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会16岁时隋老道送他到棚铺学徒。袁身材利落，在栅匠中学得撑杆上房的本事，但他游荡成性，未等出师就辞退不干，气得舅母又打又骂。他一气索性不回舅家。

1925年袁文会和王恩贵、殷凤鸣、牛占元等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名共和戏院，现已无存）听杂耍（曲艺），适为姜二顺的靠山调唱“妓女悲秋”，声调婉转动听，但词句淫荡下流，引起袁、王等人大叫邪好，怪声怪气引得全园听众大哗。

这时楼上包厢坐着姜二顺的熟客李七猴，李七猴是当时直隶督军褚玉璞的干儿子。李对袁等人叫邪好搅乱其心上人的演唱非常生气，即派其随从马弁数人下楼将袁、王等人逮捕送押到军警督查处，李七猴并要求其干爹褚玉璞从重处治。褚玉璞当即命令军警督查处长厉大森对袁等执行枪决。

消息传出急坏了殷凤鸣的弟弟殷凤山，殷风山是督查处的小队员，当即哀求队长白云生给以帮助。白云生，山东省历城县人，早年参加青帮，帮派为嘉海巳二十二代通字班。他有个师叔，人称孙老太爷，是褚玉璞的干老，对孙敬如亲爹。白云生只有去找孙老太爷向褚玉璞求情，这一办法真灵，褚马上下令释放袁、王等人。袁文会、王恩贵等释放后，立即叩见白云生，对白千恩万谢，并要求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白当即应允。

袁文会、牛占元、王恩贵、殷凤鸣、殷凤山等人成为白云生在天津收的第一批徒弟，其中以牛占元岁数大，即为开山门大徒弟，也就是袁等的大师兄。香堂在白云生家举办，请张凤岭为引进师（张是白的师弟），张对帮规帮法和香堂的摆布是个大内行，对堂词背得滚瓜烂熟，后来白云生凡收徒时均由张协助，张也就吃上这行饭。因白收徒非常多，后来张在青帮中人们有个口头语“懂不懂要找张凤岭”。

白云生自从收了袁等徒众后，名声大振，凡天津大小杂八地纷纷烦人托窍拜白为师加入青帮，一时白家门庭若市。致使白云生在天津开了青帮码头，后来军政工商文艺各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出风头、找靠山仗势欺人，少部分为生活所迫，纷纷拜在白的门下为徒。

如沦陷时期商会会长刘静山、穆庄子天齐庙的大恶霸王海明、武清县的土皇帝柳小五都是白云生的徒弟。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袁文会在天津鼎鼎大名时，白云生居然成了天津帮会的太上皇，官称白老头。

袁文会除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外，在30年代初更认了两个干爹：一个是军阀李景林部下的军长谢玉田，一个是日租界华捕侦缉队长刘寿岩，从而更增长了袁文会的嚣张气焰。

同文俱乐部位于日租界旭街北端东侧的同庆茶园后，主人方若是日军初进天津时的走狗，因而在日租界成为“一等公民”。这个俱乐部名为文人墨客的娱乐场所，招牌是以文会友，实则为大型赌场，设有棋、牌、对诗、斗蟋蟀等娱乐项目，看起来都属于文化娱乐活动，其实这完全是大输大赢的赌具。

他从中抽取“水子”头钱，每天收入相当大。而租界当局无论是日、华官警对他是不敢染指的，他兴旺时期袁文会还没有得势，袁也不敢有所触犯。

六地位于日租界如街北端西侧的闸口街，是个以六种赌具赌博的宝局，有筛子宝、牌九、金钱摊、转盘球、摇缸子宝等。这里的主人很多，都是陆续耍胳臂卖打而钻入拿挂钱的，大部分是混混发源地西头来的，有麻张三、刘桂希（西头大混混李金鳌徒弟）、方明、郭茂林（郭大个）、房树恩（房大个）、小王老（摔跤名将）、秃王平等，这些人都是白云生的徒弟，还有王德山（西头大恶霸刘广海的大师兄）和李明德（国民饭店经理潘子欣徒弟）。六地每月要给袁文会份钱。

芦庄子宝局位于芦庄子非租界地与日租界交界的高坡上。这是袁国玺独自经营的，最初是袁氏弟兄，后来袁文会得势更没有人敢惹，一般帮会对袁八都恭而敬之，故而袁八宝局一直干到死才结束。

刘宝珍宝局位于华安街南口，非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刘宝珍和袁八很有交情，但也是袁文会的师兄，袁对刘也始终不加进犯。

袁文会自拜白云生加入青帮后也收了些徒弟，先在旭街新旅社后干了小赌局，生意还算不错，但他并不满足。此时有个苏兰芳（外号苏秃子），在日法交界的富贵胡同旁新津里开了个宝局，生意相当好。原因是位于日法交界，凡法租界好赌者都到这里赌博。

