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县茅津渡一带。张茅公路一仗，打得日寇牛岛师团溃不成军。嗣后，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达两年半之久。日军称中条山是他们侵华的“盲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1940年冬，蒋介石下令调三十八军开赴河南，不久中条山失陷。赵寿山深感国共合作无望，遂于1942年10月经彭德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1943年冬调赵到重庆将官团受训，后又以调虎离山，明升暗降的伎俩，调其到胡宗南控制下的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离部队后，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三十八军一部2300人，遂于河南起义，回到解放区。

1946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撤销他的总司令职务，以派其出国考察水利为名，调他到南京。在此期间，经地下党组织董必武的精心安排，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监视，乘坐“救济总署”轮船，辗转上海、天津等地，于1947年3月由河北静海进入解放区。在邯郸，他受到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的热烈欢迎。到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他很高评价，并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前委委员。1949年9月，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赵寿山一生忠诚爱国，思想进步，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深得军内干部、战士信赖。毛泽东曾说：“对十七路军的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典范。”

1965年，赵寿山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于是年6月20日病逝于北京医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公祭大会，彭真为其致悼词，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894年11月12日生于陕西户县北乡定舟村。

1909年考入陕西陆军小学。

1911年入西北大学预科，后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学习。

1917年秋在陕西靖国军司令部任科员。

1919年到北京，在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任上尉参谋。

1921年任少校参谋、教官。

1924年春，赵寿山加入杨虎城部队。西安事变时，赵寿山参与指挥第十七路军的军事行动，事变后任第十七师师长。第十七师驻防三原期间，赵寿山给红军支援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

1926年11月在国民军联军第十军二师混成团任团长。

1929年11月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

1930年12月所部进驻汉中。

1932年10月后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订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维护与红军合作的局面。

1935年10月起，先后到北平、南京、上海，结识进步人士，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曾向杨虎城建议联共反蒋抗日。西安事变时，他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受命负责指挥西安市内的军事行动。事变后，调任渭北警备司令、第十七师师长。曾多次得到博古、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接见，坚定了抗日的信念和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

1937年抗战爆发后，赵寿山率领第十七师，自三原誓师北上，转战保定等地。同年10月，在井陉西的雪花山、乏驴岭一带，与日军血战九昼夜。在正面对抗日军的同时，赵寿山带一团袭击敌后，插入井陉南关和火车站，与敌白刃格斗。经过浴血奋战，部队伤亡极大，战后全师仅存2700余人。1938年，豫北日军一部企图北犯太行，第十七师予敌重创；随后又在高平关设伏，打击日寇。同年4月，第十七师、第五二九旅与八路军、山西决死队密切配合，先后攻克了长治、晋城、沁水等县。5月，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率部到山西平陆茅津渡，开展了长期的抗日斗争。经过努力，全军将士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的11次“扫荡”。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赞说：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1938年1月所部开赴晋东南，接受第二战区东路军朱德、彭德怀指挥，先后在山西洪洞、长治、晋城、垣曲地区进行抗日游击作战，配合八路军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同年夏升任第三十八军军长，8月率部进驻平陆县，在中条山地区坚持抗日作战，两年零四个月中曾指挥所部挫败了日军十一次“扫荡”，同时全面开展了改造部队的工作。

1942年，在赵寿山的申请下，中共中央批准接收赵寿山为中共特别党员。1942年冬，赵老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冬，蒋介石施其调虎离山伎俩，调赵老到重庆中训团受训。

1944年3月，又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调赵老到甘肃武威蒋军嫡系部队任第三集团军空头总司令，而派嫡系亲信张耀明接替三十八军长，实行其“偷梁换柱”、“分编遣散”阴谋。赵老对蒋的一切阴谋，“领教”在胸，临行前，对旧部作了密示。

1945年7月17日，在河南洛宁故县镇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威诚等三十八军2300多人，都是赵老精心培育的正义军人。后来以此为基础，组建了西北抗日民主联军三十八军。

1946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撤销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调到南京。他利用“出国赴美考察水利”的准备时间，于1946年11月摆脱蒋的罗网，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绕道南京、上海，经北平、天津，于1947年3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7月3日通电全国起义反蒋。

1948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为解放西北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2年11月调回陕西，亦任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2月改称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省长）。

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70年前，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赵寿山作为17路军的核心人物参加了这一伟大事件。

