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革非奉调边区公安总局搞秘密工作，旋调中央分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夏，抗日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了夺取抗日战场的绝对主动权，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委派大同籍的边区高级干部赵革非，以化名马革非、赵克非、马克非、马克、马俊，配用“晋绥军区回民司令部”印章番号，带领部分同志深入雁门地区、绥蒙地区，代表分局城工部和边区公安总局指导雁门、绥蒙及大同地区的城市工作，兼做国民党高官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策反工作，配合我晋绥部队收复绥远、解放大同。同年10月，赵革非亲往左云城向分局有关领导和军区首长贺龙、张宗逊（上将，曾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详细汇报了大同的情况，并对大同的对敌斗争形势做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估。10月中旬，在左云召开的收复归绥、解放大同动员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进一步向与会指战员介绍了大同方面的具体情况。此后他按照上级部署与绥蒙区党委、城工部、公安局及五地委、城工部的有关同志裴周玉（解放军装甲兵政委）、高克林（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李登嬴（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白奇、王雁鸣、康庄等密切配合，开展对敌斗争。并先后派出我地下工作干部马启禹、贺三连（山西朔州人，1947年牺牲）、贺连龙（山西朔州人）、许剑宝（长期潜伏大同青龙阁前街5号张根成院，解放后曾任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公安处长，离休前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分化敌军、侦察敌情，为晋绥、晋察冀野战部队联合发起晋北战役，攻克大同创造条件、扫除障碍。其间，赵革非在绥蒙及大同周边区域活动的近700个日日夜夜里，怀着对家乡的挚爱，充分利用人熟、地熟、关系多的优势，辗转奔波于白马城、龙探头、高山、鹅毛口、常流水、黑流水、盘道、上下窝寨、马家会、丰镇、左云、右玉、怀仁、宁武、朔县、井坪、窝窝会等方圆数百里地区，及时收集敌特部署和相关情报呈报分局机关。无论走到哪里都和那里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便利。据赵革非当年住过的大同安家小村房东老乡银梁子后来回忆：“老马和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他最喜欢吃我们做的莜面窝窝。”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原政委裴周玉同志在1984年2月27日的来信中说“马革非是咱们绥蒙革命大家庭中熟悉的一员……”当年，赵革非虽在大同外围活动，离城内自己的家近在咫尺，为了自己从事的神圣事业，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他一次也没能够回家看看分别十余载，日夜思念的亲人。据当时主持晋绥雁北地委城工部工作的刘耀宗同志（化名白奇，曾任国家经委冶金总局局长）在1985年9月13日写给赵革非胞妹马玉梅的信中指出：“革非同志是四六年我军第一次围攻大同时，由晋绥分局派往大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由分局直接领导，我在大同时，负责把他安全送往大同城去，他向分局有什么报告，我们负责给转回去。工作的内容，由分局直接掌握，我们当时无权过问。”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赵革非顽强地奋战在解放大同的对敌斗争前沿。1946年8月，他成功策动了海福龙将军率部起义。海部起义，对大同守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事业未尽身先死

我军撤围大同后，中共晋绥分局决定赵革非留任刚刚组建的分局国军工作部部长，在晋绥分局直接领导下，负责做国民党高级俘虏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说服、规劝、引导被俘国民党高官进行瓦解和策反大同国民党守军的工作。这一时期，他为1949年和平解放大同做了不少铺垫工作。1947年9月的一天，奔波忙碌了多时的赵革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返回兴县中央晋绥分局机关参加整风。于是，他便风风火火地踏上了回归分局机关的路程。同年冬，在“搬石头”运动中，因所谓“政治嫌疑”，含冤牺牲在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土地上，年仅41岁。

不白之冤得澄清

历史风云消散，情怀长存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1988年，在老首长们的亲切过问下，各方通力协作，沉冤40余载的赵革非冤案终得昭雪。得知革非同志昭雪平反的消息，老战友们都很欣慰。他们奔走相告，纷纷表示对死去战友深深的悼念和惋惜。山西矿业学院老院长马行健在信中说：