袁早想染指，当即派徒弟给苏送信，叫苏把宝局让给袁干，苏岂肯把好吃的肉让出。于是定日相斗，袁因有日警头头刘寿岩的关系，早向刘托情，届时双方打手交锋，苏方战败，日警赶到还逮捕了苏方打手。后苏托人求和，愿将宝局让与袁——让袁当大掌柜，仍由苏主持宝局，袁就这样拿下了这个宝局。

1934年在新明大戏院北侧由新明经理孙宝山（1）勾结日本浪人开设了一个汽枪场，是以打汽枪为赌博的赌场，每天收入颇丰。它的赌具是墙上挂着画有12个属相的大转盘，将它转起来用汽枪描准射击，下边台桌上同样画着12个属相，赌徒们以钱任择各门押注，待汽抢打准某属相后，1元赢11元。

这个赌场因未把日警贿赂好，巡捕头头们指使袁文会去捣乱。袁授命带了十多个打手，将汽枪场砸了个稀烂。孙宝山找来日本浪人，与袁打手一起到日警署打官司，袁打手硬说在汽枪场输了钱，而场方说是打枪游戏不是赌博，警署勒令停业，放了袁的打手，砸的什物等于白砸。这个场址后来改为日本舞场，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里改为酒吧间专接待美国军队，一时生意非常兴隆。

中原公司6楼由方若之子方式（号长宜），开设大型赌博场，赌的形式为猜诗谜，美其名为以文会友。设有大方台桌，桌上摆着各种诗词成语，赌徒们以高级纸烟（三炮台）为赌注（代替现金），掌赌人以明矾写好诗句，用水泡出字来核对，押多少赢多少，输赢数字很大。

方式依仗其父势力，其母又是日本人，根本不把日警放在眼里。1934年冬的一天，日警头子徐树浦到会德号串门和袁文会谈及诗谜场事，徐因方式仗势开赌场不给日警好处很为气愤，袁即表示派人砸诗谜场，给方式个颜色看看。袁把我和刘国安（袁徒）叫来，命我二人到中原公司6楼去砸诗谜场，并嘱咐砸完一人顶事，到警署千万别提袁文会叫去的。

转天我俩到中原6楼，诗谜场围着三四十人押注，我首先用手分开人群，近前一看桌上押的没有钱全是纸烟，我向掌管人说：“这是什么?我们来干两盘吧!”顺便把桌子推翻。方式一看过来要抓我，刘国安冷不防给方一个大耳光，他戴着的眼镜也打飞了，他的打手一齐上来围攻我二人。这时驻场日捕赶到，这个巡捕叫蔡连科，是袁的徒弟，一看是我们二人，马上维护着，并叫我快走，只叫刘国安一人顶事，方式也派了管事人跟着，一齐带到日警署。到警署经审讯，刘国安控告在诗谜场输了千元，方式的顶事人则说诗谜是以文会友，非为赌博，双方各执一词，到晚上全都释放。徐树浦得消息后又到会德号，叫袁文会带人去诗谜场示示威。转天袁文会带着郭小波、李子珍、阎仲三和岳老等到中原公司6楼。

这天诗谜场虽然照开，而赌徒不多，原因是昨天被砸，人们不敢再来。方式和他的打手们全在场。这时正有个丁振芝的儿子，他和方式是好友，他不自量力地要为方式拔创，向袁等人走来，袁向岳老使了个眼色，岳老向前抓住丁，连踢带打，丁只好抱头鼠窜。

方见此情景未敢上前，转天托出方明（袁师弟），向袁赔礼并讲条件，愿每天给袁30元，请袁照顾该场安全，袁答应后每天给我和刘国安每人5元，他独得20元，并许可我俩每天在6楼餐厅白吃饭，顺便照料诗谜场。同时也答应给日警署华人巡捕月钱。这是打出来的。

此外又如妙峰山下院（位于四面钟后，是肖铁楞的宝局）；英商跑马场（有李律阁的股东，跑马师中有袁文会徒弟，袁也养马）以及“回力球”，也都请袁出名护场，每天给袁份钱。

花会在30年代是个新型的赌博方式，它在天津成立时分为老筒和新筒。老筒地址在日法租界的交界新津里，新筒地址在小松街万国公寓旁。1931年上海人任渭渔来津投奔国民饭店经理潘子欣，任和潘为好友，拟在法租界开设新型赌博“花会”（这种赌博当时已风行于江南）。经潘联系法工部局，未能允许，潘遂介绍任到日租界会德号找袁文会，经袁协助在新津里开办，称为老筒。该筒每天给袁20元，袁派郭小波，国文瑞、段六等为护筒打手，每天各拿份钱。