1935年10月，时任17路军17师51旅旅长的赵寿山借看病之名向杨虎城请假离开部队，先后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观察形势。期间，他经常接触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李馥清、韩述之等进步人士。通过学习阅读进步书籍和与他们交流，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明确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救国方向和办法。

1936年10月，赵寿山回到陕西。他在西安事变前与杨虎城最后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捉蒋的大胆想法。

1936年12月11日晚9时许，杨虎城派小车将赵寿山接到绥靖公署住所。赵寿山刚进门，见到杨的秘书王居仁和警务二旅旅长孔从洲，就问杨找他有何事，王成仁说：“主任要亲自对你讲。”此时，赵已知道有行动，他见孔从洲在一旁低头沉思，就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孔说：“我这里带的有。”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图。赵寿山正展开图看时，杨虎城喊：“寿山，快来！”赵到内室后，杨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战准备。”赵问：“是否通知了冯钦哉师长？”杨说：“没有通知，来不及了。”赵问：“孙蔚如师长、李兴中参谋长知道不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赵寿山说：“冯远在同州，来不及可以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现在可以请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赵说：“孙蔚如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杨问：“那么李兴中呢？”赵说：“时甫（李兴中的号）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的，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正赞同，没有问题。”杨虎城听了，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随即赵寿山和王居仁把孙、李接到绥署。之后，就分了工。杨虎城与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赵寿山和李兴中商定。杨命他们立即研究提出一个军事计划。

军事计划命陕警备二旅孔从洲旅长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机构驻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设在西安北城门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敌军轰击；命西安绥署卫士队200人担任杨将军公馆和绥署的警戒；命物务营长宋文梅负责逮捕西京招待所蒋系军政高级官员……赵寿山将计划向杨虎城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任命赵寿山为行动总指挥，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不久，张学良带了11名军官来了。“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11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赵寿山和杨虎城、孙蔚如等人听了，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当夜，张学良未归，在杨虎城处共同指挥战斗。

1936年12月12日晨约5时许，赵寿山听到临潼有枪声。赵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30分，大部分敌人已被消灭，枪声停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一连武装还在顽抗。赵寿山即严令教导营长李振西说：“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任务。上午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赵寿山向张、杨报告了解决战斗的情况。南京军政大员也被全部逮捕。9时许，蒋介石被押送到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

1936年12月12日，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杨虎城任命赵寿山为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西安《解放日报》的报道《公安局长赵寿山告诫部属阐述一二·一二意义》消息中说：“他是号召全体警士，爱国家救民族的警士，不要做那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汉奸的工具……” 1936年12月19日，杨虎城为了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拟将17路军主力部队集结到泾阳、三原一带，任命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17路军。临行前，杨虎城说：“今后任务重，一个是准备防御战，一个是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赵寿山到三原后不几天，巡视了渭北10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赵将军被任命为该军十七师师长。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将军即被蒋介石逮捕。赵将军对此极为不满，多方呼吁营救。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大肆排除异己，命令三十八军各师分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赵寿山在抗战中机智多谋，英勇善战，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以及漕河战役、阜河战役，转战于大沙河、滹沱河之间，游击于“青纱帐”里，歼敌甚众。

1937年10月间，十七师13000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反复争夺关口外的雪花山主阵地、夺取井陉车站、退守砭驴岭战斗中，赵将军率领全师官兵在枪林弹雨中血战13昼夜，重创敌军，使娘子关正面阵地巍然屹立。后因参战各军企图保存实力，同床异梦，右翼溃退，后方受敌威胁，不得已撤出阵地。

同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境内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南溃逃，十七师已疲惫不堪。中共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商同赵将军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休整。在此期间，赵将军先后到绥德、延安等地参观学习，受到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决心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十七路军改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两个军。赵将军任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茅津渡一带，背靠黄河，面向日寇，开展了长期的斗争。这年冬天，赵将军举办干部培训班，改造旧军官，培养新干部。干训班以团结对敌，抗战到底为主旨，主要进行国内外时事和国共合作抗战的政治教育。这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三十八军能在中条山坚持两年四个月战斗，先后粉碎日寇11次扫荡提供了坚实基础。

