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55年，任国立科研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1951年，还被任命为高等实验学院研究导师。

1952年底，完成学位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8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1955—1976年，在高等实验学院从事研究导师工作。

1957—1969年，就教于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作为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讲师，1959年任该校教授。

1969—1973年，在巴黎第七大主持其亲自创设的一个东亚语言和文化教学与研究单位的工作。

1975—1992年，任职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汉学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

1977年后一直作为学院远东问题各个研究所的常务主持人，直到1992年退休。

1975—1993年，他与荷兰大学汉学院前任院长许理和（Erich Ziircher）教授共同主编创刊于1890年的国际汉学杂志《通报》。

1995年1月，应邀参加在海南省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二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刊登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严武译）。

2018年3月3日，谢和耐在法国布列塔尼的瓦纳去世，享年岁97岁。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在二十一世纪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

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

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

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谢和耐并不注意去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而是重点研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他认为基督教没能在中国稳固扎下根来，其原因并不如人们常说的是因为中国人排外，而是因为源于西方的基督教要求中国人完全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宇宙观。基督教神学里的范畴是与西方逻辑学的范畴不可分割的，并且与所用的欧洲语言密切相关，所以中国人对外来思想的反应是“消极”或是“否定”的。谢和耐采纳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

《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

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

在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谢和耐并不注意去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而是重点研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他认为基督教没能在中国稳固扎下根来，其原因并不如人们常说的是因为中国人排外，而是因为源于西方的基督教要求中国人完全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宇宙观。基督教神学里的范畴是与西方逻辑学的范畴不可分割的，并且与所用的欧洲语言密切相关，所以中国人对外来思想的反应是“消极”或是“否定”的。谢和耐采纳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

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

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

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

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谢和耐写于中国文革期间的《中国社会史》，全面地描述了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注意从相互影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客观公正，条例清晰，被认为是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作者在谈及此书写作目的时曾指出，在数千年来不停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远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上，都是相互影响的，正是从这种辩证的观点出发，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才能得出正确而客观的看法，并得到汉学界好评。

截至2018年3月，谢和耐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九种，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论著

1949年：《荷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1卷，河内1949年版，共X+120页；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4年再版。

1956年：《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西贡1956年版，共ⅩⅥ+332页，10幅图版；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7年再版。

中译本，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译本正在付印中。

1959年：《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288页；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

英译本，伦敦阿兰和昂温出版社1962年版，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年再版；匈牙利文译本，贡多拉，布达佩斯1980年版；中译本，中国文化大学，台北1982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里佐利大学丛书，米兰1983年版；日译本，东京1990年版；中文新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64年：《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现已5次再版。

日译本，波兰文译本、英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均已出版。

1970年：《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Singer-Polignac）基金会1970年版，共408页。

1972年：《中国社会史》，收入《世界之命运》丛书，巴黎，阿尔芒—科兰（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共766页和36幅插图；由同一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修订第2版，共700页；同一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增订第3版，共700页。

意大利文译本，埃诺迪译，都灵1978年版；德译本，安塞尔·韦拉克译，法兰克福1979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2、1983和1985年再版本；罗马尼亚文译本，麦里丹娜译，布加勒斯特1985年版；朝鲜文本，汉城1985年版；西班牙译本，巴塞罗那1991年版；中译本，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再版本正在付印中。

1982年：《中国和基督教》，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2年版，共342页；1991年同一出版社再版本加入了一个副标题：《第一次冲突》。

德译本，阿尔特米斯译，苏黎世和慕尼黑1984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马里埃蒂译，卡萨列蒙菲拉托1984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人文科学会馆出版社，剑桥—巴黎1985年版；西班牙文译本，经济文化基金会，墨西哥1989年版；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译本正在印制中。

1991年：《唐甑的<潜书>》，译自中文，由谢和耐作序和注释。巴黎加利玛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收入《东方知识》丛书，1991年版，共346页。

1994年：《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4年版，共398页。

论文

1951年：《神会禅师传，禅宗史研究》，载《亚细亚学报》第239卷，1951年，第29—68页。

1952年：《中国古代的行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7年，第1期，1952年1—3月，第31—38页。

1954年：《神会语录补编》，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2期，1954年，第453—466页。

1955年a*：《沩山灵祜大师遗迹》，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5卷，第1期，1955年，第65—70页。

