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惠济河自中牟经祥符、陈留、杞县、睢州、柘城、鹿邑，入亳州之怀家溜，然后抵达淮河，杞县以下淤阻尤甚，水患易发；发源于通许青冈的涡河，至陈州被称为燕城河，受铁里河、七里河、旧黄河诸水，亦经柘城、鹿邑、入亳州之安家溜，以达淮河，下游淤阻严重，一旦水量过大，就会冲溃堤坝，使鹿邑以上河道出现很多缺口，河水四溢，引发水灾。

胡宝瑔在勘查了这些河流的水量、流向、河道深浅及周围环境之后，找出了导致水患的重要原因。为了防范水灾的发生或者将水患带来的不良后果降到最低，胡宝瑔派出大量民工对河道进行疏通，拓宽拓深，并对河道的宽度和深度都做了规定。

胡宝瑔对于沟渠的作用也十分重视，他曾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开豫省田沟路沟疏》中说道：“臣查豫省地势，在诸省中最为平衍，其恃以宣洩者，沟渠之功，实与河道相为表里”，认为沟渠具有宣泄河水的功用，与河道相辅相成，所以应当“随时讲求，不可暂废”。实际上，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河工告竣之后，胡宝瑔即已“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数十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

同时，胡宝瑔还要求在驿路通衢两旁开浚沟渠，以方便泄水，“其路沟，除驿路加挑外，凡商旅通行之路，亦一律开沟种树”。种植树木亦可以起到加固路基的作用，防止道路被水冲溃。胡宝瑔还督促各州县“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浚加深”，“并令专司水利道厅等员，俱来督率”，他自己和两司大臣们也在“巡查各属时随处查勘”，以督促河水工程的顺利完工，保证沟渠畅通，防止水灾发生。

修浚田沟实为农田之利，老百姓对此十分清楚，不过“因勤惰不一，众力难齐，不无捍格”，沟渠的正常维护不能得到保证。胡宝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采取多项措施加大管理力度。为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采取“各就地出夫”的办法，则“贫富自均，而就役亦便”，这样老百姓属于各挖田头沟，因此极大地提高了积极性。胡宝瑔下令各地官员严加督促和管理，并“令渠长地保管理，不经胥吏之手”。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减少水患的发生，老百姓的农田也便于灌溉，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乾隆皇帝对这种做法和取得的成绩大为赞赏，下令向其他地方推广。直隶总督方观承遵旨实行，下令“诸州县以工代赈，修堤埝，浚减河，筑叠道，凡三十二州县。”第二年，即工程完毕，他上疏报喜，奏曰：“漳，漆、滏、洺诸水疏通”，“使沥水有归，农田杜患。”事实证明，胡宝瑔疏通河道、开设沟渠，并调动老百姓积极性的防水抗灾，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自古治水无非两条，有疏有堵，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告诉人们，治水要疏堵结合。因此，胡宝瑔也将此纳入防范水灾的工程中。而他早在短暂的江西巡抚任上（1762）时，就提出了《更定江西修堤力役之法》，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许可。此法称：“凡修筑土堤，阖邑共摊，夫从粮征，听官按堤摊分，募夫修筑”。

他在上皇帝疏中说道：“丰城堤工最要，石堤官修，土堤民修，向设里夫，行之最久”，但因“黠者避役，贫者误工”，不能保证堤坝的维修，应该“改为折征”，“按田均堤，附漕粮征收”，这样一来，“有田始有粮，有粮始有夫，圩长无从侵冒，工程乃可永固”。百姓不会为修堤所累，也不会受地方管理者压制，可以有较高的积极性参与修堤，既可以保证修堤工程按时完成，也能保证工程质量。乾隆帝下令一切皆如胡宝瑔所请。

乾隆二十二年（1762）黄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诸州县受灾，胡宝瑔被调到河南治水。胡宝瑔到河南后，迅速前往受灾地区，探明了水患之源同安徽巡抚高晋协商，联名上疏，“奏请兴挑”。同年七月，乾隆亲自核准了胡宝瑔等人的建议，并谕令“如议速行”，在次年“雨行前毕工”。在胡宝瑔的策划主持下，河南各府县的支河工程于当年八月开工。由于措施得力，民众齐心，仅数月之间，原办续办各工程迅速告竣，共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

乾隆二十三年（1763）秋，胡宝瑔又做了两件事：一是于永城建“万岁亭”，亭内立《中州治河碑》。请乾隆皇帝亲撰碑文，详记此次治河之始末。二是将河南此次治理的西起密县、东至永城、北自黄河、南达新蔡的方圆五万多平方公里，大小六十七道沟河，标明其长、宽、深及位置流向，合绘一图，刊刻《水利图碑》。胡宝瑔亲撰碑文，除极力为乾隆歌功颂德之外，还说明刊刻《水利图碑》的缘由和目的，在于以后“各邑遇修治之时”，“临时详考于善后为便”。

