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河南，全省民众“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团结三千万人民以期达惩凶道歉、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共中央根据河南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派王若飞同志到郑州，指导工人运动，郑州人民在王若飞等的领导下，组成“沪案后援会”，为上海受难工人学生募捐，并于6月7日举行市民大会，郑州各行各业的工人也纷纷响应，“每人每月捐一日工价，约五万以上，支援上海工人学生”。

受“五卅运动”的影响，沿海很多纱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棉纱产量急骤下降，供不应求，“内地纱厂，销路骤增”。豫丰纱厂老板穆藕初乘机增开郑州豫丰厂纱锭，扩大生产规模，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产量获取利润，这激起了纱厂工人的不满。

作为实业家，穆藕初对市场很有眼光；作为企业科学管理法的实践者，穆藕初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实业振兴有一定的贡献。但应该看到，作为资本家，他追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忽略甚至漠视工人生活和生产条件恶劣的现实。面对工人的情绪，他不仅不去安抚，反而高薪雇佣新的工人，以期“替换旧有工人中不稳定分子”。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让工人心中的怒火更加旺盛。

经过“二七大罢工”和“五卅运动”熏陶的纱厂工人，已经逐渐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迫切要求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的大罢工呼之欲来。

1925年8月，在郑州团组织负责人佘立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郑州豫丰纱厂5000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8月5日，豫丰纱厂工会召开全体工人大会，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承认工会是合法的组织等12个条件，并推举陈富森等6人与厂方交涉，遭厂方拒绝。

7日，全厂工人举行总罢工，得到全国铁路总工会及京汉陇海总工会的声援。

穆藕初在8月11日赶到河南，拜会当时的河南督军岳维峻。在这次面谈中，穆藕初先是污蔑豫丰纱厂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准备暴动，希望岳维峻派军队予以镇压。对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话，老军阀岳维峻当然不会相信。穆藕初又提出新的条件，许诺如果能出兵镇压，可以捐献资金帮助岳维峻建造兵营，提供军饷。

这个许诺很让岳维峻动了心，下令摘除支持豫丰纱厂工人最有力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封闭支持工农运动最有力的《革命军报》（当时由共产党员蒋听松主编），给豫丰纱厂罢工工人施加压力。

紧接着20日，穆藕初又将“陈福生等十六名工会代表开除”，“迟发工人应得之有”。并雇地痞流氓数百人，毒打工人群众，强令复工，致使70余名工人受伤。共产党员京汉铁路工人王常保、韩玉山惨遭杀害。

各方援助

“8·20”血案后，工人们同仇敌忾。纱厂工会及铁路工会，会同组织求援代表团向各地求援，还发出工人被惨杀情况报告，历数穆藕初与日本勾结，反对工人解放，用金钱收买流氓，冒充工人等罪状。罢工风潮愈来愈大。

21日，豫丰纱厂、京汉铁路工人和市民2000多人为死难者抬棺游行。提出不答复工人要求，就对豫丰纱厂宣布“四不运（煤、棉、纱、布）”的断然措施。

郑州豫丰纱厂大罢工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全省工人的支持。根据档案记载，全省很多工会组织表示坚决做“罢工工人之后盾”——焦作煤矿总工会“派出宣传队到郑宣传”；陇海铁路总工会提出十四条件准备罢工、策应豫丰纱厂工人罢工；郑州“沪案后援会”把援助豫丰纱厂罢工作为当务之急；郑州各马路商店、学校相约一致罢市、罢课，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自罢工之日起，“外方援助之电报，日有数起”。7月，郑州各界沪案后援会又邀信阳赴沪敢死队（由著名共产党人刘少酞组织领导）到郑州举行联谊会。各地的援助物资也源源而来，苏联顾问鲍罗廷也捐款数百元。

焦作煤矿工人援沪罢工宣传队到郑州后，受到国民党郑州市党部执行委员黄平万（共产党在郑州的负责人）、李震瀛的热情接待。他们在郑州街头巷尾演讲宣传，给郑州的沪案后援会以支持。郑州工人捐款予以援助。郑州声援五卅运动的行动和全省联成一片。

为进一步推动五卅运动的开展，王若飞召集各主要工会负责人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郑州豫丰纱厂率先罢工，其它工会积极响应。并派京汉铁路总工会郑州分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司文德、汪胜友协助纱厂工会领导罢工。1925年9月18日，在王若飞、王荷波、张昆弟、李震瀛等领导下，在郑州成立了河南省总工会。自此，从洛阳到商丘，自焦作到信阳，河南的铁路工人、纱厂工人及其他产业工人，统一组织了起来，罢工斗争此起彼伏。