1955年b：《中国的经济和人的活动》，载《评论界》杂志第103期，1955年12月，第1092—1102页。

1956年：《宋代城市中的商贾与工匠》，载《中国宋代的艺术》，巴黎，塞尔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馆1956年版，第10—11页。

1957年a：《从敦煌卖契（9—10世纪）看中国的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第4—5期，1957（1958）年，第295—391页。

1957年b：《汉文中的颜色表述》，载由I·梅耶松（Meyerson）主编的《颜色问题》，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与发行处1957年版（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6系《综合丛书》，第295—299页）。

1959年a：《唐代的经济和社会》，载由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5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

1959年b：《唐代的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载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89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

1959年c*：《中国的文字记载与历史》，载《心理学学报》第1卷，1959年1—3月，第31—40页。

1960年a*：《中国5—10世纪的佛教徒中的火焚自杀》，载《汉学研究所论丛》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4卷），第527—558页。

1960年b：《中国的铁器时代》，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60年，第68—76页。

1962年：《远东的历史》，载《历史学报》第3期，1962年，第107—118页。

1963年*：《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心理功能》，载由郭恩（M．Cohen）主编的《各民族的文字和心理》，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4页。

1964年：《中国和朝鲜于公元前5—3世纪的思想演变》，与韦尔南（J．-P．Vernant）合作，载《纪尧姆·布岱学会会刊》第4套，1964年，第3期，第308—314页。后转载于韦尔南的著作集：《古代希腊的神话和社会》，巴黎，马伯乐（Maspero）出版社1974年版；巴黎，新发现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81—91页。

1966年：《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载《为戴密微先生祝寿的汉学研究论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第41—51页。

1969年a：《中国车辆小考》，载由韦尔南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海牙木冬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312页。

1969年b*：《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中国城市考证》，载由胡拉尼（A．H．Hourani）和斯泰恩（S．M．Stern）主编的《伊斯兰城市》，牛津大学卡西雷书店1969年版，第77—85页。

1970年a：为《中国佛教》和《中国》（1840年之前）而写的条目，载《世界百科全书》，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0年版（1989年版本的第4卷第399—403页和第5卷第510—532页）。

1970年b：《中国的第2次“文艺复兴”》，载纪念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urt）主编的《语言、技术、自然和社会文集》，巴黎，克林西克(Klincksieck)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6页。

1972年：《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载《亚洲学报，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刊》(东京)第23卷，1972年，第78—92页。日译文载《东方学报》第44卷，1972年，第1—21页。

1973年a*：《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社会学档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页。中译文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西宁1986年版，第281—297页；《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122页。

1973年b：《中国文明中的占卜术和科学观念》（日文），载《东方学报》第45期，1973年，第1—11页。

1974年a：为《世界百科全书，宝鉴—索引》所写的《玄奘》、《黄巢》、《慧远》、《鸠摩罗什》和《李贽》等条目，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4年版。在1990年版中，“黄巢”条载第1658页，《慧远》条载第1665页，《鸠摩罗什》条载第1923页，《李贽》条载第2026页，《玄奘》条载第3736—3737页。

1974年b：《小偏差和大偏差——中国》，载韦尔南主编的《占卜与理性》，巴黎，塞伊（Seuil）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9页。

1974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科学前景的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44页。

1976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开课讲演》，1976年，共31页。

1976年b：《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载《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7—18世纪的法国北京传教区，这次讨论会1974年9月召开），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5—67页。

1977年：为托玛斯·德·博西埃尔（Thomas de Bossière）夫人的《17和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传》，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Ⅶ——Ⅹ页。

1978年*：《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责任观念》，载《中国的法律》一书，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8年版(《威尼斯文明研究丛书》第34卷)，第127—136页。

1979年a：《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载鲍吾刚（W．Bauer）主编的《慕尼黑东方研究——中国中原和蒙古研究》（第25卷），《福赫伯（Herbert Frank）纪念文集》，威斯巴登，法兰兹·斯泰纳·韦拉克GMBH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07—416页。

1979年b：《戴密微，1894—1979年传》，载《通报》第65卷，第1—3期，1979年，第1—19页。

1979年c*：《在大海的附近》，载安田朴（R．Etiemble）主编的《神话》，巴黎，迪迪埃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页。

1979年d：《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载《迪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卷，1979年1—3月，第93—115页；经修订的英译文载《中国的科学》，费城1980年版，第4卷，第1—17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8—90页。

