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仙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晚清末年，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康梁一派掀起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年轻的薛仙舟深受改良思潮影响，在校内带头讲求时务，主张改革，成为学生领袖。北洋大学肄业后，薛仙舟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与友人江为善密谋在惠州各县发动起义，因消息泄露而被捕。庭审时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自称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门生。主审县令不敢将其定罪，劝勉一番后予以释放。他的聪敏机智颇受其同乡唐绍仪称道，1901年，唐绍仪任天津海关道，选派薛仙舟官费出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其后，唐绍仪因公赴美，薛仙舟向其提出转学深造，随即获允转赴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攻银行经济。留德时薛仙舟曾担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某的秘书，以微薄薪水支付生活费用。不久蒯某获罪回国，薛仙舟失去经济来源，寄于友人宾步程处，靠宾步程一人学费为生，时有捉襟见肘的窘状，“花五分银币买一条腌鱼已经是美味了”。

薛仙舟珍惜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和资源，深入观察研究欧美社会经济状况，试图找出一条救国的道路。留美期间，薛仙舟常课余走访粤籍移民后裔，从中接触到大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民族歧视的社会现象，逐渐对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并曾积极组织留美学生响应1905年上海的抵制美货运动。他尤其痛恨日常商业交易行为，认为“有了交易之后，社会上个人间的现象，就是一味使我的交易战胜他人交易……无谓帮援他人，增进幸福，且人人都只愿以小牺牲，获得最大利益，便拼命谋求……最后的利器就是开仗。”到德国后，他发现一股新的思潮，即被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合作主义正在兴起。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人雷发巽率先倡导的信用合作社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德国作为合作主义的发源地，其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实践基础更为坚固。薛仙舟在德国留学期间，经常去听德国经济学者关于合作主义的讲学，并对德国的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在他看来，合作主义主张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因而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双重功能。他曾用比喻说：有一棵劣树不方便一下砍断，我们就从别处移植来一棵好树种在旁边并精心培育，将劣树的雨露和阳光都占用了，劣树自然会死掉。从此，薛仙舟放弃了早年坚持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经济制度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一名温和的合作主义者。确立从事合作事业的信仰后，无论当何时、居何处、做何事，他总不忘为合作主义宣传呐喊，其执著与最虔诚的传教士无异。

回国后，薛仙舟一边实地考察，一边开始宣传合作思想。他找到一个绝佳的实践舞台——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是我国第一所由民间力量创办的私立高等学校，时任校长的是印尼归国华侨、耶鲁大学毕业的李登辉。李登辉以母校耶鲁为楷模，汲取大学服务社会的精神来办学，极力创造宽松的环境，吸引、保护各种新思潮，为改造社会服务。1914年，薛仙舟应李登辉邀请到复旦任教，讲授德文、公民、经济等课程。李登辉对薛仙舟的人品和学问十分敬重，让他代替自己担任复旦教务长一职。1917年，复旦鉴于文史科已为清华、北大与东吴大学等所专擅，遂以经济学为立校特色；又根据上海工商业发达的实际情况，创设商科，并迅速发展成复旦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学科，也成为薛仙舟宣传合作思想、培养合作人才的基地。

新文化运动期间，合作思想随着其他新思潮一起涌入中国，首先在知识分子及商界内得到广泛传播。为了进一步推广合作制度，1918年，薛先舟专程赴美搜集了大量合作制资料，以此作为教学和实践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学以致用，于实践中更深层地认识、推广合作制度。1919年10月，薛仙舟联合部分复旦师生，自筹资金，创办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简称合作银行），并任首任行长。合作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合作金融组织，也是我国早期合作运动重要成果之一。在“以合作精神发展国民经济、补助小资本营业”理念的引导下，合作银行开设了公积金，实行储蓄存户与股东均分红利。薛仙舟提倡义务平民教育，并将各种业务实践与商科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合作银行是商科学生重要的实习场所，因此在校内、校外均设立了营业部，鼓励学生们深入社会，亲身了解平民百姓的切实需要，部分学生还被任命为主管，承担起一些重要职务。在校方的支持下，时任副行长的复旦学生卞燕侯曾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为经营银行积累经验。由于较好地与社会情况相结合，银行经营时间长达十余年，而同期其他院校组办的合作社大多仅能生存两年。随着银行业务的展开，合作思想对复旦学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应学生要求，学校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全校膳食。

