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董秋芳和许钦文等文学青年一起，组织了名叫“春光社”的文学团体，并邀请鲁迅、郁达夫等作指导。

1924年秋后，董秋芳升入北京大学正科第二年的第一学期学习。他在同乡宋紫佩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城西三 条胡同，会见了正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先生。

1927年，董秋芳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争自由的波浪》一书作为《未名丛书》之一印行，鲁迅亲自为该书写了《小引》。

1928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以“冬芬”为笔名，给鲁迅写了《文艺与革命》的长信，鲁迅公开复信给以肯定与指导。

1929年春，回北京大学继续学业，同年秋毕业后去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教授国文，其间结识胡也频与丁玲。国学大师季羡林是其当时的学生。

1932年下半年，转入天津铁道部部立扶轮中学高中部教语文。

1933年许钦文在杭州因“窝藏共党罪”被军人监狱关押一年，董秋芳正在杭州市立中学工作，曾多方奔走并给以生活上很多帮助。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董秋芳辞去杭州市立中学教员之职，应郁达夫之邀去福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散文、政论，扶植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青年作家，为东南沿海进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7月，董秋芳被五名特务以“赤化分子”罪名逮捕入狱。直到1946年2月，董秋芳等十二人才被释放。出狱后，董秋芳和叶康生两人被派到福建省《改进》出版社工作，担任综合刊物《改进》编辑，并编辑中小学的教科书。

1946年四月下旬，董秋芳离开福建，回到了浙江绍兴，后到绍兴稽山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和英文教师。

1947年秋，董秋芳去绍兴简易师范学校兼课，后任校长。

1949年5月7日，绍兴解放，简师奉令停办，并入萧山湘湖师范学校，董秋芳重新回到绍兴稽山中学任教。

1950年，稽山中学由私立改为公办，董秋芳到杭州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

1954年初，董秋芳奉调到杭州浙江师范学院任教。四月，即调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与叶圣陶、张毕来、 张传宗、吴伯萧、计志中等同志一起工作，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组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委员。

1966年，董秋芳在北京寓所中风病倒，旋恢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秋芳被污覆为“叛徒”“特务”“恶霸”“地主”“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从1967年起到1969年，被揪斗达整整三年之久。直到1969年，才作为年老闲散人员遣散回原籍绍兴。

1971年董秋芳回到绍兴定居。

1973年被任命为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2月11日病逝。

董秋芳的学生、国学大师季羡林，称董秋芳为“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他说：“董秋芳先生的指导对我影响最大，他的指教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活动。自那以后60多年来，我从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与文章写作虽风马牛不相及，但一有灵感则拿笔写点什么，至今已垂暮之年依然舞文弄墨不辍，完全出于董先生之赐，我毕生难忘。”“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1929年春，在鲁迅的关怀劝说下，董秋芳回北京完成学业。他撰文揭露叛变后的国民党与反动军阀一样反动。如：《可怕的夜》（《语丝》4卷23期）、《幻灭的爱》（《语丝》4卷47期）、《号声》（《语丝》5卷1期）、《吃了西瓜以后》（《语丝》5卷29期）。

1929年秋至1937年春，他在山东济南高中、天津扶轮中学、杭州市立中学任教。这时他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巴舍那耶街的罪案》（《现代社会》2卷2期）、犹太作家梅樨古的《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等作品。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董秋芳联络福建省内外文化界人士及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组织了“福州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协会一致推举郁达夫为理事长，董秋芳任秘书长兼组织组长，许钦文为宣传组长。抗日救亡协会成立后，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投入抗日斗争，举办了《救亡文艺》。这刊物的名称是郁达夫取的。刊物附在一家名叫《福建民报》的报纸 的第四版上，由作家、翻译家楼适夷任该刊编辑。《救亡文 艺》最受人欢迎的每周一篇的郁达夫的短文，董秋芳、楼适夷等也在该刊上发表了不少激励抗日将士的文章。

