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使蝗虫大量繁殖，迅速生长，酿成灾害的缘由有两方面。一方面，在干旱年份，由于水位下降，土壤变得比较坚实，含水量降低，且地面植被稀疏，蝗虫产卵数大为增加，多的时候可达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000～5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

在干旱年份，河、湖水面缩小，低洼地裸露，也为蝗虫提供了更多适合产卵的场所。另一方面，干旱环境生长的植物含水量较低，蝗虫以此为食，生长的较快，而且生殖力较高。

同时，干旱引起爆发性迁徙，由干旱地方成群迁至低洼易涝地方。

从其生活习性上看，主要是：

（1）它有群居的习性。

（2）它有很强的繁殖力。

（3）它有多食性，也就是它能吃很多种植物。

（4）它的飞翔能力很强，难于防治。

（5）它的卵深藏于地下，难于被破坏。

全球变暖，尤其冬季温度的上升，有利于蝗虫越冬卵的增加，为第二年蝗灾的爆发提供“虫卵”；此外气候变暖、干旱加剧，草场退化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将为蝗虫产卵提供合适的产地，而且蝗虫适应干旱的能力很强，这是因为其他昆虫和鸟类在此情况下都不能生存，而且能造成蝗虫疾病的一种丝状菌被抑制，故而使其数量大增。因此专家预测，随着全球变暖的趋势，未来蝗灾发生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对中国和世界的粮食生产将造成严重的影响。

J. Buhl等科学家在2006年一篇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研究论文中证明蝗虫密度过大也是造成蝗灾的一个重要因素。当蝗群处于这个密度的时候，蝗虫会排列成行，开始朝同一个方向前进。蝗虫在其生活史早期是孤立的、没有翅的“若虫”，它们倾向于相互避开。但是如果资源变得缺乏，它们就被迫相互影响。然后，它们可以组成有秩序的本地蝗群。这种蝗群有能力统一行动，进入近邻的栖息地，并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加入进来，最终成为了巨大的蝗群。因此，预测群体行动的开始，对于控制蝗灾爆发是至关重要的。这组科学家把数量逐渐增加的蝗群放在了一个圆形的场地里，记录下它们的行为，并用计算机软件追踪它们的运动。在中等密度的时候（每平方米25到62只蝗虫），蝗虫会排列成行，并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甚至统一地突然改变方向。在实验中，当每平方米蝗虫数量超过74的时候，有序前进的蝗群停止改变方向，而是向同一方向不断前进了8小时。这些观察结果证实了被称作自推进颗粒模型的计算机模型所预计的结果。Buhl和他的同事认为，使用这样的模型可能有助于设计出控制蝗灾爆发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持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蝗虫若虫群体的定义。在这个定义密度上，蝗群容易越过“引爆点”，从而触发蝗灾。

蝗灾的发生，自然因素是主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因素。蝗虫必须在植被覆盖率低于50%的土地上产卵，如果一个地方山清水秀，没有裸露的土地，蝗虫就无法繁衍。现在有些地方的生态意识不强，有的单纯认为治理污染才是保护环境，而对于改善蝗虫适生区的植被、土壤和小气候等工作，由于短期内看不到效益，并不重视。

所以，要从根本上防治蝗灾，应该十分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

建议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对口农药，如5%锐劲特悬浮剂，每亩用20—30毫升兑水50—60公斤喷施。

也可以在蝗蝻（蝗虫若虫）出土10日内，用敌百虫粉撒于小竹、杂草上，或用敌敌畏烟剂熏杀。施药后还要加强监测，在一周内迅速检查防治效果，对漏治和防效差的地段及时补施药一次。

还可使用诱杀法：将稻草切成四五寸长，放入用人尿50公斤，加入50%可湿性敌百虫0．05－0．l公斤配制的药液中，浸没8小时，于晴天早晨分散堆放于蝗虫多处。

目前，最有效的灭杀蝗虫办法是用飞机喷洒农药，该法杀虫率高、灭杀范围广，但成本高，而且以化学防治为主的防治方式只能应一时之需，不能保证长治久安。

从长远看，要有效防治蝗灾，必须着眼于生态建设，要实行植物保护、生物保护、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四结合。特别是要确保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好蝗虫的天敌。据统计，我国目前有68种蝗虫的天敌，包括鸟类、两栖类、爬行类等，它们对控制蝗虫的数量具有重要作用。

