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7 08:00
《许三观卖血记》共29章，小说的故事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写起，主人公许三观是城里丝厂的一个青年工人，他既有工作的上进心，又有家庭的责任心。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他先后十一次卖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难关。第一次卖血，是因为他回乡下后遇到的一个朋友要去城里医院卖血，出于好奇，也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强壮，并且卖一次血便可以挣到三十五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一大笔钱了，所以许三观也去卖血了，并用挣来的钱娶了人称“油条西施”的许玉兰。
许三观第二次卖血是因为他的大儿子一乐打伤了方铁匠的儿子，他不赔钱，方铁匠就带人拉走了许家的东西，无奈，只好再一次去卖血。第三次卖血是因为他一直暗中喜欢的女工林芬芳踩上西瓜皮摔断了右脚，他趁虚而入，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为了报答她的好心，让她吃到“肉骨头炖黄豆”，早日痊愈，于是，他走进了医院。
许三观第四次卖血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和大食堂之后，全民大饥荒，无论他老婆许玉兰怎样精打细算也不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他的“嘴巴牙祭”也无济于事，在一家人喝了57天玉米粥之后，又找到了李血头。第五次卖血是因为下乡当知青的一乐生病了，并将卖血的钱直接给了一乐。第六次卖血是在刚送走一乐后，二乐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又来了，为了招待队长，万般无奈的许玉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一次开口求丈夫：“许三观，只好求你再去献一次血了。”然而，这次卖血却遇到了麻烦，由于“血友”根龙连续卖血后死亡，让他感到了恐惧。就在这之后不久，二乐背着病重的一乐回来了，为了救一乐，许三观一个上午借到了63元钱，他一边让许玉兰护送一乐去上海，一边再次找到李血头。可李血头不再理他，他只好拼死一搏，设计好旅行路线，在六个地方上岸，“一路卖着血去上海”。这一路卖血几乎要了许三观的命。
许三观最后一次试图卖血是在儿子们都成家立业之后，六十多岁的他到街上闲逛，偶然闻到炒猪肝的香味，于是他决定为自己卖一次血。但是到了医院，年轻的血头嫌他太老了，说他的血只能卖给油漆匠漆家具，医院不收了。许三观顿时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他用卖血的钱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而此时已没人要他的血，如果家里再有灾难，该怎么办呢？他的精神崩溃了，他绝望地哭了。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内掀起了“先锋派文学”的创作热潮，无论是在小说基本命题，还是在小说文体模式上，先锋派文学都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甚至可以说改写了小说本身的定义。余华本是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先后发表了3部长篇小说，将高尚、温情等元素融入其中，使得余华小说的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带给了读者不同于以往的阅读体验，也在国内外文学领域内引起了热烈反响。
《许三观卖血记》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是余华写作风格成功转型的标志。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此前的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使得社会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改变，“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等大众文化，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表现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的关键性时期，人们更加强调自我个性的张扬，希望个人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相应的集体主义观念，却处于逐渐被弱化的状态。在文学创作领域内，作家的创作思绪与以往发生了明显不同，怀疑传统道德理想，更加关注个人的生存空间，文学题材也倾向于表现民间个人生活。在此种背景之下，余华创作了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卖血记》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某一天行走途中，见到一个事件引发的思考。
