他一手创建民粹主义的威权体制将委内瑞拉的民主法治逼到了悬崖边上。有学者指出：行动上，查韦斯是“乔装在21世纪的19世纪的考迪罗“。

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巴尔加斯·略萨的《公羊的节日》等。这些小说将笔触伸向国家高层权力内幕，予以大胆的揭露和鞭挞，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