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诺瓦利斯在艾斯莱本以数个月的文科中学生活结束了他的基础教育。该中学当时是由克里斯蒂安·达维德·雅尼领导。他作为一本拉丁语诗学的作者和贺拉斯（Horaz）作品的出版者而享有很高的科学声望。很明显，他能够把自身的热情甚至狂热传递给学生，因为诺瓦利斯从来未丢弃对于贺拉斯的偏爱，这由许多（部分还非常成功）的翻译尝试可以得到证明。所有课时中，有将近一半花在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家的研究上。雅尼于1790年10月去世。诺瓦利斯在攻读法学之前，回魏森费尔斯呆了不长一段时间。

父亲为他指定了一条在萨克森任国家公职的人生道路，然而对美的科学的偏爱却在他内心里发展成了更为强大的力量。除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家外，正在蓬勃发展的德语文学也使诺瓦利斯很感兴趣。莱辛、歌德和席勒代表了戏剧，维兰德是小说的领军人物，而在抒情诗人的轮舞中，继克洛普施托克之后，产生了乌茨和格莱姆、拉姆勒和戈特尔（Gotter）、赫尔提（Hoelty）、比格尔和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德·封·施托尔贝格等众多优秀诗人。他们都是年轻诗人学习的对象。诺瓦利斯于1788至1790年间创作了300多首诗歌，这远远超过了他后期抒情作品的规模。此外，这个时期他还写出了大量的、部分未完成的诗体叙事、寓言、戏剧残篇、小说开头和翻译作品。它们集中于对人的思想、信仰和知识等领域的探索，同时也记录了诗人纯真的经历体会和生活感觉。这些作品尚有模仿痕迹，但从中已可发现诺瓦利斯自己的声音，初步展示了年轻诗人大有希望的天赋。

此时，诺瓦利斯将历史视为过去、未来的有机整体的想法尚未完全系统化，但首先从德国圣林同盟（又名哥丁根林苑诗人，1772--1774）的诗歌中接受了一个被美化了的从前的回忆，并与对当下缺弊的抱怨和对一个更富有、更和谐的未来的预感联系起来，多方面地反映和投射到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并发展成为他后期历史观的基本主题。1789年5月，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格尔到朗根多夫（Langendorf）看望他的姐姐，那里距魏森费尔斯仅一里左右。诺瓦利斯乘机与之通信、见面，并建立了师生般的友谊。比格尔的影响在诺瓦利斯的诗歌中有迹可寻，但却并未为诺瓦利斯打开通向诗歌王国的大门。当年轻的大学生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在耶拿与弗里德里希·席勒相遇时，后者刚在一篇对比格尔诗歌的尖锐批评的评论中，将之批评为一种“柔弱的、幼稚的声音”，并向诗人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尽可能使他的个性变得高贵，净化为纯粹的、壮美的人性”。

1790年10月23日，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在耶拿大学获准注册为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耶拿，时为拥有4500人的城市，容纳了800多名大学生，它的大学是德国中部地区除了哈勒之外最大的大学。重要学者移居此处，使她在18世纪最后十年里在思想上达到领先地位。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在那里讲授伊马努埃尔·康德的新哲学，并在大学生心中唤起了对于哲学的兴趣。在哈登贝格开始大学学习之前一年半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耶拿举行了大学教授就职后首次讲座，主题是关于谋生学者与哲学头脑之间的区别。

1790年至1791年的冬季学期，他讲授欧洲诸国史和十字军东征史。其时，诺瓦利斯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坐在下面，钦佩地仰视着这位才三十一岁的历史学与哲学副教授，认真地倾听他讲课。作为他非常敬重人，席勒不仅是历史学家，他在他的《堂·卡洛斯》（Don Carlos）（1787年）一剧中高唱友谊的赞歌，并且他也还是位抒情诗人，他在诗歌如《艺术家》和引起争议的《希腊诸神》中提出并回答了艺术对于社会的关系、天国的和世俗的权威等重要的问题。还在与他结识之前，诺瓦利斯就动手写了一篇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辩护，为《希腊诸神》反对假虔诚的信徒和其他狂热分子作辩护。1791年1月，席勒不幸患了重病。据席勒的嫂子卡萝莉内·封·沃尔措根记载，当时有不少学生都热情地照顾席勒，而诺瓦利斯正是第一个亲密地接近席勒并为他提供衷心的看护的人。

有证据表明，席勒对这位十九岁的大学生的影响是多么深刻而持久。维兰德出版的《新条顿的墨丘利》于1791年4月发表了哈登贝格的《一个少年的泣诉》。这是诺瓦利斯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维兰德在一条脚注中也称赞“今天在少年中少见如此的谦逊，美慧女神 和缪斯女神 已绕着年轻的诗人飘舞，将他引诱向愉快的、但却太过柔弱的享受。”席勒与诺瓦利斯之间的相遇和交往已不再局限于诗坛前辈与诗坛新秀之间---如同比格尔之于诺瓦利斯那样---的“影响---接受”范围，而是触发了诺瓦利斯自我认识的进程。席勒成了诺瓦利斯（一个）“人”的榜样，他能够从厄运那里夺取内心力量的和谐，力量将德行与美丽、内在精神世界与外部现象结合成合乎道德的优雅，以此显示出解决生命难题的可能途径，在这能够产生激情的、被印象和感觉催逼、困扰着的青年面前展现出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诺瓦利斯却并未严格地沿着席勒所指出的人性的完善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执着于向自身内在心灵侵凌，深入到他复杂的精神或心灵结构中去了。也正因如此，诺瓦利斯才得以摆脱诗歌创作中仿效之弊，而实现了向着终生目标的自我理解和个性品格的强化。诺瓦利斯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到1791年就结束了，除了一些即兴诗歌之外，后来在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诗人才在其中突显出来。

