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雎（jū）：《诗经·国风·周南》首篇篇名，所以后来说是“风之始也”。旧说《关雎》诗写后妃事，指的是周文王妃太姒。

3.后妃：天子之妻，此谓周文王妃太姒。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释“后妃之德”道：“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

4.风：指《诗经》的《国风》部分。此句言《关雎》为《国风》之首篇。始，开始。

5.所以：用来……的。风（fěng，一说fèng）：教化。正：纠正。

6.用之乡人焉：据《仪礼·乡饮酒礼》，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合乐。《毛诗正义》解释为“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乡人，指百姓。周时以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

7.用之邦国焉：据《仪礼·燕礼》，诸侯行燕礼燕饮其臣子及宾客时，歌乡乐《关雎》。《毛诗正义》解释为“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邦国，指诸侯国。

8.风（fěng）：讽谕。

9.动：感动。

10.化：感化。

11.志之所之也：谓诗是表现人的情志的。前一个“之”，助词，的。后一个“之”，动词，往。

12.中：心中。形：表现，显露。

13.嗟叹：发声感叹。

14.永歌：长声歌唱。永，长。

15.文：次序，节奏；声音和谐构成音乐。

16.治世：太平时代。安以乐：指声音表现了民心安于统治者的教化，因而喜乐。

17.政和：政治和顺。

18.乖：乖戾，失当。

19.哀以思：哀伤而忧思。

20.莫近于诗：莫过于诗。

21.先王：指周文王、周武王等人。以：用。是：这，指诗歌。经：常道，使动用法，使……归于正道。

22.六义：“六义”说源于《周礼》“六诗”，《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因对诗与乐的关系理解有异，故二者次序有别。《毛诗正义》释“六义”为：“赋、比、兴是《诗》之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23.风（fēng）：与雅、颂为一组范畴，指《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据下文的解释，同时又含有风化、讽刺之义。

24.赋：与比、兴为一组范畴，指《诗经》的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郑玄注《周礼·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诗集传》说：“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但后人大都认为只是“直书其事”“体物写意”的表现手法。

25.比：比喻手法。郑玄解为“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朱熹《诗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人大都认为是明比的手法。

26.兴（xìng）：指具有发端作用的手法。郑玄解为“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朱熹《诗集传》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后人大都认为兴有即物起兴，用作发端，或有意，或无意；有意者用意较为隐晦。

27.雅：指雅诗。据下文的解释，有正的意义，谈王政之兴废。大小雅的配乐，时称正声。郑玄解为“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梁启超《释四诗名义》说：“‘雅’与‘夏’古字通，……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28.颂：指颂诗。据下文的解释，有形容之意，即借着舞蹈表现诗歌的情态。郑玄解为“颂今之德，广以美之”。清阮元《释颂》认为是舞诗，近人王国维《说周颂》考其乐曲速度较为舒缓。

29.刺：讽刺。

30.谲谏（jué jiàn）：隐约曲折地劝谏而不直言。

31.王道衰：指周王朝衰弱，政无常道。

32.国异政：指各个诸侯国自行其政。

33.家殊俗：谓大夫之家的风俗也随之各自不同。

34.变：是说国家由盛变衰，世道由治变乱，因而诗歌也随之变了。郑玄在《诗谱序》中把风、雅中从周懿王、周夷王到陈灵公淫乱时的诗，称为变风、变雅。有人以为邶风以下十三国风为变风；《大雅·民劳》以后的诗，《小雅·六月》以后的诗为变雅。作，兴起。

35.国史：周王朝的史官。得失之迹：国家政治好坏得失的事迹。

36.人伦：指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关系。《孟子·滕文公上》：“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废：废弃。

37.刑政：刑罚与政令。苛：苛虐。

38.风（fěng）：讽谕。上：指周天子。

39.达：通达，明白。事变：时事的变化。旧俗：旧时的风俗。

40.变风：兼指变雅。

41.礼义：周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而制定的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

42.泽：恩惠。

43.系：连结。一人：诗作者。本：本心。《毛诗正义》：“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44.正：指周天子用政治教化来正天下。

45.政有小大：据孔颖达的解释，是说《大雅》表现的内容是周天子受命于天，如“泽被昆虫，仁及草木”，这些是周天子政治中的大事。而《小雅》中表现的内容有“饮食宾客，赏劳群臣，燕赐以怀诸侯，征伐以强中国，乐得贤者，养育人才，于天子之政，皆小事矣”。

