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第一次正确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并系统地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他正确地把利润和地租看作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扣除，即资本家和地主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还对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理论进行了评述，描述了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并研究了国家财政及赋税原则。

法国在布阿吉尔贝尔以后，于18世纪中期形成重农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魁奈、米拉波、杜邦等。他们自称为“经济学家”，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纲领，定期集会并创办刊物。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主要经济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1757年）、《谷物论》（1757年）、《经济表》（1758年）。他提出自然秩序的理论，实际上承认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存在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的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他把农业看作唯一的生产部门，认为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扣除补偿种子和劳动者及农业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耗费以后，所剩余的部分形成纯产品。纯产品是自然力参与工作的结果，是由自然所赋予的。他认为，只有生产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他的纯产品学说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的萌芽。魁奈依据纯产品学说，把社会成员分为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他是最早把社会分为阶级，并试图以此分析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家。魁奈还在《经济表》中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作出了最初的科学说明。杜尔哥使重农学派经济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他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内部又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把资本家定义为通过垫支资本，使用别人劳动而获取利润的人，把工人定义为失去生产资料、只靠劳动谋生的人。他强调纯产品是土地对于劳动者劳动的赐予，明确说明纯产品由农业工人创造而为土地所有者占有，比魁奈更为正确地理解到剩余价值问题。重农学派把经济分析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从而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

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位最杰出的代表，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主要经济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他建立起一个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体系。他更坚决和一贯地坚持以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并从这个原理出发，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之间的关系。他把工资归结为工人维持自身及其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把利润同工资相对比，看作是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在工资以外的部分，把地租看作利润的派生形式，是地主所占有的利润中的一个部分。他揭示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对立、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与对立。他和斯密一样，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并在斯密自由贸易论、国际贸易论基础上，阐述了比较成本学说。

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主要经济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他站在法国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指出了资本家的利润是对工人的掠夺，这种掠夺使社会阶级两极分化。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导致工资下降，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他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研究财富，无视人的享受，从而导致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广大劳动者收入不足以致消费不足，从而使产品不能实现，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的论述，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在李嘉图同时代或稍后一些，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补充，也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这些经济学家是威斯特、巴顿、拉姆赛、琼斯等。威斯特1815年发表《论资本用于土地，对谷物进行严加限制的失策》，阐述了以土地收益递减为基础的地租理论。巴顿1817年发表《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第一次指出，随资本积累增加，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他称为流动资本）同转化为机器的那部分资本（他称为固定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就业工人数量不同国家资本的增长成比例，只同流动资本的增长成比例。拉姆赛的主要经济著作是《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他事实上把固定资本归为不变资本，把流动资本归为可变资本，接近于正确地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琼斯的主要经济著作有：《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他批评了土地收益递减论，认为地租的产生与土地肥沃程度无关，而起源于土地的占有。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看作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生产力变化，经济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状态、道德状况都会发生变化。在这些方面，他都超过了李嘉图。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正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制度由发生到成长的上升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还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生存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能够面对现实，以相当科学的态度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揭露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过时的重商主义，提出“自由放任”的口号，反对国家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为此，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自然规律”的思想，从“人的本性”出发，寻找和论证自然的合理的制度。这样，他们实际上承认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同时，他们又把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规律说成是“永恒的”，并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最合理的、自然的与永恒的制度，反映了他们理论思想的局限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这个时期产业资本的利益。产业资本通过组织劳动，在等价交换原则下，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雇佣劳动；生产是产业资本统治的基础，流通是生产的从属因素。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在重商主义所描述的流通领域的现象后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其内在规律。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理论的考察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初步分析。它在科学上的主要功绩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利润、利息、地租），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由于资产阶级眼界的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除了包含有科学的因素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庸俗的成分和严重的矛盾。

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错误地看作是财富，而不是生产关系，从而对经济范畴，只注重量方面的研究，忽视了质方面的分析。在劳动价值理论上，由于不了解劳动的二重性，并不能真正理解价值的实体和本质；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以及价值和生产价格，因而或者转向“三种收入决定论”（斯密），或者陷于难以克服的矛盾（李嘉图）。在剩余价值理论上，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就剩余价值本身，而只是停留在其具体形式上进行考察，因而不可能真正科学地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上，他们不了解要把社会产品从价值形态上划分为三部分，从实物形态上划分为两大部类，从而堵塞了正确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道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批判地继承了其中的科学因素，而对其中庸俗的因素作了深刻和彻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