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2 23:31
河南种植棉花的历史比较悠久，明朝文献中就有关于河南植棉的记载。清代以后，由于官方提倡，河南棉花种植面积有很大扩展。民国以降，随着近代棉纺织业的兴起和京汉、陇海铁路的贯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市场的扩大以及洋棉推广和植棉技术改进，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北洋政府时期，为在河南推广植棉，国立东南大学在郑州设立棉业试验场。该场面积420亩，主要试验脱字棉。著名的棉花科学家胡竟良就在东南大学郑州棉场任主任技术员。为了能够保持推广美棉纯种，河南省实业厅将10个植棉场委托东南大学代为管理，河南实业厅第一委托植棉场就设立于郑州。
为了鼓励民间植棉，1922年9月10日，东南大学郑州棉业试验场在郑州北乡火神庙举办了棉作展览馆，设提倡、推广、足衣、样花、种棉、选种等6馆，展品800余件。这次展览，“四方农人前来参观者一千余人。开封政学界，卫辉、彰德、郑城工商各界，远道来临者亦有三十余人之多”。1923年秋季，东南大学郑州棉业试验场召开第三届棉作成绩展览大会，参观展览的民众有3000余人。在政府的引导与奖励政策鼓励下，河南民众对植棉反应十分积极。
由于政府推广，“农人遂相继试植棉作物”，促进了河南棉区不断扩大。
1919年，全省有棉田142万亩，产皮棉43万担。
1920年，河南产棉“达四十余县，殆遍全省矣。产额共皮花四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七担，美棉约占五分之一，共八万六千五百担，较去岁增加十五万余担”。
1922年，河南省棉田达到3047144亩，产棉555036担，植棉面积超过了耕地总面积10%的有21个县。
1923年，全省植棉区域达到98县，“总计全省净棉产额约达八千万斤左右，除供本省各县销用外，输出津、沪、汉等处约在二千万斤之谱”。
铁路的发展，使大批量的棉花交易有了可能，也正是因为此，才使以郑州为中心的棉花贸易得到很快的发展。伴随着商品交易的活跃，郑州逐渐确立了中国北方棉花集散地的地位，在沟通北方棉产区与沿海棉纺织业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棉商增多，来郑出售棉花的人，络绎不绝。有些商人就在火车站附近搭起席棚，成立小型花行，这就是最初的棉花市场。1916 年郑州花行同业公会正式成立，从此棉花业逐年发展。
后来陇海铁路继续向西延伸，外路棉商运棉来郑日渐增多，如远至陕西滑南、泾阳，河北邯郸等地的棉花都是先集中到郑州，然后再分别运到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大城市。当时人俗称的“郑州棉”，实际几乎全都是陕西、山西、河南西部所产，只是聚集于郑州后再送往各地，所以世人才称之为郑州棉。《晨报》称：“郑州一埠，赖棉业震兴商市”。
从1923年起，市场上棉花交易数量直线上升，整个市场结构设施也随着棉花交易量的增多，而且日趋完善。铁路运输为了安全，规定所运棉花到郑州后，必须轧成铁机包，方能外运。因此，1925 年郑州建立起了设备良好的豫中打包厂，其业务是专将散棉轧成铁机包，便于运输；火车站附近还建立了不少货栈，仓库，可供存棉。金融业有银行、银号可做买卖、押汇、便于资金周转。所以棉商云集郑州，沿海名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 济南等地的大纺织厂，均派人来郑州坐地收购，上海的申新纱厂、日本的三井、日信、吉田等各大洋行，都是当时的购棉大客商。
棉花业在郑州市场，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商业大军，当时称棉花业是郑州的一只 “白老虎”。
1916年穆藕初开始筹划在内地创办新厂，因为运输的便捷性，穆藕初亲自赴郑考察选址，来到这里，穆藕初不由感叹——“这里地当中枢，且其地介于京汉、陇海两路线之间，东西南北是路畅运，交通便利，销场甚广；煤斤、劳力，色色较廉，苟于此设厂制造，不但能就近供给，诸多便益，且申郑二厂联为一气，原料金融互相调剂，利赖孔多”。
于是穆藕初当即拍板，随后他联合几家沪商，筹措白银200万两，在陇海铁路南的西豆腐寨村外开工建厂，取名豫丰纱厂。
1920年5月5日，豫丰纱厂开工投入生产。有男女工人及童工4000人，每年出纱四万八千二百包，产品有棉纱和粗斜纹布、平面布等，是郑州近代第一所大型工厂。后来纱厂厂址面积扩展到五百余亩，资本也发展到五百万元。
豫丰纱厂建立后，周边有了马路、街道，兴起了小型商业圈。本来是乡村的豆腐寨，在豫丰纱厂开工一二年后，显现出城镇化气象，电灯、自来水、洋车、黄包车等一应俱全。
豫丰纱厂规模大且设备精良，纱厂设备多购于美国，委托上海慎昌洋行向美国萨克洛弗尔公司订购的，在未建成以前就被《申报》报道其设备之优良：“向上海美商某洋行订购机器、锭子等件。四个月可以到货。闻此项机器与德大所用同一厂家，所制造为最新发明之机器，现正物色人材前往布置一切。” 穆藕初通过慎昌洋行先后向美国购买纱锭五万枚，织布机二百多台，发电机四台，安置在豫丰纱厂。这些机器是当时先进的生产设备，也体现了穆藕初要在内地创办高质量纱厂的决心，开工生产后，豫丰纱厂出品的棉纱确实受到市场的欢迎，形成不错的口碑。
