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回到上海，与郑天保一起在上海交通职工子女学校任教。

1934年回马来西亚加影华侨中学复任校长。秋 ，到日本东京明治大学高等新闻研究科当研究生。毕业后回上海工作。

1937年3月，回马来西亚加影中学任校长，与党领导的“华侨抗敌后援会”密切联系，发动广大华侨爱国人士以人力、物力援助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特别是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及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以后成立的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及宋庆龄主办的儿童福利会等。

1938年介绍加影中学老师温士奇、廖经天到陕北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工作。

1939年8月以特派代表身份回梅县调查抗日救亡运动情况。

1940年被英国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以“中共”罪名驱逐出境，回到香港与廖承志、连贯一起进行统战工作。

1942年香港沦陷后，党派胡一声带领黄药眠 、李伯球回东江抗日根据地，并营救邹韬奋 、柳亚子父女等从香港安全转移至梅县。

1944年秋， 受党的委派回梅县。是年，民盟南方总支部成立，胡一声任宣传部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一声奉中共南方局统战部长连贯电召回香港搞统战工作。

1946年3月回到广州建立民盟广东省委员会，被选为主任委员。

1947年初再次回到马来西亚。

1948年6月遭马来西亚政府驱逐出境，回广州参与民盟南方总支部及广东省支部工作。

1949年3月，奉周恩来电召回到北平，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后被选为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兼师大附中校长。同时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教育工作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任中央土改团第五分团副团长到广东土改。

1955年秋，调回广东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港澳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校长 ， 并筹备复办暨南大学。

1957年整风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1959年，回暨南大学任教，担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1982年12月，胡一声的革命历史经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确认，同意恢复他从1926-1948年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9月算起，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1926年6月加入共青团时算起。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离休。

1990年3月19日，胡一声病逝于广州。

胡一声与郑天保回到家乡，共同参与创办梅南中学，建立了中共梅南区支部，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并在梅县区、丰顺县两区县党组织联合领导下，组织农民武装，举行秋收起义，在梅南九龙嶂凹头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郑天保任团长，并与古大存、郑天保等一起建立起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后来，胡一声避走南洋。他先在印尼，旋即到新加坡，一度出任培华学校校长，后在吉隆坡创办“加影华侨中学”。6年后又赴日留学，在东京明治大学新闻研究学系攻读，毕业后，回上海。向华侨筹集资金，组织上海“引擎出版社”，任社长，出版《现世界》(半月刊)和各种宣传抗日救国的书刊。

后来《现世界》刊物遭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发行，而后他又重返马来亚，出任加影华侨中学校长。他以学校为阵地，团结海外华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动广大爱国华侨以人力、物力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及东江人民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因而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国民政府的高度赞扬。

毛泽东曾亲笔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写校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国民政府的林森、于右任、邵力子、李宗仁、李济深等以及著名爱国人士郭沫若等也为该校题词。

民国29年(1940)10月，胡一声被马来亚政府当局驱逐出境，回到香港。他与乔冠华等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他出任主编。次年12月，香港沦陷。其时有一大批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逃亡到香港的党内外知名人士，其中有邹韬奋、柳亚子等，他们滞留在香港，在“虎口”中处境十分危急。中共中央指示东江游击队对滞留在港的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要全力进行抢救。胡一声在廖承志、连贯等人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老隆至兴梅转大埔、闽西这一线的接送工作，常驻梅县，先后安排接送了柳亚子父子和邓文钊、邹韬奋等人。

民国32年(1943)起，胡一声先后在韶关、梅州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主编出版《新建设月刊》等报刊。他还协助中国民主同盟建立南方组织，组成民盟东南总支部(亦是后来民盟南方总支部前身)，并出任宣传部长。为打开广州民主运动局面，抗战胜利后，他由中共广东省委特派，与李章达等人在广州建立民盟广东省委，被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他又受中共南方分局委派，再次重返新加坡、马来亚，任务是开展海外统一战线工作，推进华侨爱国民主运动，支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并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被选为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民国37年(1948)6月，胡一声再次回到香港，主持“香港南方论坛社”工作。次年3月初，他回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尔后历任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还参与民盟的组织领导工作，多次被选为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同时任北师大附中校长职。

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蒙受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8年，他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出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直至1983年离休时止。

