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恽代英、陈毅介绍，范纪曼在涪陵与四川省委取得联系。到重庆后，见到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傅烈，7月省委派他回梁山县建党。回到梁山，他首先建立了中共梁山县特支，范纪曼担任书记。1927年底，正式成立中共梁山县委员会，范纪曼担任书记。

范纪曼在梁山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神像等口号；并自筹经费，组织青年40余人成立“一六”剧社（即民国16年），自编自演“文明戏”，到梁山县城、区乡以及垫江等地巡回演出，宣传革命思想。同时，积极发展组织，吸收曹敏之、刘洪基、王逐萍、王一贯等10多人入党，并在县城东门熊修五家设联络点，与曹敏之、邓洁安、袁人杰（当时系中学学生）在西门外鱼塘附近租民房一间作为县委办公地点。在乡下以马家场、沙垭场为据点，不分白天黑夜地组织“穷人会”“农协会”，同当地土豪劣绅开展斗争。范纪曼的这些活动，被梁山军阀肖毅肃、石柱坪团总熊见如、马家场大地主唐升初等发觉，他们派人到处追捕。四川省委知道后，将他调回重庆。

1928年春天，范纪曼到重庆。他先协助省委秘书长牛大鸣工作，后被派到合川担任川北军委书记，发动农民组织武装。军阀发现他后，下令追捕，省委又将他调回重庆。不久，他又被派去叙府（今四川省宜宾市）发展农民武装，准备在川滇地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后因未接上头而回重庆。1929年，范纪曼在西南美专、重庆高中等校从事学生运动。在革命斗争中与西南美专女同志彭子寿［后改名彭雅萝，开县（今开州区）籍］相识。1929年初秋，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派范纪曼去上海工作，女友彭雅萝同往上海，考入上海音专。到上海后，党组织将范纪曼的组织关系编在法租界法南区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具体做交通联络员工作。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五卅”运动纪念日那天，范纪曼带领群众，举行游行集会。会后，范纪曼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苏州监狱。狱中三月，范纪曼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身份，经亲友多方营救，于同年8月交保释放回上海，但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出狱后，范纪曼积极设法找党。当时立三路线将党、团组织撤销与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推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范纪曼未能接上组织关系。

范纪曼反复衡量，鉴于在上海一时无法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决定北上北平（今北京市）。1930年9月，范纪曼与彭雅萝双双考入北平大学（简称“平大”，“七七事变”后迁西北）艺术学院戏剧系。彭雅萝专修音乐。范纪曼为了找党，在平大先后就读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他一面找党，一面学习，终于和共产党员有了工作联系，在党员同志的联系和支持下，他为我党和革命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范纪曼提出要求解决组织问题，但由于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多次遭到大破坏，原来的党中央也被迫撤往江西苏区，组织之间无法取得联系等历史原因，暂时未能为他恢复组织关系。

北平学习期间，范纪曼除学习戏剧，专攻舞台美术外，还钻研外语，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又学习俄文、德文和日文，翻译出版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还乡集》等书，受到戏剧大师熊佛西先生的器重。为了钻研俄文，范纪曼从艺术学院戏剧系，转入法学院俄文经济系。但他对文艺的爱好并未放弃，他和戏剧系进步同学于伶一起参加了“左联北平分盟”，在党领导的文化战线上进行工作，如继续为报纸写有关戏剧的文章，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同时还致力诗歌创作，筹集出版诗歌集《汐之螺》。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各校学生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抗日学联，范纪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选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会会长。12月7日，范纪曼被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推选为抗日学联主席团成员之一，兼任南下请愿示威团纠察队总指挥。他带领5000多名抗日学生，要求北平当局同意他们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但阻力重重，遭到了拒绝。范纪曼便号召同学们到丰台卧轨三天，迫使北平当局同意了他们到南京，向政府请愿。

12月10日，北平学生代表南下。15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学生联合上海、南京的学生，先后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等党政机关，要求政府抗日。范纪曼在与军警搏斗中遭受重伤，经南京鼓楼医院抢救脱险。他设法前往上海宋庆龄寓所，汇报请愿前后的经过。宋庆龄听后，义愤填膺，恰好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也在场。19日，宋庆龄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史沫特莱在《世界日报》向全世界发了“学生请愿遭镇压”的新闻，并写了《怒吼的北平学生》，报道范纪曼等请愿学生的英雄事迹，发表在英文报刊上。

1932年的一天，同乡老友曹策（曹健勤）之妻袁季刚突然托人来找范纪曼，说曹策被军阀逮捕了，关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请范纪曼千万设法营救。

