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贝娄的母亲丽莎去世。

1933年，贝娄从图莱中学毕业，考入芝加哥大学。贝娄兴趣广泛，阅读面宽，涉猎很多学科，他博学善思、见解精辟、思维敏捷、严谨勤奋。尽管贝娄从孩提时代起就生活在美国，但由于他的血管里流着犹太人的血液，他身上具有一种特定的“犹太人+移民”的特征。

1935年，贝娄转入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

1937年，贝娄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年底离校。其间与第一位妻子结婚，后因想当作家中断学业，返回芝加哥。

1938年，贝娄和安妮塔·戈希金结婚。

1954年，贝娄与第一任妻子分居。

1956年，贝娄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小镇迎娶了桑德拉。

1960年6月，贝娄与桑德拉离婚。

1961年，贝娄与苏珊·格拉斯曼开始了第三段婚姻。

1970年，贝娄荣获纽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1974年，贝娄与罗马尼亚出生的西北大学数学教授亚历桑德拉开始了他人生的第四段婚姻。

1985年，贝娄与亚历桑德拉提出离婚。

1986年，贝娄爱上了比他小43岁的珍妮丝·弗里德曼，并开始生活在一起。

2004年，贝娄获得波士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2005年4月5日，贝娄在马塞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家中去世，在举行完传统的犹太仪式后，贝娄被安葬在佛蒙特的博瑞特波罗公墓。

1937年—1938年，贝娄在芝加哥公共事业振兴署从事执行联邦作家计划的工作。

1939年，贝娄到菲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教育学院任教，兼做《经典名著丛书》的注释工作。

1940年，贝娄加入位于长岛羊头湾的国家商船船员训练营受训。

1946年，贝娄第二次申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失利，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英语系，并与罗伯特·彭·华伦（Robert Penn Warren）成为终身的朋友。

1948—1949年，贝娄如愿赢得古根海姆研究基金。

1952年，贝娄受聘任普林斯顿大学创作中心研究员。

1955年贝类第二次获得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资助。

1962年，贝娄获得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为期五年的教授聘期。

索尔·贝娄作品中知识分子主题三部曲：寻求、逃离与同化。

索尔·贝娄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奥吉·玛琪历险记》开始就确定了一种创作倾向，即主人公对自身命运的主动探求和思考。一直到《赫索格》、《洪堡的礼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无不贯穿着这一主题，也构成了贝娄的一种创作模式。

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作品中，尽管奥吉·马奇不像其他几位大学教授一样耽于精神上的思辨，但他却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所要达到的人生目标，即“生命的中轴线”，虽然奥吉·玛琪并不十分明了这个“中轴线”究竟为何物，但每当他发现自己有可能陷入某种生活，有失去“自我”的风险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抽身走开，逃避开他人或生活为他安排好的各种角色，即便是金钱、地位和权力也不例外，执著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中轴线”。其他几位主人公也都同样努力避开物质的诱惑和社会的异化，遁守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

《雨王汉德森》主人公汉德森在内心深处一声声“我要，我要”的催促中逃到蛮荒的非洲部落，去寻找异域的灵启。赫索格教授则在遭受爱情和友情的双重背叛后，逃到偏远的路德村，盲目地大量地书写着日记和书信，沉迷在他对浪漫主义传统的思考中。西特林则在对早逝的天才诗人洪堡的追忆中感叹着自己梦想的破灭。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逃离次数最多的当属《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主人公本诺教授，当他所寻找的爱和体贴的世界每次都证明是一个欲望和金钱的圈套时，他都不得不逃到他所钟爱的植物王国里，直至最后逃到冰天雪地的北极，试图用他的植物研究来医治爱情和婚姻的重重创伤。

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着追求美好生活和人生意义的良好愿望，即便是处在流浪境地的玛琪，也梦想着创办孤儿院。通过追求完善的自我进而到追求完美的社会人生，是贝娄的主人公们一致的理想。然而，生活回报给他们的则是一次次地伤害，于是他们又都选择了逃离。在他们的寻求和逃离之间，构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悖谬。就像他们梦想着扮演济世救俗的崇高角色，而实际生活中他们却无一例外地成为受害者、牺牲品一样，理想和现实这一对永恒的矛盾在他们身上又一次形象地体现出来。在专业领域里，无论他们怎样的优秀，但在现实生活里，却无比的笨拙。

西特林既无法摆脱前妻的合法敲诈，也摆脱不了情妇的利用。赫索格教授的处境更加凄惨，妻子和好友勾搭成奸，他反而被逐出了家门。植物学教授本诺更是霉运连连，不仅每一次爱情和婚姻都被证明是一个圈套，而且更被邻人直接俘获为性的奴隶。他们每个人都在梦寻着人类的精神家园，但最终结果却都证明，那不过是荒原和废墟。他们都深切地渴望着爱和柔情，但他们却无法避免孤独的命运，所以他们都不得不一次次地逃离，也因此寻求和逃离构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生存怪圈。所以，在贝娄的这些主人公身上，能够最深切地体会到加缪所说的那种荒谬，即“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

