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02-01 06:36
贝多芬百年祭 萧伯纳著,本文是作者192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而作的纪念文章。文中介绍了音乐大师贝多芬的为人,其音乐创作的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突出了贝多芬及其作品的强烈的反抗精神,是一篇优秀的人物评论和音乐评论。这是一篇饱含感情、充满哲理的散文,我们可以借用文中的一句话说明本文的写作特点: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着我们。
萧伯纳(1856-1950)爱尔兰戏剧家。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父亲做过法院公务员,后经商失败,酿酒成癖,母亲为此离家去伦敦教授音乐。受母亲熏陶,萧伯纳从小就爱好音乐和绘画。在都柏林美以美教会中学毕业后,因经济拮据未能继续深造, 15岁便当了缮写员,后又任会计。1876年多居伦敦母亲处,为《明星报》写音乐评论,给《星期六评论》周报写剧评,并从事新闻工作。
萧伯纳的世界观比较复杂,他接受过柏格森、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又攻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1884年他参加了“费边社”,主张用渐进、点滴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在艺术上,他接受易卜生影响,主张写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萧伯纳的文学始于小说创作,但突出的成就是戏剧,“他的戏剧使他成为我们当代最迷人的作家”(颁奖辞)。 1885至1949年近64个创作春秋中,他共完成了51个剧本。前期主要有《不愉快戏剧集》,包括《鳏夫的房产》(1892)、《荡子》(1893)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等;《愉快的戏剧集》由《武器与人》(1894)、《康蒂妲》(1894)、《风云人物》(1895)和《难以预料》(1896)组成。第三个戏剧集名为《为清教徒写的戏剧》,其中有《魔鬼的门徒》(1897)、《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1898)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1897)。
进入 20世纪之后,萧伯纳的创作进入高峰,发表了著名的剧本《人与超人》(1903)、《芭芭拉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3)、《圣女贞德》(1923)、《苹果车》(1929)和《真相毕露》(1932)、《突然出现的岛上愚人》(1936)等。其中《圣女贞德》获得空前的成功,被公认为他的最佳历史剧,是“诗人创作的最高峰”(颁奖辞)。
萧伯纳杰出的戏剧创作活动,不仅使他获得了“ 20世纪的莫里哀”之称,而且“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精神,其令人激励和讽刺往往蕴含着独特的诗意之美”,于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百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他有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大多数轧路机还恭顺地听使唤和不那么调皮呢);他穿衣服之不讲究尤甚于田间的稻草人:事实上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他的灵魂是伟大的;但是如果我使用了最伟大的这种字眼,那就是说比韩德尔的灵魂还要伟大,贝多芬自己就会责怪我;而且谁又能自负为灵魂比巴哈的还伟大呢?但是说贝多芬的灵魂是最奔腾澎湃的那可没有一点问题。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制住,可是常常并不愿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毛头小伙子们现在一提起切分音就好象是一种使音乐节奏成为最强而有力的新方法;但是在听过贝多芬的第三里昂诺拉前奏曲之后,最狂热的爵士乐听起来也像“少女的祈祷”那样温和了,可以肯定地说我听过的任何黑人的集体狂欢都不会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那样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了命地跳下去,而也没有另外哪一个作曲家可以先以他的乐曲的阴柔之美使得听众完全溶化在缠绵悱恻的境界里,而后突然以铜号的猛烈声音吹向他们,带着嘲讽似地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傻。除了贝多芬之外谁也管不住贝多芬;而疯劲上来之后,他总有意不去管住自己,于是也就成为管不住的了。
