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北伐军光复浙江，许杰被任命为天台文明小学校长兼省立第六中学小学部主任，在临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许杰被捕，保释后潜回上海，编辑《互济》杂志，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

1928年春，奉命去党的活动基地宁海中学任教务主任。5月底因亭旁农民暴动失败，学校被解散， 一片白色恐怖，不得已避往马来半岛吉隆坡，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那里，他担任华侨《益群日报》总编辑，利用副刊《枯岛》和 《南洋青年》，宣传中国新文学运动，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华侨和土著文学青年；并创作了以南洋华侨反帝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被誉为“国语之父”。

由于写了上百篇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的社论，多次被华民政务司传讯，遂于1929年11月辞职回国。此后几年，执教于上海建国中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等校。

“八一三”事变后，许杰应聘回故乡任大公中学校长，并主持“县政工人员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1939年8月以后，辗转于广西、福建、上海等地，教学之余，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建国初，许杰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翌年秋调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先后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是师大民盟负责人和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1949年6月，许杰先生赴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同年，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1950年7月，被选为上海市文联理事。翌年秋，调任新创办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当选为华东作协（后改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1955年任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及上海市民盟副主委。

1957年秋，许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备受折磨。然而，真有“台州式硬气”的许杰并不屈服，“瞳瞳日影转，隐隐听鸡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案得到彻底纠正。

80高龄的许杰，老当益壮，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勤奋笔耕不掇，陆续出版了散文选集、短篇小说集和文学论文集，研究鲁迅散文诗的《〈野草〉诠释》和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也相继问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杰先生的错案得到平反，恢复职称和待遇，担任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他以80高龄，赴各地参加学术活动，勤奋著述，于1981年出版了《许杰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许杰短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他的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也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许杰先生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早在20年代他就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发表《文艺与社会》等论著引起文坛的瞩目，其后写了很多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结集为《文艺、批评与人生》《冬至集文》《蚁蛭集》《现代小说过眼录》。

40年代初，在福建发起成立东南第一专门从事文学评论的社团“文学评介社”，主编《前线日报·文艺评介》双周刊，共出60余期，撰写了20余篇文章，团结和培养了一批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后又发表了总结性和指导性的论文《半年来的东南文艺运动》。

许杰先生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1951年出版的《鲁迅小说讲话》，是最早系统研究鲁迅小说的专著，3年中再版7次，深受读者欢迎。1979年11月，在鲁迅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理事。1981年6月，他的《〈野草〉诠释》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0年初，90岁高龄的许杰先生又出版了《许杰文学论文集》和许多诗文短篇；其间，他还但任上海市作家协会顾问、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民盟上海市委顾问和国际笔会上海中心会员等职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读书“读输了”？“读赢了”

许杰先生一生道路曲折，生活坎坷，他的命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凡是知识分子倒霉时，他顶倒霉，凡是知识分子走红时，他自然走红。

1966年11月的一天，寒风凛冽，我随一班老师和同学到上海去取“文化革命”的经。临行前，母亲曾叨念过：你上海的伯伯不知日子好过否？我心想，他一个大教授，恐怕在劫难逃吧？人们常说有第六感觉，我感觉是有存在。

母亲的挂念耽心，我的疑惑，一走进上海华东师大校园便证实了。校大门左边的大字报栏里，张贴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浆糊未干的大幅标语“当权派XXX包庇大右溜须拍马许杰罪该万死”。我的心顿时砰砰砰跳起来，“伯伯现在在哪里呢？”我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伯伯时那可亲的面容，他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教我数数的情景……，我决心找到他，去安慰他！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向值班门卫打听许杰的住处，那门卫审视我的眼神，至今还记得，厉声的盘问也还声声在耳，由于我的左臂上套着“红卫兵”，他才不得已告诉了住处。

