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1 16:48
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美国当代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1946年获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哈佛大学聘请亨廷顿为终身教授，直至荣休，培养了包括弗朗西斯·福山、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内的一批政治学者。曾任约翰逊、卡特政府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职业：哈佛大学教授，当代颇有争议的美国政治学家
毕业院校：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著作观点：他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核心的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国家之间
近来，他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亦广受关注。
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暂时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在上世纪60年代，他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誉。此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这些主张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9·11”事件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亨廷顿是一位学术大家。举凡大家，都有一共同的特征，简要言之，便是一个“通”字。就是说，并不局限于一个窄小的研究主题，而是扩展开来，在几个相关研究领域中驰骋，并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学术成果。亨氏正是这样，他一生的著述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可以说，他在每一个方面都保持了高水准。
首先是在军-民关系、军事政策及战略领域。代表作为《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7年）、《共同防务：国家政治中的战略计划》（1961年），以及《与核武器共存》（合著，1983年）。《士兵与国家》是亨廷顿的第一本专著，迄今印刷了15次之多，已成为军事和政治相互关系这一领域的经典性作品。2007年，在其出版50周年之际，西点军校专门召开了研讨会以资纪念。
其次，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与布热津斯基合著，1964年）、《民主的危机》（合著，1975年）和《美国政治：失和的承诺》（1981年）。其中《民主的危机》原是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与法国克罗齐埃和日本绵贯让治合著。三边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西欧、日本和北美的一批人士为促进这三个地区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更紧密合作而建立的，至今该组织依然活跃于知识和思想界。针对“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这一观点，亨廷顿就当时的美国指出，使用这样的方法无疑等于火上加油。恰恰相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首先，民主并不是一个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普遍适用的办法。如果一所大学任命教师需要征得学生的同意，这可能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大学，但不会是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其次，民主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这也是使民主有效地发生功用的条件之一。简言之，民主不足和民主过剩皆不可取，要义在于走向民主的平衡。在有些人眼里，这显然是一种“保守的”民主理论，可又有几个人能很好地欣赏和领悟其中的智慧呢？
第三，政治发展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著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合著，1976年）、《理解政治发展》（共同主编，1987年）等。其中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我看来是他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书，也将对政治学产生最为持久的影响。书中充满了深邃的洞见，这些洞见又是来自于富有理据的学术分析。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他又指出，怎样去设计一个有最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美国人没有现成的答案。其基本公式就是政府应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上。但亨廷顿认为，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等等。证诸近些年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实际，难道不正证明了亨氏是正确的吗？又如在改革与政治变迁问题上，他指出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原因有三。首先，改革者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第三，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不能不承认，亨廷顿的这些见解是十分深刻的，而这种富有穿透力的见解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可以说俯拾皆是。
第四，民主化。在这方面，亨氏著有《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1991年）。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第三波是相对于第一波（1828-1926年）和第二波（1943-1962年）而言的。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著中，亨廷顿表明了政治秩序和权威的匮乏是最严重的衰弱表征之一；至关重要的是秩序的程度，而非政权的形式。《第三波》则是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课题，表明政权的形式（即民主与否）确乎是重要的。这就难免不涉及作者的政治价值观。亨廷顿写道，如同过去一样，他试图使自己的分析尽可能地独立于自身价值观。但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仍是可以讨论的。
最后，国际关系领域。代表作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上世纪90年代后的亨廷顿，发生了从社会科学家到政论家的转变。2004年，亨氏发表了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它们是亨廷顿最后的两本个人专著，也是引起了最复杂反应的著作。它们的共同点，是社会科学家亨廷顿的褪色和政论家亨廷顿的凸显。而这一变化，绝非无关紧要。与亨氏之前的著作多由大学出版社推出不同，此两书均是由一家著名商业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这一事实也并非不重要。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996)
《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2004)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 个主要变量。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亨廷顿因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的冲突”观点而闻名。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亨利·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 ”，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亨廷顿的思想画像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亨廷顿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 的人物其实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
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与流行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来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反叛、军事政变以及政府失效。该书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
15年前，《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去掉问号的同名单行本在政治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在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竟然会围绕如此老式的东西。就影响力而言，只有乔治·凯南在二战后用笔名“X”写的关于如何遏制苏联的文章堪与此文匹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是该书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顿最著名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