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言志说”，真正具有奠基性的，是汉代《毛诗序》中的经典论述，它最终使“诗言志”的传统得以定型。《毛诗序》继承了从《尚书》到《礼记》的思想余脉，并将“诗言志，歌永言”与“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结合起来，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样，与中国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同时，也就是道统与政统相互统一的时代，中国古代最具权威性的文论也被确立了下来。《汉书·艺文志》便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这一“言志说”，确立了诗歌抒发人的思想、抱负、志向的基本内涵，更确立了诗感发之中的“理”的核心作用。在《毛诗序》中，其实并没有否定“情”，“志”与“情”是不可分的，但也不是对等的。“情——志——言”形成了诗性触发的前后相续环节，“情”要经由“志”的中介才能形于“言”从而成为诗，因为诗的本质规定就是——“志之所之也”。如此看来，“情”动于中固然是主要的，是诗之缘发；但更主要的是，“情”要为“志”所调节与节制，“以理节情”才是《毛诗序》的真正立足点。可见，“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是中国古代儒家文论的主导倾向，“志”乃是“理”（即具有伦理意味的理性思虑）的一种表现，无“志”便无以“言”（亦即“雅言”，“不学诗，无以言”的言），无“言”则更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