诺瓦利斯在耶拿呆了仅不足一年，随后便转迁到莱比锡大学。莱比锡，有“小巴黎”之称，拥有30000人口，是诺瓦利斯踏进的第一个大城市。它的商品博览交易会使它成为东西方之间最大的转运中心；音乐和艺术在城市新贵 的资助、促进和支持下繁荣起来。这里的大学虽以大约650名学生的规模小于耶拿和哈勒，但人们认为她更高贵而有教养，并被深深地打上了富有骑士风范的大学生的典型的烙印。在这里，市民阶级的大学生数量要少于其他大学，甚至过了十八世纪末，贵族大学生仍拥有诸如听课中的荣誉席之类的特权。但也就在这个时期，法国革命的变动开始对中欧国家的市民产生直接的影响。1792年4月20日，立法会议在巴黎作出决议，决定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是奥地利的结盟国家，萨克森—魏玛在第一次同盟战争中派出了一支军队，诺瓦利斯那比自己小四岁弟弟卡尔·封·哈登贝格也在其中服役。然而年轻一代的同情却更多地放在了莱茵河那边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相对于旧的习俗和惯例来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人身上。诺瓦利斯在回顾往昔时承认，当时的民主潮流使他背弃了过去的贵族的信念，尽管他没有像克洛普施托克、施托尔贝格或荷尔德林等人那样如此狂热的宣示流传下来，也没有像年轻的舍林（Schelling）那样翻译出马赛曲。

尽管如此，这对于他而言仍是内心骚动、纷扰最为强烈的一个时期。这骚动尤其是通过与一个人的相遇而受到推动。此后，他与这个人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并与之一起为浪漫主义的概念赋予了内涵和深度。这个人便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比诺瓦利斯大七周零四天，比诺瓦利斯早半年成为莱比锡大学的学生。施莱格尔在1792年1月给他哥哥奥古斯特·威廉的信中，强烈地表达了对于诺瓦利斯的好感，并对两人之间的趣味相投深信不疑。他非常赞赏诺瓦利斯的灵敏的理解力和易感性。他认为，哲学研究使诺瓦利斯轻松地形成了丰美的富于哲理、有独到见解的思想。他说：“他（诺瓦利斯）不是致力于真，而是致力于美。” 根据施莱格尔的看法，诺瓦利斯最喜爱的作家是柏拉图和黑默斯特尔胡易斯。

1792年年底，诺瓦利斯满怀激情地爱上了一位名叫尤丽叶的莱比锡女孩。诺瓦利斯对这一关系显然是认真的，但父亲对此却缺乏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担心由于年轻人的狂热关于学习的良好决心会退居次要地位，还因为在他对社会地位、身份的优越感非常厌恶和反感的情况下，这在这位老男爵面前呈现为一桩最不受欢迎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尤丽叶出身于资产阶级。父亲的怒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后，诺瓦利斯于1793年5月只得带着遗憾与不满离开了莱比锡。此前，他向父亲表达了想成为军人的强烈意愿。这一热情洋溢的浪漫计划，在战争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也迅速而乏味地不了了之。哈登贝格家恶劣的经济状况排除了诺瓦利斯在骑兵对或选帝侯骑兵中服役的可能，于是这样一条生活教训便被揭示在他面前：有了钱处处都好，没有钱就只能过一种不幸的生活。结果只能断念和放弃：在法学学习结束时于1793年4月转如维滕堡大学。

在那里，诺瓦利斯又回复到平凡的、谦朴的境况。如果说莱比锡大学生被看作衣着时髦考究的人、耶拿大学生被看作夸夸其谈的人，那么大约250名维滕堡大学生则被看作“吝啬的极端”、“不走运的可怜鬼”而声名狼藉。然而，诺瓦利斯却在那里找到了出色的老师，并在一位女教授家获得了包供午餐。与此同时，诺瓦利斯继续与施莱格尔保持联系。施莱格尔在一封信中对诺瓦利斯说到：你在最简单的事物中觅求隐秘，甚至使你的想象过分夸张了；你看得很深刻，但却很少抓住一个非常宏观的整体。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这种反省）从他对席勒的倾诉中可以看得出来，诺瓦利斯带着逐渐增加的怀疑关注自身，但同时还是试图通过自我教育达到和谐，实现男子气概。鸿沟看来是不可逾越的。苦行主义的严格信仰、狂热的宗教虔敬、迫不得已的顽强不屈和顺从迁就的爱在他的教养中交汇。青春期的障碍通过自然天性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对立被加强了，这种对立是年轻的贵族必然要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最终对于等级特权的传统的想法和观念从根本上发生抵触，古老的贵族的信念和新的民主潮流，而对于德国而言，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冲突的前景。1794年6月14日，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的学习时期以参加国家法学考试---成绩第一---在维滕堡结束了。他重新回到了魏森费尔斯的家园，并于同年8月1日，怀着新获自由与独立的情感，瞻前顾后，致信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我整个个性获得了一个智慧的飞跃。这句话不仅对于诺瓦利斯此刻的心绪，而且对于他整个个性人格都是特有的。在他学习时期的末了形成了一种明确的使命——传教布道意识，这种超越了自我教育的普遍的责任与负责的情感，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现在是订婚期的日子---还自由而无拘无束，但已限定于自由选择之外---我焦急地渴盼新婚夜、婚期和子孙。要是天国[上帝]想要我的新婚夜成为——对专制与监狱来说—— 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 ，那么我要欢庆幸福的婚姻生活。”

1794年11月初，诺瓦利斯作为见习生在区行政官克莱斯汀·奥古斯特·尤斯特领导下的泰恩施泰特县政府就职。尤斯特是一个因他的知识渊博如同因他的教养坦率和博爱而很有名望的人物。当时，他已经44岁了，但还是单身汉，家务则由他的侄女卡萝莉内料理。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搬到了他的家里，并很快成了他老师的知己和朋友。后来，尤斯特还成了诺瓦利斯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在1805年对诺瓦利斯的描述中，热情地赞赏了诺瓦利斯的聪慧、坚毅、勤勉和工作才能。

