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8岁）夏，初中毕业，胡焜在温州城内租了一间房，与同乡同学林国廷、连珍一起温习功课，准备报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高中部，因学校当局认为胡焜等三同学有“赤色分子嫌疑”，决定不准报考本校高中，经刘晓初先生密告和资助，胡焜与林国廷、连珍一同离开温州，赴上海，考取了上海市立敬业中学高中部。胡焜在上海读书，由其三哥胡志龙资助。胡志龙是由张云雷先生介绍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其后在国民政府工作。不久，三哥失业，胡焜又失学返乡，一边温习功课，一边到母校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参加学潮。

1932年（19岁）7月，到北平，考取了北平私立冯庸大学政治系。因借用同乡胡志骥高中毕业证书，其学名改为胡志骤，入学后，乘校务湿乱，又将学名改为胡焜。8月，经同学叶克东介绍，胡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冯庸大学，胡焜组织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为免缴学费，组织学生向冯庸请愿；阻挠冯庸攻打热河；担任护校学生会主席。

1933年（20岁）年初，因组织学生请愿，冯庸下令关押胡焜，胡焜按叶克东、刘瑞林的决定到南京马国林同学家暂避；6月，又返北平。7月，热河失守后，冯庸大学并入北平国立东北大学；8月，胡焜转考到东北大学经济系。

1935年（22岁）胡焜成为东北大学的学生领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担任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常委、东北大学出席北平市学联的代表、平津学联筹委会常委。12月11日凌晨，胡焜与东北大学同学董学礼等人被捕。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1936年（23岁）2月23日凌晨，胡焜在东北大学与王振乾等被捕，经中国共产党积极营救和张学良的帮助，胡焜等同学于3月26日被释放。这是胡焜第二次被捕。7月，胡焜从东北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受党组织派遣，赴兰州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公开身份是记者。10月，胡焜到西安，担任“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宣传部部长；不久又以“东救”代表身份参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工作，并任“西救”宣传部副部长。12月8日夜，经宋黎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日，任西安”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游行队伍总指挥，率万名学生、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路上得到张学良满意答复后返回。16日，”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二将军救亡主张民众大会“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胡焜任大会执行主席，杨明轩致开幕词，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在会上发表讲话。

1937年（24岁）1月30日，由于西安救亡组织蜂起，”西救“组织管理不过来，另成立了“西京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市救”），统管西安市救亡团体。胡焜任主席，李连璧任副主席。3月，西安革命形势恶化，胡焜党员身份暴露，被迫撤离西安，由徐彬如为其办理组织手续后赴延安，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延安抗大“）学习，任4大队总分支委员、12队救亡室（原列宁室）主任。入”延安抗大“后，胡焜改名胡开明。9月，由于抗战需要，胡开明任4大队（也叫白区学生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率队跟随聂荣臻部队赴山西五台地区，参加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1月，胡开明任中共山西五台县窑头区委书记。中共晋东北特委成立后，胡开明又任中共晋东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晋东北特委不久改为晋察冀二地委）。

1938年（25岁）4月，胡开明由晋东北调河北省平山县，任中共晋察冀北岳区第四特别区委员会（即后来的四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40年（27岁）10月17日，胡开明与李克林结婚。批准人是刘澜涛。

1944年（31岁）8月，胡开明任中共晋察冀第四地方委员会常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1945年（32岁）5月，胡开明调任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副社长，社长是胡锡奎。日本投降后，晋察冀新华总分社迁入张家口，他又兼任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和“两社”的机关党委书记。“两社”总编辑是邓拓。胡开明负责分管”两社“的人事、党总支工作，兼管记者科和向新华总社的发稿工作。