“万岁亭”、《中州治河碑》和《水利图碑》，原来均立在巴沟南岸，永城县城西关三里道口村。现在“万岁亭”和《中州治河碑》已毁。仅《水利图碑》现存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全碑高88厘米，宽162厘米，厚20厘米，碑体基本完好。清代大规模河道治理工程，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的治理，是广大受灾人民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的一次壮举，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力量。胡宝瑔就是其中的领头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后来治理淮河、兴修水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乾隆二十七年（1767），胡宝瑔生病，屡次治疗，无有好转，因此上奏皇帝请求解任，回松江府养老。可是，乾隆帝不准，下谕旨说：“此奏甚非朕之所望，安心静摄，以慰廑念。”并派御医不远千里来到河南为胡宝瑔诊治。可是，胡宝瑔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8），胡宝瑔病逝在河南巡抚任上。乾隆皇帝很是难过，特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恪靖。

《清史稿》论曰：“恕论救灾，宝瑔善行水，皆以民事为急”。

胡宝瑔，字泰舒，江南歙县人。父廷对，尝官娄县训导，因居青浦。宝瑔，雍正元年举人。乾隆二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六年，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以宝瑔从。八年，迁侍读，考选福建道御史。是岁直隶旱，上命治赈。宝瑔疏言：“直隶被旱，民多流亡，请敕总督宣示上意，使民静以待赈。流民原归耕而无力得归者，资送还里，俾及时艺麦，於来岁民食有益。”九年，上命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诸省营伍，宝瑔疏言：“营伍积玩，器械坚脆，粮马盈亏，各处不一。势必闻风修整买补，不肖营员或藉端苛派，或坐扣月粮，请敕督抚提镇严饬查察。”十年，山东、江南水灾。宝瑔疏言：“方冬水涸，应劝谕农民引流赴壑，俾田不久浸，以便春耕，尤当预防蝻子。”诸疏皆议行。十一年，转户科给事中，迁顺天府府丞。大学士傅恒视师金川，以宝瑔从。授府尹，历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兼府尹如故。河南民傅毓俊告张天重谋逆，遣宝瑔按治，毓俊服诬，论如律。

十七年，署山西巡抚，十八年，实授。抚饥民，理冤狱，劾贪吏，整关隘堤防，诸政并举。寻调湖南。十九年，奏言：“郴、桂二州铜铅矿委员董理，一年而代。矿为弊薮，代者必数月乃能明察。此数月中，欺蒙隐漏，已自不少。请仿台湾、琼州例，令新旧协办数月。”得旨允行。

二十年，调江西。二十一年，疏言：“广信铜塘山勘明无可垦之地，无可用之材，无可煎之矿，请永行封禁。”二十二年，疏言：“丰城堤工最要，石堤官修，土堤民修，向设里夫，行之已久。黠者避役，贫者误工，复改为折徵。请按田均堤，附漕粮徵收。有田始有粮，有粮始有夫。圩长无从侵冒，工程乃可永固。”均如所请行。

复调河南。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诸州县多积水。上遣侍郎裘曰修会诸省督抚疏治。宝瑔与曰修会勘，疏言：“河南干河有四：贾鲁、惠济、涡河、巴沟。巴沟在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今拟疏濬加宽深，以最低处为率。惠济上游在中牟、祥符诸县，下游在柘城、鹿邑诸县，今亦拟加宽深，以六七丈为率。贾鲁自中牟以下有惠济分流，自朱仙镇以下，截沙湾，塞决口，拓旧堤。涡河自通许青冈为燕城河，上游应加宽，下游应加深。鹿邑以下本已宽深，当增筑月堤。支河应濬者，商丘北沙、洪沟二河为支中之干，馀大小支河，分要工、次工、缓工，次第兴修。”二十三年，上谕曰：“河南灾区积困，宝瑔不辞劳瘁，能体朕意，尽力调剂，以苏穷民，甚可嘉也！”寻加太子少傅。诸工皆竟，上御制中州治河碑，褒宝瑔、曰修，语并见曰修传。

二十五年，疏言：“河北诸水，卫河为大。雍正间，河督嵇曾筠於汲、淇、濬、汤阴、内黄诸县建草坝二十六，今已渐次淤垫。臣相度疏筑，俾一律深通。请定为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上可其奏。是冬，调江西。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复调还河南。疏言：“贾鲁、惠济二河在中牟境内，逼近杨桥。贾鲁受黄水南徙，至祥符时家冈仍入故道，今已成河。当将分者截之使合，浅者疏之使深，两岸多挑渠港，增筑堤堰，自成河道。惠济自两闸至冈头桥已淤断，而冈头桥至十里坡贾鲁河不过四五里。即於十里坡建滚水坝，导由冈头桥入惠济，以分贾鲁之势，而惠济亦复故道。”上褒为事半功倍。

二十七年，宝瑔疾作，请解任。上谕曰：“此奏甚非朕之所望，安心静摄，以慰廑念。”遣医驰驿诊视。疏言：“沟渠与河道相为表里，臣於二十三年河工告竣，即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十数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驿路通衢，并就道傍开濬，虽道里绵亘，而分户承挑，民易为力。自是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濬宽深。”上深嘉之，并令直隶总督方观承仿行。二十八年，卒，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恪靖。遗疏请入籍青浦，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