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3日，蒋彦永被《中国妇女报》的《经济女性》周刊列入“抗‘非典’英雄榜”。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广东的呼吸道专家钟南山，蒋彦永名列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副总理吴仪。

(一)

医学界对蒋彦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这位20世纪50年代的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很早就成为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医学技术相当精湛。80年代以后，蒋彦永出任301医院普通外科主任，还担任了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和中华医学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蒋彦永学术著作甚丰，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有《胃肠病学手术》等专著问世。

301医院外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以高水平的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享誉国内外，而蒋彦永正是这一手术的学科带头人。他曾经用自己的双手，为许多身患巨大腹部肿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疑难患者解除病痛。直到现在，年事已高、离开科主任职位的蒋彦永仍然被聘为301医院专家组成员，时时出现在手术台前。

2003年3月底，一个多少有些偶然的原因，使身为外科医生的蒋彦永了解到，北京的SARS疫情已经相当严重。

那是3月30日，一个周日。蒋彦永听说一位老同学朱克大夫被怀疑患有SARS。朱克是301医院神经内外科研究所所长，也是蒋彦永的挚友。不久前，朱被诊断得了肺癌，正在本院住院等待开刀，突然出现了SARS症状：高烧，呼吸不畅，两肺阴影。

蒋彦永立即为朋友忙碌起来。除了向本院一些接触过SARS的医生了解情况，还特地打电话到军队系统的302医院和309医院请教。后来，好友的SARS嫌疑被排除了，但从一些相熟的专科医生口中，蒋彦永吃惊地获知：北京的SARS病人原来已经为数不少，仅在309医院一处，就有了近60例，而且死亡人数达到五六例！

在此之前，蒋彦永所在的301医院也曾接待了北京的首例SARS病人。病人的父母后来都死在302医院。此外，301医院肝胆外科一位准备进行胆囊息肉手术的病人后来发现患有SARS，传染了两名医生和三名护士。301医院其他病房，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当时，蒋彦永已经意识到这种传染病相当猖獗。

正在此时，4月2日晚，蒋彦永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了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对于张文康罕有地走上电视陈述中国的SARS疫情，蒋彦永并不吃惊，但他并没有想到，张文康称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而死者为3人！

(二)

一贯性情梗直、主张说实话的蒋彦永感到愤怒。

“我看了以后简直是不敢相信。张文康曾经是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个医生，但他连做医生最基本的标准都不要了。”他直斥张在疫情的问题上“说假话”。

4月4日，在做了进一步调查确认之后，蒋彦永致函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提供了自己了解的事实。他还说，“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医生看了有关新闻都非常生气。所以我给各位发此信，希望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4月8日，蒋彦永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确认了所写的信。他说，自己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不说实话，要死更多的人。

在《时代》周刊之后，其他一些主要海外报刊都报道了蒋彦永的署名信件。

(三)

披露疫情真相或许会给蒋彦永带来某种无形压力，但确实为他带来了同事和朋友的支持和赞许。《财经》4月初通过301医院政治部新闻宣传处联系采访蒋彦永虽未获准，但亦可感觉到院方对这位资深老党员、老专家相当尊重。

4月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北京的SARS疫情仍是云遮雾罩，真相不明。6日，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阿罗因SARS不治身亡之后，中国官方正式披露北京的SARS患者为19人，仍然都是“输入型病例”。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的患者为22人，其中4例死亡，并称这些数字包括了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的数字。

蒋彦永在北京医学界交往甚广，与朋友聚会往来时，他又获知了不少地方医院的疫情信息，愈发感到形势严峻。11日下午，蒋彦永正式找到301医院政治部的领导，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这一回，他正式提出：卫生部部长应该引咎辞职。

蒋彦永还直陈，卫生部提出综合性医院对SARS病人“就地消化”的主张不符合处理传染病的原则，应当尽快将一些小医院改为传染病医院，给予必要装备，配备有经验的医生护士来医治SARS病人。