贝娄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决定了他们相似的命运。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他们相信，艺术具有某种救赎功能。其中，西特林和赫索格具有最突出的人文知识分子特征，思考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尤其是与人相关的问题。赫索格不知该如何给人性下定义，所以，他执著于思考，特别是浪漫主义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成为他意识活动的核心内容，并陶醉在写信和记日记这样的思想交流和倾诉中。因此，他们在肉体上远离尘嚣，难以融合在滚滚红尘之中。在精神上，他们更是超凡脱俗，热衷于与人类命运、精神家园、灵魂救赎等大字眼打交道，热衷于生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但他们只要一踏出自己的精神乐土，就显得手足无措，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西特林同样偏爱沉思默想，并且提出“在现代的这种赎回平凡的潮流之中，一切卑劣的东西，只能通过艺术与诗，用灵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加以消除”。灵魂、艺术、诗这些空灵而美好的字眼，始终是西特林意识深处的关键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字眼本身象征着美好的事物，而且是西特林的一种主动选择，正像他所说的“‘我’计划好了，要在绚丽的色彩中，带着最深切的感情，在最纯净的光明中去了解”。这种深切的关怀和了解，结果却证明是他的一厢情愿。这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救赎主题在他们内心的深深烙印，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是以人类的救赎者自居，然而芸芸众生却沉浸在世俗的享乐里，不断遭到重创的反而是他们这些念念不忘救赎世界的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生存在另一个王国里，几乎成为贝娄主人公的共同选择。不同于西特林、洪堡和赫索格躲避在文学王国里，本诺教授则是栖居在他的植物王国里。本诺教授每一次婚姻出现危机时，他都躲避到自己的植物世界中，直到最后逃到北极。植物就像西特林和洪堡的艺术王国一样，是本诺的理想的生存空间。就像本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肯尼思所说的，植物王国就是他的衣服。然而本诺在植物王国的高超的透视功能在现实国度里却出现了严重障碍，用肯尼思的话说，他植物王国的袍子或衣服并不完整，“就像艺术家无法把他的艺术衣服扣拢”。

如同西特林对洪堡的追随和观察，肯尼思在本诺的生活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而他同样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批评者。这就使得他同样将关注的焦点聚在人的存在问题上。他了解本诺内心的殿堂深处有一个恒久不渝的亲密的理想，那就是希望获得一些人情的满足，然而肯尼思比本诺更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了解“人们稀罕的是心脏移植、艾滋病的特效药和返老还童术”。尽管肯尼思对本诺的处境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与时代生活隔绝而有自己充实生活的人，但是他追求他的同时代人，非钻进现代流行的利益迷宫不肯罢休，结果葬送了他这一优点”。但肯尼思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与生命分离的知识是一种疾病”。因此他一直强调人类需要一个存在的转捩点，然而他的生活证明，他也像本诺一样，是一只追随着“纵火犯的凤凰”。

充分地理解别人却无法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使贝娄的主人公们成为智慧与愚拙的矛盾体。像肯尼思一样，西特林对洪堡的认识与理解，也是深刻而明晰的，他尤其理解洪堡的浪漫追求以及难负使命的窘迫，但是他选择的却是和洪堡同样的道路，那就是依靠艺术与诗的救赎。遗憾的是，他面对的结果是洪堡的落魄和早逝，他不得不怀着愤懑和悲哀承认：“全世界现在已经公认，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他那些严谨的作品，相反，恰是些漫不经心的戏作”。全世界的娱乐文化都在证实，西特林的这个结论是多么地正确无误。而这对于他和洪堡来说，又是多么大的讽刺。他们自以为身负救赎的伟大使命，结果却被当做娱乐的小丑。贝娄主人公身上普遍存在的这种浪漫性情和思想倾向，使他们殊异于堕落在功利与实用中的世界，于是便产生了寻求和逃离的悖谬。这种悖谬的根源，其实是个人的理想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是一个古老的文学主题在20世纪现代化的美国的一种变奏，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贝娄的创作属于20世纪的美国文坛，但是他的精神气质却是远远继承了西方自浪漫主义以来的这一强大的传统力量。尽管经过了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肢解，但文学传统中那种关注理想主义的英雄和他周围堕落的社会之间的冲突的文学精神，却依然留存在贝娄作品的字里行间。

贝娄主人公虽然也执著地追寻着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和传统的英雄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传统的英雄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最终的失败、毁灭留下的是一种悲剧的崇高美感，而贝娄主人公留下的却是带有滑稽色彩的悖谬。他们既做不了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也不肯认同当下这个堕落的社会，于是就只能成为“晃来晃去的人”（贝娄同名小说），在不断的寻求和逃离中苦苦挣扎。他们希望借助于艺术、诗和灵魂来拯救，然而现实却是，到处都是美妙动人的事情，却不包括文化在内。而贝娄的主人公，却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体现者，这就形成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个体和丧失文化品格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从他的主人公们身上所体现的悖谬色彩以及他们对生存意义的苦苦寻求中，不难看出，贝娄的作品体现出了浓郁的存在主义特征。它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人生意义苦苦寻求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这样一些范畴的思考上，那就是“烦和死亡”。这两个存在主义术语和范畴在贝娄主人公的思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最典型的就是西特林的阐述，“厌烦是由未被利用的力量引起的一种痛苦，是被埋没了的可能性或才华造成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与人尽其才的期望相辅相成的。凡是实在的东西，都不符合纯粹的期望。而期望的纯粹性正是厌烦的主要源泉。”而这种期望和实在的不相符，几乎是贝娄主人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种不安和厌烦是伴随着生存的必然，但他们并不甘于接受这样一种命运，于是他们不断地寻求和逃离，这实则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反抗的方式，用加缪的话来说，“反抗就是人和他自己的阴暗面之间的永恒对抗。它要求一种不可能的透明。它时时刻刻都对世界提出疑问。”

