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我爱上那个眼瞳里有火的男人了。

他们说那团火是我。那是我的样子。他在凝视我的时候把我画在了眼睛里。我喜欢自己的样子。像我在很多黄昏看到的西边天空上的太阳的样子。那是我们的皈依。我相信他们的话，因为那个男人的确是个画家。

可是真糟糕，我爱上了那个男人。

我从前也爱过前面山坡上的那棵榛树，我还爱过早春的时候在我头顶上酿造小雨的那块云彩。可是这一次不同，我爱的是一个男人。

我们没有过什么。他只是在很多个夕阳无比华丽的黄昏来。来到我的跟前。带着画板和不合季节的忧伤。带着他眼睛里的我。他坐下来。我们面对面。他开始画我。其间太阳落掉了，几只鸟在我喜欢过的榛树上打架。一些粉白的花瓣离别在潭水里，啪啦啪啦。可是我们都没有动。我们仍旧面对着面。我觉得我被他眼睛里的旋涡吞噬了。

我斜了一下眼睛看到自己头重脚轻的影子。我很难过。它使我知道我仍旧是没有走进他的眼睛的。我仍旧在原地。没有离开分毫。他不能带走我。他画完了。他站起来，烧焦的棕树叶味道的晚风缭绕在周际。是啊是啊，我们之间有轻浮的风，看热闹的鸟。他们说我的脸红了。

然后他走掉了。身子背过去。啪。我觉得所有的灯都黑了。因为我看不到他的眼瞳了。我看不到那杏色水的波纹和灼灼的光辉。光和热夭折在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掐死了我眺望的视线。我看见了月亮嘲笑的微光企图照亮我比例不调的影子。我知道她想提醒我，我是走不掉的。我知道。我固定在这里。

男人走了。可是我站在原地，并且爱上了他。我旁边的朋友提醒我要昂起头。他坚持让我凝视微微发白的东方。昂着头，带着层云状微笑。那是我原本的形象。我环视，这是我的家园。我被固定的家园。像一枚琥珀。炫目的美丽，可是一切固定了，粘合了。我在剔透里窒息。我侧目看到我的姐姐和朋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影子很可笑，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能够跳动的，走路和蹲下也做不到。

他们仅仅是几株葵花而已。植物的头颅和身躯，每天膜拜太阳。

我也是。葵花而已。

可是我爱上一个男人了你知道吗。

张悦然的作品深受众多青少年欢迎的原因，恰恰在于她的作品对青少年思想感情的冲击和震撼，能引发他们的强烈共鸣。张悦然被许多读者推为最擅长描写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思想感情变化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多从少年的成长入笔，洞悉力极强，一丝一扣地把少年成长中的困惑和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很多小说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成长就是一场疼痛”，她描写了青少年们围绕着“这场疼痛”所做的挣扎和妥协，所感到的欢愉和忧伤，以及对爱情亲情友情的细微体会。正如莫言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理极为相称的真实。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

张悦然的作品还以其细致入微的细节、丰富新奇的意象以及凄婉动人的文笔打动着众多读者。她的小说中运用了很多表现力极强的细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营造出独特的情感氛围。她的小说还创造出很多新奇的意象，寓意丰富而深远，诸如教堂、黑猫等等，令人回味无穷。

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张悦然极富独创个性的小说语言。她的小说语言整体上带有一种凄婉动人的风格，多以短句子见长，句子之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移动往往具有跳跃性，给人以极强的画面感，加上充溢作品中的诗一样的韵味，这一切都使她的小说产生出如诗如画的艺术效果。很多读者认为张悦然的文笔酷似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张悦然于2001年远赴新加坡学习，她的视野更加开阔，她的心灵也在经受着来自新环境的撞击，因而她的创作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她近期的作品里充满了异国情调和留学生的迷惘情绪，为她的作品增添了新的艺术感染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80年代新生代青春派作家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作家正以自己更加敏感、细致、深刻的艺术感觉触摸现实，写出了与70年代作家相比明显不同的作品，表现的正是他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存环境和心灵困惑。这是他们深受广大青少年读者群体喜爱的重要原因。作为80年代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悦然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在小说创作中作了多方面的尝试，从《葵花走失在1890》一书中，人们都可以看出她的探索、尝试的轨迹。