1938年随福建省会的搬迁到永安后，任省政府公报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他对办好图书馆工作颇有研究，发表了《怎样建设内地的国防文学》、《文化斗争中的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之今昔》等文章，致力于传播民主革命思想。

董秋芳在筹办省政府图书馆时，年纪已四十有余，他精力充沛，不遗余力，凡是能买到的新书，尤其是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以生活书店出版的书为多）无不购进出借。他任省政府图书馆馆长期间，尽管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重重监视，仍利用各种渠道把当时的“禁书”、“禁报”，如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以及鲁迅的大量作品，借给要求进步的青年阅读，且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暗中借给要求进步的青年阅读。

1942年5月，《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部分，董秋芳通过图书馆这条有利渠道，在永安的文艺界和爱好文学的革命青年中广为传播。《讲话》关于文艺“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所用”、“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等精辟论述，对当时永安文化界和爱国进步青年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这偏僻的永安山城，在这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透进了一股清鲜的空气。董秋芳曾经饶有风趣地说：“金圣叹以雪夜围炉读禁书为乐事，可惜福建无雪无炉只有书。”董秋芳的言行，引起了人们尤其是革命青年对他的钦佩和敬意。因而省政府图书馆在董秋芳数年的苦心经营下，卓有成效，使广大革命青年受到党的团结抗战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

1943年9月，一份本省颇有影响的《民主报》从建瓯迁永安出版。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颜学回聘请董秋芳主编副刊。董秋芳高兴地接受了。董秋芳早年在北大读书时常在鲁迅、孙伏园等办的《语丝》周刊上发表文章。《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董秋芳继承了《语丝》的传统，把《民主报》副刊定名为《新语》。

《新语》创刊以后，董秋芳利用这个文艺阵地，热情地鼓励和指导一批既爱文学，又勇于探索人生道路的进步青年努力掌握和运用好文学这一武器，并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在《新语》创刊的刊头语里，董秋芳开宗明义地宣布两条：一条要求民主，一条培养青年。他写道：“青年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新鲜、活泼和真实。新鲜是陈腐的反面，活泼是呆滞的对立，真实是虚伪的否定。世界上只有新鲜、活泼和真实，才能使存在生生不息，才能使存在说得上有生命的存在。而富有这种精神的，无疑是青年和精神上属青年的人。”因而《新语》创刊后，迅速吸引了一批纯洁而热情的进步青年和文学爱好者经常为其写稿。《新语》并非是纯文艺性的副刊，凡是对文艺、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言论，只要文字较生动，有进步意义，均受到董秋芳的重视和欢迎。《新语》的写稿人有老作家、学者，但更多的是热血青年。他们的文章大都喜欢用鲁迅笔法，揭露和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讽刺社会的腐败和丑恶。1944年4月，董秋芳还发起组织了“新语读者会”，发展青年文艺作者达100多人。该会宗旨是团结青年作者和读者，宣传抗日，学习鲁迅，倡导战斗性的文艺创作，反对“无病呻吟”，反对“汉奸文艺”。

《新语》不仅吸收和发动了当时不少有名望的作家、学者，如许钦文、许杰、谷斯范等为其写稿，同时十分重视青年作者的来稿。经常为其撰稿的青年作者就有刘金（笔名柳无垠、茅塞、梦旦等）、曾列明（戈扬）、周璧（李风）、张汉城（笔名张菁、金斗节子等）、陈耀民（夏侯）、刘仁勇（公刘）、伯骥、许文辛、余敦、刘 曾（晏石）、陈炳岑（灿抒）、金纪贤（金来）、吕沁（吕逸风）、张垣、赖丹（赖肇增）、沈显南（饶非）、赖元冲（司徒慧）、郭永榕（简范）等。不少青年作者稿件采用数量相当可观。仅刘金一人在《新语》上发表的文章就有近200篇。董秋芳自己也常用“冬奋”、“秋航”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由于稿件多，编务繁忙，董秋芳自1944年1月到12月请了改进出版社的助理编辑周璧协助其编稿工作。