贝娄的文学创作，尽管无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这些困惑，但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人类的寻求，并不意味着人生真谛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先验地存在着某种完美的人生方式，更不存在一种理想的故国旧土，人生就是一种在世，一种操劳，它拥有难以超越的厌烦和死亡。尽管贝娄在他的一些作品中给予存在问题很多的关注，但贝娄的创作却不仅止于对存在问题的哲理性思考，贝娄主人公的命运也非一成不变，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拉维尔斯坦》，就充分地体现出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某些时代性。

尽管贝娄的主人公们大多一个个地陷入了生活的危机之中，却无法在读者心中引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怜悯和恐惧”，因为他们并不具备悲剧主人公的力量和光彩，充其量是一种非英雄形象。他们的追求尽管高尚，他们的品行尽管善良，但在现实面前，他们却没有崇高壮烈的英雄行为，也没有出类拔萃的英雄品格，而是处处显示出了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就像贝娄所认识到的：“一方面，这些教师、编辑和文化官僚们已经吸收了现代的典范作家们对现代文化的厌恶。他们对权力的厚颜无耻的行为和城市大众的堕落抱着反感，他们以荒原派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非常讲究。他们有钱、有地位，有特权和权力。”

这些在拉维尔斯坦（《拉维尔斯坦》同名主人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像他身边的另一位冷眼旁观者所看到的那样，拉维尔斯坦既不是一个逃亡者，也不是一个遁世者，而是相反，他在美国的生活非常舒适、充裕。作为一位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他曾经有过困窘的生活，然而一夜之间，他成为了百万富翁。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天才，才能用思想、见解、教导制造出值钱的商品”。拉维尔斯坦正是通过把他的思想转化为商品，成为了贝娄主人公里面生活得最得意的一个。或者说，他代表了贝娄主人公的最终命运。

事实上，在贝娄的主人公们希求获得现实社会的认可过程中，已经埋下了他们拉维尔斯坦式的命运。赫索格教授就对自身在这方面有着明确的认识：“‘我’没有受苦于一般知识分子所引以为苦的那种主要暧昧情况，那就是文明化了的人仇恨他们赖以为生的文明。他们所爱的只是被他们自己的天才所虚构的那种想象中的人类处境，他们相信这才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人类真相。”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赫索格的矛盾性，其实正是由于他们和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现实社会的滚滚欲望洪流之中，而是遥望着一个更加美好的精神家园，才使得他们身上充满了悖谬色彩。在赫索格对他的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观察中，暴露了他认同于现代文明的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拉维尔斯坦身上获得了实现。作为一个成功出卖思想并卖了个好价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再反对享乐和爱情，尽管他承认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发源地，但是他更愿意作为白宫和唐宁街的座上宾，因此为了出席里根总统的宴席，他“花了一大笔钱在礼服、腰带、钻石饰纽和黑漆皮鞋上”，金钱对于拉维尔斯坦，就像从特快列车尾部平台上撒出来的一样。他不再像他的前身们一样，和美国社会这个巨大的诱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而是全身心地融入其中。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作品中，肯尼思还不无心酸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稀罕的是心脏移植、艾滋病的特效药和返老还童术，到了拉维尔斯坦这里，一切都得到了亲身实践，他最终是死于艾滋病。

贝娄主人公的本质上的变化，充分反映了20世纪后期美国知识分子的逐渐退隐和消失。事实上，从作品人物的设置上，不难发现贝娄对这一问题的矛盾心态和认识。那就是贝娄在几部作品中同时设置了两个主人公形象，并且第二主人公处在了对第一主人公进行审视、批评的位置上，如西特林对于洪堡，肯尼思对于本诺，以及齐克相对于拉维尔斯坦。在前者对后者的同情、认可的背后，同时存在着深深的疑虑，而这种疑虑，到了《拉维尔斯坦》则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了欣赏和旁观。这种既对立又互补的人物形象的设置，作为一种雷同的艺术手法，并不是高明的，但是，却为贝娄的作品拉开了一种思想深度上的张力。作为一个以写自己所熟悉的身边的同事、朋友和亲人的作家来说，贝娄的这种近距离观察势必让他无法获得更准确的焦距，于是将主人公一分为二为他解决了这一难题，从而他也就将评判的权力交给了读者。然而到了《拉维尔斯坦》，读者只是通过齐克的眼睛目睹着拉维尔斯坦在纽约和巴黎的高级餐厅和酒店里出出入入，目睹着他购买高档服装和轿车，目睹着他在严肃的思考和世俗的享乐生活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着。

由此可见，齐克就不再是他的前身，不再是一个评判的视角，而真正成为主人公的孪生兄弟了。从这一点来讲，贝娄的创作并没有超越这个时代，而是紧紧地踩着时代的节拍踏着时代的舞步，而拉维尔斯坦则完成了贝娄主人公的质的转变。

贝娄主人公的从寻求到逃离再到同化的三部曲旅程，形象地揭示了20世纪美国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即被资本收编的过程。就如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提到的，“因为美国知识分子来源于并生活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唱赞歌。”也因此，大学教授成了一个新兴的阶层，对真理和意义的寻求，让位给了对利润和权力的追求，对于这一点，雅各比通过引用下述一段话，给予了精当的概括：“一个真正的乘喷气客机到处旅行的教授富翁阶层形成了，引起忌妒和仿效。‘我’坚决相信为了在学术社群中创办学院、中心、教育局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事业，政府直接授予每一个大学教师或教师小团体的权力以及基金会直接拨给他们的津贴，是我们能在大学漫长的历史上发现的唯一最有力的导致变化的原因。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第一次被强行推上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的位置，不停地追逐新的原始资本、新的财源，以及利润。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大学里的一种势力，也是由作为支持者的全体教授形成的势力。”