山东省有关部门曾在东营搞过培育蝗虫天敌——中华雏蜂虻的实验，取得了一定效果。

新疆等地采取牧鸭、牧鸡等方式消灭蝗虫，效果也比较明显。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曾在珠三角地区做过一项试验，将大量鸭子引入农田捕食水稻蝗虫，结果仅需2000只鸭子就能把4000亩土地里的蝗虫吃得干干净净。此外，挂网田间的园蛛及狼蛛、猫蛛等游走蛛，也能在田里迅速找到小蝗虫并将其吞食。

广大农民应尽量保护农田蜘蛛以防止蝗害发生。具体做法是：收割后不要把稻草随便烧掉，而将其放在田里，为蜘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另一种做法是：在收割前后将发现的蜘蛛卵囊集中到安全地方并加以保护。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因而中国历代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成为中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20世纪后，伴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为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减灾十年”活动，学术界更掀起了对中国灾害学、灾害史的研究热潮，蝗灾史研究也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出现了不少文章与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20世纪以来约发表专题论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论著有30余部。纵观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大致表现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状况

20世纪初，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如吴福祯、陈家祥、邹钟琳等人，在进行现代蝗虫的分类与分布、蝗虫生活史与生活习性的观察、飞蝗的预测及防治工作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伸到蝗史资料，以期对蝗灾发生有个纵深的认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家祥《中国文献中关于蝗灾之记载》(写成于1928年，1938年以英文发表、李凤荪《捕蝗古法》(《昆虫与植病》1933年第1卷)、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了蝗灾的统计，如被视为中国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就对包括蝗灾在内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次数与频率作了统计。陈高佣编写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辑录出257年次的蝗灾记录。其中邓氏所统计的蝗灾次数多为后人引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状况

真正意义上的蝗史研究工作开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中国大规模的药剂防治蝗虫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为了更全面弄清蝗灾发生规律，当时不少学者对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曹骥《历代有关蝗灾记载之分析》(《中国农业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讨论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灾发生情况，及其与旱灾、水灾、温度、天敌、人类防治等因素的消长关系；并运用数量统计、对比分析的方法，绘有多种关系曲线表。这是较早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统计古代灾害的尝试，也是后来研究者用得较多的方法。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对中国古代的治蝗成就进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一文是对该馆编制的“安徽省近千年来自然灾害分区统计表”中关于蝗灾记载的整理分析，得出该地蝗灾的发生表现出连续性与广泛性、蝗灾与旱灾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等结论。此外还有钦白《历代捕蝗记》(《安徽日报》1961年8月17日)，兆寅《陈振龙在农业上的又一贡献——〈治蝗传习录〉介绍》(《福建日报》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刘昌芝《徐光启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生物学通报》1964年第5期)等。

当时一些省市文史馆、气象单位也编纂了蝗灾或包括蝗灾在内的自然灾害史料，例如广东省文史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订本，内部出版)，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国家气象局组织收集气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气象研究所，华北、东北十省(市、区)气象局，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合编的《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合订本)》(1975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研究所合编的《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湖北武汉中心气象台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等书，其中也收录了不少蝗灾材料。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状况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尤其是减灾活动的展开、灾害学学科的兴起，对有关中国古代蝗灾与治蝗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在关于蝗灾发生的频度与强度、防治蝗灾的措施方法等问题上的研究投入了颇多精力，有关研究呈现出多角度、系统、全面、深入探讨的趋势，尤其是在多学科知识交叉运用方面更为突出。为清楚地展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下面分为综合性研究、断代与区域研究、治蝗技术与蝗虫文化、古治蝗书研究、蝗史资料整理等五个类别进行介绍。

黄河流域蝗灾特点

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在大水泛滥后，则经常发生严重的干旱。使在沿湖、滨海、河泛、内涝地区出现许多大面积的荒滩或抛荒地，这就直接形成了适于飞蝗发生并猖獗的自然地理条件。郑州以下黄河河泛蝗区以及渤海湾蝗区也都直接受黄河历代决溢改道、入海水道的改变以及河口泥沙堆积等作用形成。因此，从对近代黄淮平原东亚飞蝗发生基地的分布及其近300年来蝗虫猖獗发生的原因，以及各地县（府、州）志所记载的资料，结合各河道历代变化分析中，可以认为：这一地域内东亚飞蝗发生基地以及蝗区的形成是与黄河河道的历代变迁有较密切的关系。此外，从东亚飞蝗发生基地在黄淮平原的形成时序上看，当前黄河在海口形成的三角洲蝗区应系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追溯黄淮平原的生成历史，推断最原始的东亚飞蝗发生地可能系郑州-开封东北至临清-禹城以南的古黄河冲积扇地带；河泛蝗区的形成次之，滨湖与内涝蝗区的形成则较为近期。黄河较大的改道对于河泛蝗区飞蝗发生地的形成以及滨湖蝗区的形成都有较明显的作用。