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样无顾忌的骄纵的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使得贝多芬不同于十七和十八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地方。他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他不认任何人为师,他同行里的先辈莫扎特从小起就是梳洗干净,穿着华丽,在王公贵族面前举止大方的。莫扎特小时候曾为了彭巴杜夫人【彭巴杜女侯爵(1721-1764),是法皇路易十五的情妇,权势炙手可热几乎有二十年】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这种事在贝多芬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甚至在他已老到象一头苍熊时,他仍然是一只未经驯服的熊崽子。莫扎特天性文雅,与当时的传统和社会很合拍,但也有灵魂的孤独。莫扎特和格鲁克之文雅就犹如路易十四宫廷之文雅。海顿之文雅就犹如他同时的最有教养的乡绅之文雅。和他们比起来,从社会地位上说贝多芬就是个不羁的艺术家,一个不穿紧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海顿从不知道什么是嫉妒,曾称呼比他年青的莫扎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吃不消贝多芬。莫扎特是更有远见的,他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后说:“ 有一天他是要出名的,”但是即使莫扎特活得长些,这两个人恐也难以相处下去。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出于道德原因的恐怖。莫扎特在他的音乐中给贵族中的浪子唐璜加上了一圈迷人的圣光,然后象一个天生的戏剧家那样运用道德的灵活性又回过来给莎拉斯特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一个人物】加上了神人的光辉,给他口中的歌词谱上了前所未有的就是出自上帝口中都不会显得不相称的乐调。
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他仍然认为莫扎特是大师中的大师(这不是一顶空洞的高帽子,它的的确确就是说莫扎特是个为作曲家们欣赏的作曲家,而远远不是流行作曲家);可是他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而贝多芬却是个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同样地海顿也是穿传统制服的侍从。在贝多芬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但对贝多芬来说莫扎特可不如海顿,因为他把道德当儿戏,用迷人的音乐把罪恶谱成了象德行那样奇妙。如同每一个真正激进共和主义者都具有的,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对莫扎特,固然莫扎特曾向他启示了十九世纪音乐的各种创新的可能。因此贝多芬上溯到韩德尔,一位和贝多芬同样倔强的老单身汉,把他做为英雄。韩德尔瞧不上莫扎特崇拜的英雄格鲁克,虽然在韩德尔的《弥赛亚》里的田园乐是极为接近格鲁克在他的歌剧《奥菲欧》里那些向我们展示出天堂的原野的各个场面的。
因为有了无线电广播,成百万对音乐还接触不多的人在他百年祭的今年将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充满着照例不加选择地加在大音乐家身上的颂扬话的成百篇的纪念文章将使人们抱有通常少有的期望。象贝多芬同时的人一样,虽然他们可以懂得格鲁克和海顿和莫扎特,但从贝多芬那里得到的不但是一种使他们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乐,而且有时候简直是听不出是音乐的由管弦乐器发出来的杂乱音响。要解释这也不难。十八世纪的音乐都是舞蹈音乐。舞蹈是由动作起来令人愉快的步子组成的对称样式;舞蹈音乐是不跳舞也听起来令人愉快的由声音组成的对称的样式。因此这些乐式虽然起初不过是象棋盘那样简单,但被展开了,复杂化了,用和声丰富起来了,最后变得类似波斯地毯;而设计象波斯地毯那种乐式的作曲家也就不再期望人们跟着这种音乐跳舞了。要有神巫打旋子的本领才能跟着莫扎特的交响乐跳舞。有一回我还真请了两位训练有素的青年舞蹈家跟着莫扎特的一阕前奏曲跳了一次,结果差点没把他们累垮了。就是音乐上原来使用的有关舞蹈的名词也慢慢地不用了,人们不再使用包括萨拉班德舞,帕凡宫廷舞,加伏特舞和小步舞等等在内的组曲形式,而把自己的音乐创作表现为奏鸣曲和交响乐,里面所包含的各部分也干脆叫做乐章,每一章都用意大利文记上速度,如快板、柔板、谐谑曲板、急板等等。但在任何时候,从巴哈的序曲到莫扎特的《天神交响乐》,音乐总呈现出一种对称的音响样式给我们以一种舞蹈的乐趣来作为乐曲的形式和基础。
可是音乐的作用并不止于创造悦耳的乐式。它还能表达感情,你能去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张波斯地毯或者听一曲巴哈的序曲,但乐趣只止于此;可是你听了《唐璜》前奏曲之后却不可能不发生一种复杂的心情,它使你心理有准备去面对将淹没那种精致但又是魔鬼式的欢乐的一场可怖的末日悲剧。听莫扎特的《天神交响乐》最后一章时你会觉得那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的最后乐章一样,都是狂欢的音乐:它用响亮的鼓声奏出如醉如狂的旋律,而从头到尾又交织着一开始就有的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悲伤之美的乐调,因之更加沁人心脾。莫扎特的这一乐章又自始至终是乐式设计的杰作。
但是贝多芬所做到了的一点,也是使得某些与他同时的伟人不得不把他当做一个疯人.
