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于成都。死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导师王大珩很快看出，自己这个学生质朴、正直、勤奋，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根据导师的指点，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1965年，他年仅26岁，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大为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70年代，中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二十年里，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副研究员，一直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虽无一官半职，却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被称为“不管部长”。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四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他于6月15日下午5时3分去世，终年43岁。

蒋筑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

■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函中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

■他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一些领导人呼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蒋筑英是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把科学态度和献身精神融于一身，是精神文明的典范。他虽然生前未被批准入党，家庭也受过错误的冲击，却从新旧中国两重天的巨大变化中，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国家的希望，个人也愿为祖国富强、为科技现代化奋斗不息。作为中国光学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年科学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奉献之歌。正如人们在给他的挽联上所写的———“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函中也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

蒋筑英去世前几年能在科技事业上大展身手，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下得以实现的。他的英年早逝，更引起了社会上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他去世后，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先后发表文章，呼吁各级部门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急国家之所急

后人讲述《蒋筑英》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所长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蒋筑英开始在崎岖的小路上奋勇攀登了。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蒋筑英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四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他们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这时不足30岁。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蒋筑英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坐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一文，被列为国内确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蒋筑英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之后，还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这一论著，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党的深深的爱，都融人自己的工作之中。关键时刻，他总是能急国家之所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巨额财富。

社会主义建设的铺路石

蒋筑英心中的大事、小事千万桩，忙完了这桩又忙那桩。所里的老同志说他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的门牙脱落了，抽不出时间去镶；身体有病，也不肯抽时间上医院去诊治。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腹痛也越来越厉害。他的爱人多次催促，他老是说：“等明天吧”。三、公而忘私的人

1979年，所里派他去西德进修。在国外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尽可能地节约用钱。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但是，他不能回请人家，因为上饭店太贵，他舍不得。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请客。他做的中国菜，外国朋友吃了都连连称赞“顶好！”半年时间一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按说，是应当发点“洋财”了。但是，蒋筑英首先给所领导写信，问所里需要买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一位朋友劝他：“你该给家里买台彩电”。蒋筑英回答说：“我也真想买台电视机，不过，买台黑白的也就可以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十九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则全部交给了所里。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所里派他去英国和西德验收进口机器。这次，他同样考虑的是要节约更多的钱，为所里添置器材。他就是这样，时时想着国家、集体，想着自己的科研工作。

蒋筑英公而忘私的一生，实践了他自己的誓言。他像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他像红烛，“蜡炬成灰泪始干”. 国之重器，有尔一功！

诗歌赞颂

一首歌颂蒋筑英的诗

你也许会说

你毕生研究光探寻光的秘密

以光照亮共和国绚丽的彩图

你翻译英德法日俄五种文字

却常为科研所的同仁甘尽义务

蒋筑英，你并未离我们远去

你的生命正在祖国事业中延续

如果说你是平凡中的英雄

不如说你是一粒种子落进沃土

我听见风在歌唱云在飞驰

浩浩乎神州一株株挺立的大树

———冰夫

196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蒋筑英远离家乡杭州，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考上了王大珩的第一个研究生。王大珩是中国光学第一人。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长春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光学研究生产基地。师从王大珩先生，是蒋筑英最大的向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研究课题。在王大珩所长的指导下，1965年，蒋筑英带领的4人小组，设计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那一年，蒋筑英只有27岁。

光机所原第四研究室主任史光辉，回想起第一次见蒋筑英的情景时说：“那是1963年的元旦，室里开晚会，他当时用法文朗诵了一首歌颂居里夫人的诗，而且当时他就说，自己非常佩服居里夫人。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蒋筑英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着知识与光明。

文革到来后，蒋筑英尽管没有工作可干，但他还经常到实验室，把实验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大多数人放弃知识的时候，他依然每天读书，“几乎是书不离手”，妻子路长琴说，“他和我说，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社会进步还得靠知识，别人不学，我就学。”正是靠着这种韧劲儿，他在科研道路上创造出了许多成绩：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蒋筑英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一次，吉林省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蒋筑英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事们使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其中的镜头进行检查，发现质量不符合标准。他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和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主张向外商索赔。外商看了检验报告后，佩服地说：“中国有内行！”不仅使国家免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声誉。国内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家，都留下了蒋筑英的足迹。长春的几家光学仪器厂，都把他当作参谋和顾问。王大珩说：“他是科学界的雷锋。”

蒋筑英善于攻关。过去，中国彩色电视彩色复原技术还不过关，电视显示出来的颜色很难看。蒋筑英经过艰辛努力，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一文，提出了解决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终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能够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1982年6月的一天，在成都出差的蒋筑英，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多种疾病，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4岁。他被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蒋筑英逝世的近30年里，他的名字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大家淡忘。聂荣臻曾说，蒋筑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2019年9月，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

蒋筑英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出众的才华，还具有高尚无私的襟怀。翻译外文资料时，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另纸译出，誊写清楚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仅四室的同志就收到过他送上门的译文资料九篇。为方便大家查阅资料，他跑到图书馆主动帮助编书目，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了《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对一些宝贵的资料，只要是别人有求于他，他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在生活中，蒋筑英也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妻子曾说他“什么活儿你都揽，谁的事儿你都管，吃饭走路你都嫌浪费时间”，却惟独没有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腹痛难忍时，妻子让他上医院，他也总是一推再推。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党的爱都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总是急国家之所急，有一次，吉林省一些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他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志们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进口镜头仔细进行检查，发现这批锃光瓦亮的洋玩意儿质量上存在严重问题，便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交由有关部门去交涉。国家因此免遭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蒋筑英所在的研究所筹建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试验室，他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设备，其余由自己制造。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资金十多万元。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1979年在德国进修时，他用省吃俭用积攒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二十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自己只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1981年第二次出国时，他自带了一大包四川榨菜，决心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外汇，给所里增添更多的光学器材。在荣誉和待遇面前，蒋筑英总是一推再推。1979年所里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决定晋升他为副研究员，但他却让给了一些老同志。直到1982年所里又一次推荐他时，他才接受。

以蒋筑英命名的科技馆，日前在他的母校杭州市抚宁巷小学正式开馆。

杭州市所有中小学生都可以到那里免费体验。科技馆在周一到周五全天开放，双休日前往，可提前预约。

蒋筑英，浙江省杭州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有8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他大学毕业时，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考取了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

蒋筑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还特别注意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帮助长春和外地不少光学仪器工厂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困难。

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