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生育权的问题”，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表示，2014年她做全国失独家庭的调研时发现，有些失独家庭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她举实例说，一个失独家庭由于女方失去了生育能力，想找代孕可花不起钱，最终只能双方离婚，男方又组建了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孩子，留下女方孤独一人，“当时他们特别想政府帮忙。我们2014年写失独家庭调研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用最便宜的钱帮助失独家庭再生一个子女”。

孙晓梅建议，代孕问题如果写入法律，应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专门法律条款，对代孕在什么情况下合法、什么情况下违法，谁来监督、法律责任等等作出详细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天鸿表示，美国有26个州允许代孕，台湾地区也经历着从全面禁止到逐步开放的过程。如果法律对“代孕”一棒子打死，“地下代孕”可能会继续存在，一些有代孕需求的人也许会选择允许代孕的国家，因此，是否从法律层面禁止代孕应该慎重考虑。

部分委员支持“禁止代孕”入法

也有委员支持“禁止代孕”入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帆表示，代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没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也在非法实施代孕，一些中介组织在“地下”非法采精、供精、采卵、供卵、搞代孕等。他强调说，对于代孕问题只有两个部门规章做出了相关规定，因此本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禁止代孕”条款写入法律很有必要。

截止2021年1月，由于法律无明确规定，代孕黑产业链中中介人员的行为，只有在收钱不办事的前提下，会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也就是说，如果代孕中介收钱办事了，则很可能不受法律约束。过往案例中，曾有女子海外代孕失败要求退还费用，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均存在过错，中介仅被判退还四成费用，并未受到其他法律惩处。

此外，代孕产业链中的医疗人员，只能以涉嫌非法行医而定罪量刑。参与代孕的生物学父母，如若有退单、拒收代孕孩童行为之时，才可能按遗弃罪接受刑罚。

“规范代孕”是否可行

即便假设社会接受了“规范代孕”，但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施行后的近5年时间里，也并未有任何有针对性法律意见出台，国内代孕黑产业链仍旧未得到有效治理，代孕女性和所生孩童的权益依旧无法保障。更何况，假设基本不会成立，当下社会对于代孕仍旧持反对态度。

当下社会反对代孕的原因

一方面，很大一部分群体明确认识到，代孕不仅违背人类伦理道德，还会对代孕女性产生严重人身伤害。这样一种变相将人体出租的行为，将会衍生很多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那些代孕合法国家已产生的社会问题可作观照。

而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群体选择代孕是为了拥有一个能够符合自身喜好的孩童，因此“买方”的选择需求，除了会让代孕女性承担婴儿性别所导致的强制流产风险，还将导致不符合“买方”要求的婴儿得不到其应有的平等权益。试想，无论是在合法代孕的部分国家，还是选择国内代孕黑产业链，“买方”显然不会要一个不健康的婴儿，那这些婴儿“何去何从”，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