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2年，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西藏的大业，并在逻些（今拉萨）定都，吐蕃进人最强盛的时期，其后又攻破青海的吐谷浑，逐渐兼并四川西部的广大地区，统治区域扩展到松州（岷江源头地区）、奉州（杂谷脑河中游地区）和维州（杂谷脑河下游地区），直接威胁成都地区的安全。为应对与吐蕃交界地区复杂的斗争形势，守住肥沃富庶的成都平原，唐朝不得不在号称“川西锁钥”的维州等地屯驻重兵。

唐开元年间，谢方叔先祖应征入伍到维州屯垦戍边，后与当地的羌族女子成婚，并在维州安家落户。谢家也几经辗转，在今理县桃坪乡谢溪沟定居下来。

宋庆元年间，谢方叔出世，因排行老三，字辈属 “方”，故取名方叔，字德方，寓意德随一生，方正为人。

为让谢方叔安心学习，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父亲让长子履行军伍的义务，把谢方叔送到了当地仅有的一所私塾。方叔刻苦学习、勤奋励志，加上悟性又高，读书竞能过目不忘，行文落笔尽得奇语。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凡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皆能成颂。嘉定初年，谢方叔告别年迈的双亲，只身来到成都求学。嘉定十六年（1223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高中进士，被朝廷任命为监察御史。

公元1127年，北宋为金所灭，皇族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建立了南宋。谢方叔步入政坛的时候，这个偏安一方的王朝已在长江、珠江流域苟延残喘了近百年的时光，离灭亡也就只有半个世纪了。那时，宋王朝内忧外患，山河破碎。北方，西夏、金等国力量强大，攻占了宋朝很多疆土，蒙古国也俯视着华夏大地的乾坤金轮；在西南，割据一方的大理国对大宋的存在也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国内，南宋王朝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内政不举，外事不修。辖区内是“境土蹇而敛赋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朝廷上下苟且偷安，粉饰太平，贪污贿赂成风，“百姓贫困日增，而官吏敲诈无息”。宋朝已经陷入文无良相、武缺良将的可悲局面。南宋国势日渐衰微，亡国的征兆已显现出来。谢方叔，这个出身维州的进士，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宋朝，监察御史的官阶品位较低，为正八品上阶。但由于“职掌监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等事，并拥有“监察百官之礼仪”的职守，因此位虽不高，但权势颇重。谢方叔饱览诗书，满腹经纶，胸怀成就一番大业的雄心壮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的良机。他认真分析了朝廷上下的形势，对上至皇帝、太后，下至文武百官、内侍外戚进行分析和详细的观察，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实际情况后，开始向皇帝上书谏奏，直抒自己对治国、御臣、修身、平天下的见解。

谢方叔的言词散见于《宋史》《齐东野语》等典籍中。这些零散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初任监察御史刚直不阿、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形象。针对南宋王朝偏安一隅、不思中原人民痛苦、不图 “收复旧河山”，沉湎于“两湖歌舞”虚假太平的情况，谢方叔指出，“堂堂一国之君，当秉持刚毅正直的德性，回报上苍的厚望。重振威武决断的雄风，以应对天下的态势。崇尚勤俭朴素的风气，以契合收拾旧河山的天理。发现并储备人才，以满足治理一统山河的需求。规划并制定好恢宏长远的谋略，随时准备应对时局的变化。大力推行仁政，以报答上苍的青睐。”

他还提出稳定两淮局势的五点建议：“一曰明间谍，二曰修马政，三曰营山水砦，四曰经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绝游骑及救夺掳掠之赏罚”，表现出强烈的振兴国家的愿望。当时理宗宠信阎妃，重用奸臣，沉湎声色，谢方叔正色于朝廷，要皇帝“爱身育德”，不能总是在花天酒地中打发时光。理宗非常欣赏和钦佩谢方叔的直率和忠诚，相继给他授予宗正少卿、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正刑部侍郎等职位，并封与永康郡侯、惠国公的爵位。