蒋介石于1941年1月间，下令调三十八军到黄河南巩县、汜水、荥阳一带集结。不久，中条山就被日军占领。三十八军作为河防军之一，固守黄河铁桥南端邙山头桥头堡阵地两年多，一直坚持抗战。在此期间，赵寿山还曾捐款两万余元，为巩县小黄冶兴办一所小学。当时在秦、晋两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赵寿山、李兴中，率领陕西冷娃兵，中条山上打日寇，吓得鬼子一溜风……”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为拔掉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发动了多次扫荡围剿，但是日军始终未能拿下中条山的中国守军，不禁哀叹：“中条山盲肠炎，红鼻子将军赵寿山，宁打中央军一个团，不打三十八军一个连”。跨过黄河对于日军来说始终是一个梦。

中条山战役，不仅使中国腹地的千万百姓免遭日寇铁蹄蹂躏，更阻止了日军打通西北、西南大信道，为日后的战略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机会，而赵寿山作为主要指挥将领是功不可没的。

1937.7.7，“芦沟桥事变”，日本闪电般攻城略地……

1938年3月，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

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被迫出国，临行前，将西北军交给兄弟孙蔚如，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芦沟桥事变”后，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go-vern-ment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蒋介石批准孙蔚如请战要求，将孙蔚如为军长的38军（杨虎城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被编为38军）扩编为31军团，由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38军（军长赵寿山）和96军（军长李兴中）；17师、177师师长分别由耿子介、陈硕儒担任。

1938年7月，三万名“陕西冷娃”组成队伍夜渡黄河，开进黄河北岸中条山。黄河北岸中条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山脉，长约三百余里，是黄河的一道天然防线。

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三年，先后粉碎日军的十一次大扫荡，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而我军也有2.1万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边。

11次反扫荡中，以“血战永济”、“六六战役”、“望原会战”最为惨烈悲壮。

1938年1月初，国民党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秘密访问延安时，接受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回到西安后，即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帮助下，成立了十七师教导大队。7月，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后，改为三十八军教导队，后又改为第四集团军总部干训班等。六年连办五期，培养了1500余名有文化、年纪轻、思想进步的抗日干部。其中共产党员500余人。对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发展壮大、部队的政治改造和战斗实力的增强，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三十八军（原属第十七路军）之第十七师与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旅在陕西渭北地区集结誓师，群众数千人热烈欢送，军民同仇敌忾。在《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声中，第十七师官兵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到达渭南车站，乘火车开赴保定，布防于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配合第五十一军，阻击敌人。第五二九旅奉令开赴晋北作战。

中秋节前后，日军两个师团向南进犯，孙殿英部一触即溃，第十七师在漕河一带抗击敌人。在敌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部队付出重大伤亡，但却坚守了阵地。不料关麟征第五十一军撤离前线，日军直逼保定。第十七师与指挥部失去联系，且有被敌包围之可能，师长赵寿山接受旅、团长的建议，沿平汉线后撤。在保定东南的阜河一带，又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两次战斗毙敌数百人，自己损失约一个团。第四十九旅和第五十一旅各团均缩编为两个营。

十月，第十七师归冯钦哉指挥，开赴娘子关，奉命在关外雪花山。乏驴岭一线迎击西侵之敌。乏驴岭，雪花山皆为石山，构筑工事困难，只能用麻袋装土做成掩体。

十月十二日晨，日军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开始向娘子关一线进攻。敌人首先从井陉方面出击，雪花山首当其冲。经数日之战斗，敌人被挫于我阵地前，但旧关曾万钟第三军阵地却被日军突破。赵寿山即率主力从乏驴岭右翼出击，以迅猛的动作直指井陉车站，以阻止日军后续部队向旧关前进。当时，日军后续部队刚到井陉车站，正在休息，突遭第十七师冲击，纷纷逃窜。我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但在前一日夜，日军袭占丁雪花山。因此，正当主力在井陉车站扫荡残敌、清理战场时，占领雪花山之敌居高临下以强大之火力向车站狂射，原车站逃窜之敌也反扑回来，包围第十七师。这样，部队不得不放弃所缴获的军用物资撤离车站，向雪花山方向转移。我师在雪花山背后发起反冲锋，重新占领雪花山阵地，并将违令放弃阵地的团长张世俊予以正法。