1990年3月19日，胡一声在广州病逝，终年86岁。

胡壬喜（1857—1905）出身贫苦，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年幼时在村中读过几年私塾，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这对他日后外出创业产生了影响。胡壬喜22岁时，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梅县长沙澄坑刘屋的一位女子。婚后夫妻恩爱，妻子在家耕田料理家务，胡做工又兼做小生意。当时他看到回家乡的番客衣着光鲜，非常羡慕，还听人说在南洋做工赚钱多，生活比家乡好，为此他产生到南洋做工的念头，常向家里人提及此事。23岁（1880年）那年秋天，因家庭生活困难及其他原因，他跟随本地一位朱姓水客，从梅南官塘圩乘船沿梅江而下至汕头港，然后由汕头乘轮船到南非伊丽莎白港做工。

出洋期间，还发生了几件趣事。据传，胡壬喜此前在家时因赌博欠人的钱，债主们到他家讨债，他母亲跟讨债人讲好话，安慰讨债人说，我儿子过番后发了财一定会还给你们。果然，几年后胡壬喜从侨居地南非托人带回一大笔钱，他母亲把他在家时欠人的赌债连本带息奉还。债主们都称赞胡壬喜讲信用。还有他出南非时，因为海轮出海时间未到，在汕头住了几天。有一天下午，他路过一个相命铺，请相命先生为自己相命。相命先生说：“你过番能发大财，但是寿年不上五十岁。”胡壬喜听后心中不悦。相命先生看到胡壬喜不高兴，马上转口说，现在是下午时分，看相的准确率较低，叫他明天早上再来。第二天一早，胡壬喜来到相命先生那里。相命先生说，你日后会发财是肯定的，寿年也有七七。这时，胡壬喜很高兴。他躇躇满志，怀着“发大财”的理想，有寿年有七十七的美好前景，登上海轮前往南非。也许是相命先生“七七”的激励，经过他的努力，他在侨居地南非真的发了大财，但他只享寿49岁，也验证了相命先生“七七四十九”的预言。至今村里人还流传着胡壬喜与“七七四十九”的故事。

南非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最南部，现有人口约5000万，华人约30多万。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早在1660年，就有一位名叫万寿的华人移居到南非。南非原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后来被英国人夺取，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地方工业和地方建设，通过多种方法在世界各地招募工人，这其中就有不少华人，被招募到南非的华人一开始绝大多数在金矿工作。据合约，胡壬喜由家乡到南非的食宿及船票等费用，先由水客垫付，水客还会帮他在侨居地找工做，日后他逐月领取工资归还水客。

到达南非后，胡壬喜在此无亲无故，只能艰苦打拼，事业上经受了无数的辛酸。朱姓水客介绍他在伊丽莎白港的一家经营油盐米等生活日用品的杂货店做伙计。开始一年，他无钱寄往家中，原因是店家给他的工资少，还要还钱给水客。古语说，做了他人的活，学会自己手。他读过几年私塾，聪明能干，人缘好，且有语言天赋，不久就学会了本地话。那时南非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也略懂英语，可以和英国人打交道。诚实肯干的他赢得了店铺老板的好感，工资逐年增加，在一年间就还清了欠水客的钱，还能托水客寄钱给家乡的母亲和妻子。第三年的端午节前他托朱姓水客交钱给家里，水客把胡壬喜在伊丽莎白港的生活情况告知其母亲和妻子，家里人知道胡壬喜在南非谋生有所上进而感到高兴。

在南非，胡壬喜从做店员（伙计）开始，然后租店做“亚弄” 生意，再租店做小百货，赚到钱后，买店做综合百货。1883年他独自经营一间店，店中有5个伙计，经营的是日用杂货，因他诚信经商而生意兴隆。1885年，胡壬喜回家乡过春节，伊丽莎白港店中的的生意交由伙计们料理。那时他穿着时髦，乡亲们叫他“番客”。他是个大方慷慨的人，给长辈好友发红包，人们因此改变了对他的印象。

