⑼凤巢：指贤臣的处所。《竹书纪年》：“轩辕时有凤皇集，或止帝之东园，或巢于阿阁。”九重门：指皇帝居住的地方。宋玉《九辩》：“君之门以九重。”唐都长安在荆楚的西北，故谓“西隔”。

江上的寒风卷起惊涛骇浪，两岸的悬崖恰似撼动山根。危樯的孤舟早已收帆系碇，天昏地暗，宇内一片昏沉。

幽燕的鸿雁刚刚作势飞起，高运的志向就被阻断隔绝。贬谪投江的骚客啊，惊扰了你未归的忠魂！

谁能再得到汉廷的急诏，象贾谊那祥重返朝廷？只能学楚国的接舆，用高歌抒发胸中的愤恨。

我俩在万里之外相逢，实在是既高兴又悲愤。只因凤凰居住的西边，远隔着皇宫的九重门。

大和二年（828），刘蕡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在对策中猛烈抨击宦官乱政，要求“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指出唐王朝正面临“天下将倾，海内将乱的深重危机，在当时士人和朝官中引起强烈反响。刘蕡因此遭到宦官嫉恨，被黜不取。令狐楚、牛僧孺节度山南西、东道，皆表赘幕府，授秘书郎。后遭宦官诬陷，贬柳州司户参军，卒。刘蕡贬柳年月，史无明文。按牛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在开成四年（839）八月至会昌元年（841）七月期间。又罗衮《请褒赠刘蕡疏》：“遂遭退黜，实负冤欺。其后竟陷侵诬，终遑谴逐（指贬柳州）。沉沦绝世，六十余年。”疏上于天复三年（903），上距会昌四年（844）为六十年。则刘蕡贬柳，当在开成四年八月以后，会昌四年以前这一段时间内。冯浩、张采田认为李商隐在开成五年（840）秋至会昌元年春这段时间内曾南游江乡（今湖南长沙一带），这首诗即会昌元年春在黄陵（今湖南湘阴）与贬为柳州司户的刘蕡晤别之作。

李商隐以“绮密瑰妍”的爱情诗驰名，但他还曾写过另一些哀时忧国的名篇，如赠、悼他的“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晚唐名士刘蕡的五首律体等等，却也都光采耀人，千秋名世。特别是《赠刘司户蕡》一首，时代色彩更浓厚，感情刻划更深沉，把对刘蕡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晚唐国势垂危的忧愤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加以描绘，增加了风格的沉郁，笔调的愤激，值得深刻体会，悉心赏鉴。

首二句从寓目之景写起：“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黄陵山位于湘江入洞庭处，这里山势险峻，水流湍急。初春之季，应是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然而此时展现在诗人眼前的景象，却不免令人惊悸，天昏日暗，江风怒吼，浊浪排空，江云似拔根而去，滚滚翻辟。江中之船，更是岌岌可危，它那系船的碇石怎能受得起这狂涛的冲击，它那高耸的帆樯又如何能经得住这狂飙的吹打。诗人运用了传统的赋而比的艺术手法，虽赋眼前之景，然已睹寓政治风云之险恶与国家社稷之将倾。宦官专权，方镇割据，朋党林立，朝廷昏庸无能，国家局势实亦岌岌可危。水可以裁舟，亦可以覆舟，“覆舟”，久已成为国之危亡的象征。在这“江风扬浪”之中，那“重碇危樯”与“覆舟”之间，已是相去不远，危在旦夕了。