大约在1795年年底，诺瓦利斯开始认真细致、缜密透彻地分析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哲学。他本着非常严肃的意图来吸纳费希特的思想。他一方面想从哲学体系上完善自己的思想，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对费西特学说的研究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将他邈远的生命置于牢固坚实的基础之上。于是，自我教育和忠于自己“天职”、使命的动机再次凸现出来。 诺瓦利斯于1795年夏天在耶拿的尼特哈默尔（Niethammer）教授家里与费希特初次相识。那一晚，荷尔德林也作客于此，这可能是两位诗人一生中唯一一次相遇。根据尼特哈默尔的记载，他们谈论了许多关于宗教信仰与神启的话题，“对于哲学而言，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当时费希特声誉正隆，被人称为“人权之最勇敢的辩护者” ，这种声望首先是通过他的演讲《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和他的《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而建立起来的。这两篇著作发表于1793年，在随后的两年里，它们使费希特作为深刻而独特的思想家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同时，他写作了关于“科学原理”的不同论文，藉着这些论文，他希望将哲学从空想引向科学，并从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中把它推导出来，如同几乎是同一时期在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和电学）中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费希特和他的哲学当时首先对年轻的一代产生了影响，这影响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98年发表的一篇断片中已经变得非常清晰。因为他在那篇文章中提到费希特的一系列科学原理、法兰西革命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并将这三者称为“最伟大的时代潮流” 。事实上，在费希特的伟大构思中存在革命的热情，改变的力量应该仅是人类的意识和觉悟本身，而不是向巴士底狱 的猛攻和断头台 。在后来被诺瓦利斯称为一个“可怕的概念编织物”的费希特哲学的背后，潜藏着自由与必然性在思想中和谐结合的希望，同时还有对其举足轻重的和决定性的力量的确信。

诺瓦利斯认真细致地进行他的研究。他作了将近500页的札记，在这些笔记中，他力图围绕费希特的概念和思想形象，侵占它，延展它，并改造它。费希特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上建立起来的“我”的基本思想，我【Ich】(它)通过对它（N-I）的自身作为一个绝对我的部分的意识的一个非我（N-I）的对立的设定而得以确立，成了他各种独特思考的出发点。由此产生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由一种简单的形式找到对人类命运的漩涡以及那种独特的生命的规定。那么在这些研究中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诺瓦利斯首先是要得出实践性的、具体实用的结论。因此，对诺瓦利斯而言，费希特的抽象的论证从一开始就是不充足的。“斯宾诺沙（Spinoza）上升到自然的命题---费希特上升到自我(Ich)的命题，我则上升到上帝(Gott)的命题”， 他着重指出并定义上帝为“绝对命题、反命题和综合命题”，为开始辩证进程的、并围绕它的更高的统一和协调。由这样的假定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人类繁荣茂盛，同时枯萎凋零” ,在“费希特研究”中有一处在使用前面那条上帝释义时这样写着。这意味着，用此定义假设和要求的无限中的和谐是始终存在的。人则必须通过认识到自己作为这伟大整体的部分，从而获得找到与感觉她的力量。浪漫主义的历史与宇宙观开始从过去中形成。费希特的目标，在他的哲学中建立主体行动的自由并引导经验的我达到自我超越的升格，在诺瓦利斯那里导致了广泛而深远的结论。“对于未来的憧憬——若一个千年王国是可能的——所有人都能消除罪恶吗？”诺瓦利斯问，并且这样回答：“倘若理性养成已然尽善尽美。”并从对关于完美、典范哲学的研究探索中得出这样的信条或教义：“人性中的使完善[尽善尽美]原理——人类就不成其为人类——如果一个千年王国非必然到来。这原则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物中——无处不见。真理永存——美善流布——人再次上升——艺术产生——科学出现——只有偶然的、个人的消失——这是暂存者与永恒长在者的战争…”但“艺术”对于诺瓦利斯来说，是人之特定的、指向理性教育的意愿之概念，因此他才会说：“艺术必须战胜粗糙的不成形。” 此外，对于诺瓦利斯而言，从分析费希特获得的思想与信念中还可以产生另一条结论：我们（Wir）一提及我们(uns)，我们就谈到了种类与个别。我们的我是种类和个别——一般和特殊。我们的我之偶然的或个别的形式只为个别的形式结束和终止——死亡只结束利己主义或自私自利。不久以后他又补充说：你所真正欣悦的，必为你所保有。从此，不仅个别的生命被联系到无尽，而且在死亡自身扰人而混乱地侵犯诺瓦利斯生命过程之前，就从哲学的姿态和立场上剥夺了死亡现象的决定性与权力。

哲学为诺瓦利斯提供了力量和内心的自由。在他内心深处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1796年7月8日他致信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其中提到：“我最爱的研究归根到底与我的未婚妻意指相同。她叫索菲（Sophie）——哲学(Philosophie)是我生命之灵魂和了解我自己本身的关键。” 自1796年2月初以来，哈登贝格又长住魏森费尔斯。与索菲·封·屈恩结婚的打算，促使他尽快寻找一个稳定的职位和一份有保障的收入。由于在普鲁士任国家公职的计划越来越变得遥遥无期，身为盐场场长的父亲最后只好致书萨克森选帝侯，为长子申请一份盐场文字工作，这申请在1795年12月30日得到了批准。格吕宁根那边欢腾起来，索菲的未婚夫要到图林根呆下来了。在跟随朗根萨尔察很有名的化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克里斯蒂安·威格雷普（Johann Christian Wiegleb）短期地学习了一些化学和盐业知识以后，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与1796年2月就职担任萨克森盐场的公务员。他终身都将这份职业视为他的主要工作，并带着认真态度和献身精神从事着这一工作。