1886年10月，胡壬喜的妻子刘氏生一男孩。这年春节他回家看到了儿子，家人为他的儿子取名胡锦华，号秀文（1886—1932）。此后，因妻儿在家乡，他每二至三年就在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春节的时候回家乡一次。据族谱记载，胡秀文是胡壬喜的独子，在家乡耕田种地，养母教子。胡秀文从小在家乡跟随母亲生活，因家中经济殷实，其父母望子成龙，希望他能考上秀才。他也不负父母期望，在本村的私塾读书，因知书识理而受到人们的尊重。胡壬喜还是个热心人，在南非因人脉广而认识了很多家乡人，他每次回家乡时受委托携带财物，有很多华侨家属都会到他家取钱取物，他会把侨居地华侨的情况向家属们转述，为人处世得到华侨们的好评。

1887年胡壬喜的生意扩展到5家店面，1888年后，开始给伙计们增加工资，改善其生活待遇。为此，许多华人都争着来他的店做伙计。因待遇好而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到他店做伙计，为此他的店招工容易，伙计素质高，生意越做越旺。那时胡壬喜行了“地运”，他做生意的地方逐年繁华。伊丽莎白港是个港口城市，濒临印度洋的西南侧，是南非主要海港之一。那时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南非，开发当地的金矿和钻石，正需要大量的劳工，外来人口的剧增使伊丽莎白港也逐渐繁华起来。

胡壬喜是个有管理才能的人，善用同乡人管理他的企业，他的为人处事受到当地华人的好评。胡壬喜到伊丽莎白港的第10年，他在店中立下规矩，给上门的华人（中国人）给50英镑，作为来他店时的路费，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旺，找上门寻求生活的华人增多，胡壬喜一律给他们每人100英镑路费，还帮助患病的华人就医。为此，胡壬喜“大善大爱”的名声大噪，深得当地华人的赞誉。他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店面逐年扩展，分店逐年增多。

村中老人讲，胡壬喜发财后，自己家里还没做房屋之前，已有两个伙计分别在自己家乡做了大屋。一个是同村李氏，罗田上村陂角人，他在胡壬喜店中做伙计，负责店内货物的采购。李氏根据市场的需求采购商品，经常采购便宜的物品，这些物品成为店中的畅销商品，为此，他店内的生意很好。胡壬喜奖励了一大钱给李氏，李氏把钱送回家乡做屋，此屋名叫“源清庐”，比“绍安庐”还要大。

另一个则是西阳镇卢姓人。1889年冬的一个早晨，胡壬喜打开店门，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他马上把这个人扶起，叫来伙计，把这个人救醒。问他原因，他说一个月前他们十多个人跟随水客从梅县到这里，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而颠沛流离。后来听一个人说，这里有一个姓胡的梅县人很热心帮助有困难的华人，他一路打听才寻到这里。由于两天没吃饭了，加上又患胃病，来到这里后就晕倒了。胡壬喜马上叫伙计把这个人送医院治疗，三天后出院，又把这个人安置在店里。同时他了解此人是西阳卢姓人，因家境贫苦，自幼随父亲习武，功夫不错。鉴于当时南非土人多且野蛮，经常来店中闹事，于是他安排卢姓人做保安。有一次，有十多个土人在店中闹事，在劝解无效的情况下，卢氏只得出手与土人打斗，此时他的功夫都用上了，打得滋事者四处逃窜，不敢再到店中闹事了。随着生意的扩展，店铺的增多，他叫卢氏组织了有十多人的保安队，负责保护整条街的生意安全。由于卢氏对他的生意帮助很大，他奖励卢氏3万银元，叫他把钱送回家乡梅县西阳建房。

从上述事例可说明，胡壬喜不单是个心地慈善的人，还是个优秀的管理人才，他手下的伙计们为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胡壬喜40岁后在伊丽莎白港买下约二十间店铺，约有百人为他打工。经过他多年的努力奋斗，拥有大量财产，其资产难以估算，被当地人称为“胡伯一条街”，成为当地一大富豪。

胡壬喜49岁那年染上沉疴，他在病逝之前自知大限将到，通知远在家乡的19岁儿子胡秀文到他店中，并嘱咐儿子把南非的部分财产带回家里。1905年秋，胡壬喜病逝，胡秀文把父亲的丧事处理完后，把他的部分财产带回家中。伊丽莎白港留下的全部店铺财产和事务则由宗亲胡锦星（秀山）料理，依合约每年的赢利分红，在春节前寄给在家乡的胡秀文，合约还注明待胡秀文的儿子长大后接管胡壬喜的财产。