文章开篇就以一个长句突出了贝多芬倔强的个性,那“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的形象是他性格的典型写照。接着以一句简明扼要的判断句概括了全文的中心──“他是反抗性的化身”,提纲挈领。接着作品以倒叙手法,揭开了贝多芬性格和音乐创作之谜:先从风度、衣着入手,写贝多芬其人。这是一篇饱含感情、充满哲理的散文,我们可以借用文中的一句话说明本文的写作特点:“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着我们。”贝多芬的音乐如此,萧伯纳的文章也是如此。文章重于抒情和议论,有许多精辟、深刻、含蓄的语言需要读者品味理解。鉴赏要点如下:
全文脉络清晰,从整体上看,文章重点说明贝多芬的个性及音乐的特点;从局部看,每段中都有一些中心语句,把握这些句子,就可以准确快速地概括出全文主要内容。
第一段中,作者在列举了几个事例以后得出结论,即“贝多芬的灵魂是最奔腾澎湃的”。接着,作者在第二和第三段把贝多芬的这一个性与其他音乐家作了对比,“这种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样无顾忌的骄纵的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使得贝多芬不同于17和18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地方 ”。这种不同有着具体的表现,即“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
第四段作为过渡段,由评论贝多芬的个性过渡到评论其音乐特色。贝多芬的音乐特色在于,“他把音乐完全用作了表现心情的手段”。于是,他的音乐就达到了如此效果:“使你听上一百次也每回都能发现新东西”,“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着我们。”
因为翻译的缘故,本文语句较长,加上文章内容对学生来说较为陌生,因此,通过把握以上关键语句来掌握文章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有许多语句既饱含感情又充满哲思,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如:“他的灵魂是伟大的;但是如果我使用了最伟大的这种字眼,那就是说比韩德尔的灵魂还要伟大,贝多芬自己就会责怪我”。谁的灵魂更伟大,这是无法评价的,这句话非常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贝多芬的谦逊品性和伟大灵魂的礼赞。
“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出于道德原因的恐怖。”“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这些语句反映了贝多芬与莫扎特性格与创作的不同之处,贝多芬是特立独行、强调原则的,而莫扎特则相对灵活,能够融入主流社会;贝多芬的音乐完全表现心情,莫扎特则更多地考虑了乐式,灵活地给浪子也加上“迷人的圣光”。
“贝多芬的音乐是使你清醒的音乐”。就是说,贝多芬的音乐没有丝毫的媚俗之处,它能深入听众的心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从而使听众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意义。
总之,这篇散文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写出了贝多芬倔强、反叛的个性及其音乐创作特色,思路清晰,情感丰富,饱含哲理,是传世的散文佳作。
他不修边幅,风度像“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在权贵之间横冲直撞,不知阿谀奉承为何物。这是从外表上表现其“唐突神灵,蔑视天地”的特点。接着文章由表及里,开始深入到这位音乐大师的灵魂中去──他有着“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可谓“乐如其人”。贝多芬的灵魂完全融化在他的音乐创作中,而他的音乐又充分体现了他的灵魂。这个奔腾澎湃的灵魂,在作品中化为狂风怒涛般的力量,充满惊人的活力和激情,使人激动。这里写其音乐还是为了写人。
第二段一开头则以四个简洁凝练的陈述句,突出了他与其他音乐天才不同的地方。下面两段就紧接着通过他与莫扎特、格鲁克、海顿、尤其莫扎特的对比,展示了贝多芬不同于其他音乐大师的独特风格。17、18世纪的其他音乐大师大多谨守法度,温文尔雅,而贝多芬在他们面前像“一头未经驯服的熊崽子”。作者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区别的根源,那就是他们在政治态度、思想境界等方面的区别。贝多芬是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而那些大师则是穿紧腿裤的宫廷音乐家,“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贝多芬一生跨越了18、19两个世纪,中间正好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贝多芬早年深受启蒙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毕生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他不少乐章中响彻着资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主旋律。正因为如此,贝多芬比他的先辈们体现了更多的独立性和民主性。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贝多芬音乐的独创之处和对后世的影响。莫扎特及其以前的作曲家偏重创造悦耳的音乐形式,而贝多芬则“完全把音乐用作了表现心情的手段”。他赋予音乐以惊人的活力、激情以及巨大的内在力量,他的音乐是能使人激动的音乐。正因为如此,一些不理解他的人,竟用一个“疯”字来形容他,殊不知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作品以反衬正,似贬实褒,收到了强烈的效果。
语言的雄辩与论证的严密是本文说理的突出特点。文章抓住“反抗性”这一特征,从各个侧面追述了贝多芬的性格特征和创作成就,行文有着很强的逻辑力量。同时,文章还大量运用了对比手法,使贝多芬的形象更加突出鲜明。
另外,文章大量运用生动具体的描绘和比喻手法,赋予文章以形象性,并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像开头第一句“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就形象化地刻画出了贝多芬桀骜不驯的性格。其他像“轧路机”“稻草人”等比喻也同样形象鲜明又生动风趣。学习时注意仔细体会。
1.文章为纪念贝多芬而作,却以大量的篇幅写到莫扎特等其他音乐家,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贝多芬百年祭贝多芬性格的独特在文中是通过与其他音乐家尤其莫扎特等人的对比突现出来的。这种对比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另外其音乐特点与音乐成就也只有放在整个音乐史上并与其他音乐家比较,才能看得更加准确。
2.这篇散文在句式上有什么特点?