1947年（34岁）5月，胡开明率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团到阜平王快区参加土改”复查“工作。7月胡开明调任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但末到职。8至9月，胡开明以冀热察区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9月底，再次出任四地委副书记。在这里，胡开明领导创办了《土改通讯》指导基层土改工作。11月，胡开明起草了《关于土改工作”搬石头“问题的调查材料》，上报中央工委刘少奇。12月，刘少奇、朱德召集土改工作汇报会。在这次汇报会上，胡开明关于土改工作要纠”左“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肯定。

1948年（35岁）秋，胡开明参加土改工作结束，被任命为中共北岳区委宣传部部长，接替周小舟的工作。12月，张家口解放，胡开明随华北野战军入城，北岳区党委、冀热察区党委机关搬到张家口，合并成立察哈尔省委，胡开明任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

1949年（36岁）9月，胡开明出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团省委第一书记。

1950年（37岁）7月1日，胡开明兼任察哈尔省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2月22日，胡开明又兼任察哈尔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1年（38岁）7月21日，胡开明兼任国家体委察哈尔省分会主席。11月25日，胡开明兼任察哈尔省委整风委员会副主任。12月24日，察哈尔省文教委成立，胡开明兼任副主任。

1952年（39岁）12月，察哈尔省撤销，张家口市划归河北省管辖。胡开明留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

1953年（40岁）l月，胡开明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6月，胡开明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工业部部长；9月，任省委常委。

1955年（42岁）1月，河北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保定召开，胡开明被选为副主席。2月，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保定举行，胡开明在会上被选为副省长（仍是省委常委）。3月，兼任河北省工业办公室主任。

1956年（43岁）秋，胡开明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9月15至27日，胡开明被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监票人。

1958年（45岁）

1月24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建立总党组，胡开明任总党组副书记，主持总党组的日常工作，负责召集总党组会议。5月，改任河北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12月，兼任河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59年（46岁）9月，胡开明向省委提出辞去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受省委委派，带领工作组到张家口指导整风反右倾工作。12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胡开明出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仍为省委常委。1961年5月，张家口市委改为地委后，遂改任地委第一书记，仍为省委常委。

1960年（47岁）2月17日，河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省会天津举行，会议正式批准了胡开明辞去副省长职务的请求。5月10日，周恩来签发任命书，任命胡开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张家口军分区政治委员。

1962年（49岁）8月8日，胡开明致信毛泽东，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18日，胡开明又致信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胡开明任省委常委、城市工作部部长。9月，胡开明开始遭到河北省委批判。

1964年（51岁）11月，被迫化名胡焜到唐山地区卢龙、抚宁县搞四清。10月3日，河北省委工作组在张家口怀安召开2000人大会，对胡开明进行批判，给他扣上“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阴谋集团”等帽子。11月，胡开明被派到唐山农村任社会主义教育（“四清”）工作队队员，化名胡焜。

1970年（57岁）胡开明在张家口沙岭子大北滩“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接受批判。

1972年（59岁）10月，胡开明到天津汉沽农场劳动并接受专案组的继续审查。

1975年（62岁）5月23日，河北省委上报中央给胡开明“党内严重警”处分。年底，胡开明接受审查完毕，转到沧州地区青县大盘古村蹲点劳动。

1977年（64岁）6月，胡开明到河北省委党校学习，学期三个月。学习结束，由于在学习班上发表了批判“两个凡是”言论，并对于党的十一大公报中“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说法提出质疑，因此，被分配到沧州地区下辖的沧州市（县级）任最末一个（第八）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65岁）6月初，河北省委又通知胡开明到河北工学院（在天津）任院长（未到任）。7月，胡开明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9年（66岁）l月，胡开明当选为安徽省第五届人大代表。2月，胡开明作为特邀代表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2月，胡开明不再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仍为省委常委。

1980年（67岁）2月12日，安徽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任命胡开明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兼）。7月13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了“关于给胡开明、葛启、张何明、解峰等同志平反的决定”。9月，胡开明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年，胡开明当选为安徽省老年人体协名誉主席。

