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返沪，赵超构继续主持《新民报》晚刊工作。1958年报纸改名《新民晚报》，侧重报道社会新闻和文化生活。赵超构任社长，提出“广、短、软，软中有硬”的办报方针，使晚报适合各层次读者的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晚报辟《未晚谈》专栏，经常撰文评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82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新民晚报》复刊后，作《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的讲话，为复刊后的《新民晚报》制定了“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十六字办报方针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宗旨。

赵超构在新中国建立后，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一生撰写评论和杂文总数近万篇，深受读者喜爱。出版的文集有《延安一月》《世象杂谈》《未晚谈》《林放杂文选》等。

1992年2月13 日，赵超构卒于上海。

1943年6月18日，成都《新民报·晚刊》顺利创刊，赵超构的《未晚谈》开笔。《未晚谈》是赵超构的杂文专栏，他的新闻经常与随笔结合，逐渐形成了“林放式杂文”风格。

经历过多年的政治风雨，他的专栏内容以世象、社会批评为主体，视点笔触所及，宏观宇宙之大，微观苍蝇之末，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发表一家之言，文笔精深老辣，所涉题材也非常广泛。 “林放式杂文”的主要特色：

富时代感，具时效性

杂谈“世象”，知人论世

借一论之，以小见大

笔带感情，以情动人

《延安一月》是赵超构采写的一组十多万字的新闻通讯，于1944年7月30日和8月30日起分别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连载，曾引起轰动。同年10月18日，两地《新民报》刊完后，由该报结集成《延安一月》于1945年1月出版，5个月内重印3次，销量数万册。重庆《新华日报》社购2000册派人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日本也随即翻译出版。这本书，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无疑是冲破新闻封锁，了解延安、了解中共的一本罕见而难得的书籍。因此，不久《延安一月》即被国民党新闻宣传当局列为禁书。

《延安一月》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44年，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全线反攻，美英同盟军准备在我国沿海登陆进攻日军，而国民党军却都在远离沿海的中西部山区，能够接应盟军的只有长期对日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兵。同盟军十分希望中国国共两党配合其夺取最后胜利。为缓和、调整国共关系，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团发起访问延安的倡议，立时得到中共方面的欢迎，国民党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外记者访问团自1944年5月17日启程，6月9日到延安，7月2日结束采访活动。记者团共21人，《新民报》派主笔赵超构参加。国民党当局设置重重限制，把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明令“只参观不报道”。中央社记者则处处摆出垄断统稿的架势，途经西安时就逐日发快电，还发了《参观河防记详》一文。到延安后仅发“事毕即赴延安”、“毛泽东设宴欢迎记者团”数字。赵超构在离开延安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延安一月》。

陈铭德、张恨水分别为《延安一月》撰写了序言。《延安一月》正文252页，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西京——延安间”有8篇通讯，叙述记者团从西安经临潼、潼关、大荔、合阳，由韩城渡河入晋，经山西入延安的沿途见闻，并配2幅木刻；第二部分“延安一月”有39篇通讯，报道其在延安对各种人物、组织和事件的观察和采访，并配10幅木刻，木刻画面都是反映延安生活场景的。

《延安一月》的重要作用是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着力介绍延安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群众与领袖，始终围绕作者参观后得出的“新社会的试验区”这个有敏锐预见的主题。作者以浓墨重彩介绍毛泽东、朱德这两位风云人物，同时还介绍了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王震、吴玉章等重要政治人物，以及丁玲、艾青、范文澜、王实味等知名文化人。

《延安一月》也可以说是抗日期间延安的地方志，所介绍的门类亦很齐全：政治类有“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等；经济类有“关于边币”、“变工队与合作社”等；社会类有“民众大会”、“延安新女性”等；文化类有“文艺政策”、“戏剧运动”、“鲁迅艺术学院一瞥”等。特别是此前重庆谣传“丁玲、陈波儿被延安整风整死了”，作者对丁玲、陈波儿等的采访，便是粉碎谣言、澄清事实的有力武器。

时至今日，《延安一月》仍是研究抗战时期延安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1992年11月上海书店曾再版此书。

《延安一月》是赵超构轰动一时的代表作。据老报人回忆，迫于美国压力，蒋介石勉强批准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但要求只参观不报道。国民党同意赵超构去是因为他耳朵有点聋，说的又是一口别人难懂的温州话，认为他难以采访。但谁也没有料到，返回重庆后，赵超构竟在《新民报》先后81天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计有10余万字，写毛泽东，写共产党，写一个真实的延安，让新闻封锁下的国统区人民大开眼界。《延安一月》出版后，半年不到三次重印。经济学家吴敬琏父母是《新民报》创始人，他15岁读到《延安一月》时非常激动，他说：“非常光明的一个社会在中国出现了，虽然这个地方很小……我当然非常向往这个地方。”这篇报道改变了他的人生。

同时，赵超构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派专机前往香港接送爱国志士，不料，专机载回的却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和几只哈巴狗。国难当头，洋狗升天，赵超构写下时评《洋狗乘机辩》，但遭当局查扣，致使《新民报》当天的版面“开天窗”。这样的时评赵超构先后写了3000余篇。1947年5月，上海《新民晚报》被勒令停刊，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又被当局“永久停刊”，当时作为总主笔的赵超构也上了黑名单并避走香港。