“得悉革非同志不幸的遭遇和最终昭雪平反的信息，虽然时过大约也有40余年，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无可挽回的痛惜！这是康生领导的晋绥土改整党工作中左倾扩大化错误造成的恶果，他危害党和国家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看到对赵革非同志的平反结论，内心非常高兴，多年来不白之冤得到澄清，说明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恢复了革非同志革命干部的光荣身份，深为庆幸。”四川省水电厅离休干部苏兴如是说。他的老战友、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干部任述英同志1989年4月9日在西安对笔者说：“据我知道他是革命战争艰苦岁月里，咱们晋绥这块地方的回民中，参加革命工作最早的同志之一。”赵革非同志只走过41年短暂的人生道路，他以自己满腔的热血，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他忠于党的事业，信念坚定，爱憎分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有益，就勇往直前。他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就是人民的解放，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就是革命的胜利。他作风正派，严以律己，他将革命事业造就的才华和智慧，全部奉献给党和人民。他一生艰苦奋斗，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奋斗不止，战斗不息，不畏赴汤蹈火，直到献出宝贵生命。他是晋绥人民的骄傲，也是回族同胞的自豪，家乡的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先驱。

赵革非同志，1906年农历二月十八日生于山西省大同城内一个贫寒的回族家庭。革非的祖父早年曾在清绿营军中任管带，驻扎太原。后因不满官场中那种尔虞我诈、穷奢极欲的行为，特别是对清政府昏庸无能、腐败堕落、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于是，老人愤然辞去军职，弃官为庶，携家眷返回故里大同。一日，老人在街头看到一位操南方口音，衣着破烂不整的少年，在街巷中同过往行人哀求讨告。老人驻足细细查问，原来是一个来自浙江温州，背井离乡出来逃水灾的孤儿。孩子骨瘦如材，十分可怜。眼见此景，老人毫不犹豫地将其领回家里，给他饱饱的吃了一顿，又为其更衣洗脸，并征求小孩意愿，是否乐意留下来给他做义子。落荒而来的少年遇此好心人倍觉温馨，顿时百感交集，面对眼前的一切禁不住流出感激的泪花。

这个小小少年就是赵革非的父亲，当时刚满十一岁。后来，家中给他取名马生富(又名马润田)。润田迄小多受磨难，很是懂事。一双小手十分勤快，眼中有活干啥象啥，因而很讨家人的欢喜和钟爱。十五岁时被养父送至一家铁匠炉帮火学艺，后经友人指点改学收古董玉器生意。因其自身所处之时代、地位及环境，造就了他坚韧不拔、耿直和善、知恩图报的秉性。也养成了勤劳善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美德。加之他不耻下问，不久便成为远近闻名的古董新秀。他经常往来各码头商埠，见多识广、眼界开阔，常常把在外面接触到的新事物、新思想，带回到家中讲给孩子听，有些深邃的道理还寓于简单的故事情节之中。马老从自己苦涩的经历中摸索出：人的一生不识字不行，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受人欺负；那怕是安分守己地做个生意人，不识字也是寸步难行。实践告诉了他“知识”二字的分量。于是，老人节衣缩食、省吃简用，想方设法供后代进学堂念书，以求知书达理。又因他久沿街巷敲锣摆鼓，有机会结识到一些仁人志士和江湖好汉。如李国华、马得功、马有才、李官亭等，并与其互结至交兄弟。在他们遇有急难之时，无不是鼎力相助。因之，“马帮帮”的雅号，也就是这样被三乡五里的乡亲们给逐渐传开来。这也是对他慷慨仗义、乐于助人精神的认可。当年，马老的很多义举在街巷中传为美谈。其中在民国初年间，从宣化来大同和宋世杰等人一起参加辛亥革命的反清义士李氏父女（回族）遭到晋北镇守使的毒手，他们被害后身首异处惨不忍睹。碍于当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统治当局穷凶极恶，许多人怕事不敢近前。而马老置自己性命于不顾，冒死前去为回族遇难弟兄收尸，并东拼西凑、跑里跑外，筹得钱项物品，为烈士们料理了后事。此举后来被人们广为传颂，几乎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他的言传身教，都为其后代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革非的母亲马马氏，是大同城郊马家会村农家女儿。贤惠勤劳，操持家务井然有序，缝补浆洗无所不精。因之许多人家都愿雇她干帮缝、帮洗，信得过，靠得住。这样还能赚些小钱来帮着维持家计。

