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迷藏”把戏的终结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现在要求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列出SPE。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第401(a)款规定，年度和季度财务报表应公开所有重要的资产负债表外的交易、约定和义务。这些规则还规定，大多数公司应以“易于阅读的表格格式”[参考]提供已知合同义务的概述。

这个新规定已经从根本上结束了SPE和合成租赁的年代，尽管它们仍是合法方法。

增加公司的开支似乎不是增加收益的方法，但它依赖于何时需要增加这些收益。增加开支存在合法和非法的动机，在收益高于预期时购买设备则属于合法动机。

下面是一个有关非法增加收益的示例。经理的红利取决于他是否实现了特定的收益目标。超过目标收益水平后，该经理可能决定立即投入计划要在下一年投入的资金，这是因为获得更高的收入并不意味着他的红利更高。但就投入计划要在下一年投入的资金却有助于确保他在下一年仍能达到收益目标。

尽管这表面上看来与在收益较高时进行购买行为相同，但它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早于计划时间进行购买不会对业务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可能没有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存在负面影响，例如，对于计算机设备而言，如果比预期时间提前六个月购买，实际购买的设备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六个月后电源、功能和价格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进行会计欺诈的公司会将实际的日常开支计入资本开支。时代华纳公司被指控于1992年至1996年之间从事各种证券欺诈（以及其他欺诈）行为。在一宗大型案件的一部分中，时代华纳被指控将广告开支（创建那些分发的CD和软盘的费用）列为资本开支而不是日常开支。这种行为虚报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并导致股价上升，而磁盘本应在邮寄时支付费用。

在后面的案例研究中，您将了解到世通公司也将实际的运营开支列为资本开支，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当公司赢得一个长期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大订单时，它们应基于劳务合同费用分摊收入。据悉，某些公司在签注合同的季度内显示了这笔销售额和收入。

下面是关于草率的收入核算的一些其他例子：

产品已被订购但尚未交付给客户时就记录销售额 当销售活动涉及允许客户返还商品的意外事件时也记录收入 通过加快正在进行的项目的预计完成百分比来夸大收入 通过交付客户未订购的产品或通过交付缺陷产品并以全价而不是折扣价格记录收入来记录收入。 在从制造厂发送未装配的产品（必须建立一个单独的装配位置，并在产品实际交付给客户之前装配产品）时记录收入 另一个例子是尝试通过“提前支付”未来开支并在当前季度记录它们以增加未来收益，这已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完成。公司将付清（甚至预付）开支以便增加合并后的公司前几季度的每股盈余(EPS)。

尽管此类开支仅用于只能发生一次以便使其不影响日常营运开支的事务，但它已在“受管理收入”领域遭到滥用。通过使“一次性”开支超出预算，公司随后将预算外的资金作为收入进行挪用。

公司增加其每股收入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进行中RandD（研发）销帐。以下是其运作方式：一家大公司收购了一家正在开发新技术的小公司，而该技术尚未商业化，因此这家大公司注销了相关的成本。后来，此项技术得到进一步开发并准备出售，但其研发开支就低很多了。

现在，GAAP要求公司将该开支销帐。此费用将导致收入降低，并且必须在财务报表中公开。

运营开支是公司运营的日常开销，资本开支则是长期资产（如设备）的业务开支。它们不是课税减免的业务开支，但可用于折旧或摊销，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在多年内分摊而延迟开支。

许多公司为其雇员指定了养老金收入计划，这些计划在员工退休时用来支付特定数量的养老金。公司应在其退休帐户中保留足够的资金，以便在公司破产时向每个员工支付养老金收入。

公司投资这些资金很有意义，因为它会增加。某些公司并不投资于债券这样安全的领域，而是投资股票市场。会计规则允许将资金赚得的任何“额外”资金声明为公司利润。公司可以“估计”这些资金每年的增长额，而不是提供实际数额。它们使用估计值计算出计划向基金中投入的资金，以及它们可以带来的利润。

