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赖索生在日据时期的1927年，他是个早产儿，才7个月大就迫不及待地从他母亲的肚子里钻出来，对着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他的世界哇哇地叫了几声。他的父亲在一家供应日本军部麦芽糖的工厂做工人。赖索爹工作得很辛苦，他不认得几个字，身体也不够硬朗，却要养活一家人。在妈妈的提议下，加上赖索的哥哥赖允马上就可以帮忙赚点钱了。赖索爹才同意赖索在公学校念点书，甚至给他买了双上学穿的布鞋，这可花了不少钱，赖索在下雨的时候，赤着脚，鞋子提在手上。他读中学时是班上最矮小的一个。教他们历史的日本老师田中一郎在课堂上说：“你们不是支那人，你们是台湾人。”有的学生问：“我祖父说我们都是跟着郑成功从支那来的。”日本老师大骂：“八个野鹿！”口沫飞到赖索的脸上。两年后，当赖索18岁时，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了。街道两边铺满了一张张草席，上面跪着低着头的日本人，频频鞠着躬：“阿里卡多，阿里卡多……”额头几乎碰到地上。草席上乱七八糟地摆着他们的日用品。准备卖出去之后，快些遣返回日本。其中也有大骂他们的历史老师田中一郎。赖索的父亲失业了，在中央市场附近租了间房子，做起水果生意来。赖索白天推着一辆小板车，沿着淡水河边建立了几个据点，帮助父亲卖水果。但他嗓门小，叫卖声喊不大，而且还经常找错钱，就不卖了。1946年至1947年间，赖索20岁左右时，进入泛亚杂志社做临时职员，4个月后，该杂志社的头目韩志远将他升为正式职员：“工作比较轻松，每个月还可以多拿一百元。”与此同时，韩志远递给一张薄薄的印刷品，让他签名盖章：“吾愿加入台湾民主进步同盟会，在韩志远先生的领导下，为吾省同胞尽心戮力……如违此誓，天地不容。”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加入了韩志远主持的这个“台独”组织。韩先生曾亲切地问起赖索的家庭，他的亲戚朋友，和他们的观感。赖索不好意思地回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识字。“那么你自己呢？你喜欢这个工作吗？”“谈不上喜欢不喜欢，韩先生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很好，你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很好，很好。”话到这里，韩先生回过头去问蔡先生：“成绩怎么样？”蔡先生低声说（赖索听到了）：“哪里找来的这个笨蛋，居然跑到市场去散发传单，正好给人们拿去包鱼包肉。”韩先生拍着额头说：“老天！用人之际，用人之际。”接着，赖索在大学门口散发油印的传单，结结巴巴地念着传单上的句子，他的怪模怪样，吸引了来往学生的注意，他们甚至笑了起来。在笑声中韩志远和他们组织的几个重要部属离开台湾，踏上了日本国土。赖索却被捕，并被判了十年徒刑。1957年，当赖索已经30岁时才从监狱放出来。他哥哥赖允接受了他，照顾了这个念了书的弟弟，并在他自己开办的果酱工厂给赖索安排了工作。1963年，赖素都36岁了，才结婚。婚宴上，赖索大哥兴奋极了，抓着酒杯从这一桌敬到那一桌，喝得满脸通红。在这当儿，他忽然当众宣布，要将他的果酱工厂股份分一些给赖索。亲友们都鼓起掌来。1978年6月24日，赖索端坐在电视机前，在电视新闻中突然看到韩志远那疲倦、威严的脸孔。看着荧屏上的韩志远，赖索表情复杂，时而愤怒，时而沉思，一阵激动过后，他进入卧室，一边哭泣，一边抓自己的头发。他决定要去见韩先生，从电视新闻里出现他的脸孔已经过了36个年头，他都快70了，因此，他必须弄清楚，到底要弄清楚什么呢？谁也说不上来。也许他只是要握握他的手，说：“韩先生，好久不见了。”他从报上得知，韩志远今晚要在电视台接受访问。赖素身穿一套漂亮衣服，容光焕发，他下午提前几个小时就来到电机台对面一家餐室坐等了。他心中设想待他见到韩先生时，韩先生会记得他的，甚至会兴奋地抓着他的手，满面泪痕地告诉他，他们对不起他，他要在有生之年为这件事忏悔。好了，他既然这么说，赖索还能怎样？只好自认倒霉罢了，而且他也习惯了。赖索在访问前半个小时抵达电视台。他在门口守卫尚未来得及反应之前，昂首阔步而入。赖索站在控制室的玻璃外，向里面观望。待采访结束，赖索迎上韩志远：“韩志远先生！”“什么事吗？”“我是赖索。”“赖索？”“泛亚杂志社的——”“什么？”“那个卖水果的……”“我不认识你！”一个西装笔挺的家伙，拍拍赖索的肩膀，解了韩志远的围。然后所有人坐进了两部黑色轿车，一溜烟地驶上泛着银光的街道。赖索结结巴巴地说：“我是赖索，我是赖索，我是赖索。我只想说，说，好，好久不见了。”他回家时，已近午夜。他轻轻开了门，扭开电灯。这当儿，墙上的荷兰钟当当地敲了几下，长针和短针重叠在一起，这是一个结束、一个开始、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赖索停止了一切动作，慢慢地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