黄河中、下游沿岸的东亚飞蝗蝗区，除利津以下的滨海蝗区外，主要有两个类型：河漫滩蝗区（一般可分上、中、下3个滩区，中滩是飞蝗的主要发生地）和黄河故道及泛滥蝗区（黄河改道后遗留的故道和决口的泛滥区，即黄泛区）。黄河流量、水位与淹滩面积有一定相关性，一般是流量大、水位上升，淹滩面积增加，对东亚飞蝗在滩区的发生产生较大影响。上水时期与积水时间对东亚飞蝗的影响：5月份河水漫滩并于6月退水时。减轻当年夏蝗发生程度。7月上、中旬上水到8月上、中旬退水时，则秋蝗发生面积最小。8月底以前上水、退水，秋蝗随退水产卵，来年夏蝗则偏重发生。在9月上、中旬秋蝗产卵盛期上水时东亚飞蝗向未淹水的较高的老滩集中，来年夏蝗在较高地带常出现小面积高密度蝗群。如果连年黄河流量较小时，滩地上水面积减少，东亚飞蝗发生面积增加；相反时，绝大部分滩地连年上水，则东亚飞蝗发生较轻。

由于黄河断流时间是夏秋季（7～9月）和春夏季（2～6月），这期间正是东亚飞蝗的发育和繁殖期，河道的断流直接影响河南、山东等省黄河滩地飞蝗的发生动态。据调查，在河南省黄河的20个断流年份中，有15年同时发生了100头/m2以上的高密度；从1971～1997年共27年的蝗虫发生情况分析，黄河流域东亚飞蝗重发生年份则有17年，除1985～1986年的发生与黄河无直接相关外，均与黄河断流直接有关。

广大牧区蝗灾特点

中国牧区总面积416万km2，约占国土面积的43%，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牧区及农牧交错区则地处中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其年降水量约50～400mm，干旱发生频次多、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严重影响牧草的产量和质量。广阔的草原包括荒漠、半荒漠、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山地草原草甸地区。由于草原和草甸的地域性及植被类型的差异，那里的蝗虫发生特点与我国黄河流域农业区域有明显不同。其主要特点为：种类多（约200种，去中可造成危害者约20多种）、分布广（不同类型的四季牧场及农牧交错区几乎均有蝗虫分布）、密度高（不同类型牧场均可发生较高密度的蝗虫）、食性广狭不一、优势蝗虫种群发生期迟早不同、某些优势蝗虫种群如西伯利亚蝗、意大利蝗、亚洲飞蝗等的扩散迁移与繁殖能力较强等。因此，草原蝗虫的成灾特点与农业区飞蝗成灾特点不同。牧区及农牧交错区蝗灾发生特点常由于草场退化、沙化、过渡放牧（草场牲畜载畜量超载）、泛垦草场等较为严重，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着草原及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在治理上，除仍应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原则，并以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和维护其动态平衡为指导思想，继续贯彻“改治并举”的方针，以达到保护草原和农牧业的持续发展。

2003年至2005年，因为一场蝗灾，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了“瘟疫”一级警告。

2020年以来，从非洲到南亚，沙漠蝗虫灾害侵袭全球多地。2020年7月，南亚国家印度再遭蝗灾袭击，部分城市进入警戒状态。

2004年11月21日，数百万只蝗虫蜂拥来到以色列红海之滨城市埃拉特，毁坏了这个以色列南部城市的大量庄稼和鲜花。以色列政府动用了飞机喷洒杀虫剂灭蝗。

据路透社报道，这是1959年以来以色列首次遭受如此严重的蝗灾。当地居民说，成批蝗虫遮天蔽日，不仅把棕榈树叶啃光，还把整个花园的鲜花也吃个精光。据称，它们什么都吃，连公路旁的绿化草坪也不放过。