公司很有可能因为低估完全投资养老金所需的缴款而夸大其收入。即使假设一个百分比点或更少也可能意味着公司资产负债表出现数千万元的差额。由于许多公司认为股市行情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相同，投资养老金远不如股市回报率高，从而导致公司养老金计划投资不足。

从操作公司收入角度而言，以上收入管理方法只是“冰山一角”。合法收入管理与“会计欺诈”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分。下面我们将了解一些实际案例，并了解它们如何进行会计欺诈。

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传导与

检索相关文献，学者们对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公允价值计量及报表列报，而对危机形成的财务机理、财务特征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甚少。实际上，金融危机不管是在何种层面上理解，其实都是一场财务危机，更确切地说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

在宏观经济学上，社会经济被划分为三大部门，即政府、企业和家庭，相应地笔者也把社会资产负债表区分为政府、企业和家庭三张。对美国的这三张资产负债表考察后不难发现，金融危机其实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膨胀性危机。

近40年来，美国政府有35年都出现了预算赤字，目前的债务规模更是触目惊心。2007年10月1日，美国审计署计算的美国政府长期债务高达52.7万亿美元。一年后，美国财政部发布的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累计债务升至65.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总产值（GDP）的4倍还多，超过了全球各国年度GDP之和，联邦政府的净价值创-59.3万亿美元的记录。当年美国政府基于现金计账法的实际预算赤字高达5.1万亿美元而不是此前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4 550亿美元。

美国家庭也习惯了寅吃卯粮，透支度日。有资料显示，自2002年以后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率出现了快速攀升，由2002年年初的25.5%快速上升到2006年的31%左右。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整体上也是负值。而上一次出现负值是在1933年和1934年的大萧条时期。2009年3月，美国联储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率为17.74%，2007年为19.48%，到2008年第四季度上升为21.54%。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低息的诱惑，美国企业倾向于选择银行借款，融资的顺序依次为内部积累、债务融资、发行股票。2000～2006年间，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信贷市场工具（如商业票据、债券、贷款等）的年增长率为4.5%，股票则下降了3.8%。低息和资本市场繁荣使企业走上了快速债务融资扩张的道路，而借款扩张的后果是加快了资产负债表的膨胀与危机。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非金融机构的净值债务比率为40.32，连续5年呈下滑态势，并且企业净利息支出达到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7年，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规模已占GDP的70%。而金融业的杠杆化速度更是惊人。10年前，美国金融产业的杠杆化是GDP的70%，5年前是100%，2007年则是137%，2007年金融企业的债务已占GDP的100%。

历史地看，资产负债表危机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资产负债表膨胀性危机的例证。尽管所有的经济衰退都会使资产负债表受损，但资产负债表膨胀性危机的显著特征是：与资产价格上涨相关的经营主体的负债规模的快速增加；与资产价格下跌相关的负债率的急剧提升。

及公允价值的放大效应　问题不仅在于三张资产负债表都处于膨胀与危机状态，还在于这三张资产负债表之间存在危机的相互传导机制和效应，从而加重了危机的程度，加大了报表修复的难度。资产负债表的膨胀通常与经济繁荣特别是资产价格（主要是房地产和股票）的上涨有关，正所谓繁荣孕育危机。然而资产价格并不会一味上升，一旦资产价格下跌特别是暴跌时，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难以避免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或传导反应。

仍以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为例，对2002～2006年的数据分析显示，家庭资产负债表膨胀的主要原因不是消费信贷而是住宅按揭贷款占比的提升，因为家庭可以通过高负债经营谋求房价的上涨所带来的可观的资产增值收益。然而，从2005年夏天开始，美国住宅价格涨幅开始缩小，2006年进入下跌状态。财富效应的消退使美国家庭不得不正视过高的偿债负担比，被迫通过节衣缩食来清偿高额的债务。这种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行为使美国家庭的消费增长自2005年秋季开始减速。2007年年底以来，由于经济前景黯淡，家庭部门调整负债率和偿债率的压力更为迫切，由此造成消费增速的急剧下滑。