1981年（68岁）10月9日，中共张家口地委作出了“关于为胡、葛、解冤案问题的平反决定”。该决定为在张家口长达20年的“胡、葛、解”冤案进行了彻底平反，并全面总结了产生这一冤案的历史背景、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肃清了“左”倾路线的流毒。

1983年（70岁）2月，胡开明任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4月，胡开明当选为中国老年人体协委员。同月，4月27日，安徽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胡开明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71岁）2月，调任中共河北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仍留在安徽省参加“整党”。8月，胡开明被聘请为河北省老年人体协名誉主席。12月，胡开明以中国安徽老年长跑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参加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世界第十七届老年长跑锦标赛。

1985年（72岁）l月，胡开明到任中共河北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兼中共河北省党史委员会主任。春，胡开明接受彭真、聂荣臻、刘澜涛等同志的委托，担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的主编。

1987年（74岁）4月30日，胡开明任中共河北省委党史委员会名誉主任。

1988年（75岁）8月，胡开明被聘为中国老年人体协顾问。

1990年（77岁）胡开明与冯征、王明哲任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面世，历时6年时间。

1991年（78岁）7月1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河北卷上、下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胡开明担任这部书的顾问。

1993年（80岁）7月7日，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通知胡开明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11月4日至6日，胡开明出席了中国老年人体协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又一次当选为中国老年体协顾问。

1994年（81岁）7月1日，胡开明被聘为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

1995年（82岁）10月1日，胡开明因多种疾病住进医院，与病魔开始了顽强的斗争。

1997年（84岁）4月12日，胡开明在河北石家庄病逝，享年84岁。按照生前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张家口，永远和与他生活、战斗过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在一起；一部分撒在浙江乐清雁荡山，永远与他无限热爱的家乡人民在一起。

1929年在温州中学参加反帝大同盟，从事爱国活动。

1935年在北平国立东北大学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担任东大学生救亡会常委，北平学联代表。

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他是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部长、西北抗日敌后救援会副主席、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京（安）市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

西安事变前夕，他作为总指挥，率领万名学生、市民从西安出发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直接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7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到晋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任晋东北特委秘书长。

1938年任中共晋察冀四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和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

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中共河北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常务副省长、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等职。

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安徽省第五届人大常务副主任，中共安徽省顾委副主任，中共河北省顾委筹备组副组长。

中共八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因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4月12日14时57分在石家庄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河北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胡开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4月12日14时57分逝世在石家庄。

胡开明同志逝世后，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及他工作过的省、地、市、县纷纷发来唁电、信函悼念胡开明同志。有的老战友，如张承先（原教育部党组书记）、刘杰（原河南省委书记、一机部部长）、严镜波（原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等同志，不顾年事已高，专程从北京驱车赶往石家庄到家中看望亲属，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领导都到家中看望。

送花圈的有万里、刘澜涛、薄一波、黄华、郑天翔、王平、杨成武、张劲夫、马国瑞、孙毅、傅崇碧、张全景、邓伟志、张承先、刘杰、高扬、关山复、袁振、李梦华、宋汝芬、胡昭衡、林中等领导同志。

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及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及胡开明同志家乡乐清市都送了花圈，派代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胡开明，曾用名胡焜。1913年1月31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县（今乐清市）虹桥镇杏北村（今黎明村）。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29年在温州中学参加反帝大同盟，从事爱国活动。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在北平国立东北大学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担任东大学生救亡会常委，北平学联代表。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他是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部部长、西北抗日敌后救援会副主席、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京（安）市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西安事变的前夕，他作为总指挥，率领万名学生、市民从西安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统一抗日，直接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到延安抗大学习，之后到晋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任晋东北特委秘书长。1938年任中共晋察冀四地委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和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晋察冀四地委副书记。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河北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常务副省长、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后，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等职。在张家口工作期间，他为战胜灾害、发展生产，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积极探索。为此，他不顾个人安危，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席，为民请愿，受到错误批判。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胡开明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顽强奋斗的一生。