本文既有磅礴的气势,又富有强烈的感染力,以下列句子为例:
一百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
这个长句既是对贝多芬形象的生动描写,又是对他性格的概括总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他有一种不听话的轧路机的风度;他穿衣服之不讲究尤甚于田间的稻草人:事实上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
“轧路机”和“稻草人”的比喻极其生动地刻画出了贝多芬的桀骜不逊和不修边幅,而被警察抓起来的趣闻逸事更给贝多芬的形象增加了真实性,也给行文带来了趣味性。然后由表及里,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对他内在灵魂的评述。
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种无顾忌的骄纵的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使得贝多芬不同于17和18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地方。他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
这四个并列的陈述简洁而准确概括了贝多芬灵魂与音乐的基本特征,又为文章增添了雄辩豪放的气势。
要有神巫打旋子的本领才能跟着莫扎特的交响乐跳舞。有一回我还真请了两位训练有素的青年舞蹈家跟着莫扎特的一阕前奏曲跳了一次,结果差点没把他们累垮了。
这是类比与具体描写的有机结合,饶有趣味又生动形象地揭示出贝多芬音乐的特点。
早熟的天才,艰苦的童年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小城市波恩。
贝多芬的父亲是当地唱诗班的男高音,是一个经常酗酒的蠢汉。他的母亲是女仆,这是个清贫的家庭。
贝多芬是一个典型的神童音乐家。由于他在音乐上的早慧,十二岁时就被人拿来同名垂青史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相提并论。他愚蠢的父亲急切地想利用这一点来赚取名利,逼迫小贝多芬整天练琴和演出,稍不如意就毒打他。在贝多芬的记忆中,他根本就没有享受过父爱。上天又偏偏赐给贝多芬一副粗陋的外表,外加身材矮小粗壮 ——即使成年后也不过1.58米,他的外貌使他从小就遭人讥笑,成年后也难于幸免。
清贫的家庭,粗暴愚蠢的父亲,不惹人喜欢的外貌,所有这些构成了贝多芬不愉快的童年,形成了他以后的反叛性格和强势作风,也造成了他成年后粗俗的言谈举止。贝多芬被许多同时代的人描述成“粗鲁、固执、脾气暴躁,只要心情稍有不好,就随时随地乱吐痰。”
大约在十二岁左右,小贝多芬在波恩遇见了一位相当好的导师——尼弗。正是尼弗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使他在不幸的童年中没有厌恶音乐,并奠定了他的最初的音乐风格,使他十三岁就成为管风琴师,并创作了三首奏鸣曲。
1787 年,贝多芬动身去当时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并拜见了莫扎特。当时十七岁的贝多芬默默无闻,而莫扎特早已名满欧洲。可能贝多芬的相貌太一般了,连莫扎特也看走了眼,对这个年经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给了一段音乐让他用钢琴即兴发挥,自己却到隔壁屋子和别人聊天。然而邻屋充满灵感和气势的音乐使得莫扎特不由自主地又跑回钢琴旁——作为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对于音乐的感悟力是非凡的。他从这个年经人的琴声中听到了无穷的创造力和灵感,因此一俟演奏完毕,莫扎特便对屋内的人说:“注意这个年经人!……有朝一日,他会震惊世界!”