余华曾表示《许三观卖血记》的叙述方式是受了德国作曲家巴赫的影响，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具体体现为整个叙述节奏的不断往返和重复，展示出一种令人着迷的音乐韵律性。
许三观是一个受封建思想严重影响的人，他想要的平等是个人的，也是狭隘的。而且，许三观对平等的追求又是那么简单，他要求的平等仅仅是在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亲儿子之后，每天躺在藤榻上什么也不做，不停地使唤许玉兰以此作为报复；他要求的平等仅仅是一乐闯祸需要赔钱就应该由亲生父亲何小勇出，他抚养一乐已经够仁至义尽了。这就使许三观的平等观，实现方式既特别，又具有喜剧性。虽说许三观所追求的平等非常的狭隘且从个人利益出发，但是，生活中的苦难却让他连这点小小的梦想都无法实现。许三观一直生活在卑微中。因此，这些看似平淡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却引人深思，尤其是对平等追求的人生哲理的思考。
小说中，许三观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苦难，没有任凭命运宰割，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卖血来应对各种无法预料的灾难的降临，这便是普通百姓的生存之道。通过卖血，他娶到了媳妇，偿还了儿子伤人所需的医药费，帮助全家顺利度过饥荒时期等等。因此，卖血反而让许三观有了与苦难、与命运作斗争的力量，也成为他自我价值得以实现最简单快捷的唯一渠道。虽然许三观仅仅是一个追求家人平安、温饱的碌碌无为的平凡人，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拯救、养活了全家人，并且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以及生存价值。
小说中，以许三观为了家人接二连三、义无反顾地卖血为全文的线索，而且无数次地重复卖血这一主题，使其苦难程度大大增强。同时，这种不停循环的卖血过程也体现了许三观为家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非常的简单、朴实，毫无炫耀与夸张。与此同时，小说的后半部分写到许三观为了取暖，把小猪放进自己的被窝。这一举动是远方一位素不相识的卖猪老头给的意见。热心的人们用自己的真情与善良给予许三观帮助与同情。
许玉兰是许三观的妻子，在余华小说中，她是一位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女性的形象，具有民间女性的特有的性格，面对生活的苦难，她表现出了坚韧跟顽强。在跟许三观结婚前，许玉兰是一个人称“油条西施”的卖油条的女性。婚前，她用为数不多的衣服能搭配出迷人的效果。结婚后更加显现出她的精明她的能干。一个女人能干是一种能力，“撒泼”就是这种能干的附属品，她的撒泼并不是摔盆砸碗，而是坐在自家门槛上号啕大哭，用哭来表达生活的不幸与她内心的哀愁，但是哭过之后她不会自甘堕落而是选择坚强的去面对。
许玉兰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性，她一向勤俭持家，她的勤俭要比她的“泼”更令人印象深刻。婚后她用许三观发的手套拆了给家人做线衣，买菜时，她将所有的菜都放进自己的筐中，把自己不要的都挑出去，让别人挑自己挑剩下的。她平时一分钱两分钱都积蓄起来，十几年从来不间断，做饭时都要从每个人的口粮中抓出一小把放在床底下的小米缸里面，以备不时之需，结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家人靠这个活了命。
许玉兰是许三观相濡以沫一辈子的爱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许玉兰被批斗。在家中几个孩子都不愿意给许玉兰送饭时，许三观站出来为许玉兰送饭，即使一上街就有人向他扔石子、吐唾沫。给许玉兰送饭时，许三观偷偷地把菜和红烧肉藏在米饭下面。对检查询问的人说只给许玉兰带了白米饭。看见许玉兰胸前挂着木板、脊背弯着的模样，许三观默默地难受，然后走向许玉兰对她说一句“我来了”。简洁的几个字是暖暖的关心和力量的支撑。在街上示众站了一天之后，许三观担心许玉兰站肿了脚，给她烧热水烫脚。在家里开批斗会时，许玉兰因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孩子面前抬不起头，许三观便也开始检讨自己不好的行为，还说自己和许玉兰是一样的，重复强调“其实我和你是一样的”，以此在孩子面前维护许玉兰母亲的形象。有难同当的言行凸显了夫妻患难见真情。
