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2 17:29
哈辛特·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Jacinto Benaventey Martinez，1866年8月12日- 1954年7月14日），西班牙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剧本《既成利害》《不该爱的女人》《热情之花》等。1922年，“由于他以适当方式，延续了戏剧之灿烂传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生于马德里一个著名的儿科医生家庭。年轻的贝纳文特曾在马德里大学研读法律，但他并不甚喜欢自己的专业，却对戏剧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的父亲恰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戏剧家埃切加赖的私人医生，这使贝纳文特能到马德里的剧院观赏到多次精彩的戏剧首演。对戏剧的热爱终于使他放弃了学业，先是跟随一个马戏班子去各地演出，后来加入了一个剧团，正式当了演员。在巡回演出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他多次游历欧美各国，深受易卜生、萧伯纳、梅特林克等人的现代戏剧的影响。此外，他又很喜爱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的西欧古典，翻译并改编过他们的剧作。
1894年，他的剧本《别人的窝》在马德里上演大获成功，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他一生创作剧本百余部，加上翻译、改编的剧本总计近200部。他既写喜剧，又写悲剧、儿童剧。剧本的风格和题材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风俗喜剧、心理分析剧、情节剧、伦理剧、象征剧等等。但最擅长的是社会讽刺剧和风俗喜剧，其中《利害关系》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剧本。此外，还有《熟人》（1896）、《野兽的宴筵》（1898）、《星期六晚上》（1903）、《女主人》（1908）、《貂的田野》（1916）等。他的爱情悲剧《热情之花》（1913）和儿童幻想剧《本本主义的王子》（1909）也很著名。1922年他的作品《不吉利的姑娘》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由于他以适当方式，延续了戏剧之灿烂传统”。
贝纳文特对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持悲观消极的态度。他的剧本虽揭露、讽刺了社会的丑恶现象，但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只是供人消遣而已。他的剧本大都不够深刻，但轻快流畅，饶有风趣，人物对话尢为出色，往往富于哲理意味，寓意深长，贝纳文特是继埃切加赖之后风靡一时的戏剧大师，他以自己的创作取代了西班牙当时流行的已经没落的浪漫主义戏剧。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贝纳文特先后创作了十部戏剧，但都未能上演。一八九四年，他创作讽刺喜剧《别人的窝》终于得以公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好评。此后他每年都有三四部剧本问世，一生创作的剧本多达一百七十二部，其中有喜剧、讽刺剧、歌舞剧，也有悲剧、情节剧、伦理剧、心理分析剧、儿童幻想剧等。但他最擅长的是社会讽刺剧和风俗喜剧，它们对社会时弊的揭露和讽刺，淋漓尽致，饶有风趣，而且蕴含着一定的哲理。社会讽刺剧主要有《熟人》(1896)、《猛兽的食场》(1898)、《利害关系》(1907)等，其中《利害关系》公认为贝纳文特的代表作，它描写了两个骗子到西班牙某城市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发笑又出人意料的事件。风俗喜剧则主要有《女主人》(1908)等。此外，贝纳文特创作的剧本中，较重要的还有《星期六晚上》(1903)、《秋天的玫瑰》(1905)、《本本主义的王子》(1909)、《热情之花》(1913)、《贝贝公主》(1915)、《快乐的小镇》(1916)、《女贵族》(1945)等。
除了剧作，他还写有诗歌《诗集》(1893)、长篇小说《为了让猫保持纯洁》和短篇小说集《刺菜蓟花》等。
贝纳文特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喜剧方面，但是在西班牙语中，喜剧这一术语的范围更广；它包括我们一般常说的没有悲剧结尾的中性戏剧。假如有悲剧结尾，就叫正剧，贝纳文特也写了这样的正剧，其中最出色、最动人的是《不吉利的姑娘》(1913)。他还创作了许多浪漫剧和奇情剧，其中也包括诗剧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小型作品。然而，他的重要之处却在于他的喜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们既严肃又轻松，以及喜剧的形式短小精悍，这在西班牙文学中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悠久光荣传统的特殊文学样式。在后一方面，贝纳文特是一位迷人的大师，因为他具有得心应手的机智和喜剧才能，因为他具有光彩照人的善良天性，以及把所有这些品德结合起来的优雅。在这里我只能提到几个戏名：《小理由》(1908)，《爱情惊吓》(1907)，《请勿吸烟》(1904)。此外还有很多，简直是一个快乐诙谐的宝库，在那里轻松而高雅地进行着竞技，并且总是和和气气的，不管武器是多么锋利。