敌人继续向我主阵地乏驴岭方面猛烈进攻，曾以燃烧弹、毒气弹向雪花山射击。雪花山反复易手五次，战斗空前激烈、残酷。第一0二团共产党员连长张登第率部坚守阵地，英勇奋战，全连壮烈牺牲在阵地前，无一人生还。血战九昼夜，部队付出重大伤亡，兵力渐感不足，遂缩小正面防线，沿铁路隘口防守。直到右翼友军溃退，第十七师才不得不撤出阵地。以后部队成立了一个剧团，起名《血（雪）花剧团》，来纪念这次战斗。并编了一首战歌：我们在乏驴岭上，誓与阵地共存亡。我们在雪花山上，血花扶着我们的刀枪。井陉车站夺大炮，娘子关外毁车辆……隘旧关守军撤退，部队由娘子关正面转移到北面的驴桥岭。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在李振西的率领下和曾万钟的第三军一部，正在下盘石的后山迎击前进的日军。第十七师一部也由驴桥岭一线主动出击，袭击日军侧后，阻滞了日军前进。此后，突破娘子关阵地右翼的日军向阳泉进攻，第十七师才撤离娘子关。此次战斗由于坚守阵地有功，曾受到电令嘉奖。

第十七师向阳泉撤退途中，八路军总部曾派两名军事干部来到部队，赵寿山分别委派这两个同志担任师特务连副连长和排长职务。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帮助巩固了部队，直到第十七师到太原附近，才奉命离开。这时，第十七师每旅只能编为一个团，又无补充来源，仅靠捡拾武器弹药物资来补充自己，十一月四日，第十七师奉令到太原东郊山地陈家峪、敦化坊一线设防。五日，与猖狂西进的日军激战五小时之久，但这时由忻口南下之日军一部已攻进太原北关，太原外围部队均在撤退。第十七师遂向太原南关转移，十一月六日跨过汾河，撤至离石县以西碛口镇一带收容整训。第十七师出发时共有一万余人，此时只收容到一千二百余人。

部队到碛口镇时，八路军留守兵团组织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扭秧歌，夹道欢迎。不久，延安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率慰问团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碛口慰问第十七师官兵。南汉宸曾多次讲话，分析抗战之形势，中日国力之对比，阐明坚持抗日、抗战必胜之道理。南汉宸根据中央指示，帮助部队地下党整顿发展了党的组织，并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协助部队整训。师长赵寿山颁行三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大烟，惩办了个别违犯禁令的军官。

一九三八年元月，第十七师从碛口西渡黄河到绥德地区休整补充。驻防黄河西岸的是肖劲光旅。八路军官兵和第十七师举行联欢，交流作战经验。肖劲光在接见部队讲话吋，肯定了第十七师抗击日军的成绩，赞扬了第十七师将士的流血牺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第十七师官兵重上战场杀敌的决心和信心。

部队到绥德后，赵寿山师长去西安，路经延安受到毛主席、叶剑英等同志的接见。地下党也派蒙定军去延安汇报请示工作。

第十七师在绥德休整近一月后，开到延川从延水关渡黄河，经永和、隰县抵洪洞县集结待命时，朱总总司令来到部队，给连长以上干部讲话，鼓励部队要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朱总司令在部队停留了一整天，同刚从西安返回的赵寿山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对赵鼓励慰勉。随后部队经由浮山、阳城抵晋东南之晋城附近，编入第二战区东路军序列，归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