然而，诺瓦利斯这段时期的生活仍然是很不安宁的。1795年11月，索菲身患重病。先是肝炎，接着是肺结核。在短期的轻微好转之后，于1796年夏再度复发。索菲被送到耶拿，在8月底之前，由席勒的医生霍夫拉特·施塔克和另两位医生一起，先后对她进行了三次手术。诺瓦利斯赶到耶拿看望索菲，她表现很好，始终愉快开朗而令人安慰。这使得诺瓦利斯尤其爱她。此后，索菲被接到魏森费尔斯诺瓦利斯的家中疗养。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来到她的病床前探望，觉得她“很美，很迷人”。九月初，歌德也来对她进行了短暂的探访，对之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就在圣诞节到来之前，索菲又被送回到格吕宁根。这时索菲的病情出现了一次轻微的好转，这曾令格吕宁根的医生很乐观，但这外表只给人以假象。1797年2月初起，索菲的病情就不断恶化，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三月初，诺瓦利斯再次到格吕宁根探望索菲，在离开那个地方时，他同时带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确信——索菲只有几天可活了，像他在3月14日给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从情感上来说，他不能在格吕宁根呆更久。五天后——“1797年3月19日，早晨9点，她15岁生日到来之后两天”——索菲因肺病离开了人世。

索菲·封·屈恩之死经常被看作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诞生的时刻。可是这样的过程并未那么简单地发生。死去的恋人的形象，在诺瓦利斯一些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中，尤其是在《夜之颂歌》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且死和对死的克服，对于他而言，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题。然而在诺瓦利斯后期作品的思想与诗歌形象中阻遏我们的，却正是长期的内心成熟与发展过程的结果，其根由与其说在于一个尽管也还那么感人的、一时的短暂事件，倒不如说在于他经由众多思想涌入而造就的个性的深刻。 他对索菲的死，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内心里都并非意外。最迟是自索菲返回格吕宁根起，尽管医生有不少乐观的表示，而对于她的复元的希望却根本上消失了。在精神上，对费希特哲学的分析使他获得了对自我之偶然的或个别的形式的相对性的悟解：你所真正喜爱的，必定为你所保有。虔信派教徒的信条和教义，从童年起就已非常熟悉，在对索菲疾苦的印象中在他内心里重新苏醒了，以致于当时给朋友施莱格尔留下了完全堕入并沉溺于“亨胡特化” 和“绝对狂热的幻想”的印象。因此，当诺瓦利斯在索菲死前几周就写下了这样近乎预言性的话语时，也就并不使人感到讶异了：我的想象增长，当我的希望下沉的时候——如果这希望完全沉落消逝，且除了界石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我的想象将会达到足够的高度，以将我提升到我能找到在这里失去的一切之地。我已及早学会感受我困难的存在，或许这感受正是未来世界最初的生命意识。

然而当他随后真的面对死亡的决定性时，想象的魔力却暂时不听使唤了。他觉得一切都一下子枯死、凄凉荒芜、麻木无感觉、僵硬不动、呆滞石化了。他在书信中承认，暮气与衰颓将他包围了，有一处他谈到自己时说，他几乎要崩溃了，这并不是空洞的悲伤与哀悼之词 ，而是他内心状况的精确的表记。因为诺瓦利斯从不多愁善感，面对死亡也不而且越发不伤感。对坚强和一个目标的追寻探求至此在他有意识的生命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在索菲身上，在对新婚夜、婚姻和子孙（后代）的希望中，一个这样的生命中核似乎要展现了。然而他发觉自己又被推到一种漂浮的、孤寂的、未得谅解的存在之缺乏自信、不定心中去了。

当由他的索菲去世的消息引起的最初的、强烈的麻痹与瘫痪消失时，他逐渐企图在内心深处找到外部世界拒绝给予他的使命和规定。通向它的道路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被指了出来。与此同时，索菲死后一段时间内在诺瓦利斯身上所发生的，却是一个充满难以和解与统一起来的矛盾的过程。在1797年3月底给泰恩施泰特的卡萝莉内·尤斯特的一封长信中，表现出了随后那段时期他思想中相互交错的两个主要动机。一个动机脱胎于他再度孤寂和无望的悟解：要是我的哀伤成为温柔的火焰，它如此吞没我，使一阵微风将我化为一堆灰烬，那该多好。难道索菲不支持我的愿望吗？她的生命原来将我的心神的存在束集在一起——自从这思想逸遁，有机的部分就开始分离，并回复到它们的元素。他自己的死应要成为他自损的最明确、最纯粹的结果，并且追随索菲死去的决心，从此以后便如他的记录一般贯穿着他的思想。

另一个基本主题，与此形成使人惊奇的对照，是对索菲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见的当下的期望。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我获得了颠峰感悟：太一 ——坚定的希望，她不会消逝——这希望更会让我精神振作，似乎索菲能够且可以向我显现。我会多么幸福，当她偶尔向我显现——慰励我，使我振作——仅藉着无与伦比的、温柔而深情的一瞥。而他想从这希望中为自己汲取美妙的热情；索菲（于他）应成为永恒安宁、和洽、爱、善良、温柔和谦顺之灵魂,永恒的喜悦应赋予他的眼睛和额头以生气，他要成为一个真正崇高的人,一个能在自己内心里感知到使徒的身份之天职的人。这一主题，前面已经说过了，与殉情的想法紧密相连并且到底更是着眼于长存 的。而两者，死与圣徒之尊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于崇高人的概念之中，让·保罗在他的《看不见的包厢》中创造的概念，该书在1795年成了哈登贝格兄弟最喜爱的读物。这“崇高人”拥有“对于尘世的超拔，一切世俗行为之微不足道和我们心灵与我们位置之间之不成形或奇形怪状的感受，摆脱纷乱的灌木丛和我们脚边令人厌恶的诱饵的神情，向死之意愿以及凌于云端之上的目光” 。在他内心里存在这样一种力量，从更高的视点来观察和思考生命的力量，由此他将死纳入生命之内并从虚假的决定性之如此的克服中获得重要意义。从一个凌于云端之上的超验的[超越感官直觉的]领域的存在之知觉中产生的去向不可见的世界的使命，向上帝和人类所具有的极度崇高之亲切的接近，便因而成为变得孤独者一项新的、尽管还决不非常明晰的使命。 进一步的考验摆在面前。1797年4月14日，他的弟弟埃拉斯穆斯死于肺结核。此前两天，诺瓦利斯动身去了泰恩施泰特。如同索菲死前一样，他不堪忍受去作缓慢死亡的见证人。