拉维尔斯坦无疑是这种新兴势力中的一分子。他不断地在美国和巴黎之间飞来飞去，要动用关系住进克里戎大饭店的顶层套房（楼下住着迈克尔·杰克逊），而这是法国最富丽堂皇、最豪华奢侈的酒店。他惦记着并最终花了4500美元买下了朗万时装专卖店里的一件外套。他的奢华和贝娄前期的主人公们生活的困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也不再整日沉迷在严肃的思考中，也不再谈论着人类的救赎和人生的意义，而是热衷于从他那些身处政府各要害部门的弟子们打探白宫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一些动向。

可以说，拉维尔斯坦已经彻底被收编、同化（异化），他不再保持着距离对这个社会冷眼旁观，而是热情地投到它的怀抱中，享受着他所能获得的一切特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是贝娄主人公的一次彻底转型，标志着“最后的知识分子”的寿终正寝。真正的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态度，对任何企图收编的行为都是说“不”的。

索尔·贝娄以他的冷眼旁观和睿智，目睹着美国20世纪后半叶知识分子精神的蜕变，并在最后一部作品中记下了他们的寿终正寝，而他也永远地关闭了他那洞察世态人心的冷峻的目光。当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的群体，不再作为社会的批判者和对立面而存在，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被资本和权力收编后，它存在的理由将是什么呢？索尔·贝娄的文学创作，带给读者的将是最深刻而忐忑的现实思考。

文学史意义

在美国文学史上，贝娄作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所构建出来的崭新的文学世界和所塑造出来的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贝娄的文学世界与贝娄自身的犹太身份相关，即他所塑造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犹太民族特色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被海明威式的“理性”或福克纳式的“意识”所主宰的世界，也不再是人类的信仰永远处于被扼杀的恐惧之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和实实在在的人性构建而成的。如果说之前的那个文学世界主要是一种理性的世界，那么贝娄的文学世界则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情感和性灵的世界。

贝娄笔下的社会，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场所还是艺术化的虚构之地，虽然也往往被贝娄塑造成“几近恐慌的失序”之地，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纽约、《洪堡的礼物》中的芝加哥、《院长的十二月》中的芝加哥和布加勒斯特、《雨王汉德森》中的非洲等，无一不充斥了失序的恐慌和挣扎，甚至沦陷，但总体说来置身于其中的人并非随波逐流。相反，他们渴望道德的提升和善性的存活，即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堕落、荒唐，他们那颗追求善良、完美的心灵还都顽强地活着。这一点在贝娄笔下的犹太世界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出现在这里的人物，无论是父亲、儿子、丈夫、妻子还是朋友、情人，无不都从里到外地体现出这种精神追求。这是必然的，贝娄是犹太人，犹太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念自然会影响到他对人物的塑造和事物的判断。

贝娄是一位擅长于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创作养分的作家，但这不意味着他对一些流行题材不予以关注。相反，他会从其所特有的视角出发写出另一番新意来。贝娄开始从事创作的年代恰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娄的创作从写战争小说起步，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那真不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以及随后发表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贝拉罗萨暗道》等。不过，贝娄笔下的战争显然与海明威笔下的战争有所不同。简单地说，海明威笔下的战争是一场被鼓吹为“能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其实质是欧洲帝国主义各国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瓜分不均而引起矛盾激化，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而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则表现为，他们听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迈出国门，投身于战争，并能够在残酷的战争或战后的迷惘中表现出其精神的“顽强”与“优雅”。

贝娄笔下的战争则是另一番景况。这是一场针对犹太民族所展开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约占欧洲二分之一或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战争中惨遭杀害。贝娄在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景，也没有直接诉说战争的残酷，而是把笔墨聚焦在美国政府、国民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漠然态度，和这种态度给自己的犹太同胞所带来的影响。

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因急于排解郁闷在胸的“块垒”或解决生活中的混乱而努力让自己“走进”战争，其结果是不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更加混乱不堪，而且还把家人及周边的亲戚、邻居也搅得无法安宁，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等。另一种是被迫卷入战争，或更确切地说是侥幸逃离死亡而幸存下来，结果因饱受战争的创伤而导致精神紧张或混乱，成为饱受战争之苦的幸存者，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赛姆勒和《贝拉罗萨暗道》中的冯斯坦夫妇等都是如此。

显然，贝娄观察战争的视角和处理战争的方法与以海明威为代表的美国作家不同。他既不去写那些宏大的题材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也不具体地写有关战争的细节，而是着重描写个体——这些个体又往往都是犹太人——面对战争的态度、感受以及由此而诱发出来的精神顽疾。比如说，他笔下的人物几乎个个神经兮兮、胆小怕事、愚钝笨拙，而且还极容易上当受骗。他们对家人和朋友表面上严厉甚至刻薄，但内心却十分柔软、善良，既颠覆了海明威所推崇的那类顽强与优雅的人物形象，也与福克纳精心描摹的生活在意识里的人物大相径庭。

贝娄笔下的人物似乎更为符合人物的身份、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存环境，尤其是他的人物总是聚焦于犹太人身份，这就使他的创作具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地说，贝娄笔下的人物身上有不少缺点，说话做事总是不得要领，命运也总是跟他们过不去，不是惹恼了家人、亲戚、邻居，就是得罪了老板或同事并因此而丢掉了工作。他们既是反犹主义或周边环境的替罪羊，也是他们自己痴心、固执、愚钝的受害者。但是，他们隐含在内心并从内心迸发出来的人性力量，却又深深地感染读者，令人动容。

