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赛姆勒先生搭乘格鲁纳医生的私家车到医院探望格鲁纳。在经过林肯中心的路上，他看到弗菲尔和那个黑人扒手在搏斗。而艾森用满袋的铁器狠狠地击中了那黑人的头部。

赛姆勒先生匆匆赶到医院，却只看到一张空床。他一边和安吉拉一起等着格鲁纳回到病房，一边劝说安吉拉向她父亲忏悔自己的放荡行径，安吉拉十分恼怒。这时电话响起，原来是拉尔博士找到了手稿。苏拉也在无意中找到了格鲁纳医生的秘密现金。小说的最后，赛姆勒先生被告知格鲁纳医生已经去世。赛姆勒先生到太平间，站在格鲁纳面前，一个人跟上帝说话。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他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的拉辛镇，父母是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定居。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西北大学，1937年在该校毕业，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除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记者及在商船上短期服役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里执教。

主要作品有：《两个早晨的独白》、《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汉德森》、《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等。1976年，他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20世纪美国社会与文化变迁最大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多事之秋：新的和旧的、左的和右的、老的和少的、穷的和富的、黑人和白人、激进的和保守的、主流和反主流、美利坚和前苏联、战争与反战、军备竞赛、太空竞赛、人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对立与冲突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

该小说主要以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市上西区为背景。

贝娄在该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20世纪历史见证人的形象，一位波兰籍老派犹太知识分子阿特·赛姆勒，他是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贝娄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一书中表现出来的他对所处历史时期的态度可以描述为在记忆和历史之间左右为难。20世纪6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所谓“新左派”抗议浪潮和年轻人种种离经叛道的激进主义思想与行为，特别是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的频发，让作者感到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传统思想文化似乎呈现出了第二轮崩溃的趋势，从而对过去体面社会的文雅生活和秩序产生留恋之情。

人物原型

阿特·赛姆勒的人物原型：索尔·贝娄

文本中涉及与描述的许多事件和场景都是作者本人亲历或有据可查，如对中东“六日战争”的战地报道，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讲座，作者对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20世纪著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恶乃平庸”理论的抨击，作者本人对纽约城的厌恶等等都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小说中有所体现。贝娄通过赛姆勒先生这一人物向人们表明了他对这一时代的态度：“我们就处于同无法无天相近的境界”，公用电话间变成了小便池，电话机早就被砸碎了，“纽约变得比那不勒斯或者萨洛尼卡还糟，你打开一扇嵌着宝石的大门，就置身在腐化堕落之中，从高度文明的拜占庭的奢侈豪华，一下子就落进了未开化的状态，落进了从地底下喷发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蛮夷世界。”

阿特·赛姆勒

赛姆勒来自波兰，一个在二战期间犹太人口聚集的国家，一个在二战中很快沦为纳粹铁骑之下牺牲品的国家；他是记者，处于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时代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并能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作如实报道；他亲身体验过集中营生活并在大屠杀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自身的遭遇让他成为一个最好的创伤“言说者”。他的声音游离于集体的历史和犹太人的生存现状。“集体是由个体组成，集体的凝聚力是通过倾听个体讲述创伤故事来获得的。”赛姆勒是经历二战千千万万犹太裔受害者中的一员，他以个人创伤经历承载着本民族创伤记忆，这份经历意味着共同经历，共同分享及共同面对。赛姆勒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虽然伤痕累累，年事已高，他与年轻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倾听他们的述说并与他们分享经历和经验，乐于帮助他们，成为犹太小团体的核心。他是格鲁纳的犹太长辈，给他讲家族的故事；他是大学生弗菲尔的良师益友，接受邀请出席演讲；他是安吉拉和华尔斯的倾听者，帮助他们纠正叛逆行为；他是女儿苏拉的精神支柱，拟写一本回忆录帮助她重建自己的童年美好记忆；他是内侄女玛戈特的亲信，帮助她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他像犹太先知一样，告之年轻小辈犹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是可靠信息的来源，智慧的开启者，前途的引导者，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不懈努力告诫后辈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遗留创伤，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创伤是可以被治愈的。