1924年秋后，董秋芳升入北京大学正科第二年的第一学期学习。他在同乡宋紫佩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城西三 条胡同，会见了正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先生。在这以前，黄秋芳对鲁迅就很仰慕和敬佩，并已知道他的两位师范同乡同 学许钦文和陶元庆，早和鲁迅有着密切的交往，鲁迅对他们的写作和美术创作，有很多的帮助和指点。从这以后，他就经常去听鲁迅的课。星期天，只要有可能，他也常常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串门请教。

1925年8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鲁迅和其他进步教员一起，坚决支持这一正义斗争。重秋芳站在鲁迅一边，也积极投入反对军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斗争。他当时虽然在陈源当系主任的英文系读 书，与陈源天天见面，但当他看了陈源在《闲话》中歪曲 “三・一八”惨案中爱国人士修死的真相，以及对鲁迅的恶毒攻击，实在忍无可忍，便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上，写下斤责陈源的短文，痛斥陈是段 祺瑞走狗，是“狗彘不如”的“畜生中畜生”。在这期间, 董秋芳还写了不少愤怒斥责军阀政府及其走狗文人的文章， 主要有《漫谈》（载《京报副刊》第三六三号）、《中国的女子》（三六二号）、《大屠杀后》（四四八号）、《吊刘 杨二女烈士记》（四五〇号）、《可怕与可杀》（四五四 号）等。董秋芳的文章发表以后，系主任陈源恼羞成怒，对董秋芳实行报复。他擅自决定扣发黄秋芳的英文翻译本（他担任英文翻译课），使董秋芳得不到翻译分数（“翻译”是英文系毕业的必修科）而毕业。董秋芳为此曾与陈源口角，并当面据理力争。他还写了三张申诉启事，分别张贴在北京大学三个学院门口，请求全校师生主持公理，申诉书一贴出，绝大多数教员和学生都支持他，同情他。只有蒋梦麟等站在对立的方面，帮助陈源开脱罪责，说学生写文章反对教师，总是学生的不是云云。陈源还指使几个受蒙蔽的学生，攻击董秋芳是“语丝派”，一切行动是“受鲁迅指使的”，实行卑鄙的人身攻击，并以此诋毁和攻击鲁迅。事后，董秋芳把经过情况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默不作声，面色却显得十分阴沉，他气愤地说：“他们说你受我指使，那你可以问问他们，段祺瑞杀死刘和珍等四十多个青年，又是谁指使的呢？”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立即密令严拿惩办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五人。不久，又扩大通缉面，鲁迅的名字也在其内。为了避免军阀官僚们的突然袭击，在亲友们的敦劝之下，鲁迅决定暂时出走，离家避难。在困难的日子里，董秋芳不畏强暴，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住在鲁迅家里代鲁迅照管家庭，看守西三条胡同的房子，共达两个多月之久，受到鲁迅先生的信赖。董秋芳在这期间，开始学写小说。他曾写了《红光从东方升起来了》，在北大二十九年大会特刊上发表。但是写得不很理想。他还写过几篇反映工农生活的小说，送给鲁迅叠。鲁迅笑着说：“还是不要写小说罢！你学的是英语，不如去搞点翻译，恐怕会更切实些的。”在鲁迅的指引下，董秋芳从写作小说的路上走了回来，开始从事翻译。

1926年7月，鲁迅接受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8月28日鲁迅乘车南下厦门，董秋芳等前往车站送行。在上车前，鲁迅还一再叮哼鼓励他把翻译过并在《京报副刊》、《语丝》杂志上发表过的俄国短篇小说和散文仔细校阅一遍寄给他，为它找书店出版。