1979年e：《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由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主编的《敦煌学论文集》，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1979年版，第45—47页。中译文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73—176页。

1980年a：为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和李渡南(D．D． Leslie)的《从18世纪耶稣会士们的未刊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ⅩⅤ—ⅩⅦ页。

1980年b：《普实克(Jaroslav Pruv? ek，1906—1980年)传》，载《通报》第66卷，第4—5期，1980年，第266—269页。

1980年c：《帝国观念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载莫里斯·迪威执（Maurice Duverger）主编的《帝国的观念》一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416页。

1981年a：《论17世纪的中国历史》，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1年5—6月，第3期，第467—472页。

1981年b*：《静坐仪、宗教和哲学，论理学派的静坐》，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69卷(纪念戴密微的专刊号)，1981年，第289—305页。

1981年c：《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传》，载《通报》第67卷，第1—2期，1981年，第1—3页。

1981年d：《人或文牍，唐甑(1630—1704年)的政治观一瞥》，载埃克梅（D．Ekeimeier）和福赫伯主编的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纪念文集《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81年版，第112—125页。

1982年：为德罗绘（Hubert Delahaye）、戴仁（Jean-Pierre Drège）和戴文保的著作《长城》写的序言，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页。

1983年：《明末的中国社会》，载《东西方的一次撞击，利玛窦》，巴黎，塞夫勒中心1983年版，第33—43页。

1984年a：《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载《利玛窦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玛切拉塔1984年版，第101—120页。

1984年b：《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生平与著作》，载《纪念马伯乐文集》，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1984年版，第15—24页。

1985年a：《近代中国和传统中国》，载《中国研究》第4卷，第1期，1985年，第7—13页。

1985年b：为斯拉姆(S．R．Schram)主编的《中国国力的基础与极限》一书所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导言第27—34页。

1985年c：《敦煌写本中的碾户和梁户》，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57—172页。

1985年d：《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

1985年e*：《裸葬》，载《学者通报》，1985年1—9月，第3—16页。

1985年f：《明代的传教士，评斯宾塞（J．Spence）的《论利玛窦的记法》，当时文献的补充，1985年9月25日，第1059—1060页。

1986年a：《法国科学院院士戴密微传记和著作》，载《金石和美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7—10月，第595—607页。

1986年b*：《中国16—17世纪的俱乐部、书院和会社》，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11—12月，第676—685页。

1986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与当时的中国政局》，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297页。

1987年a*：《论胡人的道德》，载《从苍穹到大地，从花园到炉灶，吕西安·贝尔诺（Lucien Bernot）纪念文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676—685页。

1987年b*：《中国的历史和农业》，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30卷，1987年，第221—228页。

1987年c*：《论中国人的身心》，载《献给韦尔南的政治论文集》，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87年版，第265—269页。

1987年d：《在中国和反改革的欧洲之间最初撞击时另一方的看法》，载《第4届哥伦布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热那亚，哥伦布基金会1987年版，第265—269页。

1987年e：《11—19世纪中国官府的组织、原则和实践》，载布罗什—莱内（F．Bloche-Lainé）和埃狄纳（G．Etienne）主编的《为国家服务》论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11—29页。

1987年f：为施拉姆主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极限》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9(15—27？)页。其法译文载《日佛会馆学报》1988年。

1988年a：《他方的形象，中国的史学和人类学》，载《文集》第27卷，1988年，第65—76页。

1988年b：为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的《中国数学史》写的序言，巴黎，马松出版社1988年版。

1988年c*：《基督教在17世纪的中国的同化问题》，载由佛雷斯特(Alain Forest)和坪井主编的《天主教和亚洲社会》文集，巴黎—东京，阿尔玛塘—上智大学1988年版，第35—46页。

1988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东京亚洲文化研究所和上智大学1988年版，共17页（《亚洲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卷，第32期）。

1988年e*：《论国家，17世纪中国和欧洲之比较》，载《日佛会馆学报》第50卷，1988年，第21—34页。

1989年a*：《科学和理性，中国资料的新奇性》，载《科学史杂志》第62卷，第4期，1989年，第323—332页。

1989年b：《中国思想概论》，载雅各布(A．Jacob)：《世界哲学百科全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1595页。