小说中的一乐是许三观的老婆许玉兰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可事实是，这是许玉兰与何小勇的孩子，对于许三观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屈辱。但最终许三观还是接受了这个孩子，一乐与许三观之间的温情令人动容。这种温情，跨过了血缘的门槛，而让他能够跨过门槛的力量便是“父亲”这两个字。这是父子之间的温情。即使一乐不是许三观亲生的这件事人尽皆知、许三观也计较过一乐的出身，但最终这种恨意敌不过父子之情。当许三观找到离家出走的一乐时，一边骂一边把他背在身上走向胜利饭店，这一刻许三观已放下心中的算计，实实在在的将一乐当做自己的儿子。在何小勇女人央求一乐为何小勇叫魂时，一乐听了许三观的劝说才愿意叫上一句。许三观与许一乐虽然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但他们之间的温情，早已超越了血缘。
身体观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人物将身体作为容器来承载生命的血流，并试图通过对身体的补偿来供给血液的流失。身体作为劳苦大众生存的支点，它的好坏决定着生存的质量。类似于许三观这样的底层民众背弃祖宗教诲，卖掉作为身体精华的血液以换取继续生存的机会，并非良策，而是在时代与生活的双重苦难的压迫之下迫不得已而做出的牺牲式的选择，隐藏于小说背后，尚未被描述出来的深层原因即是不稳定的社会制度下产生的历史动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生活对他们而言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在生存的缝隙中体验着基本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在残酷生活的压迫之下他们成了仅求温饱与生理需要的生命个体。这样的生命体在生存的过程中以出卖身体的部分来获取活的生机，将身体将血肉商品化，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身体血肉观，将传统的以血缘、血统为纽带的人类关系上升到情爱的层面。
苦难精神
《许三观卖血记》以苦难为母题，被认为是余华关于苦难认识三个层次中的最高层次——消解苦难。但苦难并不是余华所要表达的终极目标，而是他为了透视人性本质而营造出的特定环境。作品中，面对苦难生活，“许三观们”拼尽全力，甚至不惜以卖血为代价固执地活着。然而这种笨拙而执拗的坚持并不奏效，反而让他们一次次意欲冲破束缚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这与他们错误的抗争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底层叙事
《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贯彻了民间叙事立场的小说，余华有意让民间的人生和民间的场景自主地呈现，而叙述者几乎被“谋杀”了。小说对民间叙事立场的坚持，是它具有巨大的民间蕴涵和民间魅力的原因。作者从叙述人主体性向人物主体性转变，带着温情描绘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发展。当读者发现作者是以一位聆听者的身份出场时，总以期待的眼光期盼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能交融，希望作者能理解作品中的小人物。余华没有让读者失望，他以底层叙事视角来叙写许三观，使其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符号化状态，成为了余华式的底层叙事视角。人物被注入了生命的血肉，抽象化的世界图景重新从底层叙事角度获得了生活的感性力量，表现出许三观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和面对苦难的承担能力以及从容的应对态度。作者并没有给予许三观强烈的性格冲突，也没有直接剖析其生存心理，而是以最从容的姿态、最朴实的叙事视角把许三观平凡的人生呈现在读者面前，将许三观的深度、复杂进行无限放大，以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姿态批判他也可怜他，显得尤为独特。
平白叙事
《许三观卖血记》与余华之前的作品不同，它褪去了一些先锋派作品的色彩，但却彰显了那段痛苦岁月的时代特质。迷离漂浮、捉摸不定的言语被简洁明了的对话所取代，小人物自己说话，语言平白、真实易懂。而看似简单的言语却将1958年的“大跃进”，违背社会历史规律的行为所导致的灾祸毫不留情地付诸于许三观身上。全家人每天两顿玉米粥，喝了四个月。读者不难看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将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付诸于实践造成了许三观们的苦难。而毛主席一说话，就有人把他的话编成了歌，毛主席的名称变成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被神化的领导形象通过余华的笔将那个时代的特质以最简单的话语书写出来。