毛泽东批准国民党将军赵寿山入党记 1942年11月7日夜，国民党三十八军中将军长赵寿山突然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他的电报： 勤兄： 一、可否派贵处郝克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 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三字。 弟公叩虞辰 在赵寿山军长正苦于与中共中央联系不上的时候，毛泽东的来电给了他一个惊喜。他拿着电报进入内室，掩上门。一个人边看边想：毛泽东亲自给我拍电报，指名要郝克勇去延安向他汇报部队的情况，这说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三十八军的关怀与重视。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又趋紧张，蒋介石对三十八军的监视与迫害日益加剧。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规定联络代号，这是为了保密，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三十八军的联系。想到这里，赵寿山由衷地感到欣慰。他禁不住地点头自语：“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一电激起千层浪，漫漫往事涌心头。 这天夜里，赵寿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考虑着向毛泽东汇报的内容和请示的问题，考虑如何向郝克勇好好交代，走哪条路线比较安全，但他考虑最多的是向毛泽东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赵寿山要申请入党决不是一时的偶然想法，而是他长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必然选择。 他出生在陕西户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自幼抱着“富国强兵”的心愿投笔从戎。先在冯玉祥部队任教官、参谋。1924年春，幕名投奔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队，跟随杨南征北战，历任营、团、旅、师、军长等职，逐步成为十七路军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与认识，有个过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寿山对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对内内战的政策深为不满。1935年，日军企图侵占华北，进而灭亡全中国。与此同时，蒋介石又逼迫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面对外患内乱、国将不国的严重形势，赵寿山焦急苦闷，一筹奠展。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上海考察形势，遇到几位陕西籍中共地下党员杨明轩、杨晓初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找到了救国道路。在他们的引导下，他还阅读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新鲜的革命理论使他对共产党之进步、国民党之反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逐步树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思想。 1936年西安事变时，赵寿山（时任十七师五十一旅少将旅长）担任十七路军军事行动总指挥，指挥部队解除了西安地区的蒋系反动武装，扣押了国民党十多名军政大员，为逼蒋联共抗日立了大功。赵寿山是幸运的，正是西安事变使他第一次见到了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在与他们的频繁接触与交谈中，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直接和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当时向彭总明确表示了希望参加共产党的心愿。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赵寿山的政治倾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寿山坚持联共抗日立场，在与共产党八路军北抗日寇、南斗重庆的实践中，他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1938年1月秘密访问延安时，毛主席亲切地会见了他，给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约定了日后联系的办法，使赵寿山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他当即向毛主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指示。正如他自己所言，延安之行成了他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但在国共合作的高潮时期，赵寿山一度“觉得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只求在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下，与中共一道对民族、对人民有所贡献，于愿已足，似无须取得党籍增加不便”。但是，蒋介石迫害十七路军，迫害三十八军的罪恶行径，彻底打破了他的这种想法。 他忘不了，十七路军一直被国民党视为“杂牌”，受尽了歧视、排斥之辱，吃尽了分化、瓦解之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他和三十八军更加忌恨与仇视。国民党特务机关攻击赵寿山，说“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是共产党。西安事变时主张扣委员长，并且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受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直反中央，对委虽长公开谩骂”。蒋介石则认为他“亲共”、“通共”、“容共”，骂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越训越坏”，“三十八军皆赤化”。因此，1940年10月，蒋介石将整个第四集团军由中条山调到豫西，进一步加紧了对三十八军的政治迫害。电令特务机关，说三十八军的三十七名旅团营连干部都是共产党舶嫌疑分子，要一律押送重庆、洛阳劳动营受审。赵寿山想到这里，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他想，这三十七人都是我的政治军事骨干，若把他们都送到劳动营，都被打成共产党分子而加以处置，三十八军不就完蛋了吗？我这个军长不就完蛋了吗！他强烈地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前途愈加缈茫。敌我斗争已到了生死关头。还考虑什么，还犹豫什么呀！蒋逼我反，我不得不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惟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这天夜晚，赵寿山思绪如潮，久久未眠。 赵寿山申请入党 第二天晚上，赵寿山约见郝克勇，一见面就说：“延安来电报了，毛泽东指名要你去汇报，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了。” 两人落座后，赵寿山的双目眯视着郝克勇问；“毛泽东主席指名要你去汇报，你和他熟识吗？” “我和毛泽东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那他为何点名叫你去延安面谈？” “毛主席知道我和你的特殊关系。” “嚷！”赵寿山有点惊异地问，“你给叔说，你究竟在共产党内担负什么责任啊？” “代表共产党组织和你联系。” “噢！原来是这样，这就好了。”赵寿山高兴地点头道，“咱们部队的情况你都熟悉，由你去向毛泽东汇报，我就放心了。” 赵寿山点燃了一支土雪茄烟，一边吸着，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去年，蒋介石迫害咱们部队，要三十七名干部受审，搞得很紧张。我们派张西鼎（中共党员）去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请示方针。至今不但人去未归，而且杳无音信。以后又托伍云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询问过几次，也无回音，使人十分焦急纳闷。现在好了，毛泽东来了电报，你可以作为我的代表，把咱们部队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请毛泽东给予指示。” 郝克勇（后由毛主席为其改名范明，陕西临澶人，1932年入团，1938年转党，解放后任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副政委等职）的父亲郝鹏程是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赵寿山的故友，所以赵、郝有叔侄之称。

