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0 23:14
肮脏战争是政府在面对国内人民的罢工、社会不安、暴力或政治颠覆等行为，所做出的回应，是一场由国家所支持的战争，发动者以威胁、恐吓的手段来要求国家安定。
1955-1973年阿根廷处于军人与文人交替执政的混乱时期，一届届政府轮换，政治状况复杂，且日益两极化，经济政策缺乏应有的连续性，衰退之势显见。1973年，胡安·庇隆结束流亡回国，并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庇隆第三次执政期间，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庇隆提出的“团结、和解、复兴国家”的口号未能成为现实。1974年7月庇隆病逝后，庇隆之妻、副总统伊莎贝尔·庇隆据宪法继任总统，此时全国处于严重混乱之中，正义党内部进一步分裂，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升级，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1976年3月24日，以陆军司令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由海、陆、空三军司令组成军人执政委员会掌权。军人执政委员会全力清剿左派游击队，残酷镇压各种反政府活动，发起了由政府支持的大规模抑制活动，军事独裁的恐怖气氛弥漫全国。
军政府上台后，允诺会实现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但其首要关注的是政权的巩固，欲全力清剿左派游击队组织的活动，抑制一切对政府不利的力量。军事夺权只是其推行抑制手段的第一步，在反游击队战争的伪装下，军政府发起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肮脏战争”。军队要根除左翼暴动的一切社会基础，消灭一切反对或被疑为反对独裁政府的人。这其中包括许多中产阶级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劳工组织者，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游击队几乎没有联系。70年代末，政府支持的抑制行动已经超过了暴力活动。在挑战军政府权威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工会领导被拘捕、拷打，甚至处决。工会积极分子在最初阶段成为政府安全部队打击和强迫“失踪”的目标。在对颠覆者的战争中，独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手段，这些手段没有法律和道德界限，以镇压范围广、手段残酷为显著特征。军政府的安全部队不仅仅是要根除左派的游击队员、激进分子，更连带他们的邻里、亲戚甚至朋友，以摧毁左派分子所依附的社会、政治、家庭关系网。
军政府为了躲避国际社会对阿根廷人权状况的关注，一方面通过外交家的活动为阿政府的可耻行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采取“失踪”的策略。因为失踪既不会有公开的逮捕记录，也不会有尸体，面对受害者家人的质询，政府一味以不知情推诿。特种部队往往以失踪为掩护进行绑架、监禁、拷打或秘密处决。据幸存的受害者称，62%的绑架发生在晚上，且是在受害者的住处；24.6%是在公共的大街上，7%在工作场合，6%在学习场所。被关进监禁中心的人则要遭受严刑拷打，遭受电夹、水淹、吊脚、棍棒链子鞭打，儿童和孕妇也不例外。秘密监禁中囚犯的命运一般掌握在地区指挥官及其下属手中，除非案子重大，才会引起上层的关注。囚犯按危险程度分为“潜在危险、危险、极端危险”三类，潜在危险者经过审讯后被释放或转移到合法的监狱系统，这往往是很少一部分；后两类通常被秘密处决。
政府抑制的重要团体包括工会、学校以及媒体。军政府限制劳工运动，控制重要的工会。在学校，尤其是大学，老师和学生遭受迫害或失踪；校方教授的课程内容也被政府控制；学生纪律要求严苛，杜绝校园里的一切政治活动。对于新闻媒体，政府起初是通过审查，禁止发表任何反对政府的言论，到后来则是用抑制取代了审查。在政府的威胁之下，媒体陷入了沉默。官方19号公报明确规定：“出版任何扰乱、危害、削弱军队或安全、警察部队威望的东西都属于重罪。”带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记者或新闻人士会受到骚扰、监禁甚至谋杀，还有大量人员失踪。面对政府的恐怖压制，媒体只能出版、发布由政府提供的假消息；编造游击队恐怖分子越狱的假故事；故意夸大军队和警务部门人员的伤亡数量，为政府的罪恶行径大加掩饰，成为阿根廷“肮脏战争”的帮凶。
在军政府犯下的一系列反人权罪行背后，“秃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在提供军事情报服务和必要培训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秃鹰行动”最初是由六个拉美国家（包括智利和阿根廷）制定的，目的是镇压、绑架、转移、折磨和消灭被视为政府反对派的平民。它主要针对被视为“反动分子”的政治流亡者，但后来将目标范围扩大到国内“叛乱分子”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员。
1976年到1983年之间，阿根廷军事政府支持以暴力抵制持不同政见的人民。在这段时期，先后由魏地拉、维奥拉（Roberto Eduardo Viola）和加尔铁里所领导的军事政府需为不合法的逮捕、拷打、杀害或强迫9,000名（此值确认为已经遭到杀害的人数）到30,000名阿根廷人的消失行为负出责任，而这些罪行是秃鹰计划的一部份。文件显示阿根廷的残忍管制为当时由亨利·基辛格、杰拉尔德·福特所领导的美国国家部门所知。
在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事政变发生后不久，基辛格曾会见了阿根廷军事政府的高级官员。据已公开资料显示，在一次和军事政府外交员对谈时，基辛格甚至说了句“我们想让你们成功”。而对于其在“肮脏战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基辛格一直矢口否认。不过，亦有美国一些官员在支持阿根廷受难者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曾向阿根廷独裁军事政府施压，要求释放某些人。卡特政府在阿根廷政变9个月后成立，他们把人权问题作为对外政策和对阿根廷实施经济封锁的重要理由。
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政府屡易总统。到1983年1月，阿政府财政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通货膨胀率高达310%，外债更是激增至435亿美元。1982年马岛战争的战败给了衰落的军政府致命一击，各界人民要求恢复宪政的呼声高涨。军政府不得已于1983年10月举行民选，激进公民联盟领袖劳尔·里卡多·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当选总统，结束了军政府长达七年的独裁统治。
在阿根廷，关于肮脏战争的特赦令一直有所争议（特赦令成为法律是在民主条例恢复后）。1984年时在阿方辛总统任期内（1983年－1989年），政府用特赦令开始审判在军事政府里的首席军事领导者，但特赦一直不得人心。到了2005年6月，阿根廷最高法庭废除了被称做句号法（Ley de Punto Final）、应得权威法的特赦令，开启了起诉前军事政府官员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