谢方叔出身清贫，对庶民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向来比较关注。淳祐十一年，南宋境内阴雨连绵。理宗忧心忡忡地问谢方叔、郑清之：“积雨于二麦无害乎？”郑曰：“目前虽不为过，然得晴则佳。”回答有一些敷衍塞责的味道。而谢方叔则曰：“二麦似无害。蚕事畏寒，恐少减分数。”从郑、谢的回答可以看出，谢方叔对百姓庶民的关心程度要比郑清之宽泛、深刻得多。同年，理宗早朝，问及辅佐的群臣：“边事无他闻否？迁避之民。已复业否？”满朝文武竞无人能肯定回答。谢方叔素来关心两淮之事，对边境情况了如指掌。曾建言在“极边州郡开浚水道⋯⋯沟浍”，“使北骑不得长驱而入。”同时，在“两淮、沿江各另立一项游击军”，“招水步各半”，以备不时调遣。皇上问及边境之事，当然正是谢方叔的强项。在满朝文武都堂塞理宗的时候，谢方叔胸有成竹地回答：“近 来三边幸无他事，淮民之迁避者，皆已归耕。其贫甚者，制司亦少资给之也。”谢方叔心系国事，情系百姓，使理宗稍感欣慰。

又一次，“帝以吴门择守谕群臣。”谢方叔对言：“平江东控海道，多年来，政府以‘和籴’的名义大量收购粮食，老百姓不堪重负，民力颇困。应当选一名既具备才略，又能体恤百姓的官员为之”。对百姓的真心关爱溢于言表。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暖风熏得人犹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林升这首《题临安邸》诗反映了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不思进取、醉生梦死的精神状况。作为一位难得的理智型官僚，谢方叔深知创业之困难、守业之艰辛，清醒认识到如果长此以往势必荒废国事，危害皇朝的统治。为此，他痛心疾首，犯颜直谏： “陛下享玉食珍馐之奉，当 思两淮流莩转壑之可矜；闻管弦钟鼓之声，当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其言之重振耳发聩，其情之真发自肺腑。

谢方叔对庶民百姓的关心，不仅反映在日常的言行中．也体现在他对制度、体制上的一些考虑和构想。南宋中后期，全国上下土地兼并成风，大片土地集中到官僚、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巧取豪夺，逃避税赋，造成朝廷财政亏空、军费不足、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封建统治陷入重重危机。淳祐六年，谢方叔置权贵豪强的利益不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谏言皇上推行“限民名田法。”他说：国朝在临安立足到如今已有120余年的时问了，当前的形势是边境的土地因为战乱而不断荒芜，而国内的人口却不断增加， “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已经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他指出：“夫百万生灵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资，不可长保，孰若捐金助国，以纾目前！”鉴于“豪强兼并之患，自今而极”，他提出“非限民名田不可”。他期望“陛下勿牵贵近”、“大臣勿避仇劳”，要跳出利益得失，“定经制，塞兼并”，以缓解“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的紧张局面，确保大宋江山社稷永不改姓。

公元1251年，对谢方叔来说可谓是吉祥之年。先是，宋理宗授予谢方叔“知枢密院事兼参政知事，”辅佐赵昀掌管军事机密、边防事物，“毗大政，参庶务，”获得了与宰相同议朝政，“押敕齐衔。行则并马”的政治地位。十一月甲寅，宋理宗拜谢方叔为左丞相，吴潜为右宰相，同时授予枢密院最高长官—— 枢密使一职。谢方叔是“金印紫绶，掌宰天子助理万机”。担起了负责大宋军国大事的重任。

谢方叔入相后带着感恩的心态，勤勉敬业，励精图治，一心扑在军国大事上。为了更好地履行宰相的职责，让垂暮的大宋实现复兴，不辜负皇上的重托。他不得不披荆斩棘、知难而进，和宦官内侍展开一场殊死的较量。

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横骄肆，干权乱政，致使朝政大坏。至宋时，虽已形成“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宗之法。但理宗的贴身内侍董宋臣等，仍在其庇护下，结党营私，侍宠弄权，不可一世。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景时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宝祐三年。苏州百姓仲大伦等联名控诉董宋臣等强占其土地，新任监察御史洪天锡及时受理此案，并要求朝廷严办此事。但理宗极力袒护董宋臣等。洪天锡虽 “疏六七上”，但理宗仍然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同年六月戌子。洪天锡愤然请辞。

