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小说《在轮下》（Unterm Rad）由费歇尔出版社出版，获得很大的成功。1912年黑塞携全家迁居瑞士，住在伯尔尼一个朋友的故居，移居瑞士后，除了写诗、撰文抨击沙文主义外，黑塞还出钱支援德国流亡者出版的刊物《新论坛》和《伯尔尼文学杂志》。此后，黑塞坚持同军国主义、后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直至二战结束。1919年黑塞移居蒙太格诺拉，以辛克莱的笔名发表小说《德米安》，引起战后人心热烈的反应，获得新作家方达内奖。但很少人知道是黑塞的作品，所以辞奖不受。次年从第九版起，改为黑塞所作。1922年出版《悉达多》，讲述了古印度贵族青年悉达多求道之路。1923年加入瑞士籍，192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荒原狼》，引起了德国文学界的激烈争论。1928年，去慕尼黑访问托马斯·曼。1931年搬入自己盖的新居，此后一直在此处创作。1932年，小说《东方之旅》（Die Morgenland Fahrt）由费歇尔出版社出版。关于歌德的两篇评论，发表在《神学片断》。1943年，小说《玻璃球游戏》二卷本（作于1931年至1942年）由弗雷兹社出版，是最后的一篇长篇小说。

1962年8月8日，脑溢血逝世于蒙塔纽拉。8月9日，出版诗集《一根断枝的呻吟》。

黑塞的创作生涯始于诗歌，也终于诗歌，他的诗歌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富于音乐节奏和民歌色彩的浪漫气息，表现出对旅行、自然和朴素事物的爱好，和他小说中的彷徨、孤独、感伤、梦幻以及对理想的渴望的浪漫气息完全一致。在他早期诗歌中，这种孤独、感伤的气息最为浓郁。他早期的小说也具有田园诗风格的抒情气息，与其中后期的作品有显著差别。

黑塞的大多数作品主题都紧紧围绕人对生活的两极性的认识，是对这一思想的诗化表达。他在1924年写的散文《疗养客》中直抒胸臆道：“我要用诗句、用篇章赞美世界的二极性，因为在那火花闪耀的两极间我看到了生活的灿烂。……中国的老子为我们留下不少篇章，在那里生活的两极似乎在电闪之间触手可及。”

黑塞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忍受着生活的两极分裂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在道德与人性、理智与感情、社会与个人间徘徊，为寻找两者的和谐与统一而苦苦探求。小说《德米安》描述了少年辛克莱在朋友德米安（上帝的化身）的引导下，克服心中对黑暗诱惑的恐惧，认识到“好”和“坏”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本质上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纳尔齐斯与歌特蒙德》反映了黑塞内心作为普通人对世俗生活的渴望与作为艺术家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间的矛盾，最后的结局又表明了他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在两者的和谐与统一中追求幸福的努力。小说《圣地行》结尾处出现的双面小人最后融合成一个的场景同样象征着生活的对立终将转化为统一。

就个体而言，个体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对象等的分裂状态始终存在，尤其在现代文明生活中，分裂不可避免，个体的一生都将与分裂的自我做斗争，在积极寻求本真自我的过程中力图实现自我的和谐、实现人性神性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个统一之途就个体而言也是回乡之途，因为在黑塞描述的故乡中，个体是和谐完善的存在，然而，在现代物化的文明社会中，人难以逃避异化、分裂的命运，因而追求和谐完善的自我必然也是在“途中”。黑塞的诗化生存哲学思想为当代人指出生存的理想目标和回归的途径，同时也揭示了回乡的悖论，将人类与命运抗争的悲剧精神作为生命的终极追求。

