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维森塔尔

更新时间:2024-07-27 16:18

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1908年12月31日~2005年9月20日),犹太裔奥地利纳粹猎手。通过几十年不懈努力,他把1000多名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他获得了奥地利总统亲自颁发的金十字勋章。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8年12月31日维森塔尔出生在乌克兰境内的利沃夫,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后,母亲带着全家前往奥地利维也纳生活了一段时间。母亲再婚后,又带着维森塔尔回到了利沃夫。 1928年,维森塔尔高中毕业后申请进入利沃夫工学院学习。但是,由于当地对犹太学生入学有配额限制,维森塔尔最终未能如愿。他转而考取了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学,于1932年获得建筑工程学位。

1936年,维森塔尔与塞拉·米勒结婚后,进入利沃夫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

二战期间

1941年,纳粹德国占领利沃夫后,噩梦开始降临在犹太人头上。维森塔尔在一名为当地傀儡警察局工作的朋友帮助下,逃脱了被纳粹处死的命运,但仍未能避免被囚禁。他和妻子最初被关押在利沃夫郊外的一个集中营,然后被送到利沃夫东部铁路修理厂强制劳动。

1942年初,纳粹德国开始对犹太人实施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8月,维森塔尔的母亲被送往贝乌热茨灭绝营。9月,他和妻子的大部分亲戚都已经惨遭杀害,一个有着89名成员的大家庭不复存在。

由于他的妻子长着一头金发,看起来像是雅利安人,使她逃过了一劫。维森塔尔和波兰的地下组织达成了一个协议,由他向地下组织提供铁路枢纽的地图。作为交换,他们为他的妻子提供虚假文件,证明她是一名叫做艾琳·科瓦尔斯卡的波兰女人。1942年秋天,她被秘密送出集中营。她隐姓埋名地在华沙住了两年,靠做劳工谋生。

在纳粹分子开始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实施清洗之前,维森塔尔于1943年10月从纳粹手中逃了出来。但是次年6月,他再一次被抓。看守集中营的党卫军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如果集中营里还有囚犯的话,他们就不会被送到东线战场。于是,他们决定留下一部分囚犯。当时,集中营里的犯人已从当初的14.9万人锐减到寥寥34人。如果不是苏联红军攻破了德国东部的防线,维森塔尔也许早就死在集中营里了。200名党卫军带着这34名囚犯向西撤退。为了增加囚犯人数,党卫军在经过一个小村庄时,还把村里人都抓起来当囚犯。

一路撤退下来,当他们到达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时,只有极少数囚犯活了下来。等到1945年5月5日美军解放这里时,体重还不到45公斤的维森塔尔正躺在散发着恶臭的营地里,奄奄一息。

纳粹猎手

当许多人竭力想要忘记战争的恐怖时,维森塔尔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一场针对“忘却”的斗争。

身体一恢复,维森塔尔就开始为美军追踪战犯部门收集关于纳粹暴行的证据。二战结束后,他又为美军战略情报部门及反间谍机构工作,并担任一个救济福利组织的负责人。

1945年底,他和妻子终于重逢了。在这以前,他们彼此都以为对方已经不在人世。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最初几年,维森塔尔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但冷战开始后,美国人就停止了搜捕纳粹战犯的工作。

维森塔尔提供的证据在审判战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他和其他30名志愿者在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犹太历史档案中心,继续为战犯审判收集证据。但随着美苏冷战加剧,双方都对起诉纳粹战犯失去了兴趣。遭受挫折的志愿者开始放弃。1954年,这个档案中心关闭,它收集的资料被送到以色列的亚德韦希姆档案馆。维森塔尔只保留了一份重要档案——阿道夫·艾希曼的档案。此人作为盖世太保犹太部主管,“最终解决方案”正是由他监督执行。

维森塔尔在从事救济和福利工作的同时,还开办了一所为匈牙利等国难民提供培训的职业学校。与此同时,维森塔尔从未放弃对艾希曼的搜寻。维森塔尔在集中营时曾见过艾希曼,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全力搜寻艾希曼的下落。1953年,得知艾希曼躲在阿根廷后,维森塔尔立刻把消息通知以色列政府。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收到的情报却是,艾希曼藏身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几年过去了,对艾希曼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

直到1959年,以色列才从德国方面得知艾希曼化身为一名伐木工人藏身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维森塔尔的帮助下,以色列特工终于在阿根廷将艾希曼擒获,并把他送回以色列受审。1961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处以死刑。

受到这个战果的鼓励,维森塔尔在维也纳重新开放了犹太历史档案中心,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中。