胡开明同志早在1929年（16岁）就于浙江省第十中学（现温州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开始接触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参加学潮，演出革命戏剧，印发革命传单，查抄日货，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学校当局禁止他报考本校高中，被迫之下，他赴上海市敬业中学求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又被迫辍学。1932年7月他考入北平私立冯庸大学政治系，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6月又转考到北平国立东北大学经济系。1935年，在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中，他参加了华北民族武装自卫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先后担任东北大学救亡会常委、东北大学出席北平市学联代表及平津联合学联筹委会常委，参与领导和发动学生游行、请愿、示威。运动中，他两次被捕，并被反动当局定为“首犯”，内定枪毙，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在狱中，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6年7月，他从北平东北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9月，他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兰州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1月，又转往西安从事民众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前后，他担任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部部长、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安市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12月8日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的委托，担任第二天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的总指挥。会后他率领万名学生、群众从西安出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赶上学生队伍，许诺在三天内给学生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从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进一步扩大宣传，他参与组织领导、并主持了12月16日有十万人参加的“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二将军救亡主张民众大会”，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真相的谈话》，对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身份暴露，党组织安排他撤离西安。他于1937年3月到达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习。担任延安抗大四大队（白区学生队）党总支书记兼政治指导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队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八年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共山西五台县窑头区委书记，中共晋东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中共晋察冀第四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参军，宣传党的减租减息和抗日政策。他总结了抗日游击地区开展农业生产的经验，上报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他几次出生入死，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胡开明同志先后担任晋察冀新华总分社和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团团长、中共晋察冀第四地委副书记、中共北岳区委宣传部部长。在不同的岗位上，他殚心竭虑，努力工作。1947年11月，他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土改工作“左”的做法，经调查研究，写了《关于土改工作“搬石头”的调查》，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意见和建议，上报中央工委刘少奇同志，得到赞同和采纳。

全国解放初期，胡开明同志是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又兼任察哈尔省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省体委主席、省文教委副主任、省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团省委书记，为察哈尔的建省工作和宣传、青年、统战、文教工作的开展，为全省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做出了艰苦的努力。1952年12月，察哈尔省建制撤销。他留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为张家口市划归河北省以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3年9月至1964年11月，胡开明同志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在河北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9月至1954年11月，他担任省委工业部部长，努力贯彻省委关于“生产是企业压倒一切的中心”的思想，领导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和秩序，开展社会主义增产节约运动，探索厂长（经理）责任制和生产区域管理制，推进全省工业基本建设。1954年12月他任河北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1956年秋任常务副省长，为全省的建设，特别是为全省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的建设倾注了心血。在制定全省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有步骤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他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注重调查研究，从省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期，胡开明同志辞去副省长职务，并经中央批准，于1959年11月调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4月区划变更后又改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期间，他团结市委“一班人”为克服“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与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深入农村、厂矿，研究探索共度灾荒、恢复生产的具体办法；果断地停止“反右倾”运动，为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大胆平反；果断地煞住“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较早地公开宣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创造性地提出并试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诸如农村的粮食征购大包干、包产到户、“三包”到组（包工、包产、包投资）、林木分户管理、果树包产到户、羊只草半养、大牲畜分户喂养、山区毛驴下放到户等等；还采取了各种保护农民生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如允许农民种少量自留地、允许农民养少量家禽家畜、允许农民开小片荒收入归己、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等；并且还搞了划小农村人民公社的试点及生产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同时，还对城市工商业提出了超额奖励、计件工资、自负盈亏、个人开业等措施。所以这些办法和措施，都是对当时当地生产责任制改革的有益探索，对克服三年困难，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1962年8月至1964年11月，胡开明同志调任河北省委常委、城市工作部部长。1962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同志的要求，胡开明同志以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名义出席了在北戴河召开的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会上，他提出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并且，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尽快摆脱困境，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以个人名义将他的《建议》直接上报给正在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毛泽东同志，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他受到毛主席的错误批评，受到华北局和河北省委的严厉批判。1964年9月，在河北省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张家口地区两千人大会上，又对他进行了公开的批判。1964年11月至1966年5月，胡开明被迫化名下放到唐山地区参加“四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受到严重迫害。在5至7月的华北局工作会议上，给他戴上了“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胡开明、葛启、解峰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阴谋集团”的帽子、“以胡开明为首的前张家口地委修正主义反党集团”的帽子，并与林铁、裴仰山同志联系起来，说他们是河北的“修正主义集团”。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河北日报》点名批判胡开明同志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并说胡开明同志是“叛徒”。1966年8月至1975年10月，他在石家庄、张家口等地接受巡回批斗、在沙岭子农场和汉沽农场“劳动改造”，接受审查。1975年10月至1977年7月，他又被下放到沧州地区青县大盘古村劳动。