1934年又有上海人黄桂山（袁徒）、阿乔、阿桂等人来津，找袁文会也想设立花会。黄桂山由上海定做一辆最新式的人力车送给袁文会，这辆车为海式，其车厢、车把、挡泥板均以黄铜包镶，呈金黄色，青芝麻皮车罩，双脚铃，上下四个车灯，后有尾灯两个。这种人力车上海只产两辆，一辆由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乘坐，而这一辆由黄桂山以高价买下孝敬给袁，袁一见大喜，更给车夫李二买了身新衣服，以与新车相称。

袁文会协助黄等在小松街万国公寓旁设立了花会，称之为新筒，并派李子珍、曹玉和、阎仲三为护筒打手，各拿份钱，袁也是每天要20元。新老筒袁共拿40元作为他家庭生活费用，每天由曹玉和送芦庄子袁二太太家。

两个花会筒是日租界公开的赌场，其主持人都需要拥有一定数额的资本存到正金银行，作为保证金。对日警暑上下人等都有大小份的月钱，就这样警署头头们还要临时去找便宜，徐树浦有时到新筒找李子珍，以一元钱叫李代押，这就是说要一定赢，开筒后他就能拿33元，因而花会开销是相当大的。

花会是以36门为赌注，它有太平、坤山、光明、志高、正顺、三槐、江祠、汉云、福孙、九官、必得、月宝、火官、河海、逢春、荣生、卢奎、天龙、天申、日山、茂林、青元、有利、上招、合同、银生、明珠、井利、只得、安士、吉品、元吉、万金、元贵、攀桂等。

在开办初期，押花会的以南方人较多，尤其是日租界和南市的南方妓院从掌班老板到妓女，差不多天天必押，后来发展到天津当地人，家庭妇女、各商店经理和职工。其发展又快又广。

原因之一是花会有义务跑封人非常多，其中男女都有，他们以此为业，每天串商店、住户、妓院。

原因之二是花会输的数目小，而赢了就是大数目，一角钱能赢三元三角，当年面粉最好的只有一元七八角一袋，一角钱可赢两袋面粉，但是越赌数字越大，输的时候多，偶尔赢了一次就欢天喜地地到处宣扬，无形中做了花会的义务宣传。

原因之三，当年人们大部分讲迷信，花会的36门都离不开迷信，如“打亮子”即做梦，夜间做梦梦见吃螃蟹，转天起床马上找跑封人押“河海”。家中遇有难事而顺利解决就押“太平”或“有利”。总之在一天生活中什么事都能和这36门对得上号。

原因之四，受花会之害最深的是家庭妇女，早年绝大多数妇女是不到社会上工作的，男人赚钱即交给妻子，女人担负家庭生活，这说明妻子是掌握钱财的，她们经不起跑封人的说劝，偶作一试，确赢了不少钱，从此这个钩就挂上了，最终输得变卖财物，更不敢告诉丈夫，结果被逼得投河觅井而自杀者大有人在。花会这种赌博害人之广，罪恶之深，可谓罄竹难书。

北京大旅社赌场，地址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馅饼周”对过，明为旅社实是大型赌场。这里主人是日本浪人三野，他是受北京特务机关嘱托，以开旅社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更以赌场收入作为特务活动经费。1936年初正式开业。三野是个特务，对赌博这一门他一窍不通，于是他到天津拜访袁文会请袁帮忙。不料遇袁文会为逃避万国公寓杀人案不在天津，而正巧遇上郭小波和李子珍。由于万国公寓事件后，新老筒花会同时被日租界当局下令停业，而刘广海在法院告袁文会及其羽党，追捕之风很紧。三野到天津来找他们帮忙正称其意，于是郭、李马上随三野到北京大旅社承办赌业。

当时北京赌场较少，即使有小型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干，对赌徒们也不安全，而大旅社赌场是日本人干的，北京警察局对它也无可如何，故而北京嗜赌的阔人们纷纷来大旅社赌个痛快，尤其是梨园行人也来此赌博。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华北后，这个赌场更是兴旺。这时袁文会已回津重操旧业，并受到日本人的宠爱。郭小渡、李子珍不敢独享好处，马上由北口买了细毛皮袄多件并带现金数千元来津孝敬袁，从而得到袁的赞赏。但好事不长，北京伪华北政委会向日本特务机关反映，建议将大旅社赌场取缔，以保障北京治安，日特务机关只好勒令该赌场立即停业，至此郭小波、李子珍只好回津。郭赚了些钱就在寿街开了个北洋饭店，李子珍重回袁处。

