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地以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代，在灭商以前，戎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殷周之际，有鬼戎、余无之戎等。周时西戎，《尚书·禹贡》认为是指织皮、昆仑、析支、渠搜等。《史记·匈奴传》认为是指绵诸、绲戎、翟、义渠、大荔、乌氏、朐衍，分布在黄河上游及甘肃西北部，后逐渐东迁。其中绲戎，即犬戎，于诸戎中尤强。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犬戎与申侯联合，攻杀周幽王，迫使周室东迁。

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戎狄之间即陕、甘一代。

到古公亶父在豳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诗·大雅·绵》歌咏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混夷远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严重。

《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春秋时,戎有7种，即:己氏之戎；北戎，即山戎或无终；允姓之戎，即阴戎或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犬戎，亦称畎犬、昆夷、绲夷；骊戎；戎蛮。秦西北有狄邽冀之戎、义渠之戎、大荔之戎等。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山戎，各分布山谷间，有许多部落，不相统一。

至战国时，义渠、大荔等与秦相接诸戎，自春秋以来逐渐并灭于秦。林胡、楼烦并灭于赵。而山戎不复见于史，东胡有其地，燕却东胡设北边与东北五郡。故戎或往往与胡杂处，名称也往往相混。

鬼戎：鬼戎的“戎”是周加的蔑称，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

犬戎：古代族名，又叫猃狁，古代活跃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到西周末期，长期的农耕和平环境，使得君王荒淫无度，玩物丧志，烽火戏诸侯。君主性格软化，无心富国强兵，结果周幽王被野蛮强悍的犬戎族攻杀，幽王的宠妃褒姒被掳，都城丰、镐西北被犬戎占领。强 盛约三百年的西周覆灭。此后，犬戎便成了华夏民族最大的敌人，直到唐朝，中原王朝还把一切西北游牧民族统称之为“犬戎”和“戎狄”。

在唐代宗年间，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说：“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在唐德宗年间，大臣柳浑对德宗说：“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这个“犬戎”的“犬”字带有强烈的侮辱性，而且说戎狄是“豺狼”也准确地指出了犬戎或戎狄族的狼性格。至春秋初期，犬戎又成为秦国的强敌。后来犬戎的一支北迁到蒙古草原，成为蒙古草原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

北狄的称谓最早起始于周代，古时汉族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族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北狄是古代华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春秋中叶以后，狄与戎在地域上有明显的不同，但整个春秋时代，乃至战国中叶以前，戎狄仍往往混称，有些部落仍兼有戎与狄两种称号。这种情况以及春秋北狄诸部的姓族，陕北、山西、河北诸地的戎狄文化遗存，都说明春秋时期的戎与狄只是地域分布有明显区分，族类却比较接近。

进入战国，他们有一部分当胡人南下后已融入胡人之中，成为匈奴的重要来源之一。

狄作族称，《春秋》所记始于春秋中叶，但《国语·郑国》于西周末已有狄的记载。这是中原诸夏对北方一些部落与国家的称呼，不是他们的自称。

狄的本义，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断定，是由“远”与“剔除”的含义，“后乃引申之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此外，狄还有强悍有力，行动疾快等含义。《尔雅·释兽》说：“麋、绝有力，狄”，邢昺《疏》：“绝异壮大有力者，狄。”《礼记·乐记》说：“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郑玄《注》：“狄、涤，往来疾貌也。”春秋初，在秦、晋、郑、卫、邢等国以北，即今陕北及山西、河北两省的中部与北部，有许多部落，是对中原诸夏的威胁，但当时仍与西戎及伊洛地区之戎统一称为戎，只在方位上称为北戎。至春秋中叶，出现了称上述地区各部落为狄的记载，因其在北，称为北狄。在狄的族称出现以后差不多100年间，又出现了赤狄、白狄、长狄等许多称号。