简而言之，贝娄以其创作为美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这些崭新的人物形象不仅颠覆了读者长久以来所习惯了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形象，而且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增添了具有时代和族裔特征的人物形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贝娄的创作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灵魂写作：贝娄的人道主义思想

贝娄的小说中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从事科学与商业的知识分子们远离爱与美，不太考虑灵魂问题。而作家不同，作家就是一些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他们肩负着世俗之外的更高追求。正如贝娄所说，小说家、作曲家、歌唱家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有灵魂，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贝娄对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所谓理性并不赞同，或者干脆说他并不看好以海明威为代表的推崇理性，即理性至上的那类作家的创作。在贝娄看来，作家更应该关注的是“灵魂”而不是理性，应该“让灵魂在美国文学中复位”，与灵魂相关的写作才是更高意义的写作。毫无疑问，贝娄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与批判现代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与现代理性相对立的灵魂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人道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事实也是如此，纵观贝娄的创作，无论是他的短篇小说，还是他的中篇和长篇小说，无论是他写犹太人的个人成长，还是写犹太人与周边的关系等，他的创作始终都是紧紧围绕着“灵魂”这个轴线来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娄扭转了以海明威为代表的美国现代主义作家较少甚或不关注“灵魂”的创作倾向，为美国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价值维度。

当然，贝娄本人并没有把“灵魂写作”与人道主义精神直接等同起来。但是，从他对作家社会道德功能的强调以及创作实践来看，贝娄所要“复位”的“灵魂写作”内涵，即用爱来替代恨，用自我完善来替代虚无等，指向的就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事实上，他的创作实践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譬如，他笔下的人物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身上有着种种不同的弱点，盲信、愚拙、嫉妒、固执、恐慌等无一不缺，但是透过这些表象，他的人物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又都表现得本能地宽厚善良，不计前嫌或个人得失，有时候还会出乎意料地细腻体贴。这一点在他早期作品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其第二部小说《受害者》文本中，就描写了一位洋溢着美好人文情愫的人物。为了更好地说明贝娄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以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利文萨尔为例做一点探讨。

利文萨尔有一种“受迫害”的情结，他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穿衣打扮，以避免引起人们的非议。“他们笑话他的鼻子，于是他开始学习拳击；他们笑他穿富有诗意的丝绸衣服，于是他改穿黑色衣服；他们笑他看的书，于是他就把书拿给他们看。他极度不安地做着这一切。”然而他同时又意识到，似乎自己无论怎么做都觉得不对劲，无奈之中只能惴惴不安地时刻调整着自己，以便能够最大程度地不招人厌烦。他的这种“受迫害”情结，说到底，从本质上来看与其说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不如说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因为利文萨尔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一样是为了自己从中得到什么，都是出于替别人考虑的结果。譬如利文萨尔的一个朋友阿尔比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在一次宴会上，他散布反犹言论，侮辱了利文萨尔的好朋友；而利文萨尔无意中又得罪了阿尔比的老板鲁迪格，后来阿尔比被鲁迪格解雇了。本来这件事与利文萨尔没有必然的关系，但阿尔比却坚持认为他的失业是由利文萨尔造成的，于是便赖在利文萨尔的家里混吃混喝。久而久之，利文萨尔本人也开始觉得阿尔比的失业与他有关，就任他胡搅蛮缠。一直到阿尔比把一个妓女带到家中鬼混并打开煤气扬言要自杀时，利文萨尔才忍无可忍地把他赶了出去。

不过，在小说结尾，即利文萨尔与阿尔比再次见面时，贝娄让利文萨尔原谅了阿尔比，此时的阿尔比也变得正派礼貌了。贝娄让小说以这样的方式结尾是具有深意的，既表达了一种宽厚善良的人文情怀，也说明宽厚善良所具有的救赎力量——阿尔比被利文萨尔感化了。

贝娄为了更好地展示利文萨尔的人文情怀，还在小说中穿插了另外一个故事：利文萨尔的侄子生病了，哥哥马科斯在外做工，家中只有他妻子伊利娜和两个孩子。利文萨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去照料嫂子和侄子。尽管他尽心尽力地跑前跑后，侄子最终还是因医治无效死去了。嫂子非常生气，她埋怨利文萨尔行动迟缓，不够尽心尽力，大吵大闹地羞辱了利文萨尔的一片好心和人格。然而，委屈的利文萨尔非但不替自己辩解，反而一如既往地对待哥嫂一家。这一情节设置令人读来分外郁闷，禁不住要替利文萨尔鸣冤叫屈，但贝娄是有意这样设置的：他让灵魂中的善与恶这两种力量进行较量，在较量中善最终包容、感化了恶。对一个作家而言，一切的情节安排都是有意味的，贝娄通过利文萨尔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善的向往和对恶的悲悯。

贝娄不是一位宽容丑恶、宣扬那种廉价温情的作家。相反，他在小说中对人性中的恶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但是，他自始至终都崇拜善，认为善具有救赎的力量，最终也必定会战胜恶，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贝娄在其后期的小说中，如《洪堡的礼物》和《院长的十二月》中，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这种善恶观，除完成了有关人性的两面性和善战胜恶的故事外，还写出了两面人性的复杂性——由恶向善和由善向恶的双向转化过程。至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更加深入和复杂了。