袁文会自其出世，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被捕止，据不完全统计，他所收徒众多达万余人，其中包括各行各业，开始都是些五子行业的茶房伙计等等，尤其是妓院伙友以及掌班的更多。当他在天津大名鼎鼎时，收徒就挑挑捡捡，要拜他为师就不那么容易。在艺人当中以曲艺界较多，但有时他自己不收，而叫他师兄弟们收。如有两位著名相声演员就曾拜郝样金为师。郝最初和李子珍是好友，后来一起投奔袁文会。日伪时期他经营群英戏院。

1940年天津南市燕乐、升平戏院专演杂耍（曲艺），有个相声名演员戴少甫，他是个票友下海，没认过师父更没投个门派，在燕乐演出一鸣惊人，很受观众赞许，排在全场演员倒二，就因为没有门派师传，被同行所忌。而且经常有“杂八地”找戴的麻烦，原因是他没有参加青帮认个有名的师父作靠山，于是戴托人向袁文会递小帖（即拜师的履历信），而袁始终未应允，逼得戴无法。偶有一天袁到燕乐听戏坐在楼上包厢，戴一看机会到来，跑到包厢给袁跪下磕头认师，就这样加入青帮，从此一些小杂八地们再不敢欺服戴了。当年艺人就是这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依靠这些恶霸们的。

1927年武术社在天津大兴其道，当时比较著名公开设立的有18处，分布在各个角落。各学校尤其是中学，特设武术这一门课程。铃铛阁中学（省一中）的武术老师叫武彩云，他以蹉脚门掌门老师名闻于天津。武的长子以普济拳（即皮拳）称著，次子在马良军队中任武术教官。他有个徒弟叫吕学鉴，打弹弓百发百中，身轻如燕，能蹿房越脊，吕开始看不起武彩云，后经交手对打，被武打服而认为师。武最得意之徒叫赵大鹏，外号镇南洼，也就是说南门外一带无敌手。

南门外南关老街，是个繁华的集市，鱼、菜、肉等各市都在此处，这里居民和商号的员工都好习武。有一十居饭馆掌柜赵金山，鱼市、菜市掌柜杜承奇、孙连义、刘振铎等人，集资成立进德武术社，约请赵大鹏为老师，开业后有学生40余人，大部分都是附近居住好武的子弟们。自从赵大鹏在进德武术社授徒后，武彩云老师也常来指导，使得学员们深受其益。而这些学员后来都是袁文会的得力打手，我就是其中之一。

1928年北伐成功后，我国武术事业更是蓬勃兴起，南京政府成立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是年秋南京政府派褚民谊来津主持天津武术会演大会，地址设立在南开中学。届时天津18个武术社和所有武术爱好者云集南开中学体育场，各路英雄会集一堂，门户有太极、八卦、形易、蹉脚、通背等等。会场隆重热烈，学员们逐一出场表演，各显其绝技。进德武术社的学员们受到大会的好评，并得到银盾等奖励。

这天袁文会带着郭小波、李子珍、陈少舫、王恩贵、殷凤鸣等人也到场参观，他看到进德武术社从师父赵大鹏以至40多个学员，各个武功精良。他心想要增强霸业非有这些人相助不可，数日后他又带着以上这些人到南门外进德武术社拜见赵大鹏。相见之下双方互道交情，袁提出愿大力资助武术社，并在南市会宾楼宴请赵大鹏，席间提出介绍赵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袁为白代收师兄弟，把武术社所有学员尽收为袁徒，参加青帮24代学字班。赵满口应承，这个交易就这么痛快地达成，我就在这年拜袁文会为师加入青帮。在收徒的香堂仪式后，袁文会给赵大鹏买了身新衣服，给学员们每人一双练武快靴，送给武术社一堂新武器，使进德武术社面貌焕然一新。

1931年袁徒马世昌的叔父马云生，原为山东督军张宗昌的随从副官。张宗昌失败后，带着其四妾“满堂”逃往大连隐居，天津遗下五妾“富贵”（满堂之妹）。该妾私蓄颇丰，住日租界桃山街（今包头道），张宗昌去大连后，富贵不甘寂寞，姘靠了张的副官马云生，二人打得火热，马也骗了富贵不少钱。富贵不久即甩了马云生，另与前驻日领事庄金科相识而同居。马云生内心愤愤不平，终于匪性大发，买了瓶镪水上门找富贵施以报复，幸而一瓶镪水都洒在富贵身上，只烧毁了表服而未伤皮肉，其毁容目的未能得逞。庄金科得知后，暗使日本警察署将马云生逮捕，马云生侄马世昌为救其叔，找到师父袁文会求救，袁看爱徒之面，亲自到警察署将马云生保释。庄金科得知虽对袁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是年冬，中原公司发现炸弹，作案人始终没有下落。庄乘机向日本宪兵队密告，炸弹案系袁文会集团所为。这时传言要逮捕袁，袁的干爹、日警署五道刘寿岩得知此信，明知有人陷害袁，即将袁找来，嘱他立即去日本宪兵队自首。袁遵嘱到宪兵队自首，经审查确非袁所为，又由于刘的疏通，很快袁即被释放。

