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5 12:53
货币经济学（Monetary Economics）是一门以货币有关的宏观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阐述了货币的运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阐述了货币、商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货币经济学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本杰明.弗里德曼和弗兰克。哈恩于1990年编撰出版的两大卷《货币经济学手册》，可以证明这一点。
货币的经济学，包括微观货币经济学和宏观货币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在微观方面，主要考察货币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货币需求是以往货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的派别和理论，比如，古典货币需求理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存货模型等。货币供给方面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比较少点，它主要考察中央银行的供给政策以及货币在经济中的传导机制等方面。货币需求和供给构成了货币市场上的均衡。在宏观方面，货币经济学主要考察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通过一般均衡的分析范式，结合无限期模型或者世代交叠模型来分析整个宏观经济。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货币学派，对货币经济学的考察都是从货币因素出发的，即从货币供应量出发的；而信用学派则是从信用的可获得性出发的。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货币经济学考察经济中的个人、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面对货币的决策。从宏观的角度分析，货币经济学考察存在货币的情况下，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而研究宏观经济，则要考察各个宏观经济指标，比如，利率水平、汇率水平、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政府预算赤字、国际收支赤字等等。
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三种货币政策手段都要涉及与商业银行的联系；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获得货币（通过再贴现、出售债券等），从储蓄者获得存款，然后贷给货币需求者（绝大场合下是企业）；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储蓄者把资金存在银行。中央银行是本国货币的供给者，它主要关心的是本国的宏观经济，所以，在分析其行为时要关注由货币政策带来的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所以，中央银行要选择经济指标，以使经济平稳。中央银行体系的银监会和证监会分别对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以保证公平、公正。
商业银行是金融的核心，它联系到金融的各个方面。在货币经济学中，主要考察其信用体系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也就是说考察其宏观经济职能。主要分析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经济关系、商业银行与企业和储蓄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考察商业银行的“产品市场”。而对储蓄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分析不在货币经济学的范畴之内。所以货币经济学长期称作货币银行学。
开放经济的货币经济学一般称作国际金融，可以把它看作是货币经济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也可以看作是国际贸易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对应。在国际市场上，行为人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国际银行、跨国公司。中央银行在这里的主要着眼点还是在维护本国经济平稳发展。它除了发行本国货币之外，还买卖外汇资产；国际银行除了办理国际范围内的存贷款业务之外，还要防范国际范围的金融风险；跨国公司要进行国际贸易，便要进行外汇买卖。
国际金融学可以理解为其他各门学科延深的结果：从国际贸易出发扩展分析国际收支理论、从货币经济学出发扩展分析汇率理论、从资本市场出发扩展分析国际资本市场，这几部分结合起来构成了国际金融学。
目前国际金融扩展的重点还是由货币经济学而来的，它要像货币经济学一样考察经济的微观方面，即在外汇市场中各种货币的需求和供给，也要考察由微观行为产生的宏观效应。这涵盖了最优货币区，目标区域理论、货币危机理论以及其他汇率与国际收支理论。由资本市场扩展而来的国际资本市场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之中，而且开始在国际金融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研究实验
现代西方主流国家货币总量指标的统计模式，始于货币学派的经验研究.自从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中，采用了按照流动性的顺序逐级累加的货币量，并划分了M1，M2和M3的口径以后，经济学家纷纷效法.后来，美国的联邦储备体系也采用同样的方法编制货币总量指标，其间历经多次重要的改革.1982年美国联储确立的统计标准延续至今，调整后的数据上溯到1959年.其它各国的经济学家和货币当局，基本也是沿着同样的模式编制货币总量指标.由于这种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备受理论和实践的质疑，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改革方案，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性工作。西方学者的改革思路是，既然不同的货币成分是不完全的替代品，可以利用其差异指标调整货币量.多数方案选择的差异指标是货币资产的收益率或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以下简介九种改革方案(方法).
替代弹性方案
(19世纪50-70年代).自从Gurley和Show(1955)提出流动性金融资产是货币的替代品并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的假说以后，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准货币与货币的替代弹性研究上.该方案的一般方法是：建立狭义货币需求函数，以各种准货币的收益率以及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求出货币需求的替代弹性.Feige和Pearce(1977)总结了相关的研究文献，16项独立研究得出的替代弹性的平均值是：定期存款-0.13，储蓄存款-0.31，国库券-0.06，收入0.57.当时没有对于如何调整货币指标的明确建议.
效用函数方案
(Chetty，1969).这是替代弹性研究中的一种独特方法，以效用函数为基础.它假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货币资产持有者，在货币与准货币之间分配其货币资产总量，货币收益率为零，价格为1，准货币在期内的收益率则成为其折现率，并决定了货币资产持有者的预算线斜率.由于准货币实际上不止一种，该方法需要测定货币和准货币资产之间的偏替代弹性，然后再计算以偏替代弹性值加权的货币总量.Chetty确立的货币总量的近似经验公式是(根据1945-1966年美国数据)：
M'a=M+T+.880MS+.615SL
式中，M'a是经过调整的货币总量指标，M是狭义货币，T是定期存款，MS是互助储蓄银行的储蓄存款，SL是储蓄贷款协会的储蓄存款.Chetty的经验分析表明，M'a的收入速度比未调整的指标稳定很多，对GNP的预测与未调整的指标一致，但调整后的指标标准差增大.Bisignano(1974)将该方法扩展到了实际货币与其它实际金融资产，实际耐用品之间的替代，并且考虑税收，折旧和资本增益因素.他的经验分析证明，Chetty以及其它研究报告大大高估了准货币的替代弹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金融创新的爆发，使得准货币的概念模糊，替代弹性的计算失去稳定性和可行性，方案1和2由此丧失了实际意义.