在较大型的作品中，见到的是一系列生活与题材的令人惊叹的领域。它们源于农民的生活，源于城市里社会各阶层，源于艺术家的天地；甚至包括那些流动演出的杂耍艺人，作家怀着强烈的同情心描写他们，对他们的评价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阶层。
但他主要是描写上层阶级的生活，地点是两个富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即马德里和莫拉雷达，后者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不过，它以阳光充足和迷人的景色体现了卡斯蒂利亚地区一个乡镇的典型特征。在《一群喜剧演员》(1897)中，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去这个乡镇是为了重整旗鼓，以争取群众对一种相当模糊的理想作出纯洁有力的支持；在《统治者夫人》(1901)中，骄矜的野心梦想着为其才干找到用武之地。其实，莫拉雷达只是一个行星式的乡镇，受马德里吸引和照亮，除了与马德里作对比以外，本身并不展示喜剧因素的全部要点。
贝纳文特的剧作，题材多样，而且他善于用新的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反映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揭示社会、家庭和人的内心存在的种种问题，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表现人的价值，寻求人生的真谛。他以自己的创作取代了西班牙当时流行但已趋向没落的浪漫主义戏剧。
贝纳文特并不一心追求使观众感到痛苦，他的目的是冲突的解决，这甚至在忧愁和悲痛之中也是和谐的。这种和谐通常是通过让步取得的，而不是消沉的、冷淡的或者悲伤的，更没有装腔作势。剧中人物受苦受难，想要摆脱束缚，受财富诱惑(通往财富之路就是无视别人财富之路)，在冲突中拼搏，权衡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自己，通过他们的紧张状况得到更明晰更广阔的视野。有最后发言权的不是激情，实际上也不是自我，而是精神价值，它是伟大的，一旦失去了它，自我就是可怜的，财富也毫无用处。决定是未经妥协而作出的，仅仅借助于个性面对其命运选择的结果，并且进行了自由选择的事实，依据的是本能的感觉，而不是跟理论的一致。
关于他的奇特的、简朴的、淡雅的剧作，只能提到一两个剧名：《征服者》(1902)，《自尊》(1915)和《貂的田野》(1916)。此外，还有许多作品也跟这些相似，具有同样的价值。它们的鲜明特征是一种特别纯粹的人道主义，乍看起来，这一点体现在敏锐的讽刺作家身上是令人惊讶的；在表达方式上，稳健与摆脱了一切多愁善感则是与他的风格完全一致的。事实上，他的各种长处互相配合得很好：他的形式优雅是一个典型的特征，他的感觉和洞察力也是典型的、训练有素的、均衡的、高瞻远瞩的、清晰的。他的表达之简洁和平静的语调也出于相同的根源。
然而，即便是谈起这样一种出色的艺术创作，日耳曼语民族的读者也往往会想到，它出自一种跟我们不相同的民族气质，出自另一种文学传统。至少在戏剧的范围内，从整体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抒情作品是拉丁语民族所不熟悉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的心灵中，它们都缺少朦胧：人所包含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了，或者看起来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它们的思想可以是光辉的、迅捷的，当然也是清晰的，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缺乏力度的印象，属于一种比较空泛的环境，在它们的内在特质中活力较少。反过来，欧洲南部人在谈论我们的艺术作品时，也可能找得出同样多的毛病；然而必须互相适应，赞美我们理解了的东西，对由于已经提到的原因而不能满意的方面则不作审美评判。
贝纳文特把他的富有想像力的天才主要献给了戏剧，看来，是他的种种经历系统地引导了他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对于这个富有想像力的艺术家来说，他的创作似乎只是对他的整个生活所作的自由的直截了当的表达。跟他所获成就的重要意义相比，恐怕再没有哪个人能以较少的努力和构思达到他所达到的目标了。使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感情是一种异常完满与和谐的天性：他所热爱的不仅仅是戏剧艺术和戏剧的环境；他对外部的生活、对现实世界也怀有同样亲切的感情，而把这些搬上舞台正是他的艰巨的任务。这可不是仅仅对生活不加批判地肤浅地加以崇拜就行的。他以极其明亮和敏锐的眼光观察他的世界，又用机智和灵活的才智权衡他所见到的一切。他不允许自己受别人或其想法愚弄，甚至也不为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同情所蒙蔽。不过，他也绝不让别人有丝毫的抱怨或厌烦。
因此，他的作品体现出最有特色的优点——优雅。这是一种少见的长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因而在市场上竟没有多少人问津，不为大多数人所赏识。然而，优雅毕竟是与它的少见同样可贵的。它是力量均衡的标志，是自我修养和艺术自信的标志，尤其是当它不是自身的结束，不仅仅是一次无聊的举动，而是不需明显的努力就能给予整个创作过程以特征的时候。因此，它不光是在表面上起作用，影响着作品的风格；它还决定了主题处理方面的每一部分，决定了描写中的每一行文字。
这恰恰是贝纳文特的情况。他所取得的成果很可能在程度上颇为不同，但都是以准确、熟练的技巧和严格忠实于主题为基础的。他毫不费力、毫不夸大地表现出了主题所能赋予的东西。他所提供的精神食粮都是丰富和有趣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都是非常地道纯粹的。这是贝纳文特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