11月富贵知马云生怒气未息，又得罪了袁文会，就约马云生吃饭，谈条件拟再给马些钱从此作罢，而马不但未接钱，反而扬言待机会找庄复仇。是年旧历除夕，庄金科到桃山街富贵家准备过年，天将黑，忽有便衣二人各持手枪闯进，照准庄头部、胸部连开数枪，庄当场身亡（后来得悉这两人是国民党蓝衣社人员，因庄金科是极端亲日分子故而杀之）。富贵急忙报警，经审讯，富贵声称日前有马云生扬言要杀庄金科报仇。

日警根据情报直奔马家，倒了霉的马云生正在与家人过团圆年，糊里糊涂不知何故被逮捕，经审问后送华界法院，在屈打成招之下判了20年有期徒刑。1936年我因万国公寓凶杀案被押时，曾和马云生同住一监，他和我谈及此事始末。1937年七七事变，袁文会带着日本宪兵到西头监狱救出王恩贵等人（因万国公寓案被押）时，顺便把马云生也放了出来。

1932年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贩运印度大烟土（鸦片），以英国船运往天津太古码头卸货贩卖。太古码头脚行大把头王把（人称大王把），他把持着太古码头往来船只装卸货物的大权，收入甚丰。袁文会早想染指，一天由袁徒弟李荣堂（李即太古码头工人）领路，袁带了打手100余人到码头找大王把，命他交出码头脚行，而大王把怎肯将这块肥肉轻易让出，双方话不投机，打了交手战，一时刀枪斧把齐飞，伤人很多，李荣堂早就恨透大王把，今天在师父面前正是立功时机，他手急眼快用双叉子（匕首）将大王把刺倒。大王把的人一看头人倒地，一个个扔下大王把不管（后来大王把由其亲信用小船运回老家）纷纷跪地拜袁为师，就这样袁夺得太古码头脚行，派李荣堂负责这个脚行，同时又收了几百名徒弟。从此与上海杜月笙拉上贩运烟土的关系，杜月笙经常派其亲信任和三与袁联系，任也是上海著名恶霸，后来天津刘广海逃避袁的追捕，跑到上海结识了任，并拜任为先生（青帮中人原已认师，再想认师即称先生），任曾非常照顾刘广海，并资助他逃到香港。

袁自夺得太古码头后，便清理了海河沿岸各大小码头的把头，他独占海河的货物装卸。

黄郛是个老亲日分子，他在30年代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依仗着职务之便，由西北包头往天津贩运烟土，一般由天津北站卸货，以汽车直运日租界。当运烟土汽车到达旭街北口时，再同袁文会组织的公记印子房（这个印子房设在闸口街同庆茶园旁，负责人有王恩贵、刘金铭等）派人押车运到德义楼或乐利、大北、息游别墅等旅店，交付各烟贩，每车要给公记60元。每天仅运烟土车的收入就有数百元。

袁文会为了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讨好乡邻，做了一些貌似善事的事。

每年的旧历四月初八是药王爷生日，天津西郊有个峰窝庙，庙内供奉着药王。旧社会人们迷信神佛的思想非常浓厚，往往当父母生大病的时候，儿女们在神佛前许个心愿，待父母大病痊愈后转年药王爷生日，一定到蜂窝庙烧香以还所许的心愿，甚至有许下“一步一个头磕到峰窝庙”心愿的；有的“滚砖”（就是磕头磕在砖上），最真挚的心愿莫如“挂灯”（就是从两个胳臂下的肉皮用铁丝串透，下边挂一串胶纸灯笼，再由两个人给扶着胳臂）。天津城距离峰窝村约30里，在天津西南方，如果要磕头或挂灯走这么长路，人是受不了的，在天津与峰窝村中间有个庙叫大寺，一般只到此为止，甚至再短一些，这要看本人的诚心与体力。药王庙会前后举办10天，这些天庙的周围人山人海，做小买卖赶庙会的非常多，当地人用苇草编些小动物卖给带小孩的香客。

袁文会每年到峰窝庙会这些天，他花钱在沿途每隔一里搭一个大席棚，设座位供香客休息，并备有绿豆汤随便喝。多年来只要有庙会他就这样准备，从不间断。

旧社会挣钱难，穷人多，平日揭不开锅没饭吃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过年。但人们都希望在这一年的尽头“除夕”无论多穷也要全家人吃一顿团圆饺子。吃饺子要白面，而平常连棒子面都买不起，又哪来的白面呢?袁文会在这方面是会做人的。每年除夕前，他在芦庄子米面铺买200袋白面，叫面铺开好5斤一张取面条子，他把这些白面条子，分给他的手下人，叫他们在大年三十前一天的晚上，到芦庄子附近串街走巷，打听哪一家穷得过不去年，就叫开门给一张取面条子，这一张面条确似雪里送炭。他每年如此，用不多的钱，而讨好芦庄子附近的穷人。