46.形容：借着舞蹈表现出来的情态。

47.四始：《毛诗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引《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总论全诗，即《关雎》是国风之始；《鹿鸣》是小雅之始；《文王》是大雅之始；《清庙》是颂诗之始。

48.诗之至也：这就是最好的诗歌。

49.麟趾：即《麟之趾》，是《诗经·周南》中最后一首诗。传说麟这种兽，生性不践踏生草，不踩死生虫，具有仁厚的天性。这首诗用麟趾来比喻统治阶级的公子具有的德行。《诗小序》以为《关雎》的教化行于天下，天下的人就讲礼义道德，虽然是乱世的公子，然而他具有信厚的道德，仍如麟趾一样。

50.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周成王当政，是周初的名臣。这两句的意思，据《毛诗正义》说，这些诗本来是周文王用来“教民”的诗，“实是文王之诗”，而与周公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因周文王当时还没有统一天下，还是诸侯，因此不称“雅”而称“风”。但是文王“身实称王，又不可以国风之诗系之”，而“诗不可弃”，因周公“为王行化，故系之周公也”。下文的“故系之召公”的观点与此相同。

51.南：《周南》《召南》，属于十五国风中的两个地区的诗歌。

52.言化自北而南也：周王朝统治者从北到南施行教化，即从周的发源地岐（今陕西）向江、汉之间的地区发展，施行教化。

53.鹊巢：《诗经·召南》的第一篇，写诸侯的女儿出嫁之事。驺虞：《诗经·召南》的最后一首诗，写打猎之事。驺（zōu）虞是传说中的一种不食生物的义兽。

54.召（shào）公：周文王的庶子，名奭（shì），受封的食邑在召（今陕西境内），故名。

55.《周南》《召南》：历来的学者对二南的解释颇不相同，有人认为是古代国家的名称，后来由周公、召公统治二南，故称为周南、召南。有人考证，周南在今洛阳以南至长江一带，在湖北河南之间；召南在周南的西面，包括陕西南部和湖北一部分。有人认为南是一种乐歌。有人考证南又是一种乐器。因此有人认为二南地区的民间歌谣用南这种乐器演奏就成为《周南》《召南》的民间音乐与诗歌。

56.“正始之道”二句：《毛诗正义》：“《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诗，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

57.“是以”二句：《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8.淫：沉溺。

59.哀：爱。窈窕（yǎo tiǎo）：美好。有善良的心叫窈，有美丽的容颜叫窕。《毛诗正义》引“王肃云：哀窈窕之才不得，思贤才之良质，无伤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则善心伤也”。

60.义：主旨。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国风的第一篇，君王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谕，教化；用讽谕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用来表现志向的，在心里叫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激荡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来继续它，吁嗟叹息还不尽情，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仍不满足，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宫、商、角、徵、羽的调子，就是音乐。太平时代的音乐平和而欢乐，它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它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伤而忧思，其国民就困顿。所以矫正政治的过失，感动天地和鬼神，没有超过诗歌的。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之道，培养孝敬，敦厚人伦，完善教化，移风易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天子用“风”来教化平民百姓，平民百姓用“风”来讽谕天子诸侯，用深隐的文辞来作委婉的劝谏，这样写诗的人不会获罪，听诗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败坏，诸侯国各自为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产生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败坏的事实，感伤于人伦的废弛，哀痛刑政的残酷苛刻，于是吟咏自己的情感，用来讽谕君上，这是通达政事的变化而又怀念传统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的规范。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天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久远。因此，如果诗吟咏一个邦国的事，通过一个人的心意表现出来，就叫作“风”；反映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各国的风俗，就叫作“雅”。“雅”，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朝政教兴衰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禀告神灵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既然如此，那么《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所以记在周公的名下。“南”的意思，是说教化是从北方到南方的。《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先王用它来教化，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最初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因此，《关雎》是赞美得到贤淑的女子，来匹配给君子的，忧虑的是如何进举贤才，并非贪恋女色；怜爱静雅的美女，思念贤良的人才，却没有伤风败俗的邪念。这就是《关雎》的要义。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流传到汉代，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各种不同派别的学问。齐（辕固生所传），鲁（申公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诗都立于学官，成为官学，三者全属今文学派。毛诗后起，属古文学派，其学直到汉末还不曾被官家承认，而只通过私学在社会上流传。相传孔子删诗授卜商（即子夏），商为之序，后来递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故训传》，授赵国毛苌。时人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故称《毛诗》。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说，三家诗都有序而亡佚，惟《毛诗序》独存。今本《毛诗》三百零五篇均有小序，于各诗之前介绍作者或写作背景，论诗之题旨和用意。其中第一篇《周南·关雎》的小序之后有一段较长文字，后人称为《毛诗序》或《诗大序》。关于《毛诗序》的作者，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说：一说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见郑玄《诗谱》；一说为汉人卫宏所作，见《后汉书·儒林传》。当今学界倾向于《毛诗序》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主体大约完成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学者之手，也可能含有东汉毛诗家阐发润益的成分。