作者眼里看到的是一个不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由一群政治素质不高的人所形成的文明程度不高的政治环境。余华不能以手术刀似的言语剖析或揭露此时的时代特质，只能以平白的叙事言语将一系列历史事实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品味。大段大段的“某人说”，一层一层的递进和深入，不断加强语言的节奏，形成一种历史时代感。如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人们就放下了手里的刀和棍子。毛主席说：“要复课、闹革命。”许三观的孩子们就背书包上学去了。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许三观和许玉兰便重操旧业，各自上班去了。最高指示说：“要下乡再教育。”一乐、二乐就去农村插队了。再如作者第十八章对大跃进时候的描写：“今年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今天到街上去走了走，看到很多戴红袖章的人挨家挨户地进进出出，把锅收了、把碗收了、把米收了、把油盐酱醋都收了去……”等等，整个章节就是由五个“许三观对许玉兰说”和一个“许玉兰说”组成。这种特殊的叙事语言在整部小说中皆有所显现，使小说仿佛是一出跨越了几十年长长的戏剧，充斥着各种极具时代感的语言。这些话语又通过人物反复出现，一遍遍地强调着不同的内涵，不断叙述着相似的语言。余华用很多“某人说”式的言语展现历史和生活在这一时代人的无奈与悲哀，这种平白的言语表露出的时代特质反而胜过了所有义正词严的言说与批评。
对话叙事
《许三观卖血记》中比较常见的是交流型对话，即利用话语实现人物间的交流，这种对话的言辞大都有明确的含意，人物在对话中获得共识。但人物之间的对话不可能总能达成共识，当一方有意违背对话中的合作原则，就又很可能使对话显得含混不清，弦外有音，甚至冲突四起。相对于合作性的对话，这种冲突性的对话更有趣味性，更有张力，也更能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而形成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从这个角度来看，第六章的对话就设计得颇为精巧，在前一章里许三观发现了许玉兰曾经出过轨，一乐不是他的亲儿子，几乎镇子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当了乌龟，为此他决定惩罚许玉兰。余华并没有描写许三观的心理过程，而是用了六段对话展现许三观与许玉兰之间的关系，进而显现了许三观内心由屈辱、报复到平静的过程。
2000年4月，《许三观卖血记》入选韩国《中央日报》评选的“100部必读书”。
2003年，《许三观卖血记》获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
《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
该小说曾被翻译成英、法、荷、意、日等多种文字出版，韩文版在韩国热卖。
电影
2015年1月，改编自《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电影《许三观》上映，由河正宇执导，并与河智苑共同主演。
话剧
2014年11月，改编《许三观卖血记》的同名话剧在香港同流剧团上映。该剧由邓伟杰改编，共分三场，分别为三观与玉兰、卖血记、炒猪肝。
《活着》有时令人感觉仿佛是中国的贝克特，始终逃不了不幸牺牲的悲剧必然性，相比而言，《许三观卖血记》的内核有着更多希望的亮色……不过，余华并非要为主人公所经历的生活敲锣打鼓，他或许不会再想给笔下那些可怜的人物做毫无审美感的手术了，但他没有放弃给折磨人的社会历史拔牙。（美国《时代》周刊2003年11月9日）
小说既感伤，又残忍，余华不断打磨尖利的笔锋，竭尽所能地构建他的故事……《许三观卖血记》首次出版后不久，中国媒体就广泛曝光大量卖血者感染上艾滋病和肝炎病毒。事实证明，许三观和他的家人是幸运的。（美国《华盛顿邮报》2003年11月2日）
没有一个多余的词汇……在余华感人肺腑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没有绚烂的情节，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民间故事：一个中国家庭忍受贫穷、饥荒以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听起来似乎很严峻，或者很糟糕，但余华令人惊悚而滑稽的风格，使小说避免了感伤主义的情调……小说看似普通，却结构巧妙、文字优美，让人难以拒绝，令读者一唱三叹、回味无穷。（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3年12月21日）
虽然《活着》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但《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更为复杂。许三观和许玉兰在贫乏之中结成了一中类似身份同盟的网络关系……许三观忍受着，几乎被生活抽干最后一滴血。（美国《西雅图时报》2003年11月28日）
许三观一家充当了展示公共情感的舞台。他们哭闹，争吵，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情示爱。就像许三观的妻子拆了又织成线衣的手套那样，人物似乎也被拆了又装好，纹路和针脚丝丝可见。他们没有什么私人经验可言，不得不将内心以及他们的卑鄙、残忍乃至性变态都展示在人们面前。（美国《Slate》2003年10月24日）