二老共育二子一女，革非居长，马元次之，女儿最小，取名马玉梅，字冰清。

1916年省立三师附小设立后，革非由私立学堂转入附小读书。在校内他牢记父母教诲，从不打架不贪玩耍，一心一意刻苦用功，努力学习。当时家计贫寒，缺吃少穿，时常平白无故就遭到一些纨绔子弟的嘲笑和欺扰，年少的他尝了不少人间辛酸苦辣。生活境况的磨练和老辈们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行为，都对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在少年时候，革非就似乎比一般同龄的孩子们成熟早，懂事多，从小就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那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誓要改变旧中国人吃人世道的种子。这兴许就是耳濡目染和“艰难的环境可造就坚强的性格”之故。再者，当时校里受聘教职员中多系学术界，教育界的知名学者，如：黄丽泉（山阴人，南京金陵大学毕业，曾任山西省立一师校长、安徽大学教授），吴鸣轲（北京高等师范毕业），梁寅科（三晋名士郭象升之高足），郭敬开（字子诚，大同城北郊人，法国留学生）等，堪称名师汇聚，校风正规又颇重教学质量。学生求知欲浓烈，多有佼佼者涌现，如：杜淑（字懿斋，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庞善守（字仲德，大同人，后入北大毕业，曾任大同师范校长），刘杰（字子英，后任山西进山中学校长）。在这所学校里，赵革非得良师授业，锐志向学，进步飞快，成绩年年第一。此外他在学习之余，还常常主动参与校内外的各种有益活动，尤其特别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这无疑为他将来选择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1919年，伟大的五. 四运动爆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被诗人们赞誉为“雁门关外景色新，云中自古多英豪”的大同。各族各界同胞在学联会进步学生们的带领下，积极行动起来踊跃投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中。

当时，虽有个头5尺，但年龄尚不足15岁的赵革非，在家里亲人的支持下，一马当先，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稚劲和胆略，勇敢地和友校代表一手高擎“归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中国的土地不容断送”的标语牌，一手散发传单、漫画，绕着全城镇游行示威。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北平学生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和震慑，鼓舞教育了人民。

在那段汹涌澎湃、轰轰烈烈的日子里，他还常把弟妹们支出去，到大街小巷中张贴自己所写所画的标语口号和墙报漫画，鞭笞黑暗腐败势力。其中有一幅贴于兰池街晋北镇守使别墅胡同口的漫画，格外引人注意。许多好心的人们为他担心捏了把汗，并极力劝他别这样做当心惹祸，可他只作耳旁风，非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中拔牙。他说只有如此才能触及这些中饱私囊，收刮民膏的贪官。幸好当时只被其家仆看到，因见是个孩子，也就没有深究，只是随口呵斥了他几句，要他以后少来此起哄。至今，一些知情的耋耄耆老，在忆及这桩往事时仍竖拇指。漫画中画着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头戴四棱尖角帽，帽尖上穿了一枚古铜币，手指帽上铜钱曰：“哈哈，真是好宝贝啊！”狠狠地讥讽了那些头戴四棱帽，只往钱眼钻的贪官污吏。

从运动初期到稍后的几年里，似乎一种无穷的动力在驱使着革非不懈奔波，为唤起同胞们觉醒而呐喊。因而，被誉为大同“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马仲”（大同市地方志主编姚斌《大同府署六百年变迁》文）

五．四运动是最好的老师，在波澜壮阔的运动中，赵革非表现出高度执著、废寝忘食、席不暇暖的工作热情和优秀的领导才能，敢于同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气魄，因而受到大家拥戴。气势磅礴的五. 四爱国运动，是赵革非投身革命的良好开端。就其自身而言， 既砥砺意志，又催人奋进，从思想深处得到一次全新的升华。烈火炼真金，革命育英雄。赵革非在手稿中写到“能受磨难乃铁汉”他用言语和行动谱写了一曲节奏铿锵、旋律高昂的战歌！可谓是“声有尽而意无穷”。同时，也以自己的行动，激发了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及社会各界同胞们的爱国热情。使一批批的兄弟姐妹们冲破封建牢笼，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中去。