诺瓦利斯未曾出席索菲的葬礼，直到复活节星期日才第一次去了格吕宁根公墓。他再次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目标，在哲学研究中纠缠于死亡问题，沉溺于虔信派教徒的虔敬传统中——他正是在这传统中长大的。因此，人们可以想象，1797年这个复活节对他而言意味着何等深刻的震动。这之后的星期二，即四月十八日，他开始写日记，这在他那个时期是仅有的，不仅作为一个为了回答对于生命和死亡之意义的最后疑问的探索者的文献，同时也还作为冷酷无情的[毫无顾忌的]良知考察和对独特的感受纠缠关注的文献。他的记录持续了两个半月以上，直到他7月初从在泰恩施泰特和格吕宁根的逗留和在哈尔茨山区的一次旅行中最终又返回到魏森费尔斯。在每个日期的后面，他总是添补一个数字，指明那是索菲死后的第多少天——4月18日是第三十一天。

诺瓦利斯带着一位心理学实验者的精确性在其日记中所写下的，决没有仅仅局限于激动他心灵的东西。日常生活也映现其中，在尤斯特家和在格吕宁根的逗留，后来在哈尔茨的旅行，到父亲的陪同哈勒和德绍尔那里去。文学和哲学研究得到反映。首先，诺瓦利斯是在这段日子里第一次透彻缜密地深入分析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 ，或许是为了写一篇评论，但同时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慰藉和增进健康。此外，也正是在这些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给他寄了一份用其兄奥古斯特·威廉的译本刚刚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样本。这一偶然事件奇特地触动了他。 罗密欧在被信以为真的朱丽叶的临终床前泣诉。诺瓦利斯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早上我长久地在植着蔷薇的墓旁与小卡萝莉内交谈。我再次看到了罗密欧——他浏览了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的《关于生命、死亡和不朽的哀歌或夜思》，而且费希特和让·保罗的名字也再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惶恐不安、冷漠和冷酷与悦朗[此概念在诺瓦利斯的日记里联系于轻松愉快、安详从容、明亮爽朗、自由无拘、欢乐喜悦、幸福、泰然自若、审慎镇定、坚定有力、刚强等词汇。]在诺瓦利斯内心相互抵拒，他死去的未婚妻的形象便陷落和生长在这内心的矛盾冲突里，这形象本当成为一个新的目标、使徒身份之天职的榜样。他时常去索菲的墓地探望，采摘鲜花——把它们撒在坟墓上——我亲密地与她在一起。五月十三日：晚上我到索菲那里去。在那里我非常欢悦——闪现狂喜的瞬间——我吹去坟墓如我面前的尘土——数百年如一刻——她的临近可以感觉得到——我相信，她会一直走近。就在第二天：昨天晚上我在（索菲的）墓旁并经历了些许狂喜的时刻。

由于其中确然的转变后来在《夜之颂歌》第三首中重现，因而5月13日的记录在文学史上特别驰名。人们因之把这“墓边幻影”看作为诺瓦利斯的诗文创作指路的的原事件，但概观这段时期的生活档案，会发现这样一个断论相当成问题，完全不考虑在原文中出现一些与让·保罗《看不见的包厢》中的一段的相似之处，卡尔·封·哈登贝格在事前两天给兄长的一封信中援引过这一段 。主要是日记中其他地方也确实包含——如前面已提及的给卡萝莉内·尤斯特的那封信——索菲这样显现的迹象，在画像室、在靠背椅上和在墓旁。人们可以不怀疑这些幻象的真实和强度，也同样少地怀疑，这些幻象不是本能地，而是经过完全有意识的、有准备的心灵的努力而产生的，通过一再劝请，在其自身产生明确的从心所欲，如他在日记里对自己要求的那样。一切恳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索菲的肉体形象于他越淡薄，把索菲作为理想形象的想法于他就越强固，这理想形象给了他今后生存一个中心和目标，如同对于在世的原型已经是很明确了的那样。早在4月14日，耶酥受难节，诺瓦利斯就写下了这样的悟解：她是最崇高和谐的、最理想完美的人物之一，在世间已经是且将永远是。最美好的人必然很象她。两个半月之后，作为最后记录之一，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一句：“救世主（指耶酥基督）和索菲”。这不是圣经格言，而是已接受他的未婚妻对他作为人间和天国（今世和来世）的中人 的角色的认识和悟解，这与根据宗教学说上帝为拯救人类而委托给耶酥的中间人的角色是可予以比较的。在近乎渎神的的自由迁徙中一个神话式的虚构的形象从逐渐消失的、尘世的人物形象中产生了。随着未婚妻形象之转变，诺瓦利斯先前殉情的决心也改变了。这改变在他记录中有所体现：在墓旁我忽然想到，通过我的死向人类展示一种至死的忠实——我似乎使这么一种爱于人类成为可能。他的死因而应当是示范性自然，真正的献祭,而“救世主与索菲”的注解于这鲜明中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双重含义。

这样，最初决心的明晰轮廓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并与其他早先的意愿和希望混合在一起。有些矛盾仍未消除，然而从“自索菲去世便包围我的无法形容的孤寂想法”中，负有传教士的职责和使徒身份的新存在的可能性向他显现了，这为他今后的生命与思想提供了方向。