面对是非颠倒、正不压邪的艰难局面，大宗正寺丞赵崇瑶想到了宰相谢方叔。他给谢方叔写了一封密信，信中直言宦官骄横放纵，猖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朝宰相不理不问，不采取措施加以遏制纠正。真是有愧于江山社稷。看罢赵崇瑶的密信。谢方叔不觉因惭愧而羞得脸红。他认识到，在与宦官、内侍的斗争中，自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实际上助长了董宋臣一伙的嚣张气焰，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谢方叔利用皇上对他的信任，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渊博的学识，向理宗申明大义，讲述宦官、内侍干权乱政的危害。理宗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丢不得的江山社稷和离不开的宦官、内侍之问，他痛苦但又暂时性地选择了前者。他同意重新起用忠心为国、刚直不阿、态度坚决的洪天锡。并授予他大理少卿的职位，负责查处董朱臣这个案子。

事情的发展正朝着有利于“倒宦派”的方向发展。正如赵崇瑶预料到的。朝内诸君在谢方叔的感召下纷纷加入到了声讨宦官、内侍的行列。“太学生池元坚、太常寺丞赵崇洁、左史李昴英皆论击允升、宋臣。”但缺乏政治敏锐的洪天锡却没有察觉到形势的变化。面对昏庸嗜欲的理宗，奸臣当道、宦官弄权的朝廷，洪天锡仰天长啸，怀着报国无门的感叹，选择了放弃之路。他封金挂印，愤然离开了临安。

洪天锡不辞而别彻底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也使谢方叔手足无措，一下乱了阵脚。而已经偃旗息鼓、惶惶不可终日的董宋臣等人，迅速振作起来，并适时抓住机会，开始反击。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洪天锡阅历太浅，缺少心眼，受制于宰相，其所作所为都是谢方叔支使的。左宰借刀杀人，妄图通过洪天锡之手搞翻内侍，打击圣上的力量，削弱皇权，架空天子，最终达到独揽朝纲的目的，步二史之后尘。谢眼看自己掀起的滔天巨浪不仅没有扫平异己，反而就要把自己淹没了，万般无奈，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他丢车保帅，让洪天锡当了替罪羊。理宗本是一个毫无主见之人，平生最不愿意提及的就是史家侄叔专权的事情。如今谢方叔又玩起了同样的把戏，理宗心中大为不快。事至于此，董、卢一伙尚不罢休，他们再给谢方叔布下圈套，暗中派人唆使他“上书自解”。正在气头上的理宗哪容得方叔辩解，大骂谢方叔忘恩负国，有失体统。董宋臣等人环环相扣，步步进逼，命令死党朱应元再烧一把火，上书弹劾谢方叔。昏庸的理宗竟听信谗言，决定免去谢方叔的宰相职务。他下诏书说：“往年二相并命，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吴潜既退，方叔独相，持禄固位，政以贿成，诸子无藉，恬然而不知。天示警戒，臣庶交章，不夺方叔之相权，则是朕躬有罪。”宝祐三年七月，谢方叔被罢相位。

谢方叔与宦官、内侍的斗争，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还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其影响不仅祸及自身，而且还殃至子孙。谢方叔以“玉碎”的决心和勇气。彰显了正义的呼声和大无畏的精神。当年赵崇瑶给他的密件中，有一句簸言：“是胜亦胜，败亦胜。”谢方叔真的是虽败犹荣。

宋人对谢方叔的评价不多，翻阅了很多资料，也就只有那么两句：一曰“谢方叔相业无过人者，晚困于权臣”；二曰“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客观上讲，谢方叔相业之所以无过人之处，有深刻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讲。南宋王朝积弱日久，就在谢方叔走上政治前台的时候已经显现出败亡的征兆。虽然谢方叔勤勉相业，但冰冻三尺，非他一人能回天。主观上讲，谢方叔身在朝廷，再超脱也无法置身于权力名利之外。虽说困于权臣。但他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混迹于明争暗斗之中。遵从并习惯了官场上勾心斗角的游戏规则。所以，短短一生，他东冲西突，攻守无常。除了和宦官、内侍进行了最为惨烈的斗争外，还遭遇了与史嵩之、赵葵等人的正面冲突。

史嵩之于嘉熙三年为相后，上蒙蔽君主，下仰塞群臣，奸权误国，实为大恶，与其叔父史弥远有过之而不及。时台州进士杜范才华横溢、勤政爱民、正直廉洁，深受理宗的器重。为此，史嵩之既猜疑又嫉恨，非常恼火。