多年来仕宦生涯的磨难，诗人与刘蕡不仅有着相同的背景，而且也有类似的遭遇：“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衡阳雁断，久已成为传统的诗歌意象。衡阳有断雁峰，相传雁至此峰不过，一般引申为音信阻绝，但诗人这里却另出新意。衡山，横跨湖南、衡州，正是诗人与刘蕡相遇之所。按照传说，鸿雁应至此地才被阻断，可万没想到，初起的鸿雁早在燕地就被阻断了。是说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刘蕡，竟然遭到宦官的一再打击陷害，尚未得以施展才能抱负之时，便已被扼杀了。这正是“忍剪凌云一寸心”（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之意。而李商隐自己多年来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被当作牺牲品而惴惴不安，仕途失意，有志难伸，精神备受压抑，至今仍奔走于荒远的幕府之间。诗人用“更惊”二字，似乎是说刚刚意识到，其实，诗人是以这种闪遁的言词，暗示自己的命运比刘蕡更为悲惨。这里是楚地，是屈原被放逐的地方，所以诗人巧妙地以“骚人”来暗寓自己如同屈原一样遭谗受谤，放逐南荒，故土难归的不幸遭遇。所谓“后归魂”，由《招魂》引申而来，是说刘蕡尽管前途未卜、吉凶难料，但毕竞已从贬所放还，可以北归而去了，然而诗人自己仍将继续往南荒而去，北归之日恐怕是遥遥无期的了。这两句以委蜿曲折的手法，一方面对刘蕡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自身的不幸及对前途的担忧。诗句容量极大，伸展自如。

“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汉廷急诏”，用汉代贾谊事。“谁先入”是说，如果皇帝思贤若渴的话，那么，能像贾谊那样最先被皇帝征召而得以重用的，非君而谁呢？因刘蕡已被放还，虽日后如何尚难逆料，但诗人仍希望他能像贾谊那样得以“汉廷急诏”，施展其宏图伟略。劝慰之中，也流露出对刘蕡的才华与抱负的赞美与钦慕。如果说上句是劝慰之词，那么下句则是自宽之言。“楚路高歌”，用“楚狂接舆”事。诗人在此处用这个典故，用意有二。一是表明自己对仕途的忧虑，因有归去之心；二是给好友一个忠告，要多加小心。“翻”字原有按旧曲谱制作新词之意，如白居易《琵琶行》：“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那么“自欲翻”的弦外音即是尽管时代不同，但佞臣当道、贤者避世却是相同的，因而不免使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接舆之歌。诗人的愤世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

结尾“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不仅是真挚深切的友谊之歌，更是诗人出于共同的忧国之怀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愤激的控诉。李商隐在长沙一带会见刘时，二人同是客中作客。这次相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意料的：刘蕡竟然还未往柳州，暂留湖南；而李商隐原本在桂林幕府，竟然到长沙一带出使。就在这次相遇中，两个同具匡时济国之心和忧时愤世之感的文人，在远离他们北方家乡，特别是远离帝京长安的时候，迸发出“乍见翻疑梦”的感觉，怀着无限兴奋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的。这是诗人“欢”的来由。然而与此同时，又“欢”而“复泣”。原来这意外相逢，恰同在他们的患难之时：一个是因罪被贬；一个是因为受到腐朽势力的长期排挤而万里投荒。这种大体相同的政治道路的坎坷又使他不得不泣。加以相遇之时，正是宣宗登位不久，一反武宗之政，性嗜浮夸，以明察自居，恢复了不少弊政，在边事上造成了许多失策，更促使党争激化。这样一个新的局面，不能不增加诗人的忧心。特别是在和刘蕡相遇时，更不能不从刘所受的“冤谪”感到痛心，而忧切国运的难扶。“欢”之愈深，“泣”之愈甚。但所谓“欢”不过是知音乍见时一刹那间的快事而已，而“泣”则是经过悲愤交加的长期酝酿。欢而复泣，这该是多么复杂沉痛的感情。这里面包含着个人的失意，但主要却是为国家而“泣”，这一点在末句的“凤巢西隔九重门”中已经表现得很显豁了。作为“凤巢”形象象征的贤臣，一时都已星散，远谪穷荒，比如他和刘蕡就都是急切希望济国匡时的，然而现在却都分别流泊到远离长安的西南一带，备受排斥，“君门九重”，不能使他们有可能竭忠尽智。没有“贤牧伯”主持中枢是国家致乱之源；“九重黯已隔”是诗人长期的隐痛；这种儒家的忠君、兼济的政治观点，可以说在诗人的青年时代早已萌芽，而经过长期目击觉争的翻云复雨和经历天涯飘泊的生活以后，对唐王朝的黑暗现实的认识就更深切了。如果没有这一种认识，这首诗怕只能成为仅仅是感情深挚的投赠之作，而不可能把同情知友和忧时愤国之情结合起来。那么，气魄就不能如此雄浑，格局就不能如此开阔，意境也就不能如此崇高。结尾的殷忧和愤懑，表面落在“凤巢西隔”、“急诏”无从上，但实际更和首联呼应。刘赏的遭遇，包括诗人自己的遭遇在内，都同是晚唐王朝“重碇危樯日色昏”的必然结果。