1920年，复旦学生李荣祥、黄华表、毛飞等组织“《平民》周刊社”，发行《平民》周刊，1922年将“《平民》周刊社”更名为“平民学社”。学生们成立平民学社的初衷是教育救国。这些年轻人深受新文化狂澜的洗礼，沉醉于各种救亡思想的激烈交锋，同时又深感新文化运动脱离民众基础，仅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发行周刊，是希望以此教育平民，唤醒民众觉悟。不久学生们就发现，为生计奔波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大声疾呼无动于衷，《平民》周刊发行寥寥。薛仙舟的到来改变了平民学社。他告诫学生，社会改造不能依靠空泛的语言，只有脚踏实地为平民做实事，才能得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他建议学社以研究合作社思想为中心，在中国宣传能使工农大众受益的合作运动，并把留学欧美期间收集的合作书籍和资料交给学社成员翻译发表，使学生们深受鼓舞。从第五期开始，《平民》周刊成为以研究宣传合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刊物，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思想宣传工作。此后，平民学社还与国际合作联盟建立联系，将中国的合作事业介绍给世界各国，成为中国合作事业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转型后的《平民》吸引了包括国共两党早期领袖在内的众多思想活跃的青年，因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留学美国的徐志摩给《平民》写来长信，谈及老家浙江夏溪农民深受高利贷剥削一事，希望平民学社能将眼光转向农村。当时旅日学习合作思想的共产党早期领袖于树德，在《平民》上发表了《日本新创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等文章。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也为《平民》写过稿。《平民》引起大众的关注，发行量猛增。办刊四年间，学社共发表了800余篇有关合作主义的文章，其中约600篇为译文，200多篇为学生和投稿人自己撰写。1924年7月，学社因社友四散而中辍，《平民》也随即停刊。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和《平民》周刊的并行运作，是薛仙舟合作运动实践双管齐下、理论与实务并重的集中体现。先生任教十余年间，一直高举合作主义的鲜明旗帜，通过创办合作银行和指导《平民》周刊，使合作主义思想扎根于众多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心中，也为后来合作主义的全国性传播与实践铺就道路。他的学生中，余井塘、寿勉成、许绍棣、王世颖、张廷灏等人成为合作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寿勉成、王世颖日后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合作事业管理局的第一、二任局长。

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早年曾师从薛仙舟学习德文。据陈果夫回忆，“先生与人只谈合作主义”，因此在德文课上，陈果夫更多接触到的是薛仙舟的合作主义思想。受其影响，陈对合作主义笃信不疑。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仙舟应陈果夫请求，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方案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为宗旨，系统阐述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合作运动的理念，并提出合作执行部门（全国合作社）、合作教育部门（合作训练院）、合作金融部门（全国合作银行）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构想，集中体现了薛仙舟“以合作救中国，以合作治中国”政治主张。全国合作社是全国合作运动的总机关，以发起、组织、指导、监督和资助全国合作事业为职能，对全国经济和民众本身实施改造，以奠定合作共和之经济、政治基础。在机构设置和规划上，薛仙舟格外重视人才选拔，他曾说，“倘人之自身，不先彻底改造，则虽有绝好的制度，也是徒然”。他对人才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和期望，他说“倘要民众本身的改造，则必须先有人才，他们自身曾经受过严密的训练，具有许身于民众的决心……投入民众之间，与民众共同生活，共同尝甘苦。去服务民众，教导民众，辅助民众，使民众与之同化……必如此然后民生主义始能真正实现，革命才算是成功。”为此，薛仙舟把全国合作社社员分为四等：普通社员、基本社员、特别社员和赞助社员，并特别说明“有决死精神者归属特别社员，为实现合作共和之核心，是所有社员中最重要的一种。”