黑人扒手

黑人扒手是一个高大强壮的黑人，穿戴极其讲究雅致，穿着驼绒上衣，系着樱桃色真丝领带，戴着黄金镶边的、龙胆紫色滚圆的深色太阳镜，身上还散发出法国香水的气味，他那张脸流露出一只巨兽的厚颜无耻。“黑人扒手”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现实状况缩影，是性和暴力的混合体。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主题思想：不忘犹太族裔留下的群体创伤历史，反思历史，修复历史创伤。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主人公赛姆勒在经历大屠杀创伤事件后，无法从阴影中自拔，从而在生理、认知、情绪、行为层面形成障碍，不能正常地面对生活。他不愿意面对多年前的创伤事件，无法诉说并且企图逃避，形成了潜意识的自我压制，而结果就是生活在不安和持续的无语之中，但具有坚韧毅力的二战犹太裔幸存者赛姆勒通过主观的努力，积极地进行着自我疗伤。

生理层面

赛姆勒有周期性的头痛，好几天说不出话来，这是典型的神经系统受损表征。在二战中，他和妻子都被关进集中营，他的一只眼被士兵用枪托打瞎，并和所有的同伴一起被剥去衣物，赤条条地奉命去挖土，等待深坑挖好时，传来的是机枪的扫射声，赛姆勒眼见着身旁的人一个个倒下，接着他感受到泥土的重压和铁铲摩擦的声音，这次被活埋的经历使得赛姆勒患上了头痛病，这是一种对声音的恐惧留下的后遗症，枪托重击脑子使得他脑神经受损，机枪的扫射声，铁铲的摩擦声不断地在他脑子里回响，形成对脑子的刺激，在暴力和死亡的威胁超过他的承受限度时，形成了一种反射状的头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赛姆勒被好心的老谢斯拉恺维茨守墓人收留了，他用帽子给赛姆勒带去吃的和喝的。为了保住性命，赛姆勒按照守墓人的安排，被迫呆在梅兹文斯基家族的陵墓里，黑暗、孤独、恐惧围绕着他。失去妻子的痛苦，长时间的等待和渺茫的生存希望时刻折磨着他，他在绝望中，痛苦的回忆中消磨了好几个星期的时光，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劫后余生，但他患上了间歇性的失语症。他周期性的头疼和一连好几天说不出话的情况必须在他独自呆在黑屋子里好几天才能好转。

黑屋子具有了双重象征性的意义，一方面黑屋子是对当初他暂栖墓地的情境再现，只有回到当初创伤形成的地方，徜徉几日时光后，才能暂时恢复语言功能。另一方面呆在黑屋子里也是赛姆勒在体会妻子常埋地下的感觉。“当她蹒跚晃动时，设法帮助她；凭借一声不言语地挖掘，他设法传达给她一件什么，使她坚强起来。但是结果竟然是，他使她准备好接受死亡，而自己却没有死。”他让妻子坦然地接受了死亡，而自己却怯懦了，求生的欲望让他自己活了下来，试想他如果当初传递的是正面积极的战斗情绪，说不定妻子能和他一样活下来。赛姆勒深深地感到愧疚，只有在黑屋子里体会妻子死亡时的感觉，经过黑屋子对死亡的情境模拟，他才能恢复常态。

认知层面

赛姆勒在扎莫希特森林里伏击了一个德国士兵，他毫无怜悯之心地枪杀德国士兵，这个无辜的德国士兵并没有危及他的生命，并且他表示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给赛姆勒，只要留他一条命，家有老小需要照料，但赛姆勒被复仇的情绪所淹没，对周遭的人也采取了一种过度警觉的态度，他盘算着他和德国士兵来自两个不同的阵营，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他错误地把这个单个的德国士兵看成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缩影，赛姆勒对法西斯施于手无寸铁的犹太民众暴行的仇恨直接演变成了他对德国士兵的仇恨，“为了这个机会，他本会感谢上帝的，倘使他心中有任何上帝的话，那时候他心中并没有上帝”。

众所周知，犹太人笃信上帝，很难想象一个犹太人会说他心中没有了上帝，究其原因，可分为两方面：

一种解释是他认为没有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有上帝，与犹太先祖签订契约的上帝如何能不顾他的后裔灭种的威胁，所以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这正与尼采的“上帝已死”的论断相契合，社会变得混乱，邪恶没有受到惩罚，而善良没有受到嘉奖，信仰缺失。