1797年上半年，诺瓦利斯还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兴趣至少导致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到弗赖贝格的矿业学院学习。这对于萨克森盐场的公职人员具有实用意义，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从更高的立足点研究精确科学，由此力图对其与看不见的世界的联系有所洞见。

可是，计划的实现被延迟了。11月初，诺瓦利斯才得到选帝侯的批准文书，1797年12月1日，他终于离开了魏森费尔斯。行前的几周时间被工作和对荷兰哲学家弗兰斯·黑默斯特尔胡易斯作品的研究占满了。很显然，诺瓦利斯在耶拿大学学习期间已研究过黑默斯特尔胡易斯，因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称他和柏拉图是诺瓦利斯最喜爱的作家。特别是经由赫德尔和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他们翻译过那位荷兰人的著作，其思想在80年代被介绍给德国公众。一种德译本全集出版于1797年，但诺瓦利斯看的是他的法文原作。

黑默斯特尔胡易斯的理论认为，整个宇宙存在统一，这是人的理解力达不到的，但却可能由一种作为天资在人身上蕴藏着的、道德的器官体验到，在它那里必落到肥沃的土地上。这里体现出独特的思想，且当黑默斯特尔胡易斯将这有待发展的、道德器官的基本力量称为爱时，更深深触动了诺瓦利斯相似的心弦。爱揭示了感性的、受限于时间的存在与某种超验的存在之间的关联，对此他已多么强烈地在自己身上亲历到了。此外，对黑默斯特尔胡易斯而言，诗歌是唯一适合于更高的、“道德的”悟解器官的表达：她是“诸神的语言”他曾这样称谓诗歌。

12月初，诺瓦利斯抵达弗赖贝格；中途在莱比锡他首次拜访了舍林，两人一见如故，共同愉快地探讨了几小时哲学问题。弗赖贝格当时是个拥有9500人口的城市，其中一个公职人员和学者的城市新贵群体起着主导作用。城市的鼎盛时期在十六世纪，即当自中世纪以来经营的银矿开采出现最大采获量的时候。萨克森诸侯这一财源的逐渐衰落，以及七年战争 之后萨克森特殊的经济困难，于1765年导致了矿业学院的建立，旨在通过它为萨克森国家培养和造就优秀的采矿专业人才。因为只有通过技术的改进和坚实的科学奠基，弗赖贝格矿山开采重新提高才有指望。推动矿业学院建立的两个人，是弗里德里希·安东·封·海尼茨（Heynitz）——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的一位姑公——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封·奥派尔（Oppel）——其子尤利乌斯·威廉后来成了哈登贝格的恩主。新计划的目的被实现了：90年代初，弗赖贝格冶银量再度大幅增长，甚至超过了此前十年里全部的萨克森矿山的开采量。而于其同时，矿业学院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场所，不仅吸引了来自德意志内部 的“外国”学生，也吸引了来自各大洲的学生。在哈登贝格时期大约有50至60位大学生在此研究学习，其中有年轻的法兰西数学家让-弗兰西奥伊斯·德·奥布伊松（Jean-François d’Aubuisson）、南美的地质学家和矿业学家约瑟·保尼法齐奥·德·安德拉达·艾·西尔瓦（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e Silva）,还有魏玛的奥古斯特·封·赫德尔——即约翰·戈特弗里德·封·赫德尔之子。此外，还有来自俄罗斯、丹麦、瑞士和波兰的大学生。矿业学院最吸引人之处是亚伯拉罕·戈特罗布·维尔讷。他当时48岁，来自上劳齐茨，1775年开始任矿业学院教师，他是通过他的著作《化石之外部特征》获得这一职位的。使其与众不同的，是带有极度敏感的、科学的、严格分析的探索精神和一种对于自然现象近乎天真的献身精神。这多少令人想起诺瓦利斯后来在其《海因里希·封·奥弗特丁根》中创造的那个老矿工的形象。

此外，矿业学院还有与诺瓦利斯同龄的化学教授威廉·奥古斯特兰帕迪乌斯（Lampadius），正是通过他，弗赖贝格在自然科学方面达到了时代的高度。1796年他已发现了二硫化碳，且是属于由拉福伊西尔（Lavoisier）建立的新化学的最坚决的捍卫者。这种化学抛弃了燃烧物质——“火神”燃素的旧理论，并在细致、精确的研究中认识到了氧气在燃烧中的重要作用，这可能是随后几十年里对化学发展而言最富有成果的发现。

在随后几个月里，诺瓦利斯常去弗赖贝格附近的以美术馆[画廊]和艺术品收藏著称的德累斯顿以及迈森的七橡树旅行。1797年的圣诞节，诺瓦利斯就是在七橡树度过的。在弗赖贝格，诺瓦利斯见到了约翰·阿道夫·封·蒂尔曼。诺瓦利斯是在阿特恩（Artern）认识他的，蒂尔曼曾作为军官带兵在那里驻扎过一段时间。通过他，诺瓦利斯被介绍到矿务局长沙朋蒂尔家里。蒂尔曼和沙朋蒂尔的长女威廉明妮结了婚。沙朋蒂尔另一个女儿作为宫廷传道士弗兰茨·福尔克玛·赖因哈德的妻子住在德累斯顿，还有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住在弗赖贝格的家里。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封·沙朋蒂尔先是矿业学院的数学和物理学教授，但又为了他的矿物局而放弃了这一职位，但也还作为地质学家而获得可观的薪水，在这个领域当然是维尔讷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这个家庭圈子被认为是最和睦、最好客的家庭之一。1798年1月22日，是贝格莱汀·封·沙朋蒂尔夫人 的生日，诺瓦利斯为此以阿斯克雷比亚德斯诗节写下了一首题为《异乡人》的诗歌。异乡人——对诺瓦利斯而言，是那些带着对较为温暖、较为安宁的故乡的忆念被摒斥和驱逐到这冷酷的世界中，只有从对将来投宿于一个更宏大而美好的父国中的坚定的期望中精神才得到恢复的人。 这些诗行不只是动人的哀诉。在这背后存在着历史分三步从幸福的过去经过不幸遭到破坏和损害的美好的未来辩证发展的思想。对先前时代作精神的的解释和分析的痕迹清晰可见，且尽管诺瓦利斯意识到自己还是异乡人，但正是在这样的尝试中，科学开始将独特的存在编织进更重要的关联中，发挥出它不可思议的奇妙功效。 异乡人在志同道合者那里找到了慰藉和力量。不到一年后，他和沙朋蒂尔家最小的女儿尤丽叶订了婚。