合作训练院是合作事业的教育部门，旨在通过宣传、教育和培训，使一般民众接受合作思想，了解合作社的知识和组织原则，在全国营造民主与合作的氛围。薛仙舟重视妇女在合作运动中的地位，因此合作训练院专设女子部，训练女合作员。他的理由是，“在民众中做工作，女子至为重要。四百兆的民众中，有二百兆是女民众，没有女子工作，是不易成功的。合作以家庭为本位，女子乃家庭的中心。女子如不了解合作，赞助合作，合作前途，障碍滋多。男子的生活，最易受女子的影响，故女子尤须受特别的训练，

助成男子刻苦耐劳的简单生活。”

全国合作银行是信用合作的中央调剂机构，也是合作运动的核心。因此在整个方案中，薛仙舟对全国合作银行的规划最为详细，从招股派息，到组织人事、营业范围、地点分布等都作了说明。他还主张，全国合作银行有发行长期债券之特权，专做住房合作、农业合作、劳农事业等等之长期放款。方案指出，上海是天然的消费合作、住房合作、信用合作的中心，所以全国合作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随时在国内各地酌设分行。为联络华侨，吸收侨资，在海外也设立分行。

薛仙舟著述极少，《中国合作化方案》是他一生从事合作研究与实践的结晶。方案理念清晰、特点鲜明：其一，薛仙舟人治观念浓厚，因而在方案中他兼重合作组织的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双重功能，希望把制度的革新与人的改造统一起来。其二，薛仙舟希望借助国家权力构建全国化的合作事业体系，由上而下地推进合作事业。当时除了比利时农民互助社外，各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薛仙舟并未如他人一样沿袭照搬国外的做法，而是根据实践和国情提出了超越传统的理论。其三，薛仙舟把合作社看作实现民生主义的最佳途径，主张都市与农村应同时推进合作事业。他说：“及至每个小村落，每个工厂，每个团体，每条马路，每条里弄，皆有合作机关星罗棋布，全国合作化了，然后全国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革命才算真的成功。”

薛仙舟起草方案的时候，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提上日程。选择何种建设方略，实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方案完成后，胡汉民、陈果夫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对他大加赞许，陈果夫还向蒋介石力陈合作社乃“抵制共产主义，实行阶级协调”的一大法宝。蒋介石当即接见薛仙舟，表示全国统一后即组织实施该方案。不久，“国民政府”决定设立经济设计委员会，由薛仙舟主持，借此推行中国合作化工作。另一方面，薛仙舟却面临“进退两难之势”。1927年8月7日，薛仙舟致函陈果夫，称叶楚伧再三敦促他前去主持筹备农民银行。在薛仙舟的构想中，这个农民银行就是方案中的全国合作银行。他十分高兴，认为如筹划成功，实为“我国大规模的合作运动之一绝好机会”。他在犹豫，是等整个方案决定后按计划推进，抑或立即先行筹备合作金融机构。世事难测，还未等薛仙舟做出决定，8月13日，蒋介石、胡汉民就在国民党内部争斗中失利而被迫辞职，推行合作方案的计划遭遇波折。多年的理想在将要实施之际又化为泡影，薛仙舟备受打击。

9月初的某天，薛仙舟意外受伤，因治疗延误，情况十分严重。医生主张截肢以保全性命，但他认为身体残废则影响思想的完整性，坚决反对截肢，致使病情日益恶化。9月14日，薛在病床上问妻子：“（上海国民）银行是否仍由章（益）君继续维持?” 妻子点头称是，他即溘然长逝，临终并无一语及私事。身后留下一双女儿，大女德音三岁，小女徽音仅六个月，实施《全国合作化方案》成为他未竟的心愿。薛仙舟的早逝，是中国合作运动的重大损失。他毕生心血凝聚的《中国合作化方案》，成为中国合作运动史的经典文献，来日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他对国民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影响深远，其弟子陈果夫是国民党合作运动的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陈果夫创办的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合作组、合作学院、合作指导研究班，培养出大批合作人才。在中央党务学校任职的人中，好几位是曾追随薛仙舟宣传合作、创办《平民》周刊的复旦学生。薛仙舟逝世后，复旦大学将新扩建的图书馆命名为“仙舟图书馆”，以示永久纪念。

2005年9月，复旦大学百年华诞，仙舟图书馆被改建为“复旦大学校史馆”，薛仙舟从事合作运动的珍贵史料就珍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