许先生住在一幢矮小的平房里，有二小间，面积大约30来平方吧。刚敲开门，只见许夫人正准备烧饭，许老见是“红卫兵”，顿时脸色惨白，我赶快叫“伯伯！姆妈！”伯母先前一直在老家，来上海还没几年，她认得我，见伯伯目瞪口呆，赶紧说：这是笑，阿姆的第三个外甥囡。许先生听后脸上的肌肉才逐渐松开，但还是没有笑脸，也没招呼，就匆忙走进里间去了。

中饭时，伯伯一声不响吃了饭，放下碗又进里间去了，我心中那个爽朗神气的伯伯不见了，眼前是呆滞沉默的伯伯！是啊，他天天被批斗，天天去看打倒自己的大字报，天天去扫操场扫厕所，精神的摧残，肉体的折磨，还有那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我怎么会反党？什么时候反过党？30年代就已不顾安危跟共产党了，今天难道我变了？在那个颠倒了的时代，许老简直对自己也不信任了。那时，他的亲戚朋友学生已没人与他来往，连亲生的女儿也迫于现实与他“断绝关系”，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要转达母亲的问候，于是我下意识推门走进里间，伯伯坐在写字台边，桌上放着“毛选”和一本32开的红面“毛主席诗词”，他正在写“劳改日记”。小房间周围是三只斑竹书架，上面摆放着许多书，我无话找话，说：伯伯，你书蛮多啊？伯伯叹了一口气，不紧不慢地说：所以我读“输”了！

然而，十年浩劫结束后，他不但以76岁的高龄重登华东师大讲台，带了个研究生，还出版一本《许杰散文集》。我曾学着许杰的腔调说：“我读书读赢了”。

“中国女排打败‘八国联军’”

1985年，我因事去上海，免不了又去许先生家，85岁高龄的许老童颜鹤发，身健步轻，耳聪目明。他告诉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到长风公园去走路，大约走10里左右，回来吃早饭。他又让我晚上别住旅馆，在他家看中国女排与世界名星联队打排球的电视节目，我恭敬不如从命，坐下看了。

许夫人中年时便严重耳聋，老年尤甚，偏偏有趣的是，听不见电视声音的她，但却每看到精彩处，都要根据自己的理解表达给老伴听，伯伯风趣地对我说：“喏，你看，我亮眼人还要瞎眼人牵路呢！”说得我忍俊不禁。

那年间中国女排三连冠，苏联、古巴、日本、美国等八个国家的排球名星组成联队，在上海与中国女排打球，结果还是中国女排胜了，许老呵呵大笑起来：“以前八国联军打中国，现在中国女排打败‘八国联军’了！”一句幽默话，深深地体现了许老的爱国思想。

从未谋面的师生情

许老一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但他有一位学生，从未谋面却情缘深深。

话还得从反右前说起。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杨万才，从旧书摊里买了一本许杰先生著的散文集。

“文如其人”嘛，杨万才看后为许先生高尚的人生哲理所折服，特别欣赏那句“堂堂正正做人”的话。于是大着胆给当时华东师大教授、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许杰写了一封信，谈了一些心得，并讨教一些知识。

杨某很快就收到了教授的一封颇长的回信，杨某感动欣喜之至，这封信在同学中迅速传阅，有说杨某幸运的，有说许教授没架子的，尤其是信的内容令学生们赞不绝口！

杨某正准备写回信，厄运降临中国大地，反右运动开始了，许先生首当其冲被定为上海“大右派”，杨某也因与右派通过信而“充军”到新疆伊犁。

杨某自己过着“牧马人”一样的生活，他的父母因独生子的遭遇郁闷伤心过度而先后病故，由一封信引起的悲剧整整演绎了廿多年，而许老却全然蒙在鼓里。

1986年新春，许老意外收到一份伊犁师范学院寄来的校刊，内中发表了一封杨某写的“廿九年后的一封回信”。

回信是写给许杰先生的，他不知许老还在世否？那殷殷切切、凄凄惨惨的遭遇和不幸，使许老看后夜不能寐，他连叹自己的罪过不轻啊！一对从未谋面的师生开始了天北地南的通信，临近中秋时，许老寄去了上海最好的月饼。