第二种解释是他憎恶上帝，上帝没能充当犹太民族的保护者，他违背了契约，而置犹太民族于不顾，所以这样的上帝有和没有是一回事，即使有上帝也不是那个维护他们利益的上帝，所以他说他心中没有上帝。他没有把上帝放在心上，也自然没有了上帝所告诫的“不可复仇”的戒律，他的道德审判之心被蒙蔽了。赛姆勒所受的创伤部分地改变了他的信仰，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再者，他也发现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不协调。年迈的赛姆勒被侄子格鲁纳带回了纽约，该享受安逸晚年的赛姆勒感到他与同类分离了，被割断了联系，这种断裂感不是来自年龄的悬殊，而是因为“他专心志致于那些不相同和太遥远的事物了，在精神方面专心志致于同当前不相称的那种柏拉图式的，奥古斯丁的十三世纪了。”他沉迷于过去的岁月，那种怀旧的情绪久久不散，让他很难理解当代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但奇特的是赛姆勒没有变成年轻一辈眼中讨人嫌的老古怪，他是一个极富耐心的听众，能够听进各种言论而不反驳。侄子格鲁纳的女儿安吉拉是个不安分的性开放主义者，她露骨地在这位长辈面前描述她的性体验和种种怪癖。侄子格鲁纳的儿子不学无术，耽于幻想，他把赛姆勒当成哥们儿，跟他胡侃自己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两个年轻的小辈都跟自己的父亲有隔阂，而唯独跟这位老长辈无话不谈。岁月的磨砺让赛姆勒收敛住锋芒，展现的是一位饱经世事老者的虚怀若谷，在他眼里这些成长的“痛楚”只是“无病呻吟”，是他大风大浪一生经历中的九牛一毛，他以长辈的博大情怀接纳了这些小辈的“不堪”，在倾听小辈们的烦恼中，赛姆勒找到自己的角色———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

情绪层面

小说中赛姆勒经受妻子离世，生死离别的痛苦后，就没再结识新的异性，重新组织家庭。实际上遭受过致命打击后，赛姆勒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对生活的信心，他变得怯懦，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在公交车上遇到了黑人扒手，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去报案，他发现了恶，并且希望这种恶不再继续，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他给公安局打去报警电话，并表示自己愿意当面指认，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下次再说吧。警察的置若罔闻削弱了赛姆勒惩奸除恶的决心，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对警察抱有不满，而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他缺少了应有的自信，而变得怯懦。接下来的一件事更是让赛姆勒心有余悸：在一次失败的演讲结束后，那个黑人扒手紧随着他去往地下通道，并把他逼到角落，用身体顶住赛姆勒不让其动弹，并掏出生殖器逼迫赛姆勒直视。赛姆勒被彻底“征服”了，他再也没有反抗的决心了。

黑人扒手用力量、性器官在作威胁，其实是嘲笑赛姆勒的衰老和无能，影射赛姆勒被阉割的形象。无独有偶，青年学生弗菲尔常常说他爱戴这位老人，因为赛姆勒让他想到恋母情节。战争的后遗症使赛姆勒失去男子气概，被女性化，他被阉割的形象也说明了创伤对于他身心的重大打击。创伤一旦形成，个体会变得脆弱，易受到其他事物的攻击，情绪易受别人控制。然而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希望再次面临黑人扒手偷窃的现场，目睹恶的再次发生，还有就是那个黑人扒手的私处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脑海中闪现。同一件事不间断地以片段的方式让受害人回到创伤发生的现场，这是创伤暴露的过程，也是受害人在企图慢慢地接受事实。事件萦绕在心头，难以忘怀，是强化的过程，也是接受的过程。赛姆勒不断地回到犯罪现场，他主动地通过闪回来复原事情的全过程，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再次体会恶，是剥离、审视，也是一种疗伤过程。

行为层面

赛姆勒有两个宏愿：一个是撰写《赫·乔·威尔斯回忆录》。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George Wells） 是英国著名的作家、新闻记者。威尔斯是唯一一个在当时赛姆勒与之走得比较近的历史名人，撰写关于他的回忆录，是缅怀往昔风华岁月。当时年轻的赛姆勒夫妇出入名流场所，如鱼得水，风华正茂。而战争夺取了所有让他自豪的资本，留给他的是一副病态的身体和饱经创伤的心灵，迟暮之年他想象着回到那个人生的鼎盛时期，撰写这样一本回忆录是赛姆勒的一种逃避态度的外显，他企图让时光停止在那个阶段，而把痛苦的战争经历直接抹煞掉。