弱分性方法
(WeakSeparabilityApproach，1980-).19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货币加总的必要条件问题(Barnett，1980；Varian，1982).他们认为，经济加总必须满足弱分性原理，加总量之中的各个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与加总量之外的其它商品互不影响.如果满足该原理，则消费者效用函数U(m1，…，mn，q1，…，qm)可重写为U[u(m1，…，mn)，q1，…，qm].分效用函数u(m1，…，mn)可以在总货币开支给定的条件下独立地寻求最大化.Varian(1983)，Swofford和Whitney(1987)都发现，一些货币资产(现金C，活期存款DD，其它支票存款NOW，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等)的确与闲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呈现弱分性，这表明M1或M2是可以接受的货币总量.Belongia和Chalfant(1989)则报告，货币资产的不同组合之间也存在弱分性.它们是C-DD，C-DD-NOW，C-DD-NOW-MMMF.这个结果又暗含着有多种货币总量指标可供选择.
现在，弱分性方法已经成为其它货币指标改革方案的补充技术.例如，Barnett(1980，2000)，Anderson等(1997)，Binner等(2002)，Elger等(2004)在编制他们的货币总量指标中都利用了弱分性原理。
(DivisiaIndexMoney，1976-).该方法也依赖微观的效用函数理论.Barnett(1978，1980，1984，2000)在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影响.他认为，货币资产是一种提供货币服务的耐用品联邦储备银行连续发布的货币服务指数MSI(参方案9)就是迪维萨指数货币的著名样本。
西方学者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多国的迪维萨货币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如，Barnett，Offenbacher和Spindt，1984；Chrystal和MacDonald，1994；Schunk，2000；Serletis和Molik，2000；Stracca，2003).他们的结论大同小异：迪维萨指数与传统的货币总量之间互有优劣，迪维萨指数货币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基本是平分秋色.通常，货币总量口径越宽(如M3)，迪维萨指数货币的表现越好.这个结论是令人尴尬的!因为，迪维萨指数货币照顾了狭义货币的流动性优势，在狭义货币的比较上理应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令人质疑迪维萨指数货币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
费雪理想指数方案
货币周转率，从全部交易额中粹取最终收入交易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他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正常条件下，这种货币指数与简单加总的M1的表现是严格一致的；在非正常条件下，有相对的稳定性.显然，他的方案，并没有在正常情况下，优于存在理论缺陷的传统货币总量。
1.多数方案将货币视为资产，而不是流通手段。所以，他们依赖货币的资产价格—利率(或使用者成本)，去计算替代弹性(或数量调整权数)。
3.迪维萨指数货币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方案.但多数经验分析证明，与传统的货币量相比，迪维萨指数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迪维萨指数在狭义货币上失利，说明其理论基础存在问题。
4.人工神经网络方案在理论上是模糊的.经验的敏感系数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缺乏理论说明；作为输入量的各种货币成分是货币的数量，排除了货币速度因素；经济现实中完全真实的货币速度变量，不能在计量模型中与货币量等价齐观.另外，敏感系数与特定输出量(如通胀率)是对应的，那么，相对不同的宏观变量，就会有不同的敏感系数，也会有不同的货币量.这违背了货币指标改革的初衷。
5.动力因素分析方案把交易和储蓄作为每个货币成分的两个决定因素.这等于假定货币量已经包括了交易和储蓄的信息.这显然是错误的.货币的交易功能，主要通过它的速度来体现，货币量缺少货币速度所包括的经济信息。
6.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改革方案从理论上强调真实的货币速度对货币重要性的意义，没有一个新的货币指标比传统的指标具有绝对的优势，没有一个改革方案得到学术界和货币当局的普遍认可.传统的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仍然是各国货币当局和多数经济研究依赖的货币指标.西方国家历经半个世纪的货币总量指标的改革已经陷于困境。
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和利率市场化还处于初期阶段.利率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在货币政策中，货币量实际是主要的控制标的.中国的金融体系在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方面发展迅速，有后发优势，可以因地制宜地设置中国的动量化货币指标.即使将来中国的金融体系高度发达了，动量化货币仍将是最重要的货币政策指标.中国可以在动量化货币的研究和实践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值得思考的是，西方货币指标改革的困境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货币的交易速度不仅对货币指标改革，而且对经济学的变革也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思潮的反复更替，已经到了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夜.中国学者有责任对21世纪经济学的发展战略提出独特的见解。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
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凭借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
出生
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
1932年 罗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学士
1933年 芝加哥大学硕士
1946年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1937年—1940年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1941年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ofMinnesota）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
1946年—1948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 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PaulSnowdenRussellDistinquisheServiceProfessorofEconomics）
1953年—1954年 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VisitingFulbrightLecturer）
1964年—1965年 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WesleyClairMitchellVisitingResearchProfessor）
1967年冬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 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TheoryoftheConsumptionFunction）
《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Theory：AProvisional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J．Schwartz）合著
历史终于向他低头
1.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由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
2.时代不同了，数十年后，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承认他与凯恩斯齐名，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极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赞同并宣扬实证经济学。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它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对现象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明确地提出“恒久性收入假说”，指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们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的或已成为惯例的恒久性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
由于在“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