1975年省委给胡开明同志作出了审查结论，说他是“犯走资派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事实证明，以上所有这些批判和结论都是错误的，使胡开明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胡开明同志于1977年9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参加学习时，冒着再次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危险，经过深入思考，郑重提出了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并对党的十一大公报中肯定“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为此，他被贬到沧州市（县级市），任最末一个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7月，中央调胡开明同志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1月至1983年2月，任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1983年3月，他退居二线，任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在安徽省工作期间，胡开明同志坚决拥护并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敢于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为全省文教系统的拨乱反正，为省人大机构的建立，为省顾问委员会工作的开展，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在1978年开始的安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中，他兼任安徽省农委第二书记，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深入肥西、凤阳等地区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旗帜鲜明地支持来自基层群众创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连续在全国和全省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谈话，并通过新闻媒介和内部报刊，发表了《坚持实践标准，敢为真理献身》、《端正思想路线，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等讲话和文章。所有这些，都为广大干部澄清理论是非，解放思想，为保护、培育和发展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开明同志到安徽省工作两年后，新的河北省委于1980年7月作出了《关于为胡开明同志平反的决定》，彻底推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重新恢复了名誉；撤销了1975年《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胡开明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

1985年1月，胡开明同志任中共河北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1990年5月离休。胡开明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以至离休后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革命晚节，继续为党工作。他受聂荣臻、彭真同志的委托，以“治史存真”的精神，主编了170万字的中共党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编写了86万字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河北卷）》。晚年胡开明同志还是老年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在他担任中国老年体协顾问、安徽省老年体协主席、河北省老年体协名誉主席期间，为老年体育事业努力拼搏。1984年冬，他以中国老年体育代表团团长兼领队身份，率队赴美国参加了世界第十七届老年长跑锦标赛，夺得了团体总分第三名，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在革命的道路上，胡开明同志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曾长期受到党内不公正的待遇。从1962年至1978年，受到党内错误批判和迫害达长达16年之久，18年后（1980年）他的冤案才得到了彻底平反。但这期间他始终对党充满信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信念和高贵的思想品质。在身处逆境中，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继续深入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并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染周围干部、群众，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竭尽全力为党的事业默默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

胡开明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始终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堪称楷模。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他一生坚持真理，勇于为真理而献身。他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不追求个人的名利和地位，从不看风驶舵，从不搞政治投机。他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他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作风民主，为人正派；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他善于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中，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抛弃个人的一切，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搞特殊化，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

胡开明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顽强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老党员、老干部，是我们党的事业的一大损失。他的历史功绩和革命精神将永存史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目前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方式，然而，它的确立，却经历了诸多的坎坷和曲折，无数的干部群众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胡开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9月下旬，胡开明受省委委派到张家口市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组组长。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胡开明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不久他又接到周恩来签发的任命书：“胡开明同志任张家口军分区政委。”