这批蝗虫是从北非过来的，有的长达10厘米。有个居民说，这就像埃及的灾难一般。按照《圣经》的说法，蝗虫之灾是埃及法老拒绝让犹太人离开而遭上帝惩罚的10大灾难之中的第八灾。

不过，此次蝗灾对一些以色列人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蝗虫是犹太法律规定的唯一一种可以食用的昆虫。有些以色列人抓住机会，逮住不少蝗虫拿回家做饭吃。有个以色列人甚至从地上捡起一只蝗虫，塞到嘴里就生吃了，一边还咂嘴称赞：“真好吃！”有个网站还列出了名目繁多的蝗虫菜单，有蝗虫串、蝗虫条和炒蝗虫。

后来，蝗虫朝着东方向约旦和沙特移动，未经过以色列北部肥沃地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2001年俄罗斯南部的斯塔罗波尔地区，约26．7万公顷的草场和耕地受到蝗虫侵袭，同一时期中国的黄河流域、渤海沿岸地区，以及新疆北部地区同样有蝗灾，部份地区的蝗虫密度达到了最多每平方米一万只。2001年中国辽宁省首见蝗灾。

2003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皆饱受蝗灾侵扰，爱达荷州的灾情是二次大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

2019年，意大利撒丁岛遭遇70年来最严重的蝗虫灾害，数百万蝗虫入侵导致了约2500公顷的农作物被摧毁，严重影响当地农作物产量。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日，意大利撒丁岛地区连续第四年遭受蝗虫侵袭，数百万蝗虫已破坏2.5万公顷土地。为应对蝗灾，该地区正在部署一支专项队伍。

苏丹

当地时间2024年3月28日，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正在遭受严重的蝗虫灾害。大批蝗虫自本月下旬起从北达尔富尔州西北部向东部和东南部迁徙扩散，沿路啃食沙棘、柑橘等树木以及农作物，给该州很多果园和农作物造成重大损失，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粮食安全问题。

黄河三角洲

根据东营市植物保护站的调查分析，2008年黄河三角洲东亚飞蝗将达到中等偏重发生程度，蝗虫在5月中旬就开始出土，下旬达到出土高峰期，预计这一地区2008年夏季蝗灾发生面积将达到170万亩。

农业部2008年3月份发布的一份中国蝗灾预测报告则显示，在中国，2008年发生蝗灾的土地面积有9000多万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防治蝗虫专家王宪辉告诉《北京科技报》，在中国造成灾害的蝗虫主要有两大类别，一类是飞蝗，其中包括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等几类；另一类是在中国分布广泛的土蝗。而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就是东亚飞蝗，黄河三角洲一带的蝗灾，主要就是这种蝗虫所致。

中国虽然在历史上蝗灾频繁，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力治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蝗区大为缩小，蝗灾发生率也下降了很多。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退化，加上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蝗灾死灰复燃，新蝗灾区不断出现。

黄河三角洲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在历史上就是蝗灾的重灾区，特别是发生旱灾的年份，往往就会有蝗灾。近年来，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这里干旱年份也越来越多，黄河水量不断缩减，暴露的滩涂荒地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干旱造成这一地区的湖泊、水库水量的锐减，有的甚至基本干涸，再加上沿海一带面积很大的盐碱地，为蝗虫的产卵繁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现在，每到一年的五六月份，当地的植物保护部门都要为防治夏季蝗灾而伤脑筋，过几个月还得为防治秋季蝗灾费心思。

在中国，也有一些地方的蝗灾与人们过度开发，大肆砍伐林木，使得植被转型有关，比如海南三亚。王宪辉告诉记者，这里海边原来都是以灌木、小树林为主的植被类型，后来因为人工开发，那里的植被变成了草地类型，一些地面出现了沙化，以至于最终引起了蝗灾。

在天津，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地一座水库干涸后，由于绿化和防治措施没有跟上，居然成了“蚂蚱窝”，结果每年要施放数十吨农药才能控制蝗情。

河南博爱县

2014年8月25日上午，寨峪村村民李合贵去黄河滩的玉米地查看时发现，从河道芦苇丛中翻到他家玉米地大量“蚂蚱”。“飞起的蚂蚱直打我的脸，漫天都是黑黑的，像张大网。”李合贵立即上报，相关部门采用人工喷药、飞机喷洒、大网隔离等办法，对蝗虫最密集的3000亩滩头围堵。

2014年8月28日，在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蝗虫从城市中飞过。当日，大批蝗虫入侵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