1990年a：《中国社会中儒教传统的影响》，载《思想》杂志第792卷第6期，1990年，第50一56页。

1990年b：为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著作《佛教、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写的介绍，巴黎，朱利雅尔出版社1990年版(于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报告、论文和讲义)，第7—10页。

1990年c：为詹嘉玲的《对三角和准确圆周率的速算法（1774年），在数学方面的中国传统与从欧洲传去的因素》著作写的序言，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0年版，第79—88页。

1990年d：《王夫之有关汉代法律的某些考证》，载由出间和许理和主编的《中国秦汉时代的思想和法律》，莱敦不里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2页。

1991年a*：《应该怎样读史书，王夫之(1619—1692年)思想的一条小注》，载《日佛文化》第54卷，东京日佛会馆1991年3月版，第70—72页。另一种文本载《东方学报》(布拉格)第59卷，1991年，第152—161页。

1991年b*：《中国17世纪的哲学家王夫之的智慧》，载格多夫尔（G．Godoffre）主编的《世界的智慧》论集，巴黎，法国大学欧洲学院1991年版，第97—104页。

1991年c：《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载《许理和新作集》（文学和艺术类），第213期，1991年9月14—15日，第67页。

1991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载由水口和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主编的《儒教和亚洲社会》，巴黎—东京，阿尔玛塘和上智大学，1991年版，第27—37页。

1991年c：为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的著作《文士与政权，中华帝国时代的一次文字狱》写的序言，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9—11页。

1992年a：为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的《为了生存和继续生存的三十六计》写的序言，巴黎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Ⅴ—Ⅶ页。

1992年b：为《哲学百科全书，著作和辞书》所写的“戴震”、“王夫之”、“颜元”、“章学诚”和“张载”等条目，载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0—4011、4053—4054、4062—4063、4068—4069页（其实际出版时间为1993年）。

1993年a：为詹嘉玲（Catherine Jami）和德罗绘（H．Delahaye）主编的《欧洲在中国，17—18世纪的科学、宗教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所写的导言，这是于高（Hugot）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1991年10月14—17日），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3年版，第5—13页。

1993年b*：《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同上引书，第231—240页。

1993年c：《易变与不变》，载《人文科学研究文集》第100卷，1993年12月，第27—31页。

1993—1994年：《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载《中国科学》第11期，1993—1994年，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版，第92—102页（1993年b一文的英译文）。

1994年：《中国人的变化观念》，载《中国的变化观念和感知》，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4年版，第1—12页。

（备注：每篇论文出版时间之后带有*符号者，系指该文被再版而收入1994年的《中国的智慧》的文集中）

父亲：路易·热尔内（Louis Gernet，1882—1962），古希腊研究专家，并曾担任过法国文学院院长。

老师：戴密微（Paul Demievi11e，1894—1979），法国汉学家，敦煌学著名学者，金石美文学院院士，英国伦敦亚非研究学院（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通信院士，英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通信院士，英国科学院 (British Academy) 通信院士。

曾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名誉教授。

谢和耐是个承前启后的汉学家，他的老师戴密微曾使战后法国汉学得到复苏，而谢和耐则使法国汉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法国汉学家一向不写或很少写系统的论著，而只是对古文献作注释，诸如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韩百诗等，谢和耐一方面继承了前辈考据学的功底，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他们不进行系统研究的框框，用客观、历史的论述和评判进行系统研究，使法国汉学研究向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为后学者开辟了道路。

鉴于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F.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

作为当代法国最具权威的汉学家，谢和耐教授曾长期主持整个法国汉学界的工作，在其五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获得多种的荣誉称号和奖章，如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普通院士、翟理斯奖、儒莲奖、荣誉骑士勋章；一级教育勋章；东洋文库外籍院士等等。这些荣誉将和谢和耐教授著述一起，作为这位伟大汉学家在汉学界所取得的不朽成绩的历史见证。（世界汉学家数据库评）

谢和耐教授以传统但不保守的治学方法，即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又极大突破了他们的框架，使法国汉学研究向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开拓了法国汉学的一代新风。（中国侨网评）

谢和耐教授以非凡的努力和成就使得法国汉学登上新的高度，被视为法国汉学界一位承前启后的旗手。他的《中国社会史》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许多著作，影响了全球研究中国文化的无数学子。（环球网评）

1972年，谢和耐（Jacques Gernet）获得“儒莲奖”。

2010年获中国学研究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