胡开明一到任，只过了几天，就顶着寒风，来到闻名的全省高产“元帅县”--张北县。张北县正在反右。县委书记刘文达和管农业的书记张文光等人被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

“你组织了右倾反党集团？”胡开明开门见山地问张文光。

“我们三个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被打成反党集团。”

“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平均超不过100斤。”

他来到了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而胡开明手里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

情况远比胡开明想象的严重得多。

胡开明开始了调查，调查中他发现，1958年以来开办的农村公共食堂不仅不利于农民克服饥荒，反而更加剧了困难。张家口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一个村几十户人家，住的相隔四五里，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耽误不少劳动时间；加上粮食定量低，大锅饭难得分均匀，乃至出现多吃多占，产生不少矛盾，严重影响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要是各户自己开伙，可以省柴、省粮、省工。

面对这种情况，胡开明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向省里提交了《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的报告》，明确提出：“在目前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办公共食堂对生产不利，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到1961年5月，中央和省委正式发出《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时，张家口的食堂早已大部分解散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胡开明越来越感到，要想根本上摆脱贫困和饥饿，必须把生产搞上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开明看到了由苏联奥斯基柯等写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对书中讲到的集体农庄内实行的小组地段责任制和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的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了很多：建国十多年来，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这一段生产是上升了，但到高级社，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开始下降了。-个公社或大队，有几十个村，自然条件、劳动情况差别很大，但在分配时，却以公社或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必然挫伤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胡开明立即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郭磊庄大队蹲点，吃住有农民家里，专门搞生产队的收益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郭磊庄顺利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根据郭磊庄的经验，胡开明亲自起草了《关于郭磊庄分配大包干的调查报告》，并立即上报给省委。省委主要领导给胡开明打来电话说，张家口最好不要再扩大试点了。对此，胡开明在地委常委会上明确提出：“咱们还是干！咱们自己推广。”这个意见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全地区各社队的核算单位下放工作在张家口推广开来。同时，一份要求在张家口地区各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推广“分配大包干”的请示报告再次上报省委。

1961年8月24日，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庐山会议结束后，9月27日下午，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达邯郸，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汇报的重点，还是围绕着核算单位下放的问题。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当即表示：原来的“三包一奖”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腿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腿在分配。随后，毛泽东又问，是否有具体的试点材料，省长刘子厚把张家口和保定的材料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在张家口的材料上批示：

“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请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决定。”此时在场的胡开明激动的热泪盈眶。

9月29日，毛泽东将这次谈话记录转送给政治局常委和其他同志时。又写到：“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鱼的大发展仍然受到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小）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这条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走了六七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算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10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并将郭磊庄的调查报告列为附件。中央这一指示指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很需要研究。并要求各级党委调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19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要求当年春耕前后，把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生产小队的工作做完。

当时，在南方养病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兴奋地给胡开明打来电话：“开明同志，毛主席说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小队好，这件事你是有功的呀！”

一天，胡开明听说张家口市郊区的一个生产队的蔬菜种得特别好，走到这个队的菜地．一片葱绿，而周围生产队的菜地简直无法与之相比。什么原因呢？胡开明立即和地委农工部长前去调查。

一来到大镜门外的这个生产队，映人眼帘的就是一片长得格外喜人的蔬菜，见到这些，胡开明心里有底了。这个队叫孤石大队，在田间、地头，他和社员、队干部亲切交谈，队干部吞吞吐吐地告诉他，他们是私下把蔬菜包给了作业组，作业组是自愿组合的，菜地包到组，工分、产量也包到组，叫做“三包”到组。结果，人们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干活细了，上粪多了。他还指着邻队长得稀稀拉拉的菜地说：“这些菜地是四队和别的大队的，他们没有包，早一个月我们的菜地长得也是这个样子。”

从孤石大队回来，胡开明立即向书记处汇报了了解到的情况。胡开明建议进行“三包到组”的试点，如果效果好，就在全区推广。

地委书记处研究决定，按照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地、县两级领导下去，进行“三包”到组的试点工作。