《彼得﹒卡门青》中圣徒济方格以及博比的故事都是博爱思想的畅扬。彼得追随圣徒济方格，其“泛爱众人”思想赢得了人们对他的爱戴。彼得又被残疾的博比所打动，博比外形丑陋但内心却无比纯洁高尚，默默承受着外界的无情。彼得与博比的相遇与相知正是黑塞所要赋予的对个体的人本关怀，即寄希望于个人的人道精神逐渐上升为众人的人道化，将“泛爱”延伸。他的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在其诗歌中也有所表达，“在你猎取幸福的期间/你还没有成熟得成为幸福者/哪怕你最爱的已归于你/在你痛悼失去的一切/向着目标忙忙忙碌碌的期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安宁/只有当你放弃一切欲望/再也不知道目标和追求/不再以幸福之名称呼幸福/那时，万事的洪流就不再冲到你的心头/你的灵魂也安静下来”。（《幸福》）正如道家有言“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如何超越瞬间而获得永恒的理想世界是黑塞始终关注的问题，正是对个体生命的探索才会让他成为孤独的诗人。黑塞注重对人物内心的描写，加深了其质朴、原始的气息，并以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造就了独特的精神复归道路。

此外，在他的书写中，我们可以发现诗人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既是历史赋予的，也是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诗人精神带来的。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背景下，诗人的存在为人类带来希望，诗人存在本身却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体，诗人自身挣扎在迷茫和澄明之间，思始终在途中，因而人类的还乡也自然永在途中。“在途中”不是未曾到达，或从未抵达，而是言明抵达与远离只在瞬间，甚至两者相依相伴，抵达以意识到远离为前提，犹如本真的生存亦以死的畏惧为基础，正如哲学家所言，危机既拯救。基于人类生存危机的认识，人类才得以回乡，人类需要时时自省，发现危机，正因此，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回乡始终在途。

1962年黑塞逝世，但他的生命在作品中延续着，影响着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人，百年不衰。黑塞的作品迄今已被译成五十三种语言，有七百四十二种译本，仅在印度，《席特哈尔塔》就被译成了十二种方言。

二次大战后，美国文坛霸主一直是海明威。然而自六十年代中起黑塞渐渐取代了海明威，一时成了美国大众的文学崇拜偶像。特别是《荒原狼》，它在问世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在美国掀起一股“狼潮”，甚至有的摇滚队也取名“荒原狼”（这个队曾在黑塞纪念活动期间去德国演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在小说主人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哈勒尔成了他们的楷模与偶像。

黑塞作品在中国的评介始于二、三十年代。赵景深曾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赫塞（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黑塞作品的单行本--中篇小说集《青春是美好的》。然而遗憾的是黑塞的名字从此销声匿迹，对他作品的翻译评论中断了十年。

1946年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奖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黑塞热”，然而在中国黑塞却没“热”起来，对他的关注只是个别现象。当时的文学期刊上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黑塞作品译文，大多是从世界语转译的。

此外，黑塞也跨出了西方文化圈，在东方同样受到读者的爱戴。黑塞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被某些日本人称“追求真理的英雄与先驱者”，他的作品在那里深受读者欢迎，读者还成立了赫尔曼·黑塞协以系统研究他。一位日本青年在给黑塞的信中告诉他：“我越是读它们（指黑塞的作品），越是发现自己在这些书中。现在我相信，最了解我的人是瑞士，他总在注视着我。”

黑塞被雨果·巴尔称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这说明他在艺术上深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他热爱大自然，厌倦都市文明，作品多采用象征手法，文笔优美细腻；由于受精神分析影响，他的作品着重在精神领域里进行挖掘探索，无畏而诚实地剖析内心，因此他的小说具有心理的深度。

西方学界对黑塞的评价并不高于同为诺奖得主的托马斯·曼，及他的兄弟亨利希·曼。但托马斯·曼说过，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他的写作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类的爱心。黑塞是反现代文明、反美的，在他眼中，美国正是现代文明的化身。他在堤契诺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创作之余和农人、村夫闲话家常，欣赏他们的质朴。堤契诺的居民作息一如远古，时间在此似乎停滞不前了，黑塞的思古情怀油然而生，流露于笔尖，因而想起德国文学史中著名的浪漫诗人艾兴多夫，仿效他唤醒酣睡于万物之中的诗歌，同时，他也回忆起施蒂弗特，学习他体会隐藏于万物形体之下的神性。在堤契诺，黑塞的创作真正继承了德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因而世人称他为“新浪漫主义者”。

黑塞不仅对中国诗歌十分着迷，而且对中国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颇有研究。道家思想对黑塞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他经历了欧洲近代人文洗礼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解构，但宗教在他的思想和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我的信仰》（1931）中写道：“我的生活中向来有宗教，没有宗教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黑塞通过对基督教和老子“道”的体验而感知到最终只有“一个人类”。基督教、印度宗教和中国道家思想等，共同形成黑塞宗教思想的三大来源。