赛姆勒的另一个宏愿是去往月球，月球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人类可以在那里开辟新天地，发掘新能源，种植农作物，建造宜居的场所。赛姆勒对月亮的神往是对乌托邦理想世界的一种文学想象，影射出的含义是对地球的无尽失望，这个地球因为人类的贪欲和战争变得满目疮痍，溃烂到不适合再居住的程度。因此，赛姆勒对月球的向往是一种消极的“出世”主义，躲进文学想象中，不愿意与这个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

虽然有退缩和回避的一面，赛姆勒也积极地选择了“入世”来削弱自己的创伤。作为犹太民族一员亲身经历了二战的灾难，他隐隐地觉得他存活下来一定有某种“任务”。“奉派去解决某种事情，用浅短的目光把某种经验的精华压缩起来，并且由于这一点，还把某种杰出的才能归到了他身上”，1967年中东地区爆发了六日战争，赛姆勒以70多岁高龄记者的身份亲临以色列，进行新闻报道，他要弄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其他民族对犹太民族抱有成见，从而使得犹太民族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次新闻报道是一次积极的疗伤过程，他选择了直面问题，并且再一次担当记者的身份，亲临战争现场，以亲眼所见所闻，来展现事实本身。在受害者选择再一次回到受害现场时，他实际上在心中已经接受了那一段痛苦的往事，创伤得以治愈，正常生活得以回归。

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是一部正面回应他对二战态度的作品，是对犹太渊源的一次回归。《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可以看作是贝娄长期压抑、企图回避的创伤情节，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进行外化的产物，该小说不单单是贝娄刻画的主人公赛姆勒治愈创伤的文本，也可以看作是贝娄自己一次创伤治愈疗法。并且在更广泛意义上，是贝娄对战争中无辜死去的犹太同胞的缅怀，对犹太这个集体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反思。他通过文本建构赛姆勒个人创伤的同时，也是在衍射二战中犹太族裔经历的集体创伤。因此，该部作品是作家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创伤反思，旨在帮助犹太族裔修复创伤。

虽然创伤事件对于集体的创伤不如个人创伤来得那么震撼和强烈，却比个体创伤更加深入和持久，它破坏了原有的集体信念及价值。文本中在美国生活的年轻辈犹太人试图掩盖自己的犹太身份，对他们来说，犹太身份约等于苦难、被排挤、成为替罪羊。他们已经没有了早祈和晚祈的习惯，安息日也不上犹太教堂。集体组织的活动有利于凝聚集体意识，集体参与的传统节日有利于延续共同的信仰，从这方面看，年轻一代犹太人集体意识淡漠，更多的是想隐去自己的犹太身份，投身到美国大熔炉的怀抱。

然而，忘却历史与身份的新生代犹太人在美国却找不到方向，犹太裔大学生弗菲尔变得唯利是图，医生格鲁纳急功近利，安吉拉乱性，华莱斯不学无术，耽于幻想，赛姆勒的女儿苏拉沉迷于收集各种垃圾，赛姆勒的内侄女玛戈特封闭自我。集体记忆被隐没了，群体中缺乏了心灵的交流，“人们慢慢意识到集体不再作为一个有效的支持来源而存在，而与之相连的自我的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消失了”。缺乏集体意识的人们显然是各自“生着病”，贝娄暗示

二战创伤对集体意识的破坏和伤害。年轻一代犹太人脱离了犹太古老传统和智慧的引导，企图逃避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贝娄刻画出赛姆勒这样的二战见证者有着明显的写作意图。首先，赛姆勒具有代表性，他来自波兰，一个在二战期间犹太人口聚集的国家，一个在二战中很快沦为纳粹铁骑之下牺牲品的国家；他是记者，处于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时代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并能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作如实报道；他亲身体验过集中营生活并在大屠杀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自身的遭遇让他成为一个最好的创伤“言说者”。他的声音游离于集体的历史和犹太人的生存现状。“集体是由个体组成，集体的凝聚力是通过倾听个体讲述创伤故事来获得的。”赛姆勒是经历二战千千万万犹太裔受害者中的一员，他以个人创伤经历承载着本民族创伤记忆，这份经历意味着共同经历，共同分享及共同面对。赛姆勒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虽然伤痕累累，年事已高，他与年轻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倾听他们的述说并与他们分享经历和经验，乐于帮助他们，成为犹太小团体的核心。他是格鲁纳的犹太长辈，给他讲家族的故事；他是大学生弗菲尔的良师益友，接受邀请出席演讲；他是安吉拉和华尔斯的倾听者，帮助他们纠正叛逆行为；他是女儿苏拉的精神支柱，拟写一本回忆录帮助她重建自己的童年美好记忆；他是内侄女玛戈特的亲信，帮助她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他像犹太先知一样，告之年轻小辈犹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是可靠信息的来源，智慧的开启者，前途的引导者，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不懈努力告诫后辈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遗留创伤，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创伤是可以被治愈的。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是以赛姆勒创伤形成及修复为线索展开的文本，文本再现了主人公作为犹太个体所经历的大屠杀历史及给他所带来的创伤：包括生理、认知、情绪、行为方面，创伤之重以至于部分地改变了他的行为处事方式、情绪控制能力，造成信仰动摇，道德判断能力缺失。同时潜文本见证一段尘封的记忆，展示二战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精神与集体意识的破坏，该部小说也是一部关于犹太民族集体创伤的作品。

