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全部出齐之后，在学界引起轰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等都作了大量的报道。

这不仅是中国人从古希腊文原文翻译出来的第一部希腊哲学家的全集，同时也是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西方哲学家全集。该书多次获全国性大奖，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199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1999年），第四届国家图书奖（1999年）。2000年1月，《亚里士多德全集》被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礼品赠送给希腊驻华大使馆。

苗力田从1950年代起即开始指导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1978年以后，把科研重点、研究生培养方向集中于希腊哲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博士生。他通古希腊语、英语、德语、俄语，粗通拉丁语，广泛深入研读原文原著的基础上，研究希腊哲学、德国哲学、俄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写出专著和论文。。

先生晚年，对古人“我注六经”的方式发生浓厚兴趣，以札记形式思考西方哲人的思想，完成《〈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和《〈形而上学〉笺注》。

翻译被视为外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功。先生强调翻译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者不仅要能够用原文读懂外国哲学家的著作，而且还要善于用自己的母语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先生把翻译戏称为“教外国哲学家说中国话”。他常以唐高宗称赞玄奘的对句“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来自勉。

作为翻译家，先生积数十年翻译实践，提出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

一，“确切”，即要忠实地、完整地传达原作者当时的本意。

二，“简洁”，即在翻译时不随意对原文加字衍句，严禁任己意去铺陈。

三，“清通可读”，即要能为现代读者准确无误地把握。

四，“历史感”，即对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词源学渊源和思想家使用时的特殊语境，不可仅仅从其现代词义出发简单翻译。

先生毕生翻译在主持翻译国家“七五”项目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达到了高潮。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对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影响深远。编译出版他的全集被视为国家学术水平的标志之一。英、美、德、法等国都有两套全集译本，日本也有该全集译本，可是译成中文的亚氏著作却寥寥无几。先生以“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我中华大地，不让日本在东亚专断”这样的雄心壮志，挺身而出，主译这套全集。历时十载，1997年，400多万字、十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出齐，开翻译外国哲学家全集的先河，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精通希腊语的专门人材。《全集》出版后获得多项全国大奖，在外国哲学界引起轰动。

在漫长学术生涯中，苗力田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治学原则。

苗力田先生认为，哲学史既是哲学理论的总汇，又是思维活动的历史展示。哲学史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理论命题和公式，二是对这些命题进行思维和论证的过程。所以，考察哲学史必须既从理论观点又从历史观点出发，不可偏废。他把哲学史看成是千百年智慧积叠的山岭，每一哲学形态都是其中一座独秀的高峰，对于人来说，它是一座了望塔、观景台，人们可以凭借它高瞻远瞩，而不可以把它当成工具箱，指望从中直接找出现成可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又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这种追求很可能最终是没有结果，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能力。

在如何治思想史的问题上，苗力田先生主张：

首先，做学问切忌为稻粱谋。在他看来，哲学不是实用的、具体的知识，而是对智慧的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人们可以在哲学研究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开拓自己的胸怀，但不要指望从中获得高官厚禄。

其次，研究思想史要“人我分清”，不能借着被研究者的观点讲自己的观点。对学界一些人没弄懂材料就大讲特讲一通不着边际的套话，先生明确反对。他认为，哲学史的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所谓材料，也就是哲学论证的过程。一个哲学家所作出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观点如何被论证。研究者一定要把别人的哲学观点及其论证过程理清楚。研究者甚至用不着说什么话，要让材料自己说话，材料组织好了就是好文章。

再次，做学问必须严谨。先生有个近乎苛刻的观念：治思想史者，功力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50岁之前都只能是打基础。在这个阶段，要“多读、多想、少写”。所谓“多读、多想”，是哲学史专业的特点所决定的。“少写”的原则，容易引起误解。其实，先生指的是不要急于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少写不是不写，而是要下笔慎重。凡论著必反复琢磨、三易其稿。

最后，治西方哲学必须置外文于首位。通过译本可以大略知道一个哲人的思想，但要研究则不能仅仅以译本为依据，不懂哲学家的原文就不要写关于他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