在早年，黑塞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黑塞有种特别的魅力：一个人平步青云、汲汲于功名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一旦挫败感、空虚感、无聊感袭来，排忧解惑的首选便是这个采菊东篱的德裔瑞士人。和那些表现现代式迷茫情绪不一样的是，黑塞的小说有明确的指导性，他那些年轻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彷徨，灵魂最后的归宿总是一些世外桃源般的地方。黑塞最早的小说《在轮下》里，汉斯·吉本拉特的短暂的十多年人生就划出了一个由圣而俗、由俗而出的轨迹。他从神学学府走向市井陋巷，又走进广袤无边的大自然：学府是封闭、拘谨、枯燥、压抑人性的，象征着人的理性，市井是自由、天然、亲近大自然的，象征人的本能和感官。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枪声打破了黑塞的田园梦，把黑塞抛进了残酷的现实之中。浑身血污的伤兵，折腿断脚、垂死呻吟的无辜牺牲者，震撼了人道主义者黑塞的内心。当黑塞见到一位富女人为战争而高兴时，他惊愕了：“为这个女人的幸福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了，不，我决不能分享这个伟大时代的欢乐。”于是他挺身而出，反对战争，结果是在自己祖国的报刊上被宣布为叛徒，大量报刊转载攻击他的文章，许多老朋友与他决裂，甚至丧失了房屋、家庭以及财产。他的中期著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醉心于尼采哲学，求助于印度佛教和中国的老庄哲学，并对荣格的精神分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试图从宗教、哲学和心理学方面探索人类精神解放的途径。

这正是老庄所谓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你不打他，不骂他，也不逼他，因为你知道柔软胜过刚强，流水能战胜顽岩，爱比暴力更强大。这非常好，可细想一下，你不正是用软弱和亲情在强迫他吗？”这段话则是老子“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翻版。1921年，在给其友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信中黑塞写道：“老子多年来带给我极大的智慧和安慰，道这个字对我意味着全部的生活真谛。”接触老庄哲学后，黑塞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1922年，在给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一封信中黑塞写道：“老子目前在德国十分流行，但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的理论十分矛盾，然而老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并不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待世界，认为生活是两极的。”

纵观黑塞的一生，他同样摇摆在现实生活和美学世界两个“相对极”之间，一方面，他要超越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东方旅行者”；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坚守典型的德意志文化传统和浪漫主义特征。他一生所寓含的既不是一种理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美学上的清静无为，而是致力于让两种古老的伟大思想互相亲近、和谐交融。他开阔的文化视野，也让他成了继歌德之后，最多论述世界文学前景并提出警告的德语作家。对同时代的文坛做出诊断后，在生命的晚年，他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以工厂方式生产文章”的“粗制滥造的时代”可能会到来。

然而，无可疑义的是，黑塞生前所关注的主题，他所担忧的人类精神危机与心灵孤寂，是现代的，至今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是借由对现代命题的表达，黑塞击中了时代的神经，使几乎已经绝迹的浪漫主义迸发出了全新的艺术魅力。阅读黑塞，其实可以这样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洁净澄明的地方，获得对爱和美的追溯。

黑塞对人类回乡的理解最终指向和谐，对黑塞有深入研究的翁塞尔特曾明确指出“黑塞在他最后岁月里越来越热心从事‘和谐统一’问题的研究，不论在宗教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认为宗教和政治的和谐并非黑塞最初的出发点，因为人类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此二者，黑塞才就此进行大量的探讨，最终这些思考指向的主要是人的和谐，或者说个体“自我”的和谐。作为浪漫主义继承者，黑塞也继承了浪漫主义清醒的悲剧理性，尤其是在“自我”和谐问题上，一方面，他视之为人类生存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指出和谐的前提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体遭遇分裂对立的现实。基于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反思，他对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体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和谐自我”。黑塞强调完善的自我存在是思维和感官的统一，认识自我必然基于自我对生存的体验。他塑造的诗人形象中悉达多悟道的体验最能代表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