罢工风潮愈来愈大，穆藕初惊恐万状。郑州警备司令杨瑞轩在21日追悼大会傍晚见风转舵，通知双方在调停期间，不准有武力行动，如敢故意违抗，势必出面干涉。京汉铁路郑州段长金敬山，恐怕铁路工潮爆发，一面请河南督办兼省长岳维峻出面解决纱厂风潮，一面于21日邀约商会会长张波岑、警察局长赵兴宋、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刘文松和秘书长李震瀛磋商解决。

岳维峻的代表牟文卿、实业厅的代表李心梅、徐照浩于22日达到郑州后，先作调查，分别同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商会会长、车务段长接洽，劝穆藕初让步。接着在火车站办公室召集工人开会，讲利害关系。到24日下午，在警备司令部召集各方代表会议。谈判时，工会方面提出原来要求的12项，另加“工厂不得因罢工开除工人”等4项条款。毕云程听后，手足无措，遂将工人所提条件略加修改后完全承认。4日晚，双方当事人及调解人共14名，在京汉路10号一一签字。

24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王荷波、代理秘书长张之甫在郑州签署《紧急通告》：“京汉铁路总工会已向豫丰纱厂提出最低限度要求4项：承认纱厂工人一切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伤；赔偿损失。对上述要求如得不到圆满答复，即断绝实行一切货物之运输，所需要的煤炭、棉花不为输入，纱布不为输出，以和平持久的方法实行对付。”

9月24日，资本家同纱厂工会签订了16条协议，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会的合法存在，缩短工人劳动时间，不随意开除工人，男、女、童工平等，每天一律增加工资6分，女工给产假和工人病假照发工资等条件。9月25日，罢工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豫丰纱厂第一次工人大罢工。

协议签订后，豫丰纱厂工会即于当日发表宣言：“工友们！我们用团结的力量，奋斗的精神，再加上铁路工人援助，终究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已经胜利。”

25日下午6时，豫丰纱厂工会在郑州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工人大会，隆重庆祝罢工斗争胜利。工人们于凄风苦雨之后，博得满场欢笑。大会在三呼“胜利万岁”中结束。到下午7时，豫丰纱厂全体工人满怀胜利的喜悦开始复工。

“九·一八”事变后，是郑州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日本商人又加大对中国棉纱产品的倾销，且日纱质量优良，严重挤压了华纱的市场空间，这对我国棉纱行业造成剧烈的冲击，棉纱销售困难，华商为应对此次危机，决定联合起来实施减工。且我国纱厂生产效率低于日厂，每万锭所需工人数量远高于日厂，导致生产成本高于日商。

1929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工厂法》造成工厂生产成本上升，不利于纱厂发展，遭到华纱厂商普遍反对，这也是后期资方采取减工减薪措施的原因之一。加之统税的施行增大了各工厂的负担，纱厂主将由此引发的财政危机部分地转嫁到工人身上，进一步激化了劳资冲突。

生产成本的上涨，使得资本家挖空心思迫使工人多产出少收入，每天除把工时由10小时延长到11小时外，还重新颁布“厂规”：不准工人请假，凡请假1天者扣除加倍工资，请假3天者即行开除。尽管如此，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豫丰纱厂面临倒闭的困境。于是，资本家就变本加厉废除契约，宣告停产，遣散工人，从而酿成了全厂工人要求发放生活维持费而持续半年之久的“抬纱”斗争。

1933年3月，豫丰纱厂资本家借口棉花紧缺，突然宣布停工。同时宣布纱厂对全厂工人工作契约完全终止，先前和纱厂工会签订的各项契约一并取消。

这一举动引发工人不满，近五千工友包围工会，希望得到救济。豫丰纱厂在停工公告中指出“开支逾巨，实为本厂重大亏损之一原因。”将纱厂的亏损，归咎于雇佣工人开销过大。

停工后，纱厂工会向全国请救援助，免使数千人生存陷入困境。中共河南省工委便明确指示纱厂党支部：用工人自己的力量与资本家直接对垒，反对黄色工会的拍卖；提出工人自己的条件，即成立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保卫斗争，不准资本家减少一个工钱，不准开除一个工人，不准增加一分钟工作时间。9月中旬，河南省工委书记吕文远亲自起草《告工友书》提出：“五千工友一致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达到‘四个不准’”。这在工人中产生很大的反响。纱厂党支部书记张治平以工人自救会名义，发布“告工友书”，揭露资本家和黄色工会串通一气，坑害工人的罪行。大家一致推选纱厂党支部书记张治平为工人总代表，他带领工人浩浩荡荡地前往郑州专署示威请愿。他义正词严，用事实揭露资本家的谎言，但由于资方买通了郑州专署专员，张治平和其他代表遭到了当局的扣押。