1938年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到三十八军做上层统战工作，后任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委员。工委负责人看到毛主席要郝克勇去延安汇报的电报后，即决定由他与赵面议定夺。赵军长同意他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他自然十分高兴，不住地点头称好。 赵寿山对这个任务十分重视，临行前，他千叮咛，万嘱咐，就汇报的内容、请示的问题与郝克勇密谈了好几次。在最后一次谈话时，他郑重地讲道：“我要入党。请你到延安后代我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我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 郝克勇在三十八军工作多年，深知赵寿山联共、反蒋、抗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十七路军高级军官中的左派将领，所以，听见赵寿山要求人党，他感到十分惊喜，遂高兴地说，“军长，我一定把你的入党申请报告毛泽东。”

1942年11月中旬，郝克勇由一个排护送赶赴延安。进潼关后，先到临潼栎阳老家。翌日，即由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卫平把他接到泾阳县口子镇。当日午夜，秘密闯过国民党封锁线，经过马栏等地，于11月下旬到达延安，住在西北局招待所。 毛泽东亲自批准 12月上旬某日下午2时许，郝克勇由西北局副秘书长杨清（欧阳钦）陪同到枣园向毛主席汇报。头一次没有汇报完，以后又接连汇报过几次。在座的有党中央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任弼时、高岗、贾拓夫等。郝克勇按照赵军长和工委批准的汇报提纲，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三十八军北抗日寇、南斗重庆，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情况，重点汇报了我党的统战工作和我党的建设两个问题。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作记录，不时插话询问某些事情的细节。他特别对三十八军主要将领的历史背景、思想动态感兴趣，反复进行询问。 当郝克勇汇报赵寿山军长的情况，讲到他要求加入共产党时，毛主席高兴地抬头“噢”了一声，遂说，“要求入党好啊！” 毛主席对赵寿山将军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1935年10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开展了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他亲自给杨虎城、杜斌丞、孙蔚如写过信，先后派汪锋、王世英和他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插虎城谈判，并订立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西安事变后，他多次听取陕西省委和三十八军工委关于赵寿山和三十八军情况的汇报。1938年初，赵寿山访问延安时，毛主席也曾会见过他，并进行过深入交谈。抗战以来，赵寿山经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严峻考验，表现一直是好的。今天提出入党申请，是合乎规律发展的。对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应采取关门主义态窿，而应敞开大门，热情欢迎。但毛主席考虑和处理问属非常慎重，而且特别注意倾听下级和基层工作同志的意见，所以并没有马上表态。 毛主席对郝克勇讲道：“好吧，这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问题，请你详细地讲一讲。” 郝克勇汇报道：“赵寿山军长要求入党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在我来延安之前，接连和我谈了好几次，在最后一次谈话时，出人意料地向我详细地谈起他的身世和历史，谈了他多年来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关心教育他的情况，最后很严肃郑重地要我代表他向主席提出申请入党的要求。他还记忆犹新地对我说：在西安事变后，他的部队曾和一、二方面军在三原会师，与红军领导人朝夕往还，获益甚多。一次，彭总、任弼时、杨尚昆等同志由云阳来三原会见他，当时，他对放蒋一事不大理解，心存疑虑。经过彭总、弼时同志耐心解释后，他的疑虑顿释，心情格外高兴，遂叫照相馆来人，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同红军领导人合影留念。照相毕，彭总握住他的双手风趣地说：‘赵司令，这一下你可叫蒋介石抓住啦，你这是通匪有据啊！’赵寿山则认真地说：‘我不怕，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仅通匪，我还要上山参加哩！”毛主席听到这里高兴地笑了，侧身问任弼时同志：“是这样的吗？” 任弼时笑着说：“是的，当时我也对赵军长讲过，我们是红军，照完相就走了，可不要给地方同志留下麻烦啊！” 毛主席高兴地点了点头，对郝克勇说：“很好，你接着讲。” 郝克勇接着说：“赵寿山还说，从那时起，多年来，他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保持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入党的答复。为此事。他曾问过杨明轩（赵的参议、中共党员）同志。杨告诉他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一下就可以入党的，你必须郑重地提出申请，履行党章规定的入党手续，才算入党。”毛主席插话：“讲得好！”“他这才明白过来。所以，这次特意委托我正式向主席申请入党。” 毛主席听到这里，欣喜地笑道：“还有这样生动的故事啊！” 毛主席又点燃丁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志，然后对郝克勇说道：“赵寿山军长的入党问题，是一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大问题。你可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讲讲你的意见嘛！” 郝克勇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讲道：“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他有三条可以入党。” 毛主席蛮有兴趣地“噢”了一声，伸出他那宽大的左手掌问道：“这第一条。” 郝克勇说：“赵寿山是十七路军中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他最早响应我党《八一宣言》，不仅是参加西安事变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密切配合并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见过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坚决执行主席指示，在部队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他还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把三十八军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改造成团结进步、联共抗日的劲旅，赵寿山的觉悟和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毛主席屈了一个指头，说：“好，这是第一条。