《许三观卖血记》是中国人生活的生动写照……余华的天赋就在于此，他能用悲悯的幽默冲淡残酷的故事，能轻松地处理痛苦的处境而对笔下那些没有文化的普通的穷人不加丝毫的嘲弄。也正是这种幽默给人物带来了生命，赋予了他们立体感和尊严。（美国《亚太艺术》2004年4月6日）
同前一部小说《活着》一样，作者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描述了一个小人物的坎坷命运……可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是游离于诙谐的格调、时代的批判及文学赖以生存的人道主义之间，做得最为游刃有余的一个。（比利时《前途报》1997年12月10日）
余华选择了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来阐释这个社会的荒谬。他成功地结合了正义与讽刺，细腻与遒劲有力的文风以及历史事件与一个小人物坚毅地生存、固执地活着的心路历程。《许三观卖血记》向人们许以相同的希望，并从同一个侧面审视了近代中国历史。（比利时《晚报》1997年12月24日）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通过卖血勉强维持生计的故事……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的绝境时，为求继续生存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以及在过去中国社会体制中的错乱。在那种体制下，个体就完全泯灭了。（法国《世界报》1998年1月13日）
“身子骨结实的人都去卖血，卖一次血能挣三十五块钱呢，在地里干半年的活也还是挣那么多……”《许三观卖血记》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奇迹这一主题似乎有些冷淡，但却经常能体会到其中的讽刺意味。（法国《德克尼卡》杂志1998年1月）
一个在新中国的大历史事件背景下发生的家庭传奇故事；从文学角度讲，主人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度艰难时刻的。他到医院卖血，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最高级别的牺牲，除非是走投无路，否则是不可能接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许三观卖血记》向读者阐明了一个在一个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的观点。（法国《焦点》周刊1998年1月）
如果巴勒格《娟》的故事还离你非常遥远，那么中国青年许三观却是在城里一家丝厂的送茧工，这让你多少有些亲近的感觉吧……作者深邃透彻的写作将小说所具有的敏感度发挥到了极致。余华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所塑造的人物向世界展示了艰难时期人的尊严以及求生的欲望。（法国《尼斯晨报》1998年1月4日）
《许三观卖血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其内容的典型性，和它发人深省的主题思想，这部小说不同于普通的喜剧或悲剧，它是一出悲喜剧，全书充满了精巧的讽刺手法的运用，使人悲喜交加。（意大利《日报》1999年3月25日）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精彩情节，就像是给无味的白米饭中增添了新奇的调料。（意大利《晚邮报》1999年4月15日）
中国作家余华的优秀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究这段不可泯灭的历史的象征性意义的机会和可能性。（意大利《联合报》1999年4月12日）
《许三观卖血记》回顾了一位工人悲喜交加的一生，通过阅读余华的这部小说，人们可以大致浏览中国人民走过的历史进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邓小平时代，人们通过奋斗得到了今天的日子。作者用讽刺而又荒诞的笔法讲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以及它的兴衰变化。（意大利《阿迪杰报》1999年2月22日）
余华是在意大利十分知名的中国作家……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用简洁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描述他们的苦辣酸甜……正是这些平常的生活和重要的历史交织在一起：那些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余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以深入浅出的手法和充满智慧和讽刺意味的笔锋描绘了那一特殊年代的场景。（意大利《新报》1999年9月27日）
许三观是蚕丝厂的送茧工，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难，他不得不卖血……余华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幽默手法讲述了许家曲曲折折的故事。（意大利《印刷品报》1999年4月16日）