在芦庄子袁家房后的华安大街上，有个理门公所和信义堂。公所是以戒烟酒为主题的会道门，它的建立都是靠善男信女逢年过节捐助来维持它的存在。信义堂也是天津较大的理门公所，它的最大施主要属袁文会。

袁文会这号人还成立抗日救国军，听起来这确是新鲜事，但确有其事。1931年“九--八”事变后，原东北军张作霖部下将领纷纷逃进关里。武汉卿原是东北军骑兵旅旅长，“九一八”后带着女儿来到天津，女儿不仅会骑马，还能双手打抢，而且面貌娇好。武汉卿自进入天津，抗日复仇心切，经人介绍认识了袁文会。武一心想借袁的力量招兵买马成立抗日救国军，武手中尚有些私蓄。

袁一见这父女二人，他就另怀居心，他想一方面招些人力为他霸业效力，一方面他想占有武的女儿。武与袁二人一拍即台，武汉卿在北京天桥招兵，袁在天津南市招兵，结果招了300余人，成立抗日救国军，武为司令，袁为副司令。队伍拉到良乡集训，正遇山西商震军队，商认为他们是一批土匪部队，一接触即被打散，武和袁逃回天津，前后只半年时间。后来袁竞以威逼利诱手段奸污了武女。

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塌地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七七”事变前，袁就已经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日本侵占了天津以后，更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袁文会在这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仅举其荦荦大者一，略述于下：

(1)组织“便衣队”暴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汉奸李际春、张璧等人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袁文会收罗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参预了这次骚乱活动，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制造借口。

(2)建立汉奸组织

在一九三五年，袁文会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分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网罗社会上的一些残渣余孽，冒充所谓“民意代表”，经常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扰乱视听，为日本侵略华北张目。日本侵占天津后，又组织“安清道义会”的汉奸组织。

(3)抓捕杀害劳工

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袁文会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为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地下工事。日本人怕劳工泄露军事工程情况，竟秘密将劳工杀死，抛入河中。当时天津海河常有浮尸漂流，就是这些惨遭杀害的劳工。

(4)供敌情报

袁文会的爪牙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他为日寇搜集情报的一个有利条件。各饭店旅馆、娱乐场所、烟馆、赌场、妓院、车站、码头等，都是袁搜集情报的渠道，其所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如政治动态、经济活动、人物行止、社会舆论，都在搜集范围之内，特别重视搜集有关八路军活动的情报。袁与日本宪兵队、日本茂川特务机关、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日本守备队、日本海军武官府等机关都保持联系，供给情报。

(5)贩卖华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国内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劳动力缺乏，于是便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当时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有个大东公司，就是一个专门招募华工的机构。大东公司从天津的四乡八镇以至河北省沧县、盐山，山东省的济宁、兖州一带，以介绍职业为名，诱骗大批劳工来津；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来的，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及日本国内。为了镇压被胁迫而来的劳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袁文会的势力与大东公司狼狈为奸，贩卖华工。

袁文会在芦庄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会德号”的机构，专门从事贩卖华工活动。会德号租得南开体育社，临时搭盖几间简易房子，四周砌起围墙，作为华工来津后临时食宿之所。后来体育社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华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几个说书场。被诱骗或拘捕来的华工，一进入体育社这个大院，就等于进了集中营，院门口及周围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华工只许进，不许出。大东公司招募的华工，形式上都付给一笔“安家费”及预支一些工钱，就是对华工们这一点点的卖身钱，袁文会这个吸血鬼也不放过。例如，华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会一手包办，在体育社大院里，有袁文会开设的饭馆，要吃饭只此一家；华工取证件要照相，袁文会找来照相馆代为拍照，从中又捞一把；袁文会还在院里设有赌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尽办法把华工手里的钱榨个精光。

被骗卖的华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折磨下，多数惨死在他乡异域，袁文会双手沾满了千万华工的鲜血。

(6)组织“袁部队”

天津附近文安、霸县，过去是土匪窝子。日寇侵入华北以后，这一带匪势依然十分猖獗，日军曾几次出兵也未能肃清。后来特务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由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这个“袁部队”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骚扰乡里，鱼肉百姓，干尽了坏事。