1962年7月下旬，中央给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原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官复原职，省委决定把胡开明调回省里工作。这时，华北局正准备在北戴河召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中央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搜集材料。根据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建议，胡开明作为河北省北片的代表，仍以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名义，参加华北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要求在会上如实反映下边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胡开明接受了任务后，立即赶回张家口，召开各类座谈会，个别谈心，阅读材料，每天都是到下半夜才睡觉。经过紧张的调查、整理，形成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这份报告长达七千字。《建议》明确指出：农村生产责任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报告建议实行“三包”到组的方法，以解决实行生产队为基础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仍然不高的问题。报告还例举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胡开明决心在北戴河会议上把《建议》拿出来。

在华北局会议上，有人劝胡开明说，“三包”到组的“包”字太敏感，最好把“三包”字改为“三定”。但胡开明坚决不同意，他说：“包就是包，提建议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后来，胡开明把这个建议又认真修改了一遍，去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字，旗帜更鲜明了。7月30日，胡开明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的发言。8月8日胡开明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

8与9日，毛主席在中心小组会上批评了有些地委、省委书记，代表富裕农民，搞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说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我们有的干部还主张包产到户，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显然毛泽东是动气了。在会上，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胡开明，说胡开明是“胡”开明。后来毛主席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8月16日

随着会议风向的转变，一些原来支持胡开明意见的同志也不敢讲了，有的干脆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会后，河北省委开始了对胡开明的批判。1963年1月5日，河北省委将关于胡开明问题的报告及其检查上报中央和华北局。报告认为，胡开明犯有方向性错误，但基本属于认识问题，工作上尚未造成严重损失。

1964年8月，张家口地委召开全地区各级干部参加的双千人大会，根据省委指示，公开点名批判了胡开明，认定张家口原地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把张家口原地委打成了“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然后把胡开明下放到唐山地区搞“四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胡开明被打成以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成为河北省第三号走资派。从此胡开明离开了家，离开了心爱的孩子和患难与共的妻子，一个人走过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漫漫历程。

1967年1月22日，胡开明被押往张家口，但无论经受怎样的磨难和痛苦，他都挺着胸膛做人，笑对人生。造反派称他是“快乐的黑帮”。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当接受批斗后，吃到埋在酸菜下面的腊肉、豆腐时，当三更半夜干部和乡亲们来看他，安慰他时，他更坚信，是非功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回答。

关于他在“文革”中所经受的精神折磨和肉体痛苦，凡经历过那个时期是人，都是可以想象的，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1977年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胡开明作为“可以争取的力量”，离开了下放农村劳动的沧州青县大盘古村，到省委党校学习。在学习班上，他又对党的“十一大”公报中肯定“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个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对2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提出质疑。河北省委认为胡开明“顽固不化”，决定把胡开明分配到沧州市（县级市），任最后一位，即排名第八的革委会副主任。

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安排下，经过与刚刚就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的商议，胡开明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7月11日，胡开明离开了战斗几十年的河北，前往安徽赴任。

-到合肥，省委就把胡开明推上了“前哨”--兼任省委农委第二副书记（省农委第一书记由万里兼任）。此外，农委还有四个副省级干部，看来安徽省委是要下决心振兴全省的农业。

在经过了多方调查，11月中旬，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这个规定突破了以往在农业生产管理上的一些框框，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个规定下发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8年安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本省的800里长江流段，水位比往年下降1至2米，淮河水位也大大下降，几乎干枯。6000万亩农田受旱，农作物、野生作物枯死，人畜饮水困难。预计全省粮食要比计划减少几十亿斤。

现实无情，如何渡过灾荒？这是摆在省委面前的首要问题。9月1日，安徽省委常委在稻香楼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召开会议，第一书记万里为全省的灾情而深深忧虑。胡开明发言：“大面积的秋种看来已难实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片土地抛荒，明年的生活指望啥？农民很穷，别说没有那么多的救济粮，即使有，他们又哪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更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何不借给农民去种？”