鲁迅离开北京后，董秋芳抓紧暑假时间，对译文重新整理校阅了一番，并于九月里寄给了在厦门大学的鲁迅。鲁迅收到译稿后，当即在百忙之中亲自予以编校、订正。例如《大心》作者但兼珂，董秋芳原来译成“丹钦科”，是鲁迅给予改译成“但兼珂”的。集子原来取名为《大心》（GreatHeart），是心胸恢大的意思，是以但兼珂的篇名作书名的。但译文结集出版时，国民革命军正准备北伐，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革命正处在新的高潮中。鲁迅在编订时，就同意改用高尔基的小说《争自由的波浪》的篇名，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

1926年10月20日，鲁迅把《争自由的波浪》校订结束后，写信给陶元庆，要他给这书做封面装帧。11月14日，在一个“风雨之夜”，鲁迅正式编定了《争自由的波浪》一书，并作《小引》一篇。鲁迅说：“我其实毫不解急，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集续编》，做完《旧事重提》，编好《争自由的波浪》（秋董芳译的小说），看完《卷葹》，都分头寄出去了。”

1927年1月，在鲁迅的关怀、指导和推荐下，董秋芳的翻译作品《争自由的波浪》一书，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印行。这篇《小引》深刻阐明了俄国革命专政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热情赞扬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时代精神，努力鼓励中国革命者献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为争取自由解放，为摧毁黑暗的岩壁而战斗。这篇《小引》阶级斗争观点十分鲜明，它既是对俄国革命的肯定和赞颂，也是对作者、翻译者的器重和称赞，对董秋芳树立阶级斗争观点，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有很大的意义。

1926年董秋芳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很赞赏，并亲自为该书写了《小引》。1927年1月，该书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未名丛书》之一印行。这本书中的小说和散文，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无疑有着较好的启示和鼓舞作用。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剧本《太子的旅行》等20多篇译文。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一二”事变后，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职，于9月27日离粤，10月3日到达上海，定居于闸北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这时，董秋芳又设法找到了鲁迅，并在文学创作上和文艺思想上，得到鲁迅极其宝贵的指导。他曾多次前往四川路一座低矮的二层楼屋，前去拜望主编《语丝》杂志的鲁迅先生。鲁迅多次亲予接待，并经常介绍他看一些革命和进步的书籍，还多次鼓励他给《语丝》写稿。

1928年初，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由于创造社、太阳社部分成员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切的了解，曾错误地指责与攻击鲁迅。继之，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等又发动了对鲁迅的全面围攻。董秋芳亲眼看到这种情况，感到思想苦闷，排彻歧途，出于对梁实秋等人的义愤和创作社、太阳社部分同志攻击鲁迅的行为不满，于1928年 3月24-25日，以“冬芬”的笔名，在上海给鲁迅写了题为《文艺与革命》的一封长信，向鲁迅先生请教。 鲁迅收到董秋芳的信后，当即以编者答复读者来信的形式，于4月4日写了一千五百多字的回信。并把他的来信全文附发。鲁迅以《文艺与革命》为题的这封回信，无疑是一种剖析“文艺与革命”关系的答案，既是写给董秋芳的，实际也是写给当时整个文艺界和全社会的。这封信用阶级斗争一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文艺与革命、文艺与宣传、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等许多根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部份成员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某些错误倾向，对梁实秋等所宣扬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了猛烈坪击，同时，对所谓“超阶级”的文艺论和天才论也作了有力的批判。鲁迅在信中，号召革命文艺家面对现实， 积极战斗，敢于向旧社会猛烈开火。 鲁迅《文艺与革命》一文，最初发表在1928年4月16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六期，后由作者收入《三闲 集》。文章刊出后，在社会上反响较大，使梁实秋之流受到沉重打击。当时，董秋芳虽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并受到深刻的思想影响，但总的说来，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无产阶级文艺观点。正如他后来在《回忆鲁迅先生写<文艺与革命>等两篇杂文的时候》一文中所说：“这篇文章对于我的文艺观点，也是十分中肯的分析与坦率的指正，使我深受教益。”