接着似乎该是一段“千里马遇伯乐”的传世美谈,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随后传来了贝多芬的母亲辞世的噩耗。这使两位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令人遗憾地分手,从此再未谋面。四年后,一代音乐大师莫扎特以35岁的年龄英年早逝,而此时二十一岁的贝多芬尚在波恩肩负着家庭的重担。
在贝多芬不幸的童年中,母爱可能是他唯一的美好记忆,十七岁丧母对贝多芬的打击非同一般。与此同时,他还要担起这个无人照管的家庭——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和一个不争气的父亲。
在艰辛的日子里,只有在与布朗宁一家的交往中,贝多芬才得到一点安慰和支持。伊丽奥诺·布朗宁是他的学生,比他小两岁,贝多芬对她怀有温柔的感情。当她后来与一位善良的医生结婚后,贝多芬就将这种感情转为永恒的友谊并保持终生。贝多芬也从乡野景色中找到了安慰——波恩那鲜花满枝,绿树成荫的小径,经及壮丽浩瀚的莱茵河,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个日渐忧郁的年轻音乐家。贝多芬终生对大自然充满热爱的情感,他音乐中宽广的意境和淳朴的旋律直接发源于此。
定居维也纳,酝酿新世纪的音乐
1792年贝多芬被帝侯亲王派到维也纳继续深造,此后就在那里永久定居下来。
作为卓越的钢琴家,贝多芬受到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热情欢迎,同时他在维也纳拜师学艺,其中有著名作曲家海顿。海顿尽管喜欢贝多芬的才能,但心中并不十分喜欢他的性格,因为年轻的贝多芬有太多的热情和怪异的念头了。同时,贝多芬也并不喜欢海顿。这也难怪,全身都是叛逆的贝多芬,怎么能和幽默轻松的“海顿爸爸”谈到一起来呢?
贝多芬1802年以前的创作,被音乐史上称为贝多芬的第一期风格。这些作品大都是些小型曲目,著名的只有钢琴奏鸣曲《悲怆》,《月光》,小提琴奏鸣曲《克罗采》和《第三钢琴协奏曲》。此时的贝多芬处于创作的准备阶段——为了密切地观察生活中的伟大变革,为了总结18世纪的音乐成果并运用它来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为了选择适合于他的个性的新的创作手法,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紧张的探索。这个时期仿佛是“十年面壁”,是贝多芬音乐创作的酝酿期。
这种酝酿有外在的条件——1789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当时的波恩大学是各种进步思想的摇篮,贝多芬经常在波恩大学旁听,并如饥似渴地学习人类自古以来伟大的精神成果:从历史文献到哲学,从荷马、莎士比亚到席勒、歌德。在学习的岁月和革命的年代中,贝多芬奠定了他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和个性自由。
法国大革命催生了众多的历史巨人,贝多芬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法国大革命就像一条巨大的山脉,将贝多芬和另两位古典音乐大师海顿、莫扎特分隔开来。正是由于继承了前辈深厚的传统,同时又得到了自由气息的滋养,贝多芬得以创造出音乐史上又一风光无限的高峰。
直面命运的挑战
就在贝多芬一心准备投身音乐大干一场时,命运向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就发现自己的听力急剧下降,对于一位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钢琴家和音乐家来说,听力的衰退不啻于世界末日。但贝多芬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并说出了那句传送千古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屈服。”
当时的贝多芬还爱恋着一位叫朱丽叶塔的姑娘,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献给她的。然而幼稚风流的朱丽叶塔辜负了贝多芬的一番情意,后来竟与一位男爵订了婚。 耳聋的治愈日渐渺茫,又痛失心仪已久的恋人,这双重的打击使顽强的贝多芬支持不住了。
1802年他写下了一封绝笔信,即现在被称之为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在信中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理想和痛苦。凡是误解贝多芬的人,如果仔细总结了他的遗嘱,都能发现其中真实的原因,从而原谅他的种种缺点。
不过他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他那坚强的个性不可能屈服于命运摆布。还是那篇遗嘱中,贝多芬说道:“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我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
英雄的年代
经过十年的艰苦探索,战胜了命运和感情的双重打击,应和着欧洲革命的蓬勃发展,从1802年开始,贝多芬仿佛浴火的凤凰,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开创了音乐史学家称为“第二期风格”即“英雄时代”的辉煌业绩,向19世纪的黎明吹响了革命的号角。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包括第三到第八交响曲,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黎明》,《热情》钢琴奏鸣曲,歌剧《菲德里奥》等。