这首诗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江景写起，以空间的视角，展示了当时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政治风云图；而后又以今昔之间的反复对比，即以时间的视角着重表现李、刘二人昔日的不幸与对未来的担忧；最后又拉回到空间的视角，把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态与对朝政昏暗的忧虑心情作了进一步的展示。诗歌纵横捭阖，跌宕跳跃，的确表现出了感慨苍凉的雄浑韵调和高昂挺拔的沉郁气势。

清代钱龙惕《玉谿生诗笺》：诗云“江风扬浪动云根”者，谓阉宦势盛也。水深雪纷，以比小人也。“重碇危樯白日昏”者，蔽君之明也，犹所谓“浮云能蔽日”也。蕡以忠言危论，排君门而上闻，如燕鸿之初起而遽断其势，虽骚魂可招，惊犹未定也。“汉廷急诏”，求直言也。蕡言不用，则先入者谁乎？迨柳州之贬，南过沅、湘，则“楚路高歌自欲翻”耳。回望君门九重，凤巢新扫，所以万里相逢，既欢而复泣，悲夫！他日《哭蕡》诗有云“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其感于蕡者深矣。

清代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按《唐书》，蕡之对策，在太和二年。“甘露之变”，在太和九年。其贬卒之年，史皆不载。长孺氏所撰《诗谱》，于文宗太和二年直书曰：“上亲策制其人刘蒉贬柳州司户。”即以义山《赠》《哭》诸诗隶其下。是则对策之后即贬矣。然以菱中间两辟幕府计之，安得二年即贬？且义山是时方为令狐楚巡官在汴，安得此诗有“楚路”之语？余谓诸诗乃随郑亚南迁以后之作也。大中元年，从郑亚桂州判官，尝自桂林奉使江陵，又使南郡，意蕡之贬，当在此时，义山道遇，赠之以诗。别未逾年，遂卒于贬所，又继之以哭也。《哭蕡》诗云：“离居星岁易，失望死生分。”又云：“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皆其明证。故曰“万里相逢”，又曰“楚路高歌”也。曰“燕鸿势断”，谓下第也；“骚客惊魂”，谓远贬也。义山于“甘露之变”，痛心疾首于诸宦人，而蕡之对策已先极言其祸。北司蔽主，白日黄昏，言路难通；君门万里，故相逢则欢而泣也。他日哭之，则并湓浦、湘江之水添为恨泪。而不敢哭于寝门者，欲以师事之。

清代屈复《玉谿生诗意》：一、二写时、景，以风喻中人，以日喻朝廷。三比初对策被放，四比被贬。五贤良无出其右者，彼先登高第，果何人哉？犹言刘蕡下第，我辈登科也。六相逢柳州。七、八总结上六句，言君门万里，无可诉冤也。

清代胡以梅《唐诗贯珠串释》：此是义山在途相遇而赠者。首二句比也。“风浪动云根”，阉人之势狂横。“重碇危樯”比蕡，“白日昏”言朝廷。三言风狂日昏使飞鸟不能奋翼，已断其初起之势。盖士子初试对策，乃仕进之初起也。称“燕鸿”，要知谓阉人凶焰，视士子微渺，非实比蕡。“后归”，来归附于蕡。同声相和，直言之人亦足以惊慑以绝言路耳。“诏”，一作“召”，言将来君王悔祸而召还，则全楚一路皆翻然为之长歌矣。“谁先”，犹言惟君也。此世俗祝词，亦慰词。结言目前远谪相逢。“欢”者，难遇而得遇；“泣”者，悲其屈抑，如风果遥隔君门矣。