作者运用充满智慧的平衡手法叙事，笔锋一转，创造出一个充满悬念的“生活魔术”，不断重复一些情节和词句，好像在讲述一个通俗易懂的童话故事一样。这部优秀的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并不完美的人生图景，但是却有趣而熟悉。卖血是为了娶亲，是为了救治重病的儿子，是为了郑重款待一位贵客，是为了赎回抵押了的物件，是为了不被饿死，是为了生存，但是最终，还是为了爱和可笑的尊严。（意大利《GAZZETTA DI PARMA》1999年4月25日）
即使在现如今充斥着过度消费风气的中国，卖血依然是一个真切存在的事实。然而在余华壮烈而又富有喜剧性的小说中，卖血成为了许三观家陷入窘境时一种极端的解决办法。（意大利《GRAZIA》杂志1999年5月11日）
《许三观卖血记》情节清晰，易于理解；所有故事都以一种明确的节奏到来；情节片段全部铺展开来，水到渠成，人物关系、矛盾顺理成章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丝毫没有拐弯抹角、矫情的感觉。（意大利《庸俗》杂志1999年4月）
温柔地叙述不可思议的艰难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市。一天丝厂工人许三观听说，通过卖血可以挣很多钱。事后只需要在餐馆要一份“庆祝胜利”的猪肝和热黄酒就能很快恢复力气……余华凭借个人的生活表现了中国人民感人的又有点令人震惊的情境下的命运。（德国《柏林日报》2000年2月13日）
这部小说关系到1949年后几十年中国的生活，个人的故事总是同政治框架互相敌对；但作者的兴趣只在日常的事物，例如小人物的团结和争吵，他们的梦想，成功和失败……《许三观卖血记》属于我们现在能够接触的最使人激动的叙述作品之一，它和我们通过欧洲文学所能了解的完全相反。像倒叙，独白，心理化的叙述特点全部被忽略。（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2000年11月11日）
《许三观卖血记》是关于一个为使自己和家人熬过艰难的时期，卖血到最后出卖力气和（也许并没有）自己灵魂的人的故事，余华首先当然是为中国读者写了一本中文小说。这意味着，他的小说的叙述方式同我们欧洲人熟悉的方式有根本的区别。这段故事中的词语构成比流传下来的词汇越发显得陌生。这部小说讲述的自然是使我们感到有异国色彩的生活情况，因此我们更难想象这种古老的朴素。对我们而言，这本书讲述的是长久以来只是存在于历史想象中的极大的苦难。（德国《纽伦堡日报》2000年7月15日）
《许三观卖血记》这一感人故事的作者使读者能同样感受到这个真实的事件……小说有娱乐性，因为作品的情节进行得快而紧张，小说让人喜欢，因为讲述者能够影响读者，但没有让人陷入同情。（德国《柏林画报》2000年3月19日）
当年轻的工人许三观在那里看望他的亲戚时知道了这种说法：在农村只有卖血的人身体才好，才能讨到媳妇。在回城的路上他加入了两个正要去医院卖血的农民的队伍……余华自己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长大，他勾画了一幅那里生活的生动图景。他用幽默和热情描绘了耐心忍受类似饥饿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图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生活甚至处于邻居的监视中。（德国《宾德乐日报》2001年5月23日）
余华的这本书，德文译名叫做“那个卖血的男人”。本书缓慢地进行着农民式的思考，并在思考中解释着什么。或是想解释汗钱和血钱的区别，抑或是想解释血之力量与肉之力量间的差异。（奥地利电台2009年10月15日）
《许三观卖血记》首次发表于《收获》1995年第6期，1996年6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1996年，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和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繁体版《许三观卖血记》。法国Actes Sud出版公司出版了法文版《许三观卖血记》（Le vendeur de sang）。1999年，意大利Einaudi出版公司出版意大利文版《许三观卖血记》。2003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英文版《许三观卖血记》；同年，荷兰De Geus出版公司出版《许三观卖血记》（de Bloedverkoper）。2013年，日本河出書房新社出版日文版《许三观卖血记》（血を売る男）。
余华，中国当代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2014年）、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2018年）、意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文学奖（201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