贝多芬在音乐创作的“英雄时代”的主要特点为:以斗争的主要思想作为这些作品的构思,反映了英雄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了对人的理性和力量的炽热信心,阐明了生活的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述作品都可以归入人类艺术文化的伟大成果之列。
贝多芬1803年开始创作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这部交响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拿破仑·波拿巴。当时贝多芬将拿破仑看作自由之神,希望他能在法国建立一个英雄的共和国,并把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传遍欧洲。他怀着热烈的心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命名为“英雄交响曲”,并准备题献给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因此当他得知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其愤怒和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咆哮着吼道:“……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罢了!”他愤然撕掉了封面上的波拿巴字样,由于情绪激动甚至将稿纸也撕破了。贝多芬重新在封面上写道:“‘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而作。” 这部交响曲的手稿,甚至那张被撕破的封面,至今仍保存在德国波恩的贝多芬故居纪念馆中。我们应当理解的是,这部伟大的作品,拿破仑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贝多芬音乐中那种自由的精神,斗争的意志,慷慨悲歌的葬礼和人民的胜利,早已超越了时代的界限,成为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和人类精神不朽的象征。
《英雄交响曲》首演后不久,贝多芬就开始创作歌剧《菲德里奥》。剧情大意是:主人公受冤入狱,他的妻子装扮成男子并成为看守的助手,拯救了丈夫,并使陷害丈夫的监狱官判了罪。贝多芬感兴趣的是其中包含的道德观念和夫妻的爱情,并为他这部唯一的歌剧呕心沥血,三易其稿,终于使它成为歌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这时,幸福的生活仿佛又向他招手。1806年贝多芬与苔莱丝·德·勃伦斯克订了婚。这种宁静愉快的心情,反映在他同年创作的《第四交响曲》中。在这之后的四年里,他还创作了《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田园”》,钢琴奏鸣曲《热情》等几部代表作。
从 1804年开始,贝多芬就在酝酿一部非凡的交响曲。这部《e小调第五交响曲》成为贝多芬最受欢迎,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有特点的作品,它向我们揭示了作者天才中几个最动人的特征。由于贝多芬将音乐刚开始那猛烈的三连音解释为“命运之神在敲门”,这部交响曲又被约定俗成地被称为《命运交响曲》。
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孤独的。在炎热的创作和奋斗生活中,贝多芬总是从大自然中寻求慰藉。童年时代的莱茵河,青年时代写遗嘱时停留过的海利根施塔特村郊外的田野,以及德国一望无际的原始大森林,都促使贝多芬于1808年完成了不朽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向世人描述了英雄心中的大自然。
尽管1810年贝多芬放弃了与苔莱丝的结合,但生活和艺术创作给了贝多芬更为深沉博大的内心,也给了他自信与勇气,他的不可战胜中已经出现了伟人般的光荣感。因此这时候的贝多芬对于社会习俗不屑一顾,对于旁人的意见也毫不在乎。他在别人的眼里显得不尽人情,傲慢自大。这里有两件事情可以充分反映当时贝多芬的个性:
第一则:维也纳的李匹诺夫斯基亲王在贝多芬早年时,曾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有一次,亲王的母亲想听贝多芬演奏,不惜跪在他的脚下请求,而贝多芬竟不理不睬,连头也不转一下。后来加上别的理由,贝多芬与亲王反目。他临走时留下的字条写道:“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第二则:贝多芬年轻时代非常崇拜歌德,而歌德对贝多芬也心仪已久,因此两人在波希米亚的见面显得非同寻常。当他们并肩散步时,远远走来了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后,太子和一大群重臣。这时贝多芬背着手径直向人群走去。皇后向他打招呼,太子向他脱帽致敬,大臣们让开了一条路。而歌德却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躬着腰,在路边向皇亲贵族们致意。
这给惟妙惟肖的图像,活灵活现地反映了贝多芬与歌德不同的性格,这时的贝多芬,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掌握着最高超的创作技巧,他不断诞生的杰作拖拽着音乐界和听众,使人们都膜拜在他的脚下。他成了当时音乐界和思想界的先驱,声誉日隆。正如歌德的一位女友见到贝多芬时惊呼:“当我第一次看见他时,我觉得整个宇宙都从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你!啊!歌德!我确信此人远远超过了现代文明!”