(7)供敌妇女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其鬼子兵的兽欲，在军队中设立所谓“随营妓女”，指使汉奸们为其提供中国妇女，供官兵玩乐。袁文会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强迫送往日本侵略军军营中。这些妓女受到敌人的百般蹂躏，结局都非常悲惨，折磨致死者为数不少。

(8)窝匪销赃

袁文会与天津周围各县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结，并极力掩护他们。如著名的土匪头目刘桂堂(外号刘黑)、刘辅臣、柳小五等，经常大摇大摆地进入天津市区，并且在市内都设有公馆。他们所以敢于如此招摇过市，就是由于与袁文会搭上了关系。这些土匪抢劫窃盗来的赃物，往往也是送袁文会开设的“押当店”转手处理，彼此分肥。

此外，袁文会还犯有拐卖人口、霸占女伶、私设公堂及放高利贷(开设“押当店”)等种种罪行多真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四、袁文会与刘广海的“狗咬狗”

恶霸刘广海在天津也是一个地头蛇，与袁文会是冤家对头，彼此斗了二十多年。两个人虽都属于安清帮，但袁文会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刘广海却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两个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压倒对方，独霸天津。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与其兄刘广庆同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刘广海好逸恶劳，流氓成性，后来拜另一个安清帮头目、北京人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党羽，称霸一方。

远在一九二六年直鲁军阀统治天津时期，刘广海曾在日租界一个妓院里与袁文会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贵发生口角，事后双方约定日期，在南马路丁公祠决斗。刘广海找他的师父王文德，袁文会也找他的师父白云生，双方各自动员大批打手，准备来一场大斗殴，拼个你死我活。此事为军警督察处南市分处处长张凤岭知悉，他为了避免安清帮的自相残杀，届时派出了大批军警，在双方摆开阵式正要动武时，赶到现场，把双方斗殴人员冲散。这次大武斗虽然避免了，但袁、刘之间的嫌隙并未消除。

一九三五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头赵家窑有一个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备从谦德庄接出一个妓女，他怕事情不顺手，特意约了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一同前往。这时刘广海正要到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车，三个人乘车直奔万国公寓而来。正在此时，蓬莱街太平里的“花会”开筒，袁文会的喽哕布满街头，有人认出了刘广海和宋国柱，以为他们是来寻衅闹事的，马上报告了袁文会。袁文会也不问青红皂白，立时怒火冲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国富，郭筱波、国文瑞等多人前往万国公寓打架。刘广海见势不妙，便从后门逃走，宋国柱被团团围住，终以寡不敌众，被来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处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日租界警探闻讯后，一方面通知中国法院验尸，另一方面追查凶手。袁文会徒弟李子扬情愿顶名投案，被日租界当局转送中国法院。刘广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会打死人命。开庭后，刘广海坚不承认李子扬为杀人凶手，李子扬见人命关天，也翻供否认自己杀人。法院见案情复杂，决定将原被告双方扣押待审，并准备传袁文会到案。

此时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于部有个师长董英斌，驻防杨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与刘广海是同参。董闻知此事后，便出头将刘广海保释出来，并支持刘和袁打官司。

万国公寓血案发生后，震动了整个安清帮，一些青帮头子如厉大森、魏子文等都出头为之调停，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派人来津从中调处。袁文会自知理亏，所以情愿为宋国柱出大殡，赡养死者家属。不料想刘广海不依不饶，厉大森等人也就罢手不管了。法院多次传讯袁文会不到，最后下了拘票；袁见事不妙，便远逃大连去了。

大连乐户公会会长刘文奎是袁文会的好友，此次袁前来避难，受到刘的盛情款待。袁在大连居住期间，经刘文奎的介绍，结识了不少日本人，这就为其投靠日本打开门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袁文会才返回天津，其后不久刘文奎也来天津小住。通过刘文奎的牵线搭桥，袁文会又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等人拉上关系，从此，袁便积极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

袁文会返津，刘广海感到威胁很大，躲在家里不敢出面。后来经人居中调解，袁、刘二人见了面，互相都赔了不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此后刘广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动，并在闸口街东方饭店开了一个赌局。他没有提防袁文会还在暗算他；不久，袁文会便勾结莳苗把刘广海逮捕，解至日本宪兵队。不料刘广海越狱逃走，奔往上海去了。

刘广海亡命上海，本想投奔青帮头子黄金荣。几年前黄为宋国柱命案一事曾派人到津调处，刘不识抬举予以拒绝，使黄的面子上很不好看，因而对刘来上海表示冷淡。刘自知没趣，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带着在上海新讨的一个小老婆远走内地去了。