《葵花走失在1890》是个标志，让我们看到这个耽于梦幻、沉浸在五颜六色奇想中的小作者，已从强烈的个人化情怀中跳了出来张悦然的小说主要是写亲情、友情和爱情。

无论是离别、破碎还是死亡，这都绝非空穴来风，是她们感知到的部分现实。她们可以丢掉梦想吗？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谬正在这里：她们的梦幻大多是悲剧。张悦然的笔之所以反复触及到了种种的“爱情悲剧性存在”，因为梦幻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巨大落差，这带给爱幻想的她们浓浓的悲剧感。作者从小就在她的小说中透射出了这种悲剧意识，这很不简单。

张悦然出生于八十年代，还在读大学，但她已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较远了。

这些类似梦呓的诉说，来自青春始端的敏感，来自骨子里的郁悒，来自成长的愉悦与茫然。有时尖利，有时低沉——它们飞扬而又忧伤。

序：飞扬的想象与透明的优伤

毁

黑猫不睡

白白

这些那些

霓路

桃花救赎

心爱

葵花走失在1890

痣爱

纵身

我为什么没有给你开门

赤道划破城市的脸

残食

陶之陨

领衔的疯子

这年冬天的家书

《葵花1890》是个标志，让我们看到那个耽于梦幻、沉浸在五颜六色奇想中的小作者，已从强烈的个人化情怀中跳了出来，正走向文化思考、正走向大境界。“我”的爱情所迷恋的对象也已从前卫时尚的少年，走向偏执的、极富个性色彩的成人，这是作者心力所及的范围已有所拓展的表征。这是一个新变化，无疑也是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不难看到，张悦然在这个方向上给自己留下的发展空间和开拓另外的发展空间的可能性怀抱爱。

飞扬的想象与透明的忧伤

张悦然出生于八十年代，还在念大学，但她已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较远了。她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但凭靠对外在世界和个人心灵的敏锐体察和聪颖感悟，细细密密地串起了一串串梦想的文字珠链，便营造出了一个个五光十色、美轮美奂的奇景。强烈的梦幻色彩使她的小说显得超凡拔俗而又高贵华丽。她的小说，读起来既冷嗖嗖又暖烘烘，既朦胧又明澈，既真切又虚幻。

这些近似梦呓的诉说，来自青春始端的敏感，来自骨子里的郁悒，来自成长的愉悦与茫然，有时尖利，有时低沉——它们，飞扬而又忧伤。同七十年代人相比，八十年代人成熟得更早。现实的残酷、信息的围攻，无时无刻不在牵引他们的焦灼、辨别与思考。他们没有固定而统一的信仰，所以很早就开始寻找各自心灵的慰藉。这远非一份好的课程答卷、一所较理想的大学那样简单。成年人的友情观、爱情观、家庭观过早地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多梦、敏感，很容易受伤，但有时又会表现出惊人的坚强。他们不会情愿过早堕入世俗，所以不会信奉金钱与权势，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爱情。