犹太人物类型：贝娄的犹太性

从贝娄一生总共出版的11部长篇小说来看，其犹太性是十分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犹太人物：

在贝娄的11部长篇小说中，只有《雨王汉德森》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没有明确的族裔身份，而其余的10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均为犹太人。

二、犹太故事：

贝娄的10部小说均围绕犹太人展开，讲述他们艰难曲折的人生或悲欢离合的故事。

三、犹太场景：

贝娄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犹太环境里，犹太人的家庭生活、生活习俗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犹太主题思想、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

贝娄的小说，不管是写犹太人或没写犹太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作品中的主题思想、笔下人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基本上都与犹太人的善和救赎思想相关，表达了他们追求伦理道德的共同价值取向。

五、小说的叙述策略：

像其他美国犹太作家一样，贝娄在小说中所采用的叙述策略也基本上是犹太的，其典型特征是常采用的意象、幽默的语言风格和反讽结构。贝娄小说中的主要犹太人物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以及“二战”幸存者。这三种人物出现在贝娄的小说中不是偶然的，而是犹太民族历史的真实而典型的写照。

犹太民族自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被焚毁，沦为巴比伦之囚后，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流散之中。他们以客民的身份生活在异国他乡，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中，都处于一种“晃来晃去”的状态之中。贝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写“二战”开始后犹太人约瑟夫为了到欧洲参战辞去了工作，专门在家等候征召入伍。不料想美国征兵当局反复要他检验血液、填写表格等，几番折腾下来，结果让他在因辞职而获取“自由”的同时又迷失在这种“自由”之中，因而不得不在焦虑的等待中“晃来晃去”。贝娄这样写犹太人约瑟夫，实际上暗喻了现代犹太人在世界各国的尴尬生存状态。

贝娄笔下的“受害者”人物类型是对犹太人民两千多年来艰辛生活的高度概括。西方反犹主义的盛行让犹太人尝尽了苦头，犹太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记载了犹太人蒙受迫害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贝娄描写“受害者”形象是必然的。不过，贝娄在直接描写反犹主义者迫害犹太人的同时——如《受害者》和《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也写到了犹太人的“自我迫害”——如《洪堡的礼物》、《更多的人为伤心而死》和《贝拉罗萨暗道》等。这种“自我迫害”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每时每刻都想有所作为，可常常又事与愿违，不是把事情搞砸了就是做不成，结果又陷入到自我检讨或责备的漩涡中。贝娄在小说中塑造自己迫害自己的人物，究其原因，这种“自我迫害”在贝娄那里主要表现为人物因受到外界压力或迫害而形成了一种心理倾向。其实，回头看看历史上犹太人的精神轨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因此，贝娄笔下人物所“患上”的这种“自我迫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犹太人因长期以来蒙受迫害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带有强迫性的心理倾向或集体无意识。

贝娄笔下的“二战”幸存者形象，最早是出现在1970年出版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不过早在1964年出版的《赫索格》中，贝娄其实就已提出过“幸存者”的问题。他在小说中写道：“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都是幸存者。认识到你是一个幸存者，你会感到震惊；认识到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会潸然泪下。”贝娄在该处所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从“二战”纳粹集中营里活下来的犹太人；二是指所有的人。言外之意，“二战”中犹太人成了人类的“替罪羊”，说不准以后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这要谈的是前一种意思上的“幸存者”。

一般说来，贝娄主要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写犹太“幸存者”的：一个是写“幸存者”遭到美国非犹太人的歧视和羞辱（如《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塞姆勒）；另一个是写“幸存者”受到自己同胞的怠慢或漠视（如《贝拉罗萨暗道》中的冯斯坦）。这两个角度其实也是美国犹太作家处理“幸存者”题材时所共用的角度，如菲利普·罗斯的《疯子伊莱》、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的《敌人：一个爱情的故事》和《哈德逊河上的阴影》等。

所不同的是，贝娄笔下的“幸存者”虽然蒙受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美国反犹主义的敌视或自己同胞的漠视，但是他们不屈不挠，仍然相信并憧憬着人类美好的未来，这一点从《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一个情节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赛姆勒遥望着广袤无际的星空，在回想着当今社会城市的堕落和人类灵魂所蒙受痛苦的同时，还憧憬着人类登上月球和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未来。这一看似几近荒诞的情节，表达了贝娄对人文情怀的缅怀与企盼。

贝娄在后期小说《贝拉罗萨暗道》中再次写到“幸存者”时，则多了一些哀婉的情绪，对犹太同胞漠视“幸存者”的现状而感到纠结和愤懑。他在小说中是这样设置故事的：犹太“幸存者”冯斯坦在同胞的帮助下历尽艰辛地从纳粹的囚禁中逃脱了出来；到达美国后，他多次想向帮助过他的犹太同胞——美国娱乐界大亨比利·罗斯当面致谢，结果每次都遭到断然拒绝，直到他因车祸身亡也未能如愿。小说中叙述者“我”作为冯斯坦的亲戚，他在小说中自诩为一个靠“记忆”为生的美国犹太人，然而他在对待自己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亲戚冯斯坦时，却让自己处于一种“忘记回忆”的状态之中。直到冯斯坦夫妇遇车祸身亡，他才在反省中认识到，正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且又远离战争威胁的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结割断了。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那些曾经历过贫穷和苦难的犹太移民已“不需要皈依就可以被同化了，已不需要在耶和华和耶稣之间做出选择了。”这番反思看上去好像是小说人物的反思，其实是作者贝娄的反思。与他的前期作品相比，这一反思少了点浪漫向上的情愫，但却增加了批判的分量，从而使其这时期的小说显得更为厚重与深刻。