战国晚叶，胡人兴起。胡人以东有东胡，胡人以北有丁灵。战国末年及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所称北狄，都是指胡人、东胡族系各民族。其中丁灵及以后铁勒、敕勒等译名，都在语音上可以与狄相通。但丁灵、铁勒、敕勒是对这些民族的汉语译名，狄是中原诸夏对北方民族的称呼，两者语源不同，含义也不一样。

春秋时期北狄与羌戎族类相近，而战国末年及以后北狄指胡人、东胡族系，与羌戎属完全不同的族系。汉武帝采取“隔绝胡羌”的政策以及赵充国在湟中屯田以制诸羌的举措，说明西汉时对羌与胡已经明确加以区分，但《史记》、《汉书》却没有为诸羌立传，羌人的祖源与史迹仅附在《匈奴传》中叙述，《后汉书》有《西羌传》。在一些民族史的论著中，仍往往未能真正把春秋时期的北狄，与战国末及秦汉以后以胡人、东胡族系称为北狄这两者之间在族系与历史渊源方面划分清楚。然而把两者加以区分，对研究羌戎和北狄的历史与考古都是重要的。

长狄，按《国语》与《孔子家语》的记载为漆姓，《史记·孔子世家》及《说苑·家语辨物》说厘姓。或谓漆为涞的误写，涞与厘同音，长狄应是厘姓。

传说与姓族说明春秋时的北狄与西戎在族类方面比较接近。考古文化也可与这种情况相印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今河套、阴山以南及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属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在龙山文化时期，又属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到了青铜时代，除燕山以南今北京市北部及长城沿线河北北部的一些地方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说明山戎人已南达这些地区，其它如阴山河套以南，今山西中部与北部，河北中部与北部以及陕北、河套等地区的游牧民族青铜文化，虽有一定的地区差别，但共同的特点占优势，并且受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从上述传说，姓族及考古文化的面貌与内涵推测，春秋时的北狄源出于商周时期的鬼方、猃狁，属于羌戎族系。

战国时胡人南下，陕北、山西、河北等地的赤狄。白狄应有相当多的部分已被同化于胡人之中。因此，春秋时的北狄与胡人、东胡族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胡人起源于阴山以北，东胡人起源于大兴安岭山原，与羌戎起源于陇山地区不同；联系在于鬼方、猃狁及春秋时的北狄，有相当多的部落融化于胡人之中，成为胡人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阴山以北，新石器时代分布着以细石器为特征的诸文化。细石器起源于华北，传播到蒙古高原形成以刮削器在生产工具中占优势的狩猎文化，与阴山、河套及其以南新石器时代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末叶及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纪，即商代晚叶与西周时期，阴山以北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在南西伯利亚、鄂毕河上游及哈萨克地区，分布着命名为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文化，其中发现了与商周器物颇相似的陶鼎、陶鬲及青铜刀、战斧、矛、镞等。这种青铜文化，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和乌尔札河、德勒山附近，也有所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与历史学界，均认为迫溯卡拉苏克文化的渊源，是受商文化影响较明显的一种独特的游牧民族青铜文化。这么广大地区的文化特征相近，说明这些地区的各部落族类相近，也与大漠以南长城以北各游牧民族在文化特点方面有相通之处。考古文化表明，匈奴与丁灵的起源有共同的渊源，他们都可归入胡人族系。阴山以北的青铜文化受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如上所述可能是通过与鬼方、猃狁等部的接触形成的。

在燕山南北，其中特别是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三河之源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及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从文化特点与内涵观察，很可能和商起源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本编关于商族起源的部分已叙述。到公元前1000—前300年，即商周之际到战国中晚叶，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地区、哲里木盟、兴安盟以及辽宁省的朝阳市地区、河北省的承德市地区，今北京市北部燕山以南地区也有发现。这是一种受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又独具特点的游牧民族文化，多认为这是山戎、东胡人的文化遗存，东胡人起源于兴安岭山原，大约是在商的祖先从燕山地区南下到古河济之间的进程中，他们也随之从大兴安岭山原南下。春秋时北与燕为邻的称为山戎，战国末因分在东匈奴以东被称为东胡。