穆藕初是第一个将美国科学管理理论—“泰罗制”引进中国并进行实践的人，这具体体现在豫丰纱厂的生产管理、工作环境、规章制度、工人管理等各个方面，比如：“厂中设有医院、学校、浴池等，以供给工人之用，均不收费”等。
因郑州地处内陆，水动力不足，纱厂需要购买发电机以保持纱锭运转。该厂发电机容量共3500千瓦，这在当时河南的电厂设备容量中首屈一指，除供纱厂日常用电外，小部分还供应市区用电。在发电机车间外面有一水池，“盛储发电间放出之温水使凉，重复打进发电机中使用。此项庞大成本费及平时维修费。为上海各厂所无有”。这也说明了豫丰纱厂规模大，设备先进。
豫丰纱厂开工生产初期，正值我国棉纱业兴盛时期，纱业商人投资增大，豫丰纱厂得益于市场广阔、交通便利，原料充足，起初两年生产效益好，产品销路广。“出品以飞机为商标，销路为保定、正定、顺德、北京、河南、天津、上海等处。”“所用原料种类有美棉、陕西棉、彰德棉。日产棉纱130包，大抵10支到32支，年用棉5万余担。同时还生产粗斜纹和平纹细布，使用‘宝塔’、‘飞艇’商标，除在本市销售外，剩余部分行销许昌、开封、徐州等地。” 因此办厂之初，纱厂盈利丰厚，“其旧历四月底结算，已获净利八万九千余两，合十二万余元”情况。
1928年，河南省财政厅开始征收棉纺税，豫丰纱厂每年税额达12万元之多。
（详见：豫丰纱厂工人大罢工）
在我党的领导下，豫丰纱厂工人分别于1925年和1933年两次大罢工，均取得胜利，是河南工人阶级继“二七大罢工”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开始向中国倾销剩余物资。日本在这一时期向我国抛售大量的纺织品，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棉纱供给量增多，使我国棉纱价格受到影响，最终形成棉贵纱贱的局面。加之军阀混战，道路受阻，纱厂债务加剧，棉纱的销售也受到影响，导致豫丰纱厂效益不佳，纱厂发展陷入困境。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先后爆发，郑州成为两军必争之地。纱厂虽幸未毁于战火，但有关银行钱庄大有戒心，纷纷催款，致使豫丰金融陷入困境。穆藕初辞去两个上海纱厂的总经理职务，常驻郑州苦心经营，但最终因无力偿还债务，于1936年被宋子文的中国银行吞并，改名为“豫丰和记纱厂”。由中国银行郑州分行的行长束云章接办。
1938年，日军轰炸郑州，酿成郑州惨案。导致工厂、企业被炸严重，无法进行正常生产。
1938年4月，豫丰纱厂拆机装箱迁移，先将纱机56000锭、布机200余台，以及发电机、锅炉机件等运抵汉口，继而运存沙市、宜昌，最后决定迁重庆。
纱厂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重庆，又经过艰苦奋斗，建厂装机复工，本想大干一场，用自己的产品支援前方抗战，然而却遭到日寇敌机多次狂轰滥炸，各厂工人机器都受到严重损失，无法正常生产。
豫丰纱厂第一次被炸毁房屋96间，之后，又接连被炸，损失锭子5000余件。为了减少损失，该厂疏散纱机15000锭于合川东津沱设立分厂。
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花纱布管制，纱厂的发展又变得艰难起来。
1943年8月实行全面管制，厂家所需原料由花纱布管制局配给所出成品全数上缴，再由该局核定工缴，并照工缴的20%付给厂方加工费，权作利润。这样纱厂在生产规模、原料、利润等方面均大受限制，处境更加艰难，自1943年起生产停滞下来，至1945年生产一落千丈，各厂在挣扎中图存。
由于实行花纱布管制政策，纱厂深受束缚，1943年至1945年与1942年比较，虽然锭子设备在增长，但产量却在减少，最后出现大落之势。豫丰厂被限产后，渝厂月出棉纱536件，合川厂月出棉纱986件，到9月在又减产50%的情况下，减开单班，纱锭运转时数也减一半。总经理束云章惊呼：“水厂真是已到生死关头，面临危机了。”
抗战胜利后，花纱布管制解除，纱厂缓慢复苏。1948年有较大发展，年产棉纱69032件，成为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重庆豫丰纱厂先后更名为“重庆纱厂”“西南610纺织染厂”。1964年，610纺织染厂“一分为三”：重庆第一棉纺织厂、重庆第二棉纺织厂、重庆印染厂，成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
1953年，在被日军炸剩下的郑州豫丰旧厂房里，政府安装了３万枚新纱锭，在上海和本地招收工人，重开豫丰纱厂。1954年，郑州西郊新建的纺织厂投产，由于拥有５万纱锭，被命名为郑州国棉一厂，豫丰纱厂屈居为“国棉二厂”。
豫丰纱厂又成为“一五”时期相继开办的郑棉一、三、四、五、六厂的训练基地，许多纺织工人都来豫丰纱厂（此时更名为国棉二厂）取经，豫丰纱厂也向各厂派驻技术骨干传经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