20世纪60年代以来，贝娄“无疑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贝娄研究者恰兰坦·库尔舒埃斯塔就说“大量有关贝娄的研究已开始达到一个小型产业的规模”。格洛丽娅·克罗宁和博兰·豪尔在他们的Saul Bellow：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第二版中就收录了46部评论专著目录，重要评论文章目录1200余篇。

在1200余篇评论中，总论占343篇，评《奥吉·马奇历险记》的74篇，《晃来晃去的人》32篇，《院长的十二月》73篇，《雨王汉德森》90篇，《赫索格》151篇，《洪堡的礼物》64篇，《赛姆勒先生的行星》90篇，《只争朝夕》59篇，短篇小说46篇，《耶路撒冷去来》20篇，《受害者》32篇，戏剧18篇，另有有关索尔·贝娄的博士论文90篇。国外现已有英文评论专著50余部，论文3000余篇。还有有关贝娄的传记4部。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索尔·贝娄学会从1981年起还定期出版《索尔·贝娄学刊》，评论贝娄的作品。从1988年开始，国际索尔·贝娄学会通过其网站每年出版一期《索尔·贝娄研究通讯》（Saul Bellow Society Newsletter）。

除了美欧的索尔·贝娄研究大军外，亚洲的印度和日本也成果卓著，尤其是印度学者的研究颇见功力。国外评论家给贝娄贴的“标签”可谓五花八门，称其为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叔本华主义者、赖希信徒、斯坦纳信徒、存在主义者、后存在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城市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社会现实主义者和德莱塞式的现实主义者。也有从民族和宗教方面描述贝娄的，称其为一位犹太美国作家、世俗的哈西德派、一位“绝非哈西德派，也非世俗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犹太作家”、笃信犹太教的作家、犹太无产阶级小说家、从边缘移至中心，却深植于传统犹太世界观之中的作家。

还有人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将贝娄视为西方文化传统的捍卫者、妥斯陀耶夫斯基的门徒、海明威的后代、詹姆斯和福楼拜式的社会作家、带有俄国、美国和犹太传统元素的作家、新超验主义作家。

尽管有关贝娄的评论切入点不同，结论各异，但许多重要的批评家均认定贝娄小说中的超验的和宗教视域具有重要意义，均重视心理的而不是社会的考量，着重探讨作品超越历史的普遍性。凯思·奥普代尔认为贝娄的作品“基本上是形而上的和宗教的，是从历史事实转向更大的普遍性问题”。他认为贝娄的主人公们在一个视邪恶为精神动力的世界里寻找一种宗教上的超验。所以，贝娄的创作生涯从社会关照转向心理探索。约翰·克莱顿利用心理分析学理论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感受到了贝娄作品折射的绝望的生活观，认定贝娄“首先是心理小说家然后才是社会小说家或道德代言人”。奥普代尔和克莱顿都在贝娄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即贝娄无法在怀疑和信仰之间做出抉择。M·吉尔伯特·波特站在形式主义的立场上，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解读贝娄的作品，发现了贝娄从存在主义向超验思想转向的轨迹。罗伯特·R·杜登认为贝娄把人描绘成类似于天使的动物，它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在宇宙万物的链条上居于中间位置。他注意到贝娄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利用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循环观来解释历史，并认为这种历史循环是由超验的力量所为。欧文·马林认为“时间”是贝娄小说的基本主题，不过，他更强调宗教的超验性。所以《晃来晃去的人》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今生今世，却经常思考神话、仪式、永生等问题，所以《受害者》中的阿萨·利文撒尔和《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人公奥奇才会弃绝过去，誓不接受“历史决定论”，汉德森在其神话式的追寻过程中承担了雨王圣戈的角色，因而也超越了现时的存在。霍华德·哈珀认为贝娄的作品以两大主题为中心来表现两个世界。一个主题是关于漂荡于世上却永远无法成功的个人经历，另一个是关于人对超验力量的强烈渴望。评论贝娄超验倾向的还有艾兰·皮弗。她提醒读者注意贝娄小说中潜在的对精神和超验领域的关注。她提出，随着贝娄的创作日趋成熟，这种关注也日益明显。在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时，她强调说（用贝娄的话）“在表面背后”总有什么东西存在。她提醒读者说，小说中的人物，如主人公贝恩在寻找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物理存在的东西。而它的作者似乎也在寻找一种“探索的启示”，一种“超越”，一种人类的秘密，“人类的隐蔽计划”。另有不少评论探讨了贝娄作品的神话和宗教主题。有人在贝娄的主人公和基督形象之间建立关联，试图为人类困境找出宗教上的出路。有人把奥奇、汉德森和赫索格比作亚当，把摩西·赫索格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赫索格》被认为是现代的《复乐园》。有人认为赛姆勒是受埃克哈特影响的神秘主义者。

在各有关贝娄的超验倾向的评论中，有不少为这种倾向叫好的，他们或认为贝娄小说是一种形而上的求索，或认为贝娄小说陈述了人类进退维谷的精神窘境，或认为其小说是人生奥秘的颂歌。也有部分人认为对超验元素的过分强调反而成为贝娄小说艺术的瑕疵。例如，有人指责说，贝娄把赫索格神话化或把赛姆勒正典化的企图不能令人信服。有人攻击贝娄的半宗教性的哲学和“英雄”概念，因为二者均否定了犹太遗产的历史意义。斯坦利·屈奇登伯格认为，超验的冲动有时将贝娄主人公引入不作为和异化状态。托尼·坦纳对贝娄的超验观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贝娄的作品往往孤立地滑向超验结局，对人与社会对立的后果关注不够，而且作品缺少情节和事件的前后关联。布里吉特·施尔-舒瓦茨洛也对贝娄的小说缺少情节关联深表遗憾。布洛克认为贝娄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贝娄主人公不是趋向于一种形而上的领域，而是试图达到一种人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又是在当时的市场价值统治的社会中无法达到的。