《毛诗序》是中国古代第一篇诗歌理论专著，对于诗歌的基本特征、内容分类、创作原则、表现手法、社会作用等，都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是一篇封建时代正统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首先，《毛诗序》详细描述了诗歌产生的情况，在对文学本质的探索中，揭示出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特性。《毛诗序》指出，诗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情、志结合，一个是诗、乐结合。《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实是对前人之说的理论概括。最早讲到情志结合的是先秦的《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显然，前者的意思与后者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连语言都差不多。《毛诗序》直接把情和志结合起来，更显示出诗歌的特征。情和志是而一的东西，如孔颖达概括的那样：“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诗、乐结合，更是诗歌形成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诗歌形成之初，与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在儒家的礼乐思想体系中，诗、乐一体的诗歌，乐的部分往往要承担“和同”的作用，从而侧重抒情；诗的文本，主要在于义理阐发，侧重言志。在先秦时代，诗、乐二者难以分离，从而“诗者，志之所之”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实际上是一致的。汉代儒家诗论以诗、乐分离为背景，诗论的重点逐渐转向“以义为用”的诗歌，因此诗要部分地承担起乐的教化功能。“志”，多指人的思想意志，其中以政教伦理所要求的统一性为主；“情”，更注重于个体独特性感受的抒发。《毛诗序》将先秦时属于乐论范畴的“抒情”作为诗歌“言志”的理论补充，既是继承了诗歌艺术抒情和言志相统一的传统，又是要求“情”包含于“志”；个人发乎情，但要以统一的儒家准则为限度和引导，应当止乎礼义。这即是孔颖达所总结的：“在己为情，发言为志，情志一也。”

其次，《毛诗序》将诗教理论纳入政教体制之中，完善了诗歌的两种社会教化功能，即自上而下的风化和自下而上的讽谏。前者强调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目的，主张文艺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毛诗序》开篇就是：“《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教化的主要对象是被统治者。“动之”“化之”的目的，是让他们恪守封建纲常，不越其轨，以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后者则提供了民间诗歌干预政治的途径，可以表现某种不满情绪，也可以用诗来批评统治者。但是这种批评是受限制的，可以“刺上”，但必须“主文而谲谏”。朱熹释“谲谏”为“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即以委婉含蓄之辞、曲折比兴之法，在维护统治阶级尊严的前提下，以诗来寄托忠心劝勉。这里要求诗歌的艺术风格仍以儒家的温柔敦厚为准则，即使讽谏也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能直言过失；其思想则是儒家诗论“兴观群怨”说和“事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上以风化下”无条件，“下以风刺上”有条件，就是要讲究态度和方法。《毛诗序》所倡导的诗歌教化方式主要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试图通过有节制地怨刺政治昏暗和社会弊端，对内实现统治阶级的团结与协调，对外经由诗歌的宣泄达到安抚民众情绪、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作为政教工具的诗歌，一方面承担起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角色，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被束缚了自由吟咏情性的特质，失去了艺术审美的独立性。

再次，《毛诗序》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时代的密切关系。《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季札审乐观诗以知政的记载，观诗歌的内容，便可推想政俗与风化的情状。《毛诗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将《诗经》的内容和体例与时代政治、民俗风化、道德行为等紧密结合起来，认为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从而不同的时代各有各的诗歌。它指出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就是说，诗是时代政治状况在人民情绪上的反映，可以从安乐、怨怒、哀思之音中，看出时代政治的好坏、国家的兴亡。在此意义上，《毛诗序》对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作出区分，认为前者产生于政治清明的时代，并在诗歌内容和艺术风貌上反映出治世的气象，而后者产生于、也表现了政治昏暗的衰世。《毛诗序》把《诗经》表述为一部王道盛衰史，从而诗的内容就被规定为主要是对治世的称善赞美，以及对衰世的讽恶讥刺，以行使诗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教化功能，表现其美刺的意义。《诗经》的体例编排也被阐发为反映了君德民风，如《关雎》与《麟趾》相呼应，体现“王者之风”，《鹊巢》与《驺虞》相呼应，体现“诸侯之风”等。