曹策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还曾经做过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是党的重要干部。为了营救曹策，范纪曼通过各种关系，几经周折，找到了黄埔五期同学陈恭澍为之周旋。陈是北方人，外称是国民党部队刊物《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社长，实际是军统北平站站长。范纪曼向陈提出请他设法营救曹策的事，并说明曹策是自己的“表弟”。

陈恭澍满口答应，叫当局放人，但提出，“你的表弟曹某，我负责保释。但我手中的这份杂志缺少文章，美国公使馆有些外文材料我急等着要用。你从军校出来后又读了大学，懂几国文字，你帮我的忙，去抄录一些然后翻译出来交给我。你的表弟我一定负责保出来。咱们一言为定！”

翻译工作对于曾经刻苦学习过英文、俄文、日文的范纪曼，可谓胜任愉快。美国使馆提供给陈恭澍的材料，范纪曼一看，竟为之一惊。其材料多是蒋介石与日本的重要军事和外交情报。他将到手的第一批材料翻译好后，立即交给陈恭澍。陈恭澍读着这些情报，真是如获至宝。曹策因此被释放。

在这同时，范纪曼通过薛迅、老杜等传话：“我要找地下党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有重要情报报告。”在范纪曼的一再请求下，时任中共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冀丕扬与他接上头，收到了他提供的重要军事、外交情报。陈恭澍又从美国使馆拿来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给范纪曼，他照样及时翻译好后，在送给陈恭澍的同时，又抄录一份交给冀丕扬，使党的更高一级组织对华北日军和国民党华北当局的军事、外交等情况了如指掌。半年以后，冀丕扬被捕，供出范纪曼，范纪曼因此身陷囹圄。彭雅萝多方奔走，找到黄埔军人实力派王某（32军政训处处长）、黄杰和杨英出面，才将范纪曼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范纪曼，在北平的生活很不平静。他继续在平大法学院俄文经济系学习。为了生活，边读书边去北平四川中学任教。同时，他还是寻找各种机会，参加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外交招待会以及武官有关军事或时局的招待会，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

1934年春节期间，范纪曼携女友彭雅萝一起去四川老乡郑大姐家拜年。因郑大姐的弟弟沙梅是彭雅萝的老师。到了郑大姐家，认识了她丈夫刘尊棋，其是苏联塔斯社驻北平的记者兼翻译。范纪曼与刘尊棋一见如故。之后，他们又常去刘尊棋家。有一次，在刘尊棋家认识了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刘逸樵（化名才能陈，党中央派驻北平工作负责人）。刘逸樵见范纪曼的交往广泛，便向刘尊棋说，想请范纪曼帮忙做点事，他手边有些日文材料，想请范帮忙译成中文，特请刘尊棋出面征求一下范的意见，是否愿做他的帮手。范纪曼答应试试看。刘逸樵交了些日文材料给范纪曼，他立即翻译出来，并将他从日本使馆招待会上所得到的材料，一并告诉刘逸樵。刘逸樵又把一些关于东北沦陷后日本军政、经济的资料，中国义勇军与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斗争的资料拿来，要范纪曼从中文翻译成外文。范纪曼从以前给陈恭澍翻译美国使馆的情报工作中，已掌握一些关于情报汇集、编写的经验，现在为刘逸樵搞情报，既注意是否有价值，更注意及时准确。因此，他的工作使刘逸樵极为满意。原来，刘逸樵是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做情报工作的。他自称是“共产国际派遣”，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直接联系。刘逸樵为了方便范纪曼在北平社交场合公开活动，特别为他印了名片，头衔是“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还为他置备了西装革履。刘逸樵为了使范纪曼有个好的工作环境，又专门租了房子，让他从平大法学院李阁老胡同的集体宿舍搬出来。范纪曼的新居，完全是一位学者的居室。几架书柜，装满了各种中外书籍、杂志，墙上挂满地图，还订了好几种报纸，有中文的、日文的。范纪曼运用这些书报作参考资料，对获得的情报进行鉴别、比较，并深入地分析，再作出准确的判断，形成准确可信的情报。

1935年，通英语、德语、俄语、日语和积累了情报工作经验的范纪曼回到上海，他一面到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又去书店作编辑编书，藉此维持生活。他化名江汰浩，定居马思南路惜庐，交往的多是知识界的上层人物，积极参加“左联”的种种活动。他再一次设法找党，仍没有结果。