此外，M·吉尔伯特·波特和印度学者科亚姆在其2004年的贝娄评论专著都指出贝娄对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思想的继承。科亚姆发现贝娄的思想“完全和美国超验主义的主导意识相关”。尽管贝娄也受其它传统影响，但他认为贝娄首先“应被描述为一名新超验主义作家”。他还重点分析了超验主义在贝娄四部“经典”作品中的体现。科亚姆总结道：“20世纪的贝娄主人公们所持的是19世纪爱默生和惠特曼的人生观。他们在倡导一种和解和统一或秩序与平衡的哲学。”

除了评论贝娄作品中的超验倾向外，还有不少评论者从其他视角来分析解读贝娄的作品。朱迪·纽曼认为贝娄从创作之初就对历史表现出兴趣。

马尔科姆·布莱德伯利总结道：“事实上正是由于贝娄小说中有强烈的历史表现,作品也得以充满活力地生存四十多年。”贝娄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试图验证人是否可以将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贝娄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如《赫索格》以疯狂的形式表现疯狂的历史，或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实际上是对潜藏于现代历史和以一种无根的野蛮主义为标记的现代美国时代中的邪恶因素的探究。

评论家如欧文·豪、特里林和卡津采用的是阿诺德式的道德批评方法，从“人与社会”的角度来评价贝娄的作品。奈森·斯考特认定贝娄是“大众道德家”。他指出贝娄的“反英雄”可能是失败者，可他们并不愿退缩，并不接受被异化的处境，而是要实施自我拯救。H·L·戈德曼把贝娄视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人文主义杰出的代言人”，认为贝娄的作品体现了一种犹太道德观，一种对个体神圣性的信仰。一个人也许在心理上或精神上是脆弱的，但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是伟大的。人有能力克服那些阻挡人类前进的障碍，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上天赋予人类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个体应该积极参与和享受生活的多样性。

有人从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的视角，讨论了贝娄主人公的荒诞性、偏激的纯真和卡夫卡模式。大卫·高乐卫在其著作《美国小说中的荒诞人物》中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荒诞人物。不过，高乐卫说，贝娄的“荒诞”有别于贝克特和尤奈斯库式的荒诞，不像他们把个人生活描写成碎片，令人厌烦且无法救赎。他指出，贝娄的荒诞更接近加缪式的荒诞，认为尽管人生存于荒诞的环境中，但他仍然可以为英雄主义和人类的尊严建立一块基地，人有能力确立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人只有通过和荒诞的环境正面对抗才能超越荒诞，他也因此成为荒诞英雄。所以，贝娄的荒诞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荒诞。但克莱顿却认为贝娄虽然反对悲观和虚无的论调，但“他内心有绝望的种子”。这种绝望部分是由于理想主义破灭所致，贝娄其实和有些人文主义者一样，依据18世纪的人文主义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理想来判断人生，视周围的生活极度令人失望和荒诞。贝娄虽然相信人的高贵，可当他环顾四周时，他担心高贵并不存在。所以，“贝娄的主人公不仅被别人异化，而且自我异化”。

半个多世纪来，国外对索尔·贝娄创作的评论已相当充分，且由于贝娄创作主题和风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其评论也是多元和复杂的，同时各种评论也折射出评论者自身的宗教、社会、人文立场以及评论者所处的时代的文化风尚。

尽管国外评论对贝娄有誉有毁，但对贝娄创作的肯定是主流。国外对索尔·贝娄如此持久、如此充分的研究也给文学研究者以启示：索尔·贝娄是值得研究的美国文学巨匠。

贝娄是在捕捉当代生活的真实性和千奇百怪的世态方面最为成功的作家。

——西格尔（Ben Siegel）（美国著名批评家）

贝娄创作思想中的双重性，主要是指他的创作思想中不仅有他作为笼统意义上的美国作家所追求的“普世价值”的成分，还有他作为美国犹太作家阐发自己民族诉求和价值观的成分。这二者的结合既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也产生了彼此抵消的作用。

贝娄从赞成普罗斯特的主张，到反对黑格尔的观点，再到批评与他同代作家的保守，归结起来，他的创作、尤其是其后期创作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或突破了所谓“作家应该以能保护自己不受政治牵累为限度来参与政治”的主张。但这一突破的结果，却导致他的后期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生硬的说教成分，他在早期作品中那种感人的细节描写则弱化了。

创作与政治越来越多地发生关联，是贝娄创作思想发生转变的信号，但不管怎么说，对他创作思想发生根本影响的，还是他那句著名的“我们都是幸存者”，或马拉默德所提出的“人人都是犹太人”的主张。

不管在贝娄的创作中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他跨世纪的创作历程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这里回溯这位伟大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他创作中的犹太性，既是一种追念，也是一种学习。尤其是贝娄的人道主义思想更值得我们关注，其中虽不乏其犹太民族特性和理想色彩，但它散发出来的真诚和善良的美好光辉却温暖、慰藉着整个人类。

——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