赛姆勒以自己宽广的胸襟，坚强的忍耐力，积极的“入世”行为来治疗自己的创伤，经历了见证创伤———反思创伤———治疗创伤的历程，并以自己的努力承担起犹太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帮助年轻一辈犹太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正视自己民族的过去，勇敢地进行创伤反思。贝娄构建文本，正视自己潜意识的种族创伤，以点及面地以赛姆勒个人视角展现二战对于犹太族裔留下的群体创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创伤已经形成，要做的是如何积极治愈创伤，反思并且避免创伤事件的再次发生。犹太民族需要重新认识大屠杀，反思创伤，并慢慢地修复创伤。贝娄是在传递一个信息，指明犹太人的发展方向：不能忘却历史，要反思历史，修复历史创伤，着眼当下。

疾病叙事

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疾病叙事的特征突出地体现在主人公赛姆勒先生的病患身份和格鲁纳的病危这一核心事件上。

首先，小说的主人公赛姆勒先生是一个病患式的主体，小说主要借助对该人物的刻画来展开对社会的批判。赛姆勒先生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富有家庭，当过驻英国记者，二战在波兰期间遭遇过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历经战争与磨难，一只眼睛已失明。小说开篇便提到“阿特·赛姆勒先生睁开他浓眉下的那只独眼，察看他在纽约西区那间卧室里的书籍和文件”，突出了其病患身份。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个病患主体的构造用意颇深，从多方面深化了作家所要作的社会批判。

其一，赛姆勒先生的眼睛给读者提供了看世界的独特的视角。赛姆勒先生只有一只眼，他只能从一个角度看外部世界。小说的开局便预设了赛姆勒的专一的伦理立场。赛姆勒先生一只眼已失明，但并不妨碍他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他对书和文件仍然有着特别的关注，暗示了他是个饱学之士。在小说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又重点对赛姆勒的眼睛进行了描写，“他只有一只好眼睛，左眼只能分辨明暗。但是那只好眼睛却乌黑明亮，像有些品种的狗那样，观察力非常敏锐”。作者显然再一次提醒读者关注赛姆勒先生的病患身份。除此之外，在这次的描写中，作家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暗示赛姆勒先生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人，而他对外部世界所作的观察是值得读者期待的，这为作者在后面通过赛姆勒的所见所感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好了准备。可以说，前面这两部分病患身份的描写给小说故事情节的铺开做了良好的铺垫。

其二，赛姆勒作为老年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的病患身份的构建使得作者能有效地从情感上感染读者，让读者更认同作家的批判性的伦理立场。

一个一只眼睛失明的老人对外部世界是缺乏安全感的。当读者进入到主人公的角色中，与他产生共鸣时，会深刻体会到这种不安全感的存在。小说把读者引入到了赛姆勒先生的紧张与不安状态当中，有效地引发了读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同情，使得读者在无形中认同作者的伦理立场。赛姆勒作为眼睛失明的老者，本应处于社会的关注和爱护之下，但他却处处遭遇不幸。

在小说中的各种事件中，无论是他受到扒手的欺凌或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年轻人的轻蔑，都说明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挤压和轻视。每当小说中这样的事件出现，小说开始所预设的病患形象都会在读者的脑海里闪现，这样，主人公的病患身份有效地增强了读者对社会不公的感知。赛姆勒先生的疾病身份也赋予了人物话语上的权利。

在小说最为重要的部分，即赛姆勒与拉尔博士交流时，赛姆勒先生的病患身份给他的言谈增加了不少的分量。对读者而言，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的话值得倾听。在读赛姆勒与拉尔博士的交谈时，读者是同情与尊敬的心态并存。这也使得作者贝娄通过主人公赛姆勒之口说出来的对社会的评价更为确实可信。