1947年,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发表,它唤起了德国民众对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造成的灾难的深刻反思。但是一些极右翼分子却叫嚣《安妮日记》是部虚构的作品。直到1963年,维森塔尔发现了曾逮捕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成员卡尔·西尔伯鲍尔,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在审判席上,西尔伯鲍尔承认:“我逮捕了安妮·弗兰克。”

1966年10月,16名党卫军军官在西德接受了审判。这些人参与了在利沃夫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而其中的9个人都由维森塔尔找到。

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营长弗朗茨·保罗·施坦格尔一直是维森塔尔追捕的主要目标。经过3年的努力,维森塔尔终于找到了藏身巴西的施坦格尔。施坦格尔196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最后死在狱中。

维森塔尔的自传《我们中间的凶手》于1967年出版。在前往美国宣传这本书时,他又找到了当时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埃米娜·瑞安夫人。档案显示,瑞安夫人曾经亲自监督屠杀了数百名儿童。1973年,瑞安夫人被引渡回德国。作为一名战犯,她接受了审讯,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另外,维森塔尔还成功说服了数个国家,对本国战后接纳的外国人进行调查,以搜捕二战中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维森塔尔开设的犹太历史档案中心由3间办公室组成,装修简陋,一共只有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4名员工。维森塔尔并没有亲自到世界各地追捕纳粹战犯,他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和分析信息。他的工作得到了朋友、同事和支持者的帮助,其中包括德国的二战老兵。他甚至还从前纳粹分子那里获取情报。

维森塔尔花费了很多力气去收集他所能够得到的每份文件和记录,也倾听了很多幸存者的叙述。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有犹太法典编著者的缜密心思,更有调查研究的天赋,他把一条条看似晦涩、不完整甚至毫不相关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内部联系,使它们成为法庭上有力的证据。

但他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德国战犯的名单上有9万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接受审判。另外还有数千名前纳粹分子并没有被记录在案。

另外,说服政府和公众相信和铭记这段历史,是他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自传的最后一段,他引用了一名党卫军在1944年对他说过的话:“你想把集中营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是对的。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疯了,甚至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除非他亲自经历,否则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

晚年

维森塔尔的正义行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他被授予各种荣誉。同时,他也收到了很多匿名的威胁和恐吓信。1982年6月,一颗炸弹在他家门前爆炸,造成了严重破坏。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从那以后,他的住所和办公室都有武装警察保护。

经常有人问维森塔尔,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不懈地追捕纳粹分子,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回答。有一次,维森塔尔与在集中营认识的一个朋友共度安息日。这位朋友当时已经成了一名富有的珠宝商。饭后,珠宝商问维森塔尔:“如果你继续从事建筑业,你肯定早已是百万富翁了,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维森塔尔回答说:“当我们今后到了九泉之下时,我们会面对数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如果他们问我们:‘你做了些什么?’你会说:‘我成了名珠宝商。’但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2005年9月20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其网站上称,西蒙·维森塔尔在维也纳去世,享年96岁。据统计,他一生帮助有关方面将1100多名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是名副其实的“纳粹猎手”。

主要贡献

监督实施了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的盖世太保犹太部主管阿道夫·艾希曼;

逮捕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

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营长弗朗茨·施坦格尔(Franz Stangl)。

正在追踪的档案:

根据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公布的一份文件,西蒙·维森塔尔正在对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父亲是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纳粹德国突击队的成员一事展开调查。

所获荣誉

奥地利和法国的抵抗运动勋章;

荷兰自由勋章;

卢森堡自由勋章;

联合国帮助难民奖;

1980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授予的国会金质勋章;

1986年,法国政府授予的军团荣誉勋章;

2004年,英国政府授予的“大英帝国二级爵士”称号;

2005年,奥地利总统授予的金十字勋章。

演讲节选

(1995年5月7日)

“我在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作为一名幸存者,我也是见证人。今天,我充满恐惧的回忆再度浮现。如果说我的幸存有什么价值的话,首先,就是要让这段令人不可思议的记忆随时提醒人们,我们要避免遗忘,并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今后,像大屠杀这样的惨剧再也不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上演。”

“纳粹想要统治和奴役全世界,它实际上是由仇恨和现代技术组成的混合体。仇恨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导致纳粹犯下了无数罪行。我们必须蔑视这些罪行,因为,他们不只杀戮了我们的家人,还践踏了人类的尊严,并玷污了上帝的荣光。”

“(当时的)世界低估了希特勒和纳粹政权,这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世上总会有让我们犯错误的诱惑,即使是在这样开放和自由的奥地利。我们越是全面地以史为鉴,我们就能越早地抵挡这样的诱惑。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

相关影视作品

《奥德赛档案》(1974年)

巴西来的孩子》(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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