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33而取势利34，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35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36！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

集本37出于蜀38，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39，而脱缪40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41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42不足，今不复补者43，重增其故44也。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45，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46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47其旧物而尤惜之。

我年少时家住汉东郡。汉东偏僻落后，没有做学问的人，我家又贫穷，没有藏书。州城南部有一个大户人家姓李，他的儿子尧辅相当好学，我还是孩童的时候，经常到他家游玩。我看见有个破竹筐贮存着旧书，放在墙壁间，打开来翻阅，得到唐代《昌黎先生文集》六卷，书页缺损，文字遗漏，前后颠倒，没有次序，因而请求李家许我拿回家。读了以后，发现它的言论深刻扎实，并且雄奇广博。但是我还年轻，不能深刻理解它的全部含义，只是觉得它浩瀚无边。好像很可爱。

当时天下求学的人，把杨亿、刘筠写的文章称为“时文”，善于写时文的人便考取功名，大获名声，从而在当世受到称赞，得到荣耀，从来就没有人讲论韩愈的文章。我也正在努力考取进士，把礼部规定的诗赋作为自己的学习任务。十七岁那年参加州试，被主考官除名。因而拿起所藏的韩愈文集又进行阅读，读后长叹说：“求学的人应当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停止！”因而责怪当今的人不讲论韩文，可回想自己也没有空暇学习它，只是时时独自在心里盘算，认为自己正在努力考取进士，求得官禄，奉养母亲；只要获取了官禄，一定努力钻研韩愈的文章，来实现自己平日的志愿。

七年以后，我考中了进士，在洛阳做官。并且尹师鲁等人当时都在洛阳，于是一起写作古文。我因而拿出所保藏的《昌黎集》加以修订整理，还寻找别人家中保存的旧本进行校订。这以后，全国求学的人也渐渐趋向于写古文，从而韩文便在世上流行了。到现在共三十多年了，求学的人除了韩文外不学习别的文章，可以说是兴旺了。

唉，一种学说固然有在远方流行却不在近处流行、在过去被忽视却在现在受尊重的情况，不仅是世俗的喜爱或厌恶使得这样，也是有必然的道理。孔子、孟子在当时匆匆奔忙很不得志，却被千秋万代奉为学习的榜样。韩愈的文章埋没不被发现达两百年，却大大流行于今天。这又不只是世人的喜爱或厌恶所能抬高或贬低的，而是因为时间越久，它们便越有光彩、不可以磨灭，虽然暂时被掩盖，却终究会光耀世世代代，就是因为其中的学说理该这样。

我最初得到韩文，是在它被埋没抛弃的时候。我当然知道它不能用来追赶时尚爱好，并取得权势利益，却在这种情况下接近并学习它，那么我的举动，难道是为了急于取得名誉和追求权势利益吗？也不过是志在久远罢了。所以我做官时，对升官不感到高兴，对贬官不感到害怕，就是因为自己的志向早已确定，所得的学问也使得我这样。

文集的本子产生在蜀地，文字雕刻比现在世上通行的本子更为精工，但是脱漏和错误特别多。在这三十年中间，我每听说别人有好的本子，便一定要找来加以校改订正。它的最后几卷残缺，现在没有再给补上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原样，不轻率增加。我家中藏书一万卷。惟独《昌黎先生集》是旧物。啊，韩愈的文章和学说，是万代共同尊崇、天下共同传诵共同享有的遗产。我对于这本集子，只是因为它是我的旧物便特别珍惜它。

《记旧本韩文后》大约作于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一1067年）。宋初骈俪文流行，古文不受重视，韩愈的文集因无人注意而湮没。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开、穆修等首先提出尊韩，并刊刻韩愈、柳宗元的文集，但他们的影响都不大。经过作者的大力提倡和积极的创作实践，宋代古文运动才蓬勃发展。在韩文大行于世、“学者非韩不学”的时候，作者回顾自己三十余年来学习韩文的经过，写下这篇文章。

第一段作者记叙了自己少年时期偶得《昌黎先生文集》的情况。这部书当时是装在一个朋友家墙壁间的破竹筐中，已脱落颠倒、次序很乱。这一情况的记叙间接说明韩愈、柳宗元在中唐时期掀起的古文运动已经衰落，盛行于五代的形式主义骈体文重新抬头，韩文已不被人重视。然而作者读后却觉得韩文深厚而雄博，浩然无涯。虽然由于年轻还不能全部懂得它的含义，但仍是爱不释手，并决定将它作为自己学习、追求的目标。