清代陆鸣皋《李义山诗疏》：此刘就贬而相遇于楚江也。前四句，俱写江大风色之惨。五句，以刘对策在前，故曰“先入”。末则幸其得见，而复伤其不遇也。

清代姚培谦《分体笺注李义山诗集》：此恨忠直之不见容也。风浪奔腾，有滔天翳日之势，不但进用无由，而且放逐堪惊，世运可知矣。顾当此之时，希由窦，夫岂无人！仕路至此，已而已而，楚歌所以作也。然则今日之临歧洒泪，非痛别离，痛九重之孤立耳。

清代姜炳璋《选玉溪生诗补说》：此“甘露”变后，义山目击宦官之横，知唐祚必移于此，于蕡之谪而尽情发挥以赠之也。一、二言阉人乱政，白日昏黑。虽有重碇危樯，无处安置，言直言不容也。北鸿初起，而已断其势，使人下第也。于是二十年来俯就两节度之辟，徘徊幕官。斯时骚客已倦游将归矣，而阉人前憾未已，摭拾小过，谪为柳州司户，是惊其后归之魂也。夫宦官稔恶如此，将来必至如东汉永平间，急召外藩，提师以除十常侍，但不知谁当先入矣。而蕡已斥逐，每以屈原高歌翻为新曲，讽切时政，而朝廷不知也，亦自欲翻耳，何益焉？七、八今日奉使江陵，万里相会，可谓极欢，而细思复泣，非为蕡泣也，盖豺狼当道，以言为讳，朝阳凤鸣，唯蕡一人，而今日远窜，是凤凰之巢已西隔九重之门矣。安望有伏阙陈书，力锄阉竖者哉？嗟乎！蕡之策在太和初，至九年而有“甘露之变”。义山之诗在大中初，迨昭宗时，崔胤召朱温入清君侧，遂移唐祚。与东汉之亡若合符节，则所谓“汉廷急诏谁先入”，不早数计而烛照之乎！虽谓之“诗史”可也。

清代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引何焯：发端是比时局。（三句）谓下第。《王建集》中有《与去华》绝句，言其“病酒”，故有第三。（四句）谓远贬。令狐楚、牛僧儒表蕡幕府，授秘书郎，故有第四。引冯班：落句以“万里”二字衬相逢，欢、泣二意俱有着落。引朱彝尊：上半首兴而比也，取“白日昏”之义。引纪昀：“凤巢”句一剪便住，绝好收法。

清代陆昆曾《李义山诗解》：三句是遏抑其言，使不得上闻；四句是废斥其身，使不为世用。结言君门万里，西顾黯然，此所以知己相逢，暂得一笑，而旋复不乐者也。江风吹浪，而山为之动，日为之昏，只十四字，而当日北司专恣，威柄凌夷，已一齐写出。“急诏”句承“燕鸿”来，言断者不可复续也；“高歌”句承“骚客”来，言哀者难免累欷也。

清代纪昀《抄诗或问》：问：“楚路高歌自欲翻”义，曰：“翻”字是“翻曲”之“翻”，香山词所云“听取新翻杨柳枝”，是此“翻”字。

清代纪昀《玉溪生诗说》：起二句赋而比也，不侍（待）次联承明，已觉冤气抑塞，此神到之笔。七句合到本位，只“凤巢西隔九重门”一句竟住，不消更说，绝好收法。

清代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三句）昌平，燕地。对策为进身之始，谓不留在籍。（四句）时在楚地，故以骚客目之。

清代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三、四）以湘累比蕡，其为初贬时无疑。

清代朱彝尊《评点李义山诗集》：四句直下，故对不甚工。

清代王鸣盛《手批玉谿生诗集笺注》：一结忍不住直说出来，悲凉嗟怨，因己与刘俱被摈斥，故同病相怜，如此沉痛！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时政，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与温庭筠合称“温李”，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