商代甲骨卜辞，常见“奚”的称号，按《周礼》及《说文解字》的记载和解释，是一种奴隶的名称。为何把奴隶称为“奚”，有多种解说，很有可能如《周礼·司隶》所举“蛮隶”、“闽隶”、“貉隶”、“夷隶”一样，是奚人被俘掠沦为奴隶的。《周礼·秋官·禁暴氏》有“奚隶”的名称。到东晋及声北朝，东北有奚族，这是属东胡族系的游牧民族，定居于老哈河流域以后，逐渐转向农耕，辽代基本上与契丹同化。这支东胡族系的民族，与甲骨卜辞的“奚”有无渊源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商及西周的政治势力范围已达到辽西地区，那里的民族与商朝发生关系是可能的。

南蛮的称谓最早记载来自于周代的《礼记》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指南方额头有纹饰的族群即是南蛮。多喜欢吃生菜，色拉和醋。

南蛮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百越、百濮与巴蜀三大族系。现今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由南蛮民族演变而来大多分布于四川泸州一带。

商朝时有荆蛮、庸、濮、蜀、髳、微、越。

先秦时称南蛮、荆蛮、荆越、扬越、百越、闽、庸、百濮、巴、蜀、僬侥、卉服岛夷、有苗、三苗、和夷、裸国。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 ”方和“ ”“ ”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中南部，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与华夏之间的角逐

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

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

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

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

证诸史籍，夷狄族类繁多，《尚书尧典》：“蛮夷猾夏”；《禹贡》中有：“岛夷卉服”、“莱夷作牧”、“淮夷蠙珠暨鱼”、“和夷底续”、“西戎即叙”。

《诗经江汉》：“淮夷来铺”；采：“蠢而荆蛮”。

《左传桓六》：“北戎伐齐”；闵元：“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襄四：“戎狄荐居，贵货易土”。

《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子罕：“子欲居九夷”；卫灵公：“虽蛮貊之邦行矣”。

《孟子梁惠王》：“文王事昆夷”；滕文公：“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

《春秋》在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冬，狄伐邢。”这是《春秋》中第一次出现狄的记载。这时晋献公在位，与狄人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戎与狄常常混称。

《吕氏春秋通诠·知度》：“尽能既成，四夷乃平”。

此外尚有赤狄、白狄、犬戎、骊戎、林胡、楼烦等，名目繁多，四夷乃其统称也。

《国语·周语中》：“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

《荀子·正论》：“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

郭沫若《屈原》第二幕：“以一介的寒士，做到一国的丞相，公卿大夫，农工商贾，皂隶台舆，蛮夷戎狄，什么样的人，差不多我都看过了。”

应劭《风俗通义》说：“戎者，凶也。”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诗经》中常有周朝与西戎战争的史诗，比如“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戎狄之间即陕、甘一代。

《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史记.匈奴列传》记秦穆公时有西戎八国，即绵诸（今甘肃东部）；绲戎（今甘肃东部）；翟、镕之戎（今陕西北部）；岐山、梁山（今陕西韩城与洛川之间）；泾水、漆水以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大荔（今陕西大荔东）；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甘宁交界处）；朐衍（今宁夏盐池一带）。

《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义》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

《史记·秦本纪》中曾记载许多与西戎族相关的来往或交战记录，如：“申骆重婚，西戎皆服”；“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疏：“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 《后汉书·东夷传》云：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论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书中也均提及九夷。“九”并非具体数目，只表示众多之义，如《尔雅·释地》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郭璞《尔雅注》云：“九夷在东”，泛指中国东部夷人。

据《尚书．尧典》，羲和浴日的汤谷（旸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