再往下讲。” 郝克勇接着说：“赵寿山与我们党在巩固部队、保存实力、争取生存、外抗日寇、内斗重庆诸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他所以能由五十一旅旅长当上十七师师长，又由师长当上三十八军军长，表面上当的是国民党的官，实际上当的是由我们共产党员撑腰的官。” 毛主席又屈了第二个指头，说：“在北伐战争时期也有过这样的先例，你讲第三条。” 郝克勇继续说：“赵寿山也清楚地知道，三十八军的人事权、财权以至兵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而这些共产党员大部分又是由他亲自培养出来的拥护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中坚力量，赵寿山只有依靠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才能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否则就会，要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毛主席听完，屈了第三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他也没有做声，只是不住地吸着香烟，好像把这个问题彻底想透了，他才缓缓地说道：“事情正是这样的，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和我们党有两个共同的利益基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灭的阴谋，所以，赵寿山领导的三十八军和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对赵寿山应当完全信任，决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赵寿山全部公开三十八军的党员名单，党的重大决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这时，毛主席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然后郑重地说道：“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在座的中央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的脸上都为赵寿山军长的进步绽出庆幸的微笑。 毛主席把一截烟灰轻轻地弹到烟灰缸里，又对郝克勇叮嘱道：“你回到前方后，请代我向赵寿山军长问好，要向他传达好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不仅要做好三十八军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孔从洲、李兴中、陈硕儒等西北军将领的工作，还要鼓励孙蔚如出面向蒋介石做工作、做斗争。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现象和社交应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队腐化。又不要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以免暴露。”最后，毛土席又强调指出，“同时，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做好群众工作，这是你们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 人逢喜事精神爽 1943年3月，郝克勇由延安回到河南荥阳苏寨三十八军军部。在当天晚上，他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赵寿山军长详细地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了毛主席批准他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和毛主席对他的亲切问候，同时向他公开下三十八军三百多人地下党员名单，并研究了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措施和办法。 人逢喜事精神爽，中共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与关怀，特别是毛主席批准他加入共产党的喜讯，使赵寿山感到非常欣慰与高兴。他欣慰的是自已经过艰难曲折与苦苦追求，终于在四十八岁的时候找到了中国头产党，使自己的政治生命获得了新生，有了光荣的归宿：他高兴的是从此在北抗日寇、南斗重庆的斗争中有了依靠，有了方向。 这天晚上，赵寿山格外兴奋激动，他让雷副官拿来好酒，和郝克勇边喝边谈，兴致极浓。他看毕党员名单后，十分满意而兴奋地说：“好啊！你们公开的这些党员，除个别人外，大多数都是我喜爱的干部，也都是我早已略谋着（猜想着）的共产党员。” 在谈到自己已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时，他兴奋地站起身，在室内踱了几个方步，然后端详着郝克勇，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这次批准我入党，不仅是人为，而且也有天意。你说对吗？” 赵寿山同志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为党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遵照党中央“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回延安”的指示，于1947年3月回到解放区。党中央、毛主席分配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前委委员，参加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①公明勤是毛主席规定的通讯代号。“公”代表毛泽东，“明‘代表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勤“代表赵寿山。 ②虞，韵目代日，指7日。辰，旧式计时法，指7至9时。 ③”特别党员“是指由党中央直接接收的党员。从中共的二大到八大。党章均规定党中央有权直接接收个别同志入党。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在这个时期，由党中央直接接收的党员有叶挺、杨度、邹韬奋、赵寿山、续范亭、郭沫若、赵博生、董振堂、许广平、沈雁冰等同志。

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赵寿山对共产党的了解越来越深刻，渐渐萌发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于是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入党要求。毛泽东等人也对赵寿山很关注。