1922年，胡壬喜的第二个孙儿胡季庭到伊丽莎白港接管祖父 “胡伯一条街”的店铺，但因诸多原因始终无法接管。据说，胡季庭不会讲本地话，语言不通，他只好另立炉灶，在伊丽莎白港内金必利的地方开了间亚弄店（杂货店）谋生。古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初“胡伯一条街”是当地生意最好的地段，1922年后随着城市的扩展，此地街道的店铺逐年冷落。“胡伯一条街”位于伊丽莎白港最古老的街道邓肯街附近，100年前的“胡伯一条街”已成为历史，现在已被现代化的大街和高楼大厦掩盖了。胡壬喜在南非还有后裔，孙儿胡季庭生了一男四女，后裔分布在南非、美国等地。

“胡伯一条街”的数间店铺有赢利分红，每年分红寄回给家乡的胡秀文，但后来一年比一年少，胡秀文及家人收取的分红至1933年停止，据说因生意亏本。1935年，胡壬喜的第三个孙儿胡显庭出面，要求胡秀山回香港谈判胡壬喜在南非的财产事宜，把“胡伯一条街”的固定资产分给胡壬喜的后裔。不久胡显庭收到一笔由南非转来的胡壬喜的财产，此款除用于胡壬喜第五个孙儿结婚外，其余平均分给绍安庐的八户人家。而在南非的商业归胡秀山所有。

话说胡秀文1905年秋料理完父亲胡壬喜的丧事后，将父亲留下的钱财和货物装满整整三条大木船带回家乡。胡秀文一度成为民国初年梅县的首富。胡秀文遵照父亲的遗嘱在家乡做了两件事，一是建造绍安庐，二是为社会做善事。绍安庐始建于1905年，耗资4万余银元，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建成。胡秀文的母亲刘氏是个女强人，以精明能干而出名。在建造“绍安庐”时，她为建屋地基的事，舌战官府县太爷，和解周围群众，此事流传至今。

胡秀文受父亲的影响，同情穷人，帮助穷人。他在家中定下规矩，凡有乞食者到来，要给每人一块大洋，如遇上吃饭时间，还要给他们饭吃。他还捐资协助国学家古直在家乡创办龙文公学。胡秀文捐钱做善事被当地百姓称为“胡大善人”。

1918年，胡秀文带头集资800银元在梅县城内的凤尾阁买下一座民居，定名为“安定书室”。“安定书室”供族人在梅城读书住宿和办事时歇宿。据地方史志记载：“安定书室”在革命斗争时期成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安定书室”在上世纪90年代被梅县人民政府列入革命遗址名录。1927年冬，梅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他的义子胡一声便向胡秀文提出了建立秘密交通站的想法。胡秀文欣然答应，就在自己侧屋开了间水货店，自己出资，由其三子胡显庭做老板，实际是交通站站长。1929年初冬，九龙嶂根据地接到上级命令，短期内要筹集1000银元军费送上井冈山。组织上经过周密研究后，决定请出胡秀文帮助护送。为此胡秀文参加了护送银圆的任务。1928年冬，九龙嶂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人士生活艰苦，缺粮食、缺药品，胡秀文送粮食、送药品帮助革命人士渡过难关。

“绍安庐”孕育了许多优秀人才。胡秀文21岁结婚，妻子熊氏是梅县程江镇长滩人，生六男五女，又认养一子。现绍安庐后裔人口约二百人，分布在国内及美国、南非、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这些人中有医学博士、专家、教授、企业家。在家后裔主要在文教、卫生等部门工作。

胡秀文的义子胡一声（1905—1990），出生在罗田上村一个穷苦人家里，从小失去父亲，孤儿寡母，十分可怜，胡秀文便把他收为养子，照顾他生活，资助他读书。胡一声于1926年在中山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有“粤东井冈山”之称的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华侨教育家，著有《各国教育特辑》《论儿童的养护教育》《早期华侨艰苦奋斗历程》，曾任北师大附中校长、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

目前“绍安庐”整体保存完好，历史人文资源丰富，现在建成“胡一声革命陈列馆”， 2021年6月29日举行开馆仪式，已成为集客古家民居文化、华侨文化、红色文化为一体的旅游景点，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胡一声生前著述甚丰，有《各国教育特辑》、《论儿童的养护教育》、《早期华侨艰苦奋斗的历程》等论著，还写有一大批回忆录、文章和诗词。他自撰了《胡一声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