1798年上半年，施莱格尔兄弟决定创办杂志《雅典娜神殿》 ，并邀请最亲密的朋友——主要是哈登贝格和施莱尔马赫合作。 1798年复活节，《雅典娜神殿》第一期出版，并刊发了哈登贝格的《花粉》，应他所请，署名诺瓦利斯。 《花粉》是一篇断念集，是“混融的见解”。其中探讨的首要问题，是内心世界和外界、超验的意识和包围着人的事物与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自索菲去世就一直为他所纠缠不休的存在问题。他体悟到自己是两个世界的公民，一个是内部世界的，一个是外部世界的，真正的全哲学研究使得人确然成为他所应是的存在：人能够随时是超感觉的、先验的本质。否则他不是世界公民 ，他是动物。

这是诺瓦利斯的基本体验，尤其是前些年的基本体验，在这里他将之表达了出来，而这也反映在这样一个结论中——人去向那更高的彼岸世界当然地需要一个中间人，他具有中项选择自由，以此随智慧、教养的增长和品质、才能的提升而变得优雅：物神Fetische、命运Gestirne、动物Tiere、英雄Helden、神祗Goetzen、诸神Goetter、耶酥[一个神人]Ein Gottmensch。他昔日记在日记里的想法，救世主和索菲（Christus und Sophie）的关系，在这里作为宗教信仰获得了公开的认可。而这种信仰的传布，在诺瓦利斯是通过诗歌来实现的：真正的诗人必然总是教士,正如同真正的教士也总是诗人。诗歌既是“诸神的语言”，自然最适合于传达哲学与宗教思想。因而这些断片就有望在诗歌中找到茁壮成长的沃土：这种断片是文学的种子。这里面当然有空无果实的种子：可是，但愿有一些能抽芽长出来！

同年，诺瓦利斯还发表了《信仰与爱或国王与王后》 。这是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王后路易丝写的断念集，不过其旨趣却指向永恒的安宁和持久的和谐。这里，国王被假定为理想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中间人的形象，只不过是在政治领域而已；最终结果应是所有人都具有王者的才智。即实现所有人的提升，美好的社会和世界家庭达到这遥远目标的教育的中介是一位国王。曾在索菲身上看到的合乎道德的优雅，那种外部与内部的完美的和谐，也被移植到国家生活中来了：谁要看到并欣悦地获得永恒的安宁，那就应动身前往柏林并去看看王后。这样的的宣告固然带有难以满足的征象，,尽管如此毫无疑问诺瓦利斯还是怀着真实的希望写下他的思想的。如在《花粉》中，对爱与家庭意识最个人化的体验就已与对思想改变世界的力量的普遍信仰化合在一起了。否则在德国希望应指向何处呢？那儿[国王和国家的智慧、知识界不再一致的地方]，应不再有君主制，《信仰与爱》中这样写道。

如果人们在最宽泛的“共和”的意义上接受君主制的概念，诺瓦利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的，那么一个这样的思想和力量结合的理想才不会失去其现实意义。

弗赖贝格时期，除了《花粉》和《信仰与爱》之外，诺瓦利斯还写下了许多其他研究断片。其中具有特殊文学史意义的，是他首次用“浪漫主义的”概念来标示其外部世界与心灵世界、有限[暂时]与无限[永恒]结合的神秘的思考方式。世界必须浪漫化，如此，人们才会重新寻获原初的知觉。浪漫化不是别的，只是一种质的提升。原初的所指在这一工作程序中被视为与优化的所指一致了。

《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

1799年12月初，诺瓦利斯从阿特恩（Artern）向财政顾问奥派尔作了有关他的对底下煤炭发现的调查的报告。正是在这些日子、这个地方，他开始了《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的创作。他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1802)描写中世纪诗人奥弗特丁根的生平，以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相对抗。小说探讨以神秘的“蓝花”为象征的浪漫派诗歌的价值和本质，语言优美，想象丰富。他还曾计划编写一部百科全书。对于诺瓦利斯的评价，有人认为他的世界观神秘、反动，他歌颂黑夜、死亡、疾病等是消极颓废；另有人则认为他的消极之中包含着反抗。但对他在艺术上的创新和成就都表示肯定。

对诺瓦利斯而言，小说并不包含确定的结局——它不是一句话的情景和事实。它是一个观念的生动直观的实行——实现。而一个思想却不能被表达到一个句子里。一个思想是一个无限系列的句子。这种思想，早在1798年就已经写下了。它不仅表明了诺瓦利斯对小说的特殊兴趣，而且也萌芽地显示出他对一部小说应是什么的设想。这有待表达的思想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了：它是具有一个爱、安宁与和睦的无限的王国的存在之意识的我与世界的弥漫。

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分为两部分，“整个小说应是诗歌的神化。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在第一部分中成熟为诗人——在第二部分中则作为诗人使诗歌神化，使带有幸福表情或美好色彩”，1800年2月23日，哈登贝格在给路德维希·蒂克的信中这样写道。

尽管诺瓦利斯雄心勃勃，但他的身体却拒绝为实现他的理想服务。诺瓦利斯自小体弱。据有关资料显示，可能早在1798年初夏，他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至1800年8月，健康状况一再恶化，勉强拖至1801年3月25日，终于留下未完成的《海因里希·封·奥弗特丁根》的残稿，离开了这个世界。