其三，赛姆勒先生病患身份的构建使小说的叙事更多地在人物的内心展开，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社会批判的思想性。由于赛姆勒先生与外界的交流有困难，他的内心活动反而变得出奇的活跃。赛姆勒先生本来是极为博学与见多识广之人，小说中称他“勤奋好学，书生气很浓”。“他一直在读文化历史学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玛克斯·希勒、弗朗兹·奥本海默尔的著作。”由于其残病身份，赛姆勒先生的活动范围有限，他大多依赖内心的思考来获得生活的丰富性，使得他比健康的人投入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因而对生活的看法也更为深刻。在众生为生活奔忙之际，赛姆勒更多地对灵魂、尊严和内心的秩序进行关注。

在小说开篇，赛姆勒便发出如此感叹：“灵魂，这只可怜的鸟儿，抑郁不乐地栖息在解释的上层建筑之上，不知道往哪儿飞去才好。”小说中，在谈到新一代女性的放荡不羁时，直言“在她们厌恶权威之际，她们对谁都不愿意尊敬，甚至连她们自己都不尊敬”。他认为人如果没有尊严和对生活的爱，人类是没有出路的。真正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尽力怀着公正无私的博爱，带着一颗有教养的心生活”。赛姆勒先生强调，人活着，“最好是在自己内心获得某种秩序”。人是身份的综合体，也是各种责任的汇聚之所，对自由的无止境的追求必然导致身份的混乱和责任的逃避。人想超越自身的存在去追求自由的“非存在”。这是造成当代社会道德悬置，弱势群体被受压迫和冷遇的根源。

《行星》引发更大争议的是贝娄在书中塑造的一个黑人扒手形象。在赛姆勒经常搭乘的公共汽车上，他总是看到一个扒手作案，这是一个高大强壮的黑人。赛姆勒看到了窃贼偷窃的详尽细节，也曾向市警察局报了案，但警察局对他的报告却表现得极其冷漠。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座受辱的同一天，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扒手注意到赛姆勒发觉了他的行为，追踪他到了家门口一个僻静的角落，把赛姆勒顶在墙壁上，不打不骂，而是一声不响地拉开裤子，拿出他的生殖器，按着赛姆勒的脖子，强迫老头子看个仔细。“那人的表情并不直接表示恐吓，而是古怪地、平静地显示专横跋扈。”

在该部小说里，贝娄并没有对当时黑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反种族歧视运动表现出什么关注，从物理层面来说，这个黑人扒手也只在小说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出现了两次，在其余时间里，这个人物只是一个被人好奇地谈论和追踪的影子，直到有一天他被华莱斯的朋友弗菲尔在公共汽车上偷拍了偷窃行为，两人厮打在一起，争夺相机，正好被路过的赛姆勒碰上了。围观的人不少，其中还包括从以色列刚到美国的赛姆勒的女婿埃森，但没有一个人准备劝架，眼看着弗菲尔就要坚持不住了，赛姆勒不得不请求埃森帮忙把他们分开，可让赛姆勒意想不到的是，埃森用他那装满了乱七八糟铁器的口袋使尽全身力气朝黑人扒手的脸部打去，那沉重的一击把他打翻在地，脸上皮开肉绽，鲜血四溅，令赛姆勒对他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对埃森近乎麻木的疯狂感到愤怒。

衣冠楚楚的黑人扒手形象与旧世界遗老一般的赛姆勒先生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其不无炫耀的性器展示、目空一切的扒窃行为向读者传达的信息与意义正可以理解为一种带有强烈原始主义色彩的新霸权话语，是一种试图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的书写模式并强制他者认同，这在赛姆勒先生眼里无疑是对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传统社会秩序及人类文明的挑战和破坏。

赛姆勒这个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作者本人情绪与愤怒的代言人，许多评论家对这一点有过详细的论述，而贝娄本人对此的态度也有些闪烁其辞、模棱两可。其实，贝娄对个人主义、激进主义思想本身并无恶感，他的愤慨对象是激进学生缺乏实际内容的表现形式和对此类思想意识的滥用，这一观点早在1966年他接受戈登·劳埃德·哈珀的访谈时就有过明确的表述。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这部小说为读者全面认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和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艺术而富有启发意义的视角。

——张钧（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是一部保守的作品，小说的结尾是“斯多葛学派的、悲观的”。

——安丽森·卢瑞（Alison Lurie，美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