党组织面对这种情况，当机立断，立刻发动工友数千人把专署团团围住，要求“释放工人代表！”“发放生活维持费！”的怒吼声震天动地。最后，专员不得不下令释放张治平等人，资方代表赵桂芬被迫在协议书上签字，按原工资的30%发放生活维持费，但墨迹未干，资方又突然撕毁协议。9月9日，断然宣布“裁减工人1200名，工作时间每天延长两小时，工资减少五分之一。”数千名职工怒不可遏，张治平抓住有利时机，成立了有4000人参加的“工人自救会”，提出了“反停产”、“反裁员”的斗争口号。

当他们得知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乘坐的专列要从郑州经过时，张治平带领数千名工人到厂门前卧轨拦车，请愿示威。刘峙被迫写了亲笔信，敦促资方解决工人的困难。赵桂芬看信后，既怕刘峙的淫威，又怕工人把事态扩大，只好当面撒谎说：“不是我不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因为工厂债权已抵押给美国慎昌洋行啦！”张治平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管什么抵押不抵押，工人就是要靠工厂吃饭！”这时人群中高呼：“不准裁减一个工人！”“不准增加一分钟工作时间！”“不准减少一文钱！”怒吼声此起彼伏。赵桂芬一看众怒难犯，吓得夹着尾巴逃走了。

当晚，张治平召开支部会研究对策，第二天清晨，作为工人总代表的张治平带领数千余名工人把洋人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高呼：“宁做饿死鬼，不做洋人奴！。”洋人胆战心惊，赶紧电告专署要求解围。国民党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当即派中央候补委员程天放来郑“调解”。张治平闻讯后来了个借棍打狼，待程天放的列车一到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早有几千名工人在迎候，程好不得意。工人代表在致词中说：“程先生年轻有为，廉洁奉公，一向肯为工人办事。”几句话把他乐得神魂颠倒，马上表示：“愿为工人兄弟效劳。”张治平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派工人纠察队将他的住处团团围住，隔绝了他与资方的联系，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资本家无能，白白把纱厂送给美国慎昌洋行等，使程天放心中的法码逐渐偏向工人一边。

谈判开始后，程首先问资方代表何相柏准备如何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何故伎重演：“厂房、机器都抵押给美国慎昌洋行啦，厂方实在无能为力。”张治平单刀直入地说：“机器、厂房我们不要，工人就靠纺纱吃饭，既然厂方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卖纱糊口啦！”何不作声，程天放问：“厂里有纱没有？”张治平和工人们齐声高喊：“有！”“有，有就该给！”钦差大臣一锤定音，何相柏哪敢说个“不”字，只得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抬纱运动

12月5日上午，数千名职工来到仓库院内，只见仓库门上贴着美国慎昌洋行的封条，张治平看了一下何相柏，只见他嘴角上挂着一丝得意的狞笑。张治平不负众望，他跨步跳上台阶，环视了一下工友们，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工友们，厂房是我们工人盖的，棉纱是我们工人纺的，难道单凭洋人的一张纸条就能把我们吓住吗？”说着，咔嚓地一声撕下了封条，人群立即沸腾起来。何相柏看洋人的大印也不中用，慌称钥匙在洋人手里，拒不开仓。张治平怒火中烧，大叫一声：“拿钢据来！”在几千人的叫好声中，他嚓嚓嚓三两下就将大铁锁拦腰截断，一脚踢开了库门，大喊一声：“抬纱！”工人按原来的布置不到一个小时就将369包棉纱抬到了工会，并向资方下最后通牒：“三天内不发维持费，工人就把纱全部变卖！”资方不甘失败，暗中指示商会成员不准买工人的纱，满以为这一招可以制服工人。张治平和几个代表一商量，马上针锋相对地宣布：“棉纱全部分给工人，打九折拍卖。压价损失由资方承担。”这一下可刺到了何相柏的痛处，他当天晚上就用现金把纱赎回了。

1934年元月，纱厂复工，持续半年之久的豫丰纱厂工人大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次大罢工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