随着《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的诞生,贝多芬的音乐达到了顶峰。1814年维也纳会议时,他得到了全欧洲的王亲贵族对他的敬意。他被视为音乐之圣,成为备受官方推崇的音乐家。
这时,历经艰苦奋斗而功成名就的贝多芬自信地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的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法振拔的苦难。”
困顿的晚年与伟大的创作
命运的发展总有起伏,紧接着1814年的巨大成功后,贝多芬的命运急转直下,跌入了低谷。这个低谷是如此之深,因此当贝多芬最终走出后就真正永垂不朽了。
首先,他的经济陷入困境,维也纳这个城市从骨子里是轻佻而又浮华的,它从未对贝多芬报有真正的好感。自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维也纳的音乐口味日渐趋向于意大利乐风,他们推崇的是罗西尼,而将贝多芬视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和赞助人,或分散,或故去,现实的经济困难顷刻来临,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听众,没有稿约……没有起码的经济保障,再伟大的艺术家也一筹莫展。贝多芬不得不把他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精打细算的日常生活开支和与女厨的争吵上。他曾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难的神气。”
与此同时,他的耳朵完全失聪,这样他连所热爱的钢琴演奏和指挥工作也不得不放弃。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来自他指挥彩排他的歌剧《菲德里奥》。由于他根本听不见乐队演奏和演唱,整个排练一团糟,重新开始后依然如故。贝多芬从听众难堪的表情中领悟到了原因。回到家中捧着脸一言不发。他的朋友说:“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没有一天能和这致使的一天相比。他的心灵受到的极大的伤害,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
沉重的家庭苦难也折磨着贝多芬。贝多芬的一个弟弟于1815年去世,留下八岁的儿子查理。查理的母亲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贝多芬为了收养查理,不惜和她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一直到1820年才告胜利。
贝多芬将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查理身上,希望能将他培养成材。但贝多芬明显犯了个错误,查理并不是童年的自己,他根本就成不了音乐家。由于贝多芬过于主观和急躁,养成了查理的逆反心理,不断地给贝多芬找麻烦,使贝多芬伤透了心。终于在1826年,在干了数不清的蠢事之后,查理开枪自杀。但他居然笨得连开两枪也没有成功。自己满腔的心血和感情白白地浪费,还受到别人的误解和嘲笑,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的了。查理的自杀使贝多芬高傲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难堪,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加上1817年他百病缠身,他的朋友说他“突然变得像个七十岁的老人,疲乏无力,丧失了斗志。”
在无尽的烦恼,痛苦和忧愁中,贝多芬的创作受到严重的影响,作品很少,贝多芬的敌人甚至断言他已穷途末路。
经历了多年的命运的打击,此时的贝多芬已不再是那个充满自信的贝多芬,不再是那个感到自己的才华具有至高无上的力量,能去征服整个宇宙,去把自己的音乐思想布施给每个人,并能取得所有人尊敬的贝多芬。现在的他是一个终于远离尘嚣,独身隐居,不再寻求任何功名的贝多芬。他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对外界的褒贬无动于衷。他完全沉浸于苦难之中,却微笑着顺从一种毫无反抗的忧郁,有时又以一种惊人的意志力量使自己达到宁静的欢乐之中。
从1815年到1826年,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他的“第三期风格”。这期间的代表作是《D大调庄严弥撒》,《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五首钢琴奏鸣曲和一些弦乐四重奏。
这时贝多芬把音乐结构放在第二位,他找到的形式更能自然地符合情感上的要求。因此,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是人类天才创作中所从未有过的最杰出的作品。它超越了贝多芬从前所有的音乐作品,向人类想象力所能触及的最高领域翱翔。
《D大调庄严弥撒》被贝多芬称为他最完美的作品,这根本不是为了宗教和教堂的音乐,而是贝多芬本人情感和思想的流露。至今这部弥撒还是西方同类作品中的代表作。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凝聚了贝多芬一生的心血。从1795年贝多芬就草拟了这部交响曲最后乐章的主题,以后他在许多中曾无数次地尝试。经过多年的探索后,贝多芬决定破天荒地在交响曲中加入人声,引用席勒的《欢乐颂》诗句,来表达他毕生的夙愿:歌颂欢乐,欢乐战胜了痛苦,欢乐解放了人类,并把他们引向了上帝。
当时全欧洲笼罩在封建势力摧毁法国大革命成果的黑暗时期。在此背景下,《第九交响曲》于1824年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演,从此人类历史上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诞生了。当激动人心的大合唱结束时,狂热的听众不顾一切地鼓掌,相互拥抱,许多人禁不住失声痛哭,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在维也纳这个讲究礼仪的城市,皇族出场不过鼓三次掌,但贝多芬享受了热烈的五次鼓掌谢幕,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