彭雅萝还是潜心学音乐，半天去上海音专上课，半天在上海女青年会工作。

范纪曼在工作之余翻译海涅、歌德、普希金的作品，经常去内山书店购书，与店主内山完造熟识后，在书店拜见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听说范纪曼在翻译海涅的诗歌，对他颇为嘉许。范纪曼说：“鲁迅先生印书主张不切边，自称‘毛边党’，因此自己翻译的海涅《还乡集》出版时全部毛边装订。”

1939年9月，范纪曼和彭雅萝结婚，彭雅萝成为范纪曼的爱人加助手。这时，陈恭澍改任军统上海站站长，并发现范纪曼也在上海，并且生活不宽裕，于是提出让他继续为军统工作。为刘逸樵做情报工作的范纪曼就多了一个情报来源，从陈恭澍、刘逸樵处拿到的外语情报，综合整理后，分别交叉传递给陈恭澍、刘逸樵，并且通过文化界知名人士、共产党员钱俊瑞，转交中共地下党组织。

由于范纪曼在北平、上海戏剧界的进步表现，更由于在刘逸樵手下为苏联提供情报的成绩，1935年8月，他十分荣幸地被邀请去苏联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第四届国际戏剧节”，借此访问苏联。

1939年，党组织指示他专门负责收集日本军事情报，并研究日军在各个战场上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每周写一篇专门材料。1941年八、九月间，党设在白尔部路五金店内的地下电台告急，组织上指示范纪曼在半小时内将它抢救出来。范纪曼果断地将电台转移，重新建立电台，与延安联系。1942年，又将电台转移到上海市静安寺路大华商场9号，以开文具店作掩护，店内挖一地洞安置电台通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静安寺路英、美商人多，目标大，组织上指示电台工作人员在一两天内将电台搬到范纪曼家，并让他协助。但他家房子小，房客多，不能发报，房东又要范纪曼搬家。为了很快恢复发报，范纪曼根据组织的部署，在拉都路安乐村找到一层两间的房子，范住一间，李一鸣住一间，范纪曼冒着极大的危险掩护李一鸣恢复了电台发报工作。

1942年8月，组织上派范纪曼到南京收集日军总部情报，特别是日军运送军火的情报。1944年4月12日，范纪曼受到李一鸣案牵连，被日本宪兵逮捕，后被保释。

为了潜伏到蒋介石的军事机关中去获取情报，受组织指派，1947年8月，范纪曼由张子羽介绍，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代理少将专员。利用这一条件，范纪曼还同李时雨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营救出杨靖宇将军的弟弟杨树田。

1948年初，中共上海市地下情报组领导人吴克坚派徐淡庐与范纪曼一起，收集蒋介石国防部及国民党军的一切军事情报。1948年冬，徐淡庐在四川路的住地有所暴露，组织上希望能设法搬到旧法租界住。范纪曼将原代管的霞飞路花园洋房，让徐搬去居住，掩护了徐淡庐的革命活动。

这一时期，范纪曼为党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如蒋介石的总部移台湾的消息，就是他向党组织提供的。这个情报很重要，使我党知道了敌人的重要部署，这是对革命的重大贡献。又如1949年《新华日报》元旦献辞，要翻印80份送给上层民主人士。范纪曼从戏剧学校把油印机借到家里来翻印。印好后，由于怕出事，范纪曼就穿上国民党少将头衔的军装，用小汽车送到哈同大楼交给吴克坚和徐淡庐等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3月1日，范纪曼被军统上海特务头子王方来逮捕，关在上海威海卫路147号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看守所，敌人多次刑讯，范纪曼坚不招供，被判死刑，在临刑前侥幸越狱逃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解放后，范纪曼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9月，他协助人民政府破获了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焦建和特务案。1950年秋，陈恭澍从香港派女特务杨静潜来上海，要范建立电台，收集共产党的情报，每月给他1500万法币。范纪曼当场拒绝，并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办法。经过公安部门的周密布置，女特务在上海车站被公安机关捕获。

范纪曼在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过程中，虽曾5次被捕入狱，多次经受酷刑，但他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从未出卖过任何同志。他在隐蔽战线为我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红岩春秋》《上海滩》等刊物做过专题介绍，国民党军统大特务陈恭澍在其回忆录《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等书中亦有记载。

1955年7月，范纪曼因受“潘、杨冤案”的株连被逮捕（1943年，杨帆曾因写信给延安，揭发过江青而遭到新四军代理政委饶漱石的“隔离审查”），判刑20年。1980年8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否定了原判，宣布范纪曼无罪，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中共中央组织部1984年12月30日（［84］组建字1272号文）批复：“恢复范纪曼同志的党籍，其党龄从一九二六年转党时算起，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二五年入团时算起”。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在上海逝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