淳祐四年，杜范任同知枢密院事，因不屑与奸臣共事，辞官回乡。皇上要太监追回，并命令临安各城门的官员不得让杜范出城。太学生们也纷纷上书挽留杜范，并直接把矛头指向史嵩之。理宗嗜欲怠政，大凡军国大事均一应交与宰相史嵩之处置。虽然“嵩之久擅国柄，帝亦患苦之”，但还是对他倚重有加。为要挟理宗，平息舆论，史嵩之欲擒放纵，六请辞相。户部侍郎刘汉弼密奏理宗：“今嵩之既之请也，愿听其终丧。亟选贤臣，早定相位。”理宗狠下心来，采纳了汉弼的建议，同意史嵩之请辞。但不过几日，理宗发觉自己真的离不开史嵩之，准备重新起用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朝廷哗然失色。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徐元杰不避权贵，对理宗这种游戏国事、出尔反尔的做法“攻之甚力”。太学生们也纷纷上书坚决反对重新起用史嵩之。理宗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史嵩之晾在了一边，于十二月任命杜范、范钟并相。史嵩之的一场好梦被刘汉弼、徐元杰搅乱，因此对汉弼、元杰恨之入骨。范钟、杜范出任左、右宰相，人心大快，朝廷百官竟举笏相庆。

但接下来各种离奇的事情相继发生。淳祐五年（1245年）四月，接任右宰相不到半年的杜范暴病身亡。其后徐元杰、刘汉弼相继暴疾身亡，太学生蔡德润等一百七十三人“伏阙上书”，要求查明事因，严办凶手。

面对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谢方叔感到了官场险恶、朝政汹汹。同时敏锐的政治直觉，又让他在乱相中看到了一种希望。他觉得，在目前情势之下，自己应该而且完全能够有所作为。他从维护皇朝纪纲的重要性人手，上书理宗，要求圣上主持公道，彻查事件，严惩凶手，伸张正义，大白真相于天下，把矛头直接指向权势炙手可热的史嵩之。这次谢方叔主动参与角逐。目的就是要火中取栗。这次角力拉开了谢方叔和史嵩之作为政治对手在朝廷上下你争我夺的序幕。六年后的淳祐十一年。在拜相的问题上，双方再次发生正面火拼。史嵩之是主动出击，步步进逼，志在必得。而谢方叔则韬光养晦，低调行事，暗中发力。双方的争夺以谢方叔入相而暂告一段落。谢方叔领军与宦官、内侍斗争失败后，从相位上跌落下来，官阶及待遇一贬再贬，乃至差一点丢了性命。其中的残酷与惨烈，也不难嗅到史嵩之亲信爪牙的气息。

谢方叔与赵葵的较量，始于对蒙古问题上双方不同的政治见解。从1235年开始，蒙古便大举南侵宋朝，先后攻下成都、利州、潼川等二十余州。后被赵葵门生知招信军余玠提精兵击败。蒙古军退后，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1242年，余玠受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经过余玠的整治，四川驻军声势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余玠守蜀有功，1248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抗战派将领赵葵，1247年任枢密使，1249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受其父影响，主张强兵御辱，抵抗外敌。而谢方叔进士出身，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反对轻易挑起战端。由此政见不和引起双方争斗。

但是，朝廷内主和反战的官员。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南宋军队中有一种“举代”的制度，当时处于战事前线的戎州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余玠向来就想革除军中“举代”之弊。故亲帅三千骑兵到云顶山，并派出都统蔡某去顶替姚世安。姚世安平时与谢方叔的子侄来往密切，故恃势“闭关不纳”，并向谢方叔求援。谢方叔本来在战和问题上与赵葵、余玠见解不同，眼看自己的世交姚世安又要被余玠的亲信取代，心中很是不快。他支使亲信，在朝中散布余玠已失去士卒之心的谣言，唆使姚世安收集余玠的过失，并通过职务之便“陈之于帝前”，弄得理宗疑云顿生。姚世安凭借与谢方叔的关系，继续和余玠对峙。余玠对此“郁郁不乐”，但又毫无办法。