1942年秋，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派人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汇报了抗战以来三十八军的情况和赵寿山自毛泽东接见以后的各种表现。毛泽东听取了汇报以后，指出要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大的问题要找赵寿山商量解决。

在说到赵寿山的入党要求时，毛泽东说：“赵寿山要求入党是好事，说明你们地下党的工作做到了家，也说明赵寿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请你们告诉赵寿山，目前还是以不入党的好，这样更方便一些。”

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向赵寿山公开了一批共产党员名单。这使赵寿山非常感动，他没想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自己是如此的信任。此后，赵寿山对党更加信任，合作也更加密切了。

同年，赵寿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仍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一直坚持联共抗日。1944年后，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3月进入解放区，7月通电起义。1948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65年6月23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朱德等主持公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在悼词中说，1936年，赵寿山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在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88年5月1日，在陕西省户县定舟村5000名群众敲锣打鼓庆祝赵寿山将军创办的善慧小学成立52周年大会上，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83岁的温朋久托人送来了“功在邦国、惠在桑梓”的题词及贺电，以真情来纪念赵寿山这位战友。

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西安收藏家王怀章先生拿出一份珍藏多年的战地手札，系抗日名将赵寿山将军在血战娘子关前夕所写。将军当年为阻日军铁蹄于娘子关前而不惜一夜白头，中条山拒敌使日军铁蹄难进半步，所以这封战地手札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八行笺手札抬头上印有“陆军第十七师司令部公用笺”共有三页，毛笔行书四百余字。将军此札不仅笔力苍劲雄健，行文慷慨激昂，极具书法价值和珍贵的收藏价值，更重要所写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比如许多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文史资料和著作都是写赵寿山率十七师8月2日才到保定，而此信明确署为“八月二日於晋县防次”，还有从渭南率军出征的日期及行程也与众多的介绍文章“7月21日”有区别。而此手札乃将军当时所写，可订正历史讹传和各种回忆录因年代久远的记忆之误。此札所致“允翁”可能是指当时《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致“允翁尊兄”的手札信件是赵寿山将军1937年8月2日写于晋县防地。信中叙述了他被蒋委员长召见后“授命返防，准备率部北上”，率所部“三秦健儿”一万二千人于“上月廿七廿八两日先后从渭南登车东进”，到郑州又转平汉铁路北运，到达山西晋县防地的征程。特别是信中写道：“比以平津弃守，沧石线顿感严重。寿山自念此次率我三秦健儿，北上参加抗日，姑无论将来成败如何，但求能於此民族解放事业中一显身手，生固为复兴华夏之荣，死亦为洗荡三岛之怒潮，其它宁遑计及！”表达了将军临危受命、勇赴国难、慷慨激昂的情怀。同时也写到了他所率十七师装备十分简陋，将军忧心如焚：“惟是我部物质缺乏，器械 败，即防御必须钢盔、防毒面具、防毒被服、呼吸补助器、高射炮等，竟一无所有，思之不无悚然。”所以他恳切希望“允翁兄”能“大力向各方呼吁，济我所短，俾抗日疆场上赖以增强抵抗力量，减少无为损失，则兄造福此一万二千健儿与几将濒於危亡之国家民族多多矣”。

也就是写此信后仅两个月，十七师便在娘子关狙击日军。从10月12日拂晓，日军发起猛攻，三秦健儿打得异常猛烈，打光了子弹就拼刺刀、掷石头。浴血鏖战15昼夜，全师13000之众，只剩下2700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失守雪花山乏驴岭阵地。被迫撤退时赵寿山悲愤交加，一夜间须发全白。但将军并未气馁，在中共地下党的建议帮助下整训部队，制定军纪，激发官兵抗日救亡的热情。为坚持山西抗战，由八路军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组成了东路军，指挥者正是朱德、彭德怀。十七师正好被编入东路军战斗序列，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在高平等晋东南地区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收复十余座县城。随后率所部驻守中条山犹如一条不弯的挺天铁柱，挡住了日军铁蹄，使曾经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兵在整整八年期间只能西望大片疆土而不得前进一步。

夫人：黄居仁；

子女：女儿赵铭锦、儿子赵元介。

孙辈：大孙女赵望原、二孙女赵荥原、小孙女赵琳原、长孙赵陆原、次孙赵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