日本投降以后，袁文会被捕关押，有一天监狱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国民党要人来看袁文会，时间不久果然有一个人衣冠楚楚、昂首阔步地进了袁的牢房。袁文会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羞得满脸通红。来人正是袁的死敌刘广海。当时刘身为天津市的参议员，又是伪国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了。刘广海探监后，袁文会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的一件事。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自知靠山已倒，难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里，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袁外出时，路遇刘广海手下的高玉普，高为了给刘广海报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会的家属四处托人营救，其徒子徒孙则写恐吓信给警察局，扬言如不释放就采取最后手段云云。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认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将袁文会解送法院审理。国民党法院也认为此案非同小可，提审时唯恐押送途中生变，只好由法官亲到狱中就审。袁文会虽被囚禁，但威风不倒。

当时一些重要汉奸如伪市长温世珍、伪财政局长李鹏图、伪教育局长何庆元、伪市长周迪平、特务头子徐树强、汪伪政权外长徐良等约四十余人，都关押在男二监，袁文会也同押于一牢内。

这些被关押的汉奸，过去生活上养尊处优，舒服惯了，一旦锒铛入狱，感到困苦难忍。当时监狱典狱长祝捷三，系李鹏图的好友及旧同僚，于是便由李出头向典狱长央求改善生括。祝捷三表示男分监尚有几间房子可住，但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需呈报上级拨款修缮，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汉奸们一听，都表示情愿捐款修理，当场每人各认捐五万元。就这样修好了一些房间，经过油漆粉刷，如同别墅一样，三五个人住在一间房里，同时又由家里送来钢丝床、绸缎被褥、毛毯等物。过去汉奸们的饭食，多由家属每天送来，很不方便，祝捷三决定让聚合成饭庄到男分监设立小灶，每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汉奸们在狱中有的看书，有的写字，有的下棋，悠闲自在，还可以随便接见家属。这就是汉奸们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生活写照。

袁文会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可以说是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触动。

袁文会伏法

天津人民政府成立后，天津人民法院也相继成立，王笑一为首任院长。王笑一上任后，便下令将袁文会押回天津，并开始重新审理此案。

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经过反复调查取证，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没收。

审理袁案的是院长王笑一，审判员是刘云峰等。

判决书下达后，最高法院核准决定于1950年12月25日上午枪决袁文会。当时，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同志曾做过如下批示：

“处死刑（该犯党羽众多，应严密看管，免生意外）！国文瑞如何处理？应速判决，以便一并处理。”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天津法院门前挤满了人，排了足有几十米长。监车从法院开出，袁文会坐在车中，两眼通红，满面杀气。

上午10时整，监车到达小王庄刑场，法警的一声枪响，结束了袁文会49岁的生命。

袁文会被枪决的当天，天津人民法院以（法字第16号）发布布告，张贴于天津城的大街小巷：

汉奸袁文会，出身流氓，系本市青帮首领与著名之恶霸汉奸。于1935年，仗势聚众斗殴，打死市民宋国柱。后逃大连，与土肥原系日特勾结，即在津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秩序，企图为日寇制造侵华借口。

“七七”事变后，更明目张胆充当日寇宪兵特务。依势聚徒，开设会记公司，专为日寇收容、逮捕、贩卖华工。更百般虐待，克扣工粮，致不少华工在饥寒交迫下死亡。又勾结日特莳苗等，公开杀害市民张耀山等达10余人。并在日寇指示下，于霸县组织“袁部队”，亲任司令，向我解放区进攻，迫害抗日军民。

上述事实，仅系袁逆罪恶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欺压群众之罪恶事实不胜枚举，市民对之无不切齿痛恨。而在审理时，袁逆一再狡赖否认，但人民痛恨，纷纷提出控诉，要求对袁犯严惩。且经本院调查被告罪行严重，如此背叛祖国、勾结日特、残害人民之汉奸恶霸分子，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处以极刑。

经呈奉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遵于1950年12月25日监提袁逆文会，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布。

计开：枪决汉奸犯一名。

袁文会，男，年49岁，天津人，住一区罗斯福路26号。

院长 王笑一

1950年12月25日

厚葬袁文会事件

1950年12月25日，津门巨霸袁文会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处决。当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拆除这一恶霸拍手称快之时，谁也没想到，被处决的袁文会依然“兴风作浪”，竟然引出了“厚葬袁文会”事件。

这一事件是在袁文会被处决后，其亲友、爪牙公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购置贵重棺木、超度做法、陪葬贵重衣饰等，送葬队伍吹吹打打，穿越市区，葬礼花费达300万元(旧币)。以公开行丧，招摇街市的方式，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开敌对和示威。

“厚葬袁文会”事件反映出了区委平时工作不够深入，觉得“人已经死了，没有什么了”，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加以制止，及时报告，造成了群众很大不满和思想上混乱。这一事件，为天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敲响了警钟。1951年，天津市委秘书处将此事件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通报，加强党员、群众的立场检查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