董秋芳在写这信以前，曾去拜访鲁迅先生，并征求今后生活的打算。鲁迅先生从关怀爱护出发，建议他离开上海去北京。原来，当时董秋芳已被浙江通缉，虽来上海，但杭州与上海近在咫尺，如果行踪为浙江省政府探悉，仍有被捕的危险。鲁迅先生为策安全计，提议董秋芳去北京、到北京大学继续完成学业。董秋芳后来感激地 “鲁迅先生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而为他人想得那么周全。这种爱护青年的忘我盛情，怎么不叫我铭记永生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耗传来，董秋芳万分悲痛。他当即写了长达万字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发表在11月1日出版的上海《多样文艺》 上。董秋芳在这篇长文中，崇敬地称鲁迅先生为“人类中伟大的精神斗士”，是“敢于辛辣地刺破历史现实的丑恶的精神斗士”。他对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学失去开山祖而感到无限的悲痛，并决心踏着鲁迅的足迹继续前行。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连续发表了《白话文的危机》、《从“子曰”到“鲁迅说”》、《威尔斯眼中的高尔基》等一系列署名文章，掀起了一股宣扬复古倒退，攻击和侮蔑鲁迅和高尔基的逆流，矛头对准永安进步文化界。董秋芳组织《新语》作者对这些文章进行了批驳，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支持。参加论战的作者有怀淑、茅塞、李风、戈扬、修士、公刘、柳无垠、会稽细民、金斗节子、伯骥、夏侯、冬芬、张扬、王硕甫等，共发表了批驳文章达30篇之多。但是，《中央日报》的署名文章却故意一步步把“论战”拉到鲁迅、高尔基身上去，政治问题上去。董秋芳觉察到了。他说：“人家已经把话题引到高尔基身上去了，再争下去就会引到莫斯科、延安去。我们不是要中他们的圈套么？”于是他及时刹车。后来董秋芳在给参加“论战”、写过《打落水狗原来不是痛快的事》的闽西青年作者金斗节子（即张垣）的信中这样写道“现时行情不定，物价暴涨，于市不利，转告同行，莫再寄款，切记。”这是因为，1945年3月13日、14日《中央日报》发表了《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等杀气腾腾的社论，董秋芳闻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磨刀霍霍之声。然而《新语》在3月15日仍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战”文章。

果然，1945年7月12日，在永安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逮捕事件——“羊枣事件”。在羊枣（杨潮）等被捕一个星期后，在白色恐怖笼罩永安城的时刻，董秋芳于1945年7月19日在《新语》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杂文《沉默之美》（刊登在《新语》602期上）。他在文中说，从前读过一本赞美沉默的书，那时候象一个饱经风浪的航海者，要找一个隐蔽的港湾，给被颠簸的身心一个休憩的机会；于是为这沉默之美所沉醉。他在文章中又说：当他的“理智转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沉默之美”是代表“黑暗之夜”，没有动力，没有生气，没有歌声。如果让黑暗永远占领世界，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成了没有阳光的死的世界。他断然宣告：“沉默之美对于那些在生活的旅途上奔走得疲乏了的人会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对于那些要求在现实中创造出宏壮的生活的人，会是一种华美而空虚的幻影”，“有生命力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他们所需要的是动的美，健康的美，蓬勃的生气的美。这是阳光普照下的人间的美呵！”他呼吁：“让我们的挣扎、战斗，争取这种人间的美吧！”这是董秋芳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扼杀进步文化活动、逮捕进步文化人士暴行的辛辣讽刺和强烈抗议。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1945年7月22日，董秋芳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名《新语》的青年作者也被捕了。1946年1月，羊枣被虐死狱中，全国文化界、新闻界掀起了抗议怒潮，4月，国民党特务不得不释放董秋芳等大部分被捕者。

董秋芳在永安生活、战斗了七年半之久。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培养青年的事业中，在和“黑暗之夜”的抗争中是那么坚定，那么顽强；时至今日，他那为争取“人间之美”的呐喊声仍在我们心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