谢方叔深知余玠背后的赵葵。如果赵葵继续把持相位，他的治世方略只会束之高阁，政治抱负也难以实现。为此，谢方叔联络其他主和人士，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文臣武将”、“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1250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余玠乃行伍出身，长于攻守而输于文采。故“凡有奏疏，词气不谨”，理宗看了很不是滋味。1252年，蒙古汪德臣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政治偏见。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攻击余玠掌握大权，拥兵自重，“不知事君之礼”，要求理宗“出其不意而招之”。理宗也知大敌当前，余玠护国有功。故听而不答。他们又进一步挑唆道：“陛下莫非是考虑余玠手握大权，招之不至乎？”又说：“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来）。”这么一激，理宗又失去了自己的判断，下诏书要余玠回临安。赵葵罢相后，余玠深知自己的处境，接旨后压力很大。回到临安是凶多吉少，不回则又有抗旨之罪。他郁郁寡欢，忧愤成疾，于1253年服毒自杀。次年，余玠部下王维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宰相谢方叔任命知鄂州余晦去四川带兵。蒙古来袭，余晦屡战屡败，四川又处在蒙古大军的威胁下。

谢方叔与赵葵、余玠的争斗。虽属政见不同所致，也存在个人恩怨的计较。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闹剧却导致了川蜀战事的危急，南宋形势的逆转。谢方叔“帅蜀误国”，给自己的政治生涯抹上了一块不小的污点。即使是谢方叔在世之时。有识之士对这一行径仍然鞭挞不已。

谢方叔被罢相后，在江西一个叫午乔泉的地方居住下来。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感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他想好好休整休整，过一段闲云野鹤似的隐居生活。他也知道，只要理宗在位，董宋臣等人尚存，他就没有翻身的余地。他蛰伏了下来，耐心等待机会。以养鹤寄情，以诗文消遣，一等就是十五年。其间，他凭借着深厚的学术功底，撰写了《中兴四朝国史》《太极图说》等。并收集整理南宋历代皇帝的书法、诗文作品，编写了一本名为《宝奎录》的“巨帙”典籍。

景定五年十月，理宗病逝。赵禥于同日继位，是为度宗，第二年改年号为 “咸淳”。“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谢方叔感到机会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咸淳四年四月庚寅，正值乾会节。度宗御紫宸殿接受大臣们的朝贺。谢方叔借此机会从江西带来一琴、一鹤、金丹一炉献给度宗。太师贾似道猜疑谢方叔是借机探听风声，了解情况，以便为再次入相作准备。贾专横跋扈，玩度宗于股掌之上，当然不愿看到有谁来和他争锋。于是他唆使谏官赵顺孙弹劾谢方叔。“论其不当诱人主，为声色之好”。度宗下诏书曰：“谢方叔托名进香，擅进金器，且私集先帝的书法、诗文，以先帝行事为己功，殊失大臣体统，宜贬一秩。”卢钺等在贾似道的支持下也相继对谢方叔发难。他们“论列方叔昨蜀、广败事，误国殄民，今又违制擅制”，认为削一秩的处罚太轻。度宗当然知道这些奏折的来头，对贾似道唯唯诺诺的他心领神会，“诏削（方叔）四秩，夺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罢宰臣恩数，仍追《宝奎录》并系跋真本来上”，并欲将谢方叔及其子、侄、婿等“谪之远郡”。

制置使吕文德向来佩服谢方叔，方叔下台后仍然和他书信不断。并自称为“门下使臣”。看到贾似道他们摆起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式，吕文德挺身上书。愿意以自己的职位为谢方叔赎罪。见此情景度宗才改变了当初要严惩重罚谢方叔的想法。

这一次努力失败后，谢方叔彻底丢掉了东山再起的政治幻想。他回到江西，修身养性，颐养天年，开始了隐居生活。尝书桃符（春联）：“平生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表明自己再也无意涉足官场的心境。

咸淳八年（1272年）正月，已是心如止水的谢方叔安然地享受着他平静而休闲的生活。壬申，他突然接到自己豢养的两只白鹤相继而亡的消息，谢方叔感觉到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他喟然长叹：“鹤既仙化，余亦从此逝矣。”他开始为自己身后的事情作准备。“凡他人负欠文券。一切焚之”，并且“沐浴更衣，焚香望阚遥拜，次诣家庙祝白。招亲友从容叙别”。之后，又索笔墨，挥毫疾书：

罢相归来十七年，烧香礼佛学神仙。

今朝双鹤催归去，一念无惭对越天。

随即瞑目静坐，须臾而逝。

谢方叔以自己坎坷的一生陪伴南宋王朝走完了最后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1276年，在谢方叔安然辞世的第四年，蒙古大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又过了三年，随着大臣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蹈海时发出的沉闷声响，在钱塘偏安一百五十二年的南宋王朝，也终于在历史舞台上谢幕。