所以，张悦然的小说主要是写亲情、友情和爱情。她笔下的爱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灵放飞出去的一只只飘摇而空悬的风筝。爱情成为梦想的唯一附依。这样的梦想在张悦然的小说中顽强而专注。比如《黑猫不睡》中“我”的“拒绝”、《毁》中天使的坚守、《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我”的献身，等等。一个固执怀抱梦想的人必然同时也就怀抱了忧伤，因为现实要泯灭梦想，阻绊它们去飞。因而那些臆想中的爱情，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局都很悲惨。无论是离别、破碎还是死亡，这都是空穴来风，是她们感知到的部分现实。她们可以丢掉梦想吗?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谬正在这里：她们的梦幻大多是悲剧。张悦然的笔之所以反复触及到了种种的“爱情悲剧性存在”，因为梦幻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巨大落差，这带给爱幻想的她们浓浓的悲剧感。作者从小就在她的小说中透射出了这种悲剧意识，这很不简单。悲剧意识的确立，如人所言，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清醒，是社会整体乐观情绪的必要补充。相对于社会整体性的乐观情绪，这种悲观无疑是重要而又必须的。而我们也吃惊地发现：张悦然的小说大都是悲剧。刀子一样锋利的语言，珠贝一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她用小说来营建高于现实的生活，并向这种生活伸出丰富而茂密的心灵触须，她的作品充满了凌越现实的巨大冲动和使人警醒的批判力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在别人眼里，她可能生活得很好很贵族。但我们会听到她斩钉截铁地反驳说：我非悲剧，而悲剧永在我心中!

怀抱爱，怀抱梦幻，怀抱深切的悲楚，这使小说中呈现的他们因充满忧伤而高贵异常。在他们心中，爱高于一切!包括生命。他们坚守着这样的信条，为自己鼓着劲，慰藉并搀扶着自己极易受伤的心。可以这么说，张悦然的小说说出了一代人的希冀与痛楚。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关爱——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学会照看好自己，自己的梦及所信奉的一切，一点一点长大。成长，在我们的小说中是一个言之不尽的话题。尽管爱情对他们这个年龄而言是五颜六色的气泡，苍白易碎，永远不可抵达，永远都在彼岸，不过这没关系，他们在探索、在辨别、在行进，在一点一点步入成年的营垒。其实对任何过来人而言，这些七彩、繁复、记录着少年心跳和痛楚的细节，即便容易覆盖年少时的无忧和伤怀，回忆起来也是美的。所以，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这代人的心灵深处，其实并不便于随意示人。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

读这些小说，可以看到：张悦然的想象力是惊人的。在少女执著的梦和悲剧意识双重构筑的基座上，想象力将故事弹开，火花一样闪耀着它们迷幻的光。想象力在她有限的实际经验的辅佐下，结下美妙的情节和细节花朵——《残食》中鱼和鱼之间的残杀，以及蓝色鱼妻子“蓝莹莹的舞衣”；《黑猫不睡》中那只无辜黑猫的悲惨遭遇，以及黑猫被毒打后“参差不齐的血淋淋的牙茬”；《毁》中的天使之死，以及天使死去时还握在手中象征爱情的“面值十元的票子”；《葵花走失在1890》中因借助女巫的力量而有了双脚毅然奔赴所爱的向日葵，以及女巫那双有“红色灯丝一样的血丝”的眼瞳；《陶之陨》中陶的爆炸，以及“像极了一道心口的伤疤”的鱼骨纽扣；《赤道划破城市的脸》中我每天都要听的“硬币掉进储蓄罐的声音”；《纵身》中爱看热闹的壁虎；《霓路》中“奔跑时撒了一地”的手链；《这年冬天的家书》中妈妈剥核桃留在手上的“伤痕”……这样的例子在张悦然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想象使张悦然的小说不同凡响，充满了浓浓的诗意。梦幻的气息、想象的气息、诗意的气息兼备于张悦然的小说——哒本小说集是优秀的、奇特的。

她的文字锋利、奇妙、简洁、时髦而且到位。敏感和梦，飞扬的灵感和驾驭语言的熟练技能，显示着张悦然完全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潜质。相对于她自身的年龄和经历，张悦然是出色的。她虽被冠名为“新概念作家”，但其实她已从“新概念”所限定的写作姿态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中走了出来，已逐步走向“社会化”。《葵花走失在1890》是个标志。让我们看到这个耽于梦幻、沉浸在五颜六色奇想中的小作者，已从强烈的个人化情怀中跳了出来，