《夜颂》

诺瓦利斯的代表作《夜颂》(1800)一诗，是在他的未婚妻去世后写成，诗中表现了对死者的悼念,追求“永恒之夜的奇妙王国”。他的《宗教歌》一诗表明了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他认为诗歌的真正的题材和值得追求的内容,是一切神秘的、奇妙的、童话般的东西。在《基督教或欧罗巴》(1826)一文中，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化的中世纪社会，人们和睦、知足，一切政治、社会的对抗矛盾全被掩盖。他抱怨欧洲基督教因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而分裂。他丑化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要求在一个新的持久的教会领导下，建立一个欧洲的国家联盟。这篇文章体现了“神圣同盟”和天主教反动派的观点。

1798年5月底，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患了病，于是到波希米亚的温泉浴场泰普利茨（Teplitz）疗养。这个夏天，他在那里度过了大约四个星期。8月的一个周末，他与舍林、卡萝莉内和施莱格尔兄弟在德累斯顿相会。他们参观了古典艺术品博物馆，参观名画陈列馆，特别是其辉煌成就——拉斐尔的（Raffaels）西斯廷圣母像，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诺瓦利斯还写了一首对拉斐尔的圣母的颂歌，发表在《雅典娜神殿》第三期上。 从德累斯顿归来后，诺瓦利斯紧接着就开始写作他的《普通杂记》，这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收集，并坚持这种札记写作直到他在弗赖贝格学习时期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沙朋蒂尔家的联系也更为紧密。自那个夏天开始，诺瓦利斯与尤丽叶经常接近。到圣诞节时，两人便订了婚。后来，诺瓦利斯在给尤利乌斯·威廉·封·奥派尔的信中，盛赞了这位“可爱的姑娘”的“温柔的、谦顺的天性”。在他看来，尤丽叶坚贞、值得信赖、温柔体贴，因而于他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诺瓦利斯却有一种职业的和诗人的双重生活。在他那里，爱也具有双重性。他向尤利乌斯·威廉·封·奥派尔表明：索菲的圣灰永远保存我内心的激情和我对安宁与爱的渴慕；1798年12月他使拉赫尔（Rahel）·尤斯特确信：格吕宁根对于他来说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但他又补充说：那地方本身对我产生了令人舒服的影响，而忆念则对我产生了令人感伤的、有损健康的结果。这两种表示证实，对于他而言，索菲具有多么神秘的特征并成为他超验体会的象征，而其尘世形象的表象甚至在他的记忆中也不再被恳召了。

1799年5月20日，尤利乌斯·威廉·封·奥派尔，作为德累斯顿枢密财政咨询委员会负责采矿业、冶金工业和制盐业的成员，来到魏森费尔斯视察库尔萨克森的盐场。在随后的几周里，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作为记录员陪同奥派尔去了科森、杜伦贝格和阿特恩的盐场。日常工作使两人之间有了亲切的接近。对于哈登贝格来说，赢得年长自己六岁的奥派尔的好感具有特殊的意义。奥派尔离开后，哈登贝格写信给他，向他表达了希望得到其援引的愿望。奥派尔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在一份报告中称赞了哈登贝格“辅助学科理论知识的丰富”、“实践中良好的开端”以及“出色的天资和不懈的勤奋”。奥派尔建议任命他为盐场的文职人员 ，但也直到1799年12月7日才终于实现。薪水是400塔勒，比预期低100塔勒，与魏玛公爵的厨师的收入大体相当。但对诺瓦利斯而言，这仍然意义非常，因为在他与朋友们的那个圈子里面，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是唯一一个从事固定职业而其诗歌与哲学著作其实只是附属工作的产物的人。 1799年7月，诺瓦利斯在耶拿结识了路德维希·蒂克。其时，蒂克的《民间童话》正如小说《弗兰茨·施特恩巴尔德的漫游》和《关于艺术之友的艺术的幻想》一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次相识，他们便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在魏玛拜访了赫德尔，并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一起，于1799年7月21日探望了歌德。随后，蒂克陪哈登贝格回魏森费尔斯的家里，接着哈登贝格又和他一起去萨勒河畔的吉比兴斯泰因城堡旅行，那里有蒂克的姐夫——柏林作曲家、乐队指挥和杂志出版人约翰·弗里德里希·赖夏特的庄园。在这个和美的夏天，与蒂克的友谊使诺瓦利斯非常兴奋，并再次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诗情。根据蒂克的资料，诺瓦利斯当时已经写下了几首“信仰之歌”，并为他朗诵了“赛斯艺徒”以及一些他的断片。

论文《基督教界或欧罗巴》在诺瓦利斯去世25年后才发表。一个时期，由于早期浪漫派的宗教狂热早已逐渐消失，对于彼时代之困匮又无所知解——克服这些困匮是作者之意图，因而这个作品就被且还一直被视为神圣同盟的一种政治宣言，对此1799年事实上还不可能支立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即使在诺瓦利斯最亲近的朋友中，也只有少数几个——这少数几个也仅仅是部分地——了解他。对理解的障碍，（它们是诺瓦利斯自视的神启）诺瓦利斯这里也有感觉到，与在《信仰与爱》那里的情况相似。因为在《基督教界》中，他归根到底也使用了一种“转喻——和谜密的表达方式”。这必须得到破译和诠释，如果人们想作为内行识清其真正的涵义。由于其思想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假象出现的，因而这样的破解变得复杂化了。然而，诺瓦利斯却不想提供一件历史文本。他所要陈述的，是人类自我认知的三段式过程，一如他在费希特那里所发现的被抽象地——哲理地描述的，一如他在自己身上所经历、体验和悟解到的。他要使同样的过程对整个人类有效，并在历史事例上确然可见。

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圣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于无限，这就是浪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