清嘉庆年间，理番厅署厅事王梦庚慕名来到谢溪沟，凭吊山川名胜，遍访寨中老民。当他联想到自己这个出生在人杰地灵的江浙秀才竞只能在理番做个小吏，而南宋时期从这个僻远山乡走出的一位进士居然在临安官至宰相时，感慨万千。回到厅署，欣然命笔道：

故相标遗里，争传通化乡。

山川沿井邑，风物杂蛮羌。

松秃沉残霭，垣颓卧夕阳。

残碑苦销蚀，何处认沧桑。

诗中所言的“故相”，不是别人，正是阿坝州唯一被《宋史》列入人物传记，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羌族宰相——谢方叔。

谢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疏奏：“秉刚德以回上帝之心，奋威断以回天下之势，或者犹恐前习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听而悦陛下之心，则前日之畏者怠，忧者喜，虑者玩矣。左右前后之人，进忧危恐惧之言者，是纳忠于上也；进燕安逸乐之言者，是不忠于上也。凡有水旱盗贼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谄谀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当思两淮流莩转壑之可矜；闻管弦钟鼓之声，当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俭德以契天理，储人才以供天职，恢远略以需天讨，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悦。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

时刘汉弼、杜范、徐元杰相继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为命官鞫狱，立赏捕奸，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终主持，将恐纪纲扫地，而国无以为国矣。”迁殿中侍御史，进对，言：“操存本于方寸，治乱系于天下。人主宅如法宫蠖濩之邃，朝夕亲近者左右近习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觇上之所好，不过保恩宠、希货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扬之说，潜伏而莫之觉。防微杜渐，实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为两淮谋者有五：一曰明间谍，二曰修马政，三曰营山水砦，四 曰经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绝游骑及救夺掳掠之赏罚。”请行限田，请录朱熹门人胡安定、吕焘、蔡模，诏皆从之。

权刑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升兼侍讲，正授刑部侍郎，权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淳佑九年，拜参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寻拜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惠国公。劝帝以爱身育德。

属监察御史洪天锡论宦者卢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赵崇璠移书方叔云：“阉寺骄恣特甚，宰执不闻正救，台谏不敢谁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锐意出身攻之，此岂易得哉？侧耳数日，寂无所闻，公议不责备他人，而责备于宰相。不然，仓卒出御笔，某人授少卿，亦必无可遏之理矣，丞相不可谓非我责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极。傥言之胜，宗社赖之；言之不胜，则去。去则诸君必不容不争，是胜亦胜，负亦胜，况未必去耶。”方叔得书，有赧色。

翼日，果得御笔授天锡大理少卿，而天锡去国。于是太学生池元坚、太常寺丞赵崇洁、左史李昴英皆论击允升、宋臣。而谗者又曰：“天锡之论，方叔意也。”及天锡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于是监察御史朱应元论方叔，罢相。既罢，允升、宋臣犹以为未快，厚赂太学生林自养，上书力诋天锡、方叔，且曰：“乞诛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初无预焉。”书既上，学舍恶自养党奸，相与鸣鼓攻之，上书以声其罪。乃授方叔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复以监察御史李衢两劾，褫职罢祠。后依旧职，与祠，起居郎召泽、中书舍人林存劾罢；监察御史章士元请更与降削，窜广南。景定二年，请致仕，乃叙复官职。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鹤、金丹一粒来进。丞相贾似道恐其希望，讽权右司郎官卢越、左司谏赵顺孙、给事中冯梦得、右正言黄镛相继请夺方叔官职封爵，制置使吕文德愿以己官赎其罪。咸淳七年，诏叙复致仕。八年卒。特赠少师，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谗余玠之类是也。

论曰：乔行简弘深好贤，论事通谏。范钟、游似同在相位，皆谨饬自将，而意见不侔。赵方豫计二子后当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谓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来，捍御淮、蜀两边者，非葵材馆之士，即其偏裨之将。朝廷倚之，如长城之势。及其筋力既老，而卫国之志不衰，亦曰壮哉！谢方叔相业无过人者，晚困于权臣，至以玩好丹剂为人主寿，坐是贬削，有愧金镜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