张悦然小说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如果登陆《萌芽》网站的“论坛·我看《萌芽》”，就会发现她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她曾多次被读者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者”、“人气最旺的女作家”，还获得过小说“最煽情奖”。可见张悦然已经在年轻读者中形成了自己众多的拥趸群体。她十四五岁时的小说《诺言角落》、《残食》就曾被《青年思想家》杂志冠名“未来思想家”栏目发表；她的小说曾被《新华文摘》等多种报刊转载，也被多家出版社争相收入各种“青少年作家作品选集”中。

成功来自她的才情和不懈努力。当然，她的作品也有局限，比如她在小说中过于沉湎于自我，这使她的小说显得很紧缩；她的抒情是“敞开式”的，往往显得缺乏克制，等等。伟大的文学，从不单纯停留在梦幻的层面上，它要涵盖历史，涵盖广阔的现实与责任，涵盖琐碎、艰难而具体的现实人生。

张悦然的写作刚刚起步，已经取得了如此的佳绩，凭借她极具个性的语言和想象力，随着她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和对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我相信她会更好地处理梦境与现实的关系，更好地处理个体经验和社会性经验的关系，写出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广泛的涵盖性的作品。

记者：你在新书《十爱》的自序中提到，这十篇小说会比你从前的短篇小说更加激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平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张悦然：这是由我的写作偏好所决定的，我喜欢比较极致的写作状态，这样会感觉写得过瘾。像《葵花走失在1890》（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中那种淡淡的忧伤已经不能够满足我的写作深度了，而我所理解的写作深度，就是要让自己的文字在读者心中留下痕迹。

写《十爱》的时候，我希望能借助我的小说更严肃地探讨一些问题，比如恋父情结，比如年龄相差悬殊的爱。这本书中其实并非只写爱情，我不想把爱理解得那么狭隘。爱有好多种，情爱，友爱，手足之爱，两代人之爱等等。这些爱不应该人为地划分开，爱与爱之间会有交界，但界限会模糊化，不同的爱是能够相互转化的，好多时候亲情、友情、爱情是三情鼎立的状态。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并非每个人只具有一种感情，当某种感情缺失的时候，其他两种感情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

记者：看了你的《十爱》，感觉书中文字的成熟以及对感情的领悟远远超出了你的年龄，是什么因素促使你的文字感觉以及对感情的认识如此成熟呢？

张悦然：我的这种成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从我开始写作进入文坛，到去新加坡读书，后来出版这几本书，这些经历令我飞速成长。所以我的这种成熟是这几年的经历决定的，甚至是被迫的。

记者：同你以前的小说相比，《十爱》里《竖琴，白骨精》、《宿水城的鬼事》等作品充满了迷幻的超现实味道，从写作题材到文字表达方式上已经褪去了青春文学的青涩，这种变化对你而言是自然而然还是有意为之？

张悦然：我在以往的小说中关注的其实并非校园生活，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是自由的生命状态。《十爱》中这几篇超现实题材的作品，诞生得特别自然，比如《宿水城的鬼事》，是源于我听一个朋友给我讲《山海经》里的传说，这个传说很短，几乎没有结尾，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于是我就顺着这个传说的思路演绎下去，完成了这篇小说。《竖琴，白骨精》则给人以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的感觉，是个关于爱与付出的故事。

记者：从14岁开始写作，进而获得“新概念”一等奖，直到今天成为年轻的女作家，你的文学之路似乎一帆风顺，你自己如何理解成功的含义呢？

张悦然：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是从前不敢想象的。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靠写作活着。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看到国内网站上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发现自己被那么多的读者关注和支持，很兴奋也很感动，于是就这样一篇一篇地写下来。《萌芽》杂志的编辑对我非常赏识，发表了我的许多作品，这样的写作之路比较平稳，使我慢慢地树立起写作的信心。读者对我的支持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许多读者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出书，可我当时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多的可以出书的作品，不愿为了出书而出书。我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是因为觉得可以给读者看的作品已经够出一本书了。