家庭资产负债表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家庭的偿债能力，次级按揭贷款的还款风险就由潜在变成现实。其实，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正是买不起房子的人买了房子却还不起钱，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金融机构的大量损失和资产负债表危机。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8月末，全球已披露报表的金融机构因次贷遭受的相关损失和拨备高达5 030亿美元，其中又以美国金融机构遭受的亏损为最。巨额的亏损及正常弥补的困难，必然制约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扩张，由此导致信用紧缩的环境。

房地产价格下跌影响房地产投资，而家庭资产负债表危机导致的消费低迷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危机导致的信贷紧缩又会从市场和投资两个方面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并使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进入膨胀和危机状态。实体经济的危机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的工薪收入，并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而增加家庭的资产损失，进而恶化家庭的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如此传导与反复，使三张资产负债表和社会整体经济处在恶性循环之中。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公允价值在三张资产负债表危机的传导中的作用。学界对此虽有争议，但笔者始终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客观上起到了“顺周期放大效应”。如果把宏观经济分为两种状态，即资产价格上涨状态和资产价格下跌状态，则公允价值在两种状态中都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放大效应。当资产价格上涨时，按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必然导致资产负债率下降，出于投资扩张和优化资本结构的考虑，经营主体会纷纷扩大举债和投资，从而推动经济过热并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而当资产价格下跌时，按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导致资产负债率上升和财务报表的恶化，出于优化资本结构和修补受损的资产负债表以避免破产的考虑，经营主体会纷纷加大偿债力度以降低杠杆率，从而导致货币供应减少和经济增速下降，并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下跌，如此循环往复。

走出金融危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但问题是谁来主导修复？三张资产负债表能否平行修复，怎样修复？

尽管资产负债表危机涉及三类运营主体—政府、企业和家庭，但处在危机时期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各自部门内部是难有修复能力的，政府主导修复似乎是必然的选择，否则三张报表危机的传导链就难以解开。现实也正是如此，面对这场罕见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各国都选择了政府主导修复。2008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40 000亿元（约5 860亿美元）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12月，欧盟制定了总额为2 000亿欧元的欧盟刺激经济计划，出资规模相当于欧盟GDP的1.5%。200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耗资7 8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增加政府投资，每个美国纳税人可望拿到400美元的退税。2009年4月，日本推出的新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达15.4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这些都说明政府正在主导帮助企业和家庭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

但问题是，一旦由政府主导和推动企业和家庭去修补破损的资产负债表，三张资产负债表就不可能同步或平行修复。当社会总资产一定时，政府主导的修复活动实质上是总资本在三个部门间的再分配，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将其资本转移到企业和家庭。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得到了修补，但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会变得更加糟糕。以美国为例，政府主导救市的结果是政府收入减少但开支急剧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美国财政部的报告资料显示，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只有2.1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下降16.6%；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和救市计划导致政府开支达到3.5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18.2%。奥巴马政府估计，未来10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总额将达9.1万亿美元。高财政赤字问题已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由于经济刺激计划加重了政府资产负债表受损的程度，因此政府不可能持久地推进经济刺激计划。而且即使政府帮助企业和家庭修补了资产负债表，企业和家庭也需要自身的努力。对企业和家庭来说，理财的目标应该从“价值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以修补严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这一时期，“去杠杆化”是重要的理财策略，它也被公认为等价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包括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投资者的去杠杆化、消费者的去杠杆化等，实际上也就是家庭和企业两类部门的去杠杆化。

去杠杆化的基本方法有两类：一是减少子项，即压缩负债规模；二是增加母项，即增加资产，主要是增加资本。诸如追加资本或注资、偿还债务降低杠杆、调整投资计划和压缩投资规模、抛售资产和资产重组、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紧缩开支和控制现金流等都是常见的去杠杆方法。观察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每当经济泡沫破灭时，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的企业都会在这些方法中选择一种或几种实施。需要注意的是：去杠杆化仅是修补报表、应对危机的临时举措，不能作为持久的理财策略；去杠杆化不能单方面进行，而应与资产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