赵超构青年时代因写了《延安一月》，赵超构成了毛泽东的朋友，也顺利地将《新民晚报》带入了新中国，并先后受到了毛泽东的7次召见。

1957年“大鸣大放”，爱说真话追求真理的赵超构以一天一篇短文的巨大热情投入了鸣放，写了100多篇文章，批评了不少现象。其中有篇《先锋何在》，批评新闻界缺乏敢于直言的先锋。毛泽东拿着《新民晚报》说：“内容相当尖锐。”但毛泽东又在保他，说：“但文笔比较客气。”毛泽东把赵超构叫到中南海吃饭，谈《新民晚报》在鸣放中的问题。事后，毛泽东在他撰写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中说：“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决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毛泽东称赵超构是“我的右派朋友”。右派帽子虽高悬头顶，最后却得以幸免。但文化大革命爆发，赵超构以“漏网大右派”的罪名被关入牛棚5年。

1958年，他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嘱咐到温州地区参观访问，写下了数万字的通讯《吾自故乡来》。当时，他到了瑞安、丽水、青田、龙泉等地，先后待了两个月。期间，他悄悄地回了一趟瑞安屿头，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继母裘德华。但最后，赵超构还是没能成行。对此，文成老家的故旧颇有微词，以致事隔40多年后，他的女儿赵刘芭女士回文成寻根问祖时，仍然还有人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赵超构“过家门而不入”是有原委的。虽然他生活在上海，但对文成老家的情况依然了解。就在他访问温州的前一年，他爱人刘化丁刚从文成老家省亲回来。当年仅2岁、被抱在母亲怀里的赵刘芭自然没有记忆，但长大后她从父母那里还是隐约知道了一些事情。

1958年温州之行，赵超构肩负着奉命宣传大跃进“大好形势”的重任。而文成老家偏僻落后，是采访不到大跃进新闻的。再则，解放以后，赵超构在文成老家的亲戚，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大多受到冲击。鉴于当年他特殊的政治使命与身份，他不得不有所顾虑。

对于来自老家的非议，赵超构自然听到了一些。这成了他多年来的心病，挥之不去，念念不忘。1964年，他在当时的《浙南大众》上撰文说，温州之行文成出生地无暇走到非常可惜，隐约透露了他想回老家的愿望。

过不了两年，“文革”爆发了。赵超构虽然受到毛主席的保护，但也难逃厄运。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示众批斗，继而关进牛棚，还被抄了家。最后，被遣送至奉贤县新寺（后转入海滨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喂猪、种菜、挑水……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在这一非常时期，尽管赵超构内心充满了思乡的愁绪，但他是绝对不能回老家了。

赵超构与家人不过，据赵刘芭女士回忆，他父亲在“文革”期间，曾经两次安排她母亲刘化丁回家省亲。第一次在1971年，第二次是1973年。她们先后拜访了瑞安屿头老屋、文成龙川故居等，历时半个多月，大部分时间在珊溪外婆家。当时老家的生活极度困难，吃的是清一色的番薯丝，她至今仍记忆犹新。

回到上海后，一直郁闷彷徨的父亲，兴致盎然地听她们讲述文成老家的人和事，显露了从未有过的欣慰与满足。

上世纪70年代末，赵超构终于盼来了拨云见日的日子。1980年6月，他在应《浙南日报》之约而写的《望乡之情》中，又旧话重提：“1958年后，至今又已20多年了，虽然多次动念，再回故乡看一看，迄未如愿。我想，总会有机会完成这个愿望的。”然而，此时的赵超构已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新民晚报》复刊，作为社长的他分身乏术；《未晚谈》复笔，他几乎每天手不停笔；学习开会、参观视察、上台做报告，频繁的社会活动。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血压过低、心动过缓，还有哮喘咯血……他回文成老家还能成行吗？

在上海虹口区那幢60平方米的旧式石库门房子里，晚年的赵超构用一口流利的文成方言，接待过一拨又一拨慕名前来拜访的文成老乡。每一次他都流露出对文成老家的眷恋和向往，总是情不自禁追忆当年离开文成时的情景：“从龙川家里先徒步5里到大峃，再从牌头街坐竹筏到峃口，又乘舴艋舟至瑞安……”而且，每次总是信誓旦旦地说：“现如今，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我要在有生之年，再回一趟老家。”

赵超构新闻奖

“赵超构新闻奖”是中国晚报界的最高奖，以已故的杰出新闻工作者、中国晚报界泰斗式人物、《新民晚报》原总编辑赵超构先生的名字命名，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

林放杂文奖

“林放杂文奖”创立至今已有16年了，对于传承晚报文脉，弘扬林放精神，繁荣杂文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赵超构文化广场

“赵超构文化广场”为纪念赵超构诞辰一百周年，同时弘扬地方文化，改善人居环境，龙川乡于2009年10月底正式动工建设赵超构文化广场。该广场地处县城西大门和县客运中心斜对面，是通往百丈漈、铜铃山、刘基庙墓三个国家重点景区的入口，地理位置十分显要。

赵超构文化广场项目总投资200多万元，占地面积235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两个入口小广场、赵超构铜质主题雕塑、巨型公益广告、亲水平台、防洪堤坝、生态草坪、景观灯柱、休憩廊架、文化地雕、健身设施、管理用房等。经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相关部门立项、审批、招标，广场于2009年10月底正式动工建设，并已完成主体工程的95%以上，预计在赵超构百年诞辰前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该广场在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县房管局等相关部门、社会热心人士以及龙川乡、花园村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2010年3月7日，乡党委书记龚士东通过上海《新民晚报》原总编辑丁法章同志热心帮助，诚蒙中国新闻界元老、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八旬高龄的范敬宜老先生（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28世孙）欣然题词：赵超构文化广场、中国新闻界泰斗——赵超构。范老的题词，为广场添色，使龙川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