谈到成功的含义，我非常认可父母对我出书的理解。妈妈曾经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规矩体面的白领丽人，父母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会走上出书、当作家的道路。他们对我从事写作的关怀和期望只是基于一个原因：希望我这个在国外很寂寞的孩子能开心，是心愿的了结，而不是写作的开始。

记者：时至今日，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在文坛正式登场，成功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做为80后作家群的一员，你如何评价这一代作家？

张悦然：我们这一代作家跟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我们对外界似乎很少关心，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更自我。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更喜欢面对外部世界来进行批判和怀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独生子女，我们的童年比较孤独，因此有更强烈的倾诉欲和表达欲，一堆冷漠的玩具永远都代替不了共同成长的兄弟姐妹。我们会格外地想说，想表达。80后的作家在状态上会更加地分散，各写各的，而70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会形成一个个群体。

记者：许多读者和评论都认为，80后作家的写作，市场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成功很难延续和坚守，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张悦然：每个人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每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都会产生获奖者，他们可以因此获得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和发展机会，可是并不一定所有的获奖者都要走上文学道路，都以文为生，等待他们的其实有更广阔的发展道路。“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举行这么多届，获奖者一直坚持写作、陆续出书的也不过就只有我和韩寒、郭敬明几个。这种选择与每个人的性格、对文学的理解都有关系。

我自己对文学创作也有过许多怀疑，担心自己不能一直走下去，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以文学为职业。中间曾多次考虑放弃，可是我太喜欢写作了，所以还是写到了今天。所幸随着作品的不断出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认可，无形当中也给我很多继续写下去的信心。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试图营造出很唯美的意境，即使关于死亡、关于分离亦如是，仿佛童话世界，而生活本身往往是平庸而琐碎的，你觉得你的作品同现实世界的距离远吗？

张悦然：《十爱》一书的责任编辑对我的写作有个比喻，她说我是一个不会贴着地面走路的人，总是走着走着就飞了起来。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想写贴近这个时代的作品，然而后来我失去了写这些的兴趣，于是笔下的世界就越来越超越现实生活。文学创作的现实是，再复杂离奇的故事也都被写过了，关键是看你怎么来讲这个故事，细节如何表现，所谓新瓶装旧酒，把平凡的素材变成一个崭新的故事，这样的写作同样可以非常精彩。

记者：你已经拥有众多读者，同时你的作品给人以极其自我，极其个性化的感觉，你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读者的阅读期望吗？

张悦然：既然我知道有那么多读者的存在，当然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读者，这些考虑会给我带来很多写作压力。可毕竟每个读者的阅读需求都不相同，他们对我的期望也不一样，每个读者对我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很难兼顾所有人的愿望，与其迎合一部分读者，不如索性完全放开写，顺其自然。我会关注大家都关注的题材，这不是迎合，更应该是共鸣。

记者：说说对你写作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作品吧？

张悦然：我觉得作家有两类，一类作家的作品非常优秀，却并不能够深深地打动我，这是因为他和我的经历相去甚远。这些作品总是非常冷静，站在高处俯视众生，比如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另外一类作家或许作品并不完美，或许从未被那么多的读者关注，却格外的打动我，因为她的作品中有我特别关注或感同身受的成分，比如林白，我对她的作品相当熟悉，她的文字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作品中有许多梦幻般的超现实场景，她的这种“女性写作”说出了好多女性感受。我读了林白的新书《万物花开》，受到这本书很大的影响，写了一篇小说，会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在书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转变，并且理解这种转变，为此欣慰。

《樱桃之远》 2004年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

《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 2004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红鞋》 2004年7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十爱》 2004年7月 作家出版社

《水仙已乘鲤鱼去》 2005年1月 作家出版社

《誓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