许老的胸怀很宽广，他一生虽坎坷，但从没听到怨言恨语，杨某的遭遇是他一生中触动最深的事件之一，我劝慰他：这不是你的罪过，这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但他却口口声声说是自己害了人家，当许老得知杨某已昭雪，而且升为大学副教授，儿子女儿都已考上名牌大学时，聊感欣慰——他们的情缘一直维持到许老逝世。

师生无仇只有爱

许杰先生与当代作家戴厚英的故事鲜为人知。

“反右运动”年间，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班干部，学习成绩也出类拔萃。那时她是运动的先锋和骨干，自然反许杰先生也十分卖力。

一个文人之所以能成为作家，是因为他能观察生活、客观公正地描写社会现实。戴厚英毕业留校当了教师，从一个充满狂热思想的大学生成长成一个中国文坛的名作家，她的成名作《人啊人》就是写反右运动期间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

她拿着这本刚出版的书来拜访自己的老师许杰先生，书的扉页还提了意味深长的字句，后来又出了一部《风车轮回转》，反映中国农村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到“文革”这段时期的社会生活，她也请教过许老。

许老不止一次夸奖过戴厚英，当有个朋友无意中谈起：是不是就是当年放大字报整您的那个戴厚英时，许老憨厚地笑笑：学生嘛，思想单纯，人云亦云，您看，现在她了不起了，能写出这么好的小说来，是我当老师的荣光呢！师生无仇只有爱嘛！

老年兄妹小时情

许杰先生有两个妹妹，至今健在，大妹已90高龄，今在宁波女儿处，小妹87岁，是台湾一所小学的退休教师，现住台湾。许老一生十分疼爱两个妹妹，大妹因家贫而当了童养媳，小妹自幼随自己读书，40年代中期随夫去台湾教书，直至1992年重逢。

由于历史政治原因许先生半个世纪来无法与小妹通信，他总是忘不了她，尽管因小妹在台湾而曾使他吃了许多政治苦头，但他心里有底，妹妹夫妻是教书的，不参与政治。他时刻渴望兄妹再有重逢的日子。这天终于到来了。

1992年劳动节那天，许老家像过盛大的节日，大清早，许老的三个女儿就到机场去接小姑母，许老夫人忙着置办饭菜，许老乐得手足无措，不时地看他那只怀表。大概10点左右，楼下传一片嘲笑声，许老估计小妹来了，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颤抖着站起来，与他的大妹一起站在门口等，兄妹仨见面时那高兴得想哭的表情，难以用文字表达。许老说，我活到92岁，就是要想再看到我的小妹！他又说：“今天是国际劳动节，也是我家的大喜日，一个值得全家人记住的日子！”

借“首长”的光进晚餐

1989年，许老在天台，县政府把他安排在天台宾馆下榻。几天后的一次晚餐，许老走到一间高级用餐厅的门口，被服务小姐挡住了：“对不起，这里安排的是一位首长。”许老笑了，这时后边有人来了，连声说：“爸爸！进去进去！”原来这首长是许老的大儿子许沪生、在国务院某部门当干部。

席间，许老说：“门口那位姑娘只知道有位“首长“，却不知道我是首长的爸爸，我是借了这位‘首长’的光呢！”

许老一生没有在人前炫耀过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其实他的儿女大多比较卓越，大儿子甭说了，大女儿曾是某汽车制造厂的书记，二女儿是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三女儿是剧作家……他们都很实在，从不显耀，就是清溪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都与许老一生那堂堂正正做人的宗旨分不开。

许杰先生在人世生活了93个年头。其中50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不知多少人才；他也出过许多书，为后人留下了精神财富，他的成就不但在天台县志上留下字迹，而且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留有一席之地，他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