更多的意见集中在疫情数字上。蒋彦永说，他希望卫生部的领导前来与他核对数字。如果他反映的数字是错的，可以向世界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愿意受处分。如果卫生部的数字不对，就请卫生部加以纠正。

12日，蒋彦永给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写信，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在信中坦陈了自己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情况，又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将我知道的情况告诉老百姓，让有关的人能知道。因为这种病是可以预防的，只要能正确地对待此病，就可以很好地控制病的传播。但如果不正确地宣传，就很难控制。如果像张部长那样讲，大家都会掉以轻心，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大灾难。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国家都是非常有害的。”

信的结尾，蒋彦永说：“请卫生部公布正确的数字。错了要勇于承认错误，改了就好。对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错误。”

这封信，蒋彦永委托301医院经组织系统转交马晓伟本人。

确切消息表明，在世卫组织调查北京疫情的过程中，有关官员曾联络过蒋彦永本人。虽然未能谋面，但在4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该组织有关官员表示，蒋彦永所说的疫情确是事实。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四)

关键性的转折始于4月20日。这一天，新华社公布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内职务的消息。同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人402例。

疫情透明之初，人们亲睹SARS患者人数急剧上升，部分人也曾颇感恐慌。但更自觉、有序的大规模防治行动开始了，而且在不长的时间内显出成效。20天以后，疫情最为严重的北京发病人数开始明显下降。

中国疫情报告得以有如此改进，不仅是蒋彦永一人之力。然而，他的行动，特别是最初的署名信件，确实至为关键。人们铭记这位医生的功劳，赞颂他的勇敢和正气。而蒋彦永说：“我只想到两点，一是人的生命最重要，二是要讲老实话。承认这两点就可以了。”他心态如常。

(五)

蒋彦永出身于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当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为主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成了银行家。孩提时代的蒋彦永是个调皮的孩子，打高尔夫、篮球、排球、网球，还喜欢钓鱼，看电影，赴音乐会，只是读书平平。后来，目睹姨妈死于肺结核的折磨，受到了震动，立志发愤读书，成为能够挽救病人生命的医生。

1949年，蒋彦永入燕京大学医预系，1952年该系并入协和，遂成为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他在学校很崇拜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专攻外科。八年医学院毕业后，他加入301医院。紧张的外科生涯使蒋彦永觉得自己总是在一线。

命运在1967年发生了转折。那一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蒋彦永被打成“阶级异已分子”。除了“资产阶级家庭”的阴影，蒋彦永还有“复杂的海外关系”。他的堂兄蒋彦士是国民党员，去了台湾，官至部长，后来担任了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蒋彦永被关了两年半，还被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动两年半。不过即使在人生的低谷，他还是有机会为人看病，更没有放弃对医学的钻研。

1972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蒋彦永得到平反。他回到北京，重新拿起手术刀，继续为病人解除痛苦。在此后的岁月里，他致力于攻克腹腔巨型肿瘤。“治这种病多少有些吃力不讨好，风险相当大，但做好了，病人的生活质量就完全改变了。”据介绍，巨型肿瘤手术难度很大，经常是腹腔打开以后看到的情况千奇百怪，手术本身风险高，有时取不出肿瘤却又无法缝合。所以，手术成功率一直不高，国外的切除率也只在70%左右。然而，蒋彦永领导下的301医院普通外科为病人做了大量手术，切除率达到了85%。

一次次为疑难病患解除痛苦，有些病人无法表达谢意，执意送上礼物。蒋彦永立了一条非常严格的规矩，绝不收取病人分文礼物。他的医德，一直得到称颂。

1997年，燕京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时，66岁的蒋彦永曾在大学史稿中写下一段话：“我一定要想尽办法，竭尽全能，通过为病人解决痛苦，来提高自己为病人服务的本领，进而才能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

他还说，“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对此理念，蒋彦永身体力行，从过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