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27 12:51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按预定作战计划，组织宁夏战役，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先行西渡黄河，控制五佛寺渡口，并向中卫、定远营方向活动，准备配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灵武、中卫段渡黄河，共同进行宁夏战役。1936年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10多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红军。据此，中共中央军委于25日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击破南线之国民党军，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具体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部队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国民党军。24日晚，红30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在甘肃省靖远县之虎豹口（今河抱口）渡河成功；26日至30日，红9军（军长孙玉清、后为李聚奎）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5军（军长董振堂）也相继渡河。渡河总兵力达2.1万余人。28日为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30日，下达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在南线重点打击国民党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令红4、红31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海打战役计划落空
1936年11月初，南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宁夏战役被迫中止。这时河西红军已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大拉牌一线。此时，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致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提出所在部队地处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大部队不便久停。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河西部队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进。11月3日，中央军委电复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5日，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6日，河西部队向中央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向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前进。张国焘当日批准了这一计划。9日，河西部队开始西进。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陈昌浩、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9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率第5、第9、第30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等，由镇虏堡、打拉池、锁罕堡一带分路向西出动。
此后，西路军在甘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区，同马家军（指马步青、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共毙伤俘马家军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1937年3月中旬，终因力量悬殊，西路军归于失败。余部不满3000人。14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议决定，徐向前与陈昌浩离队。当时徐向前并不准备离队，会议中他曾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还有人这样提出。
经过一番争论，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当即向中央发电报作了报告。“……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余部分3个支队两路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
李先念等率领一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于4月底到达新疆的星星峡，尚保存400余人，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派车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回到延安。另一路由王树声、毕占支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这两个支队大部损失，少数人员陆续回到陕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曾不断给予指示，并采取各种接应和挽救措施。3月5日，组织援西军由崇信、淳化等地出发，于3月下旬抵达镇远、固原以南地区。西路军失败后才奉令就地待命，并派出部队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西路军历史功绩的研究是西路军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西路军历史功绩的研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如董汉河将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概括为四点：“（1）毙伤马家军2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2）牵制了敌人，策应了河东红军、友军和西安事变。（3）播撒了革命火种。（4）为党和人民军队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为各技术兵种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石仲泉亦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西路军“消灭了马家军25000余人；牵制国民党中央军，策应了河东红军作战；策应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一次在河西走廊建立了中共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并认为，这些历史功绩是‘不可替代’‘不可磨灭’‘永载史册’的。”安永香认为西路军在“策应‘山城堡战役’、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丰富和发展长征精神以及在西北地区播撒火种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袁继道、郑柏松认为，西路军在“军事上，沉重地打击了河西走廊上的反动武装；政治上，促进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战略上，为陕北红军的顺利展开、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刘凤茹、王秀彦认为西路军血战河西“牵制了敌人力量；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军事骨干力量；播撒了革命火种”。综上可知，近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西路军历史功绩的研究均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在消灭地方军阀、策应河东红军、解决西安事变、培养革命骨干、播撒革命火种、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研究了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的关系，部分修正了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造成的，石仲泉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张国焘路线所致，但不等于没有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没有真正确立立足自身作战的思想；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没有把握好独立作战与照应全局、自主指挥与担当精神的关系。”董汉河也认为“西路军失败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和全部原因。”并进一步指出“西路军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及军委的命令组成的”，其任务是“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与张国焘路线有原则区别，在政治上、组织上主要都是奉令行事。但在“红军主力”及“战略后方”放在黄河以东还是黄河以西问题上，西路军主要领导者未能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导致了重返倪家营子等严重错误，使西路军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部分学者探究了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战略决策与西路军失败的关系。谢娟认为“在西路军行动前，主要表现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策的产生和西路军对自身使命的认识上，这对西路军的组成以及西路军的失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西路军行动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战略决策和管理的失败，打通国际路线战略自身存在的弊端使得整个行动处于无序的状态，而作为整个战略的最高决策者共产国际的决策水平决定着战略的可行性；最终执行者西路军的执行力度决定着战略的成败。”郑宁波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探索并实施了打通国际路线以获取苏联物质技术援助的方针。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各种政治主体的交互博弈，打通国际的具体路径几经演变。在历史合力作用下，中共最终确定从甘肃、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这条路径与西路军的形成和失败具有内在关联，它决定了西路军的组建，同时也影响到西路军的行动和结局。”周忠瑜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和西路军选择西进没有必然的联系。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因为西进，而恰恰是由于西路军放弃了西进的有利时机造成的。”刘凤茹、王秀彦认为“孤军作战，任务多变；对蒋介石估计的错误；权利分配过死；战略运用失当。”
部分学者驳斥了“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的认识，如董汉河认为“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西路军失败是历史合力造成的。”张廷广也认为西路军失败“客观原因在于作战大环境的改变，包括地理位置没有回旋余地、兵种和军事技术出现代差；主观原因在于一系列决策失误，包括中央军委决策的失误、西路军指战员决策的失误；外部原因在于苏联联合抗日的重点对象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苏联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误判。‘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不仅不能成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而且是极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对毛泽东的歪曲和抹黑。”
部分学者考察了苏联、共产国际、斯大林与西路军失败的关系。赵宇、周忠瑜认为“苏联和斯大林极力阻止西路军退入新疆和变化多端的错误指示，成为导致西路军长时间待在河西走廊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最终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建新、张可让认为西路军失败与“共产国际对中共打通国际交通线战略计划态度的不确定性；共产国际确定援共物资接收地点时的多变性；共产国际对西路军数次求援态度的模糊性”有很大关系。张炜旭认为“共产国际改变援助路线、拖延救援时间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国际的救援措施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最终导致西路军失败。”
部分学者从军事学的视角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蒋兴国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包括，“敌强我弱的军事实力对比；战略任务的变化多端；无根据地做依托；指挥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利和西安事变的严重影响。”部分学者从河西走廊地理民情的视角，探究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孙雅薇认为“河西走廊气候对西路军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对于地理地貌而言，除绿洲外，多是戈壁和荒漠，昼夜温差大，加剧了寒冷；同时空旷的地形不利于隐蔽，为了躲避马家军的追击，只能躲入祁连山中，而祁连山温度更低；走廊除绿洲外，戈壁地区缺水缺粮，部队补给困难；地形狭窄不利于回旋，但却有利于骑兵运动。另一方面，河西走廊的具体民情是：没有党的工作基础，二马控制很严，回汉矛盾尖锐，不利于西路军开展群众工作，这就对西路军的战斗人数补给造成困难，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不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部分学者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董汉河将西路军的教训概括总结为五点：“（1）任何国家总是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意识形态总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2）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争取外援与自我救助的关系。（3）作为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在接受或决定行动方向和任务时，必须将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充分，必须从形势和战场变化的实际出发，及时正确调整行动方针。（4）作为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必须正确理解全局及与自身所担负的局部任务之关系，才能正确制定作战方针、灵活指挥，抓住时机打胜仗。（5）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综上可知，近十年来学者们系统地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教训，辩证地论证了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的关系；驳斥了“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的观点；探究了苏联、共产国际、斯大林与西路军失败的关系；从军事学角度、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