胡开明的提议引得了一片赞同声，万里也表示赞同。一个决议在会上形成：为保命，借给农民3分地种，开荒垫洼而成的土地，谁种谁收谁有。

胡开明深知，让借地3分，到下面就可能借3亩，允许“三定”的生产责任制，推行的结果也许就是定任务到人，定则到底，定个彻底。胡开明由衷地赞赏万里。

果然，地处合肥郊区的肥西县山南区黄花大队，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支持下，将全大队1700亩土地分掉1400亩，每个劳动力承包1亩麦子地，半亩油菜地，并定出产量，小麦亩产200斤，油菜亩产100斤，规定超产时，没100斤可提60斤，弱减产时则百分之百地赔。随即，汤茂林又将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推广到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6万亩土地。很快，小麦全部点播完毕，国家指令任务完成之外，还比历年多播种8万亩。

然而，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中央虽然已经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做法，但仍不许包产到户。万里同志说：“天高皇帝远，先干了再说！”不久，万里来到了肥西县，他说：“不要怕，主要是把生产搞上去，包产到户又有什么可怕？”胡开明也来到肥西，坚决支持万里同志的主张。他引用毛主席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的话，指出，来自于群众的农业上的种种责任制的形式，只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改善了人民生活，就是标准，就是目的。

肥西的山南公社成了全县、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典型。

胡开明又来到凤阳县小岗村。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介绍了小岗村秘密“包产到户”的经过，试探地问：“如果指责小岗村是资本主义复辟，又怎能洗得清？”胡开明爽朗地一笑：“且不说算不算资本主义复辟，退-万步讲，即使一个生产队在搞资本主义，又怕它什么？不就区区一个生产队吗？我看呐，就让小岗村走下去，看它到底有多大能耐，能把社会主义搞垮。”

不久，万里受命调中央任职，匆匆离开安徽。

这时，围绕着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上的争论在全国还在进行，还没有结论。在安徽，新来主持安徽工作的领导，也反对万里在农业上的做法。在常委会上，争论的甚至拍桌子。但胡开明仍旗帜鲜明的坚决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他带领有关人员，再次来到肥西、凤阳，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用凤阳和肥西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一文。

这八个问题是：

（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不是“分田单干”？

（二）包产或包干到户后，集体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削弱了？

（三）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

（四）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社队企业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

（五）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农业机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碍了？

（六）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科学种田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

（七）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是否会造成军烈属、五保户没人管，甚至出现“两极分化”？

（八）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多种经营是否没有办法搞？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正式表态，指出：“农业政策放宽以后，一些事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了身，改变了面貌。”邓小平还指出：“总的说，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推动下，1980年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文件，明确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危险。”后来中央又进一步肯定了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很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这个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

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终于作出了《关于为胡开明、葛启、解峰同志平反的决定》，此时胡开明在安徽已经工作了两年。《决定》指出：“胡开明等同志，几十年来是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注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了当时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根本不存在‘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委决定为胡开明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1982年10月26日至29日，胡耀邦到安徽视察，在听取了省委汇报后，胡耀邦说：“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从历史情况来看，1960年以后，在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先知先觉者，当时就主张要改革1956年以来农业上长期推行的方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曾希圣同志也好，还有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也好，还有陶铸同志。”

历史已经证明：胡开明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尽管这些先行者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全军覆灭”，但历史给他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人民给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胡开明舒心地笑了，为自己，更为生活日益富足的广大农民，为蓬勃发展的农村改革事业。

注：此文原载《人物》杂志1999年第5期。作者：朱庄。

胡开明同志曾担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主编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河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顾问。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胡开明同志列席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讨论了建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中顾委常委、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主任伍修权，及建馆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一起解决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过程中陆续出现的诸多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建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