贝多芬已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达到了音乐的最高境界。1827年3月 25日下午5时3刻左右,狂风大作,风雨交加,隆隆的雷声震动着贝多芬的屋子。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使贝多芬的屋内充满了奇异的光亮。与此同时,处于弥留之际的贝多芬猛然睁开眼睛,向上举起了右手。当他的手放下时,眼睛半闭着,心脏停止了跳动。
两万多维也纳市民参加了他的葬礼,著名的作曲家舒伯特等艺术家扶着他的灵柩。贝多芬的墓碑上刻着奥地利诗人格利尔巴采的诗句:“当你站在他的灵柩前的时候,笼罩着你的并不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只有对他这样的一个人才可以说: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在西方,人们对贝多芬的理解,真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雕塑大师罗丹称颂他的音乐庄严、肃穆、崇高;罗曼·罗兰推崇他“用苦难铸成欢乐”的不屈服于命运的坚韧精神;而在萧伯纳这位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坛最杰出的斗士的笔下,贝多芬则成了“反抗性的化身”,这一论点发前人所未发,颇有见地。言为心声,正是由于感受的深切,作者才能把贝多芬的反抗精神表达得深刻、透辟,写得大气包举、激荡人心。贝多芬有一句名言:发自内心才能深入内心。这当不仅是对音乐创作而言。
这篇作品的立意十分明确,全文都围绕着贝多芬傲视传统的狂放不羁的精神加以生发,作者以此作为“贝多芬之谜的全部”,概括了贝多芬的品格:为人的品格和作品的品格。一开始,作者就饶有兴味地写了贝多芬的几则轶事:他蔑视天地,唐突神灵,在雷电轰鸣中,“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当他在街上遇到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贝多芬生活在德意志封建专制时代,宗教(神灵)和权势则是封建专制的两大支柱,作者用这两则轶事,典型地反映了贝多芬对他的时代的抗衡,这样,贝多芬最突出的性格与精神在作品一开始就得到了形象的展现。
这是一篇祭文,作者没有像论说文那样层层论证,最后引发出文章的主旨;而是追记了贝多芬的思想和创作的各个侧面。由于紧紧抓住了“反抗性”这个深层题旨,“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刘勰《文心雕龙》),文章的议论淋漓尽致,一气呵成,有着很强的逻辑力量。作者从作曲家“谁也管不住的性格”写到他“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而这些又恰恰是贝多芬区别于前辈大师海顿和莫扎特的本质所在;由这一区别出发,作者又精辟地指出了造就贝多芬的时代因素。最后,作者将这一切集中到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上,揭示了包孕在他的音乐中的前所未有的“惊人的活力和激情”──这一解开贝多芬之谜的关键。对应着这些阐说,作者有意识地写到了贝多芬的孤独和不为人理解:人们对他的音乐感到困惑,认为他是“发了疯了”,就连海顿这样从不知道什么是嫉妒的杰出作曲家,也“就是吃不消贝多芬”。罗曼·罗兰说过,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往往是孤独的;作者写贝多芬的难为世知,也是在从反面深刻表现出他与黑暗的时代、与贵族化和宫廷化的传统和时尚进行不息抗争的伟大灵魂。
在使文章举纲撮要、不枝不蔓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了议论的透辟周详。文法简约固然重要,但“词主乎达,不主乎简”,及情达意才是文章的终极目的。作品中“可是音乐的作用并不止于创造悦耳的乐式,它还能表达感情”那一段,阐说的就是贝多芬不以设计乐式,而是以表现激情为终极追求。但因为这是作者的创见,也是全文的重心,所以作者从作曲家“完全不把设计乐式本身作为目的”,说到“使人听不出在感情的风暴之下竟还有什么样式存在着了”,再说到“这些乐式就全被不客气地打散了”。选择各种角度,变换着表达方式,反复申说。读过作品,人们还会感到文中的转折句特别多,这是因为作者在表述上善于先设立一个不周到或不正确的观点,然后加以补充或论辩,在论辩中完成叙述。这种阐发时的着意反复和行文上的层层激辩,不仅使文章主旨显豁,也使文章在回旋往复中增强了感染力。
这篇议论性散文之所以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还因为它富于形象性。使议论性文章富于形象性的手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在抽象议论的同时伴之以生动具体的描绘,譬如说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了命地跳下去”,“莫扎特从小起就是梳洗干净,穿着华丽,在王公贵族面前举止大方”,等等;另一种则如用“棋盘”和“波斯地毯”状喻舞蹈音乐与现代音乐的简与繁,即将概念形象化,喻巧则理至,它有助于作者将深刻的思想传达得深入浅出而又生动风趣。需要指出的是,议论性散文中生动贴切地运用蕴含丰富的形象,又是作者富于智慧的表现,还不仅仅是表述技巧问题。
作品没有像一般纪念文章那样使用“伟大”“杰出”“不朽”这类形容词,而是代之以“最奔腾澎湃的灵魂”“产生于思想高度的那种最高的激情”这样一类语言,它们体现着作者的非凡见识,也准确地概括了贝多芬及其音乐创作的特征,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概括力。再如第二段一开始,“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种无顾忌地骄纵地不理睬传统的风尚”,四个斩截的陈述句,就囊括了贝多芬音乐的基本内涵。这种确切、简练的语言风格,又为作品雄辩豪放的气势增添了更大的力度。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萧伯纳作品中的一个字,就像古典音乐大师乐谱里的一个音符。阅读此文,我们也仿佛获得了欣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时所获得的那种激荡人心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