第二段作者介绍当时的形势、风气以及自己为发扬韩文而积极进仕的决心和经过。宋初，以杨亿、刘筠等为首的大官僚文人以写《西昆酬唱集》而闻名，被称为西昆派。他们以“雕章丽句，脍炙人口”相标榜，多写一些应酬唱和、脱离现实、专门追求形式技巧的诗文，号称为“时文”。这种“时文”是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只要能写“时文”，便可以得到功名，为世人所称赞。作者十七岁时曾应试，但由于文章不合时宜，为有司所黜。此时他再读韩文，对韩文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由叹曰：“求学的人应该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算达到目的。”于是他责怪当时之人不称道韩文，然而他自己没有空暇钻研，也没有能力发扬，于是他暗下决心先学“时文”以获取禄位。作者此时学“时文”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它当作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爵位得到了，这块砖也就丢弃了，他也就可以专心致力于韩文的钻研与发扬了。

第三段作者写他为推行古文运动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作者考中进士在京都为官后，便丢弃了敲门砖全力推行古文运动。他一方面整理校定所藏的《昌黎文集》；一方面和尹师鲁、梅尧臣、谢绛等人一道致力于写作古文，推行古文。前后经三十年的努力使“韩文遂行于世”，“学者非韩不学也”。这段记叙很简单，但是它灌注了作者半生的精力。这期间，他除自己创作大量文从字顺、简洁明畅、跌宕多姿的散文外，更重要的是团结、奖引和培植了许多有名气的作家，如三苏、王安石、曾巩，使古文彻底击溃了“时文”，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场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四段作者根据韩文没而复盛的事实，阐明“道”即使可能暂时泯没，但其生命力必将永存的道理。为说明这一点，作者举了孔子、孟子为了推行他们的学说游说列国却没有人接受，但后却把他们尊为师表、供人效法的事实，再结合“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的事实，深刻说明，道“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而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

第五段作者说明自己发扬韩文的目的和从中受到的教益。作者学习发扬韩文，不是为了赶时髦，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权势，而是认定韩文是作学问的正确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不顾世俗的好恶坚持不懈地向前迈进。“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而韩文的思想反过来又促使他勇往而不屈。

最后，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自己校补韩文的情况、原则和对韩文的钟爱之情。世传的韩文本子脱漏和错误较多，所以作者多方收集善本来加以订正，但原则是保持原样，不轻率增加，这表现出作者对先辈的尊重。作者写自己家中藏书万卷而唯《昌黎先生集》是旧本。然尤惜之，这又更突出了对韩文的钟爱之情。

这篇文章时而叙述，时而议论和抒情；但都以作者珍藏的一部旧本韩文为线索，将全文融为一个整体。全文语言朴实，没有丝毫掩饰做作的地方。尤为突出的是全文在叙述中自始至终都溶有浓厚的感情，如对“脱落颠倒无次序”的韩文的索要，对“浩然无涯”的韩文的敬叹和推广，校对韩文时的多方收集善本，增补韩文时的慎重，对旧本韩文的珍藏，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韩文的敬仰和珍爱之情。

清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六：韩吏部文章昭垂天壤，至今炳如日星，然在当时知好者少。公去文公仅百余载。而韩文犹湮没未彰。盖五代文弊，而宋初杨、刘绮丽之习，有以蔽之也。公自儿童即知好之，得诸李氏敝筐中，乞以归。爱之终身，于万卷中独为旧物。后之学者，称文章必曰“韩欧”，盖其生来根器与韩契合，固非习之所能移耳。

清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卷四：庐陵之学本出昌黎，故篇中虽记叙韩文，实自明学问得力。第一段叙得文之由，便写出一见可爱神情来；第二段叙未学其文，又写出一种深知爱慕来；第三段述己学其为文；第四段信其文之必传；第五段明己学之有素：处处叙韩文，处处写自己得力。此可见古人自信处，亦可见古人不忘本处。

清储欣《唐宋十大家集录·六一居士外集录》卷一：韩之文得公而显，公亦学韩以成一家而传无穷，交相需者也。此篇记本末甚悉。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斯文拈出瓣香，历叙伏见进退，本身与韩文相助发以为始终，但作一段大事因缘观。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早年支持范仲淹，积极参加政治改革。主张诗文应该关心现实，对宋初以来的浮艳文风表示不满，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所作散文说理畅迭，纡徐委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流畅自然，词风婉丽。后人辑有《欧阳文忠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