最后，《毛诗序》依据《周礼·春官》中“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之旧说，改“六诗”为“六义”，提出了诗歌分类的三种体制和艺术表现的三种方法，合称为“六义”说。《毛诗序》对风、雅、颂做了进一步阐述，从音乐上区分风、雅、颂：“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没有对赋比兴的含义作出说明。关于“六义”的意义，历史上众说纷纭。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朱熹据此发挥，说风、雅、颂是“三经”，是“作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他还具体阐释了赋、比、兴的内涵，认为“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子语类》）。这即指出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而赋、比、兴是作诗的艺术表现方法。当今学界一般认为，风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朝廷诗歌，颂是祭祀时赞美祖先的诗歌。而赋、比、兴则是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方法，与文学的想象相关联，诗人的创作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物象，巧妙地使用譬喻，从而更为生动、深刻地抒写现实生活和所思所感。

北宋王安石《答韩求仁书》：盖序《诗》者不知何人，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不能为也。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

南宋黎靖德《朱子语类》：《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

南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或问诗如何学？曰：只于《大序》中求。又曰：《诗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学诗而不求序，犹入室而不由户也。

清代崔述《读风偶识》：诗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于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于《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

一方面，《毛诗序》是儒家诗学的第一篇纲领性的论述，首次系统化、理论化地总结了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诗经》的创作经。它所涉及的诗学命题既是此前各观念的综合，又是此后主流诗学的源头。它所呈现的言志抒情说、美刺说、六义说、比兴说以及诗歌的政教功能等观点，在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被不断开掘与应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毛诗序》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在后世被广泛接受，“正变”说也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诗史观。东晋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南朝锺嵘《诗品序》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些强调诗歌情感抒发的观点，都是对《毛诗序》诗歌言志抒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对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六义”说，尤其是比、兴两种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锺嵘的《诗品序》，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以及陈子昂、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都吸收了《毛诗序》的比兴说，并有了新的发展。

另一方面，《毛诗序》通过对经典话语的重新阐释，不但迎合了宫廷的文化口味，而且对后人从文化心理和审美品格上、从真感情的吐露、真性灵的迸发、大我意象的塑造、民族心态的雄伟豪迈等方面，从春秋战国纵横恣肆的坦途上引到了“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泥泞之路，使得诗文创作主要是为了表达政治寄托，甚至是个人狭隘天地内的牢骚，这是其负面影响。

旧日选录《毛诗序》，自萧统《文选》始，都是选录的《国风》首篇《关雎》题下的序言，可是其中也有大小序的论断之别。孔颖达《毛诗正义》以《关雎》前列诸文皆为“大序”。郑玄《诗谱》说《关雎》为大序，《葛覃》以下为小序。《文选·毛诗序》《十三经注疏诗序》等，以“《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称“大序”，以下称“小序”。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则恰好与之相反，而以“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谓之“大序”；其各序一诗之由者，谓之“小序”。唐成伯屿《毛诗指说》又以各诗序文第一句称为“小序”，以后文字都属“大序”。朱熹以为大序当从“诗者，志之所之也”至“诗之至也”，至于开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至“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以及“然则《关雎》《麟趾》之化”至“是《关雎》之义也”都是小序。

关于《毛诗序》的作者，自古以来争论颇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玙也；以为诗人所自制者，王安石也；以《小序》为国史之旧文，以《大序》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为孔子所题者，王得臣也；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者，曹粹中也；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也。……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岂非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乎？”参考诸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得出了相对比较谨慎的结论：“定序首二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

子夏（前507—？），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卜氏，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列于孔门文学之科。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要求国君研读《春秋》，吸取教训，以防臣下篡位。宣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提出尊贤轻色，事亲竭力，事君尽忠，交友守信。其择友原则为“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论语·子张》）。认为美德必须以礼成之，大德不可越轨，小德可有出入。孔子批评他守礼不严，诫其“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魏文侯师事之。李悝、吴起、商鞅皆其门人。相传《诗》《春秋》等经典皆赖其以传。

卫宏，东汉东海（治今山东郯城西北）人，字敬仲。先随九江谢曼卿学《毛诗》，作《毛诗序》；后随大司空杜林学《古文尚书》，作《训旨》。光武帝时，任议郎，官至给事中。曾集西汉杂事，为《汉旧仪》四篇，今有清人孙星衍校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