革非通过不懈地博览群书、精心专研认识到：中国人要想挺起腰杆子堂堂正正做人，当务之急乃是同胞们快快觉醒，速速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文明素质。毫不留情地冲破千年奴性堡垒，彻底砸碎旧的封建势力对人们的禁锢，尽早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把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和妖风瘴气斩草除根，才是强国富民的良药与根本。于是，他毅然决计身体力行，首先从自家中摒弃各种说教，革除旧的陋习。劝说和动员母亲与妹妹和姑表姊妹们撤去裹足，希望以此能唤醒民众，变革社会。他说：行为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这才能够真真做到为振兴祖国江山而出力。以后他改名“振江”“革非”当是取其中之意。由于受他的启发和影响，弟妹们从小就立下了摆脱祖国贫困落后面貌的宏愿。二弟马元国民师范毕业后象他一样投身革命事业；妹妹冰清也同杨芝兰、米芳、祁佩贞（金若）兰玉莲、牛石梅、田宝琳、鲍月英等兰谱众姐妹成为古老云中妇女界较早步入省立第五女子师范的学生，后来，作为云中优秀的女教师之一，为大同的兴学富民和经济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由于赵革非的热情宣传和奔走呼号以及女师同学的榜样力量，在以后的年代里，女孩子们求学欲望和人数逐年上升，连偏远县乡的女子都不惧路途遥遥赶来考取大同女师。这是对大同地区男尊女卑思想及所谓“三从四德”的积弊开刀抗争的实例，将不失为振聋发聩的壮举。

民国十年秋（1921年）尽管家计贫寒，没有力量供他上学。但赵革非不负众望，以各科成绩特优，受到时任三师校长尹欲仁先生的赏识，破格免费保送入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十二班深造。校长尹欲仁先生（字我斋）应县东上寨村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在三师18年颇有建树，且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思想开明，治校有方，是山西颇具影响的学者，被誉为“双举人”。加之三师自1913年办学以来，曾先后涌现出：王仲一、曹汝谦等许许多多热血男儿和革命志士，成为大同爱国思潮的发源地，人才辈出的桃李园。师校内激进气氛十分浓厚，为国学习热情高涨。赵革非能在此环境中就学无疑是如鱼得水。

进入师范后，赵革非满怀感激之情，更加废寝忘食刻苦攻读，并且拼命收集阅览进步图书。那时，他住于校内，一入夜晚他就与志趣相投的同学邓绍（字慕汤）、秦丰川、刘钺（字子威）、郝宝初（字性天）、郝宝珍（字笑天）、段悒轩、杨锡九、傅守义、白体乾、任汝勤（字精业，又名段企德）、郑足（又名郑然）等一起泡在图书室里，充实思想，扩大视野，丰富学识。同时，赵革非还深钻外语，苦练书法。并多次在《大公报》、《时代日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以“汇川”、“铁汉”、“冷风”的笔名投寄稿件。1924年5月，赵革非在主持学生会期间，积极协助三师老校友杜懿斋先生及第六班已毕业的部分同学于建校八周年之际，共同完成三师附小算术业书《算术难题分类讲义》（上中下册）的制版、校对、编印等一系列工作。因而，学校对他颇为器重，曾奖励他《龙藏寺碑》、《黄敬兴太史读书乐》、《王右军草决歌》、《雪鸿轩尺牍》、《唐诗》等名家书帖以鼓励之。这一时期他尤侧重于思想的陶冶，几乎是从不辍笔写日记，探求民族的未来。当时校里发给每个同学每月两元津贴费，以改善生活所用，而他却把这部分钱连同助学金攒起来购了《读书》、《生活》、《鲁迅文集》、《唯物史观浅说》。并联合同学利用学校里的油印设备翻印《前锋》等当时颇为紧俏的杂志和书刊。他说，“多多地读些书籍以充实我的实学”。

生活的磨难与波折，促使赵革非从小就认识到自身努力的重要。由于他聪颖好学孜孜不倦，入校不久便和邓绍（广灵人，三十年代初曾任国立张家口女师校长、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刘钺（右玉杀虎口人）三位同学一起被校方树为高才生，赵革非被列榜首受到特别奖励。他除了读书用功，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还兼任三师司号员，在校内外是很有影响的活跃人物。著名经济学家，山西省政协常委、文史委员，原民盟山西省副主委、山西大学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刘钺先生，1988年2月6日82岁高龄时，在写给赵革非胞妹马玉梅的信里深情地忆述道：“关于你兄马仲（当时号幼雄）在三师同班读书时的情况我当然了解，他一度和邓绍（字:慕汤）兄同住一室，而且他们很要好，邓系广灵县贫农子弟，刻苦读书，你兄系高才生，这种结合也很自然；在当时，我和慕汤都是抱书本的学生，社会活动很少，而马仲则不然，他十分活跃，由于没有共同参加社会活动，他活动的内容我谈不上来；但有一事很清楚，就是未毕业的前一年夏天（大约民国十三年）忽然你兄偕同你父亲从绥远路经右玉县杀虎口来访我。据说，你兄由于在大同社会活动不能存在出走到绥远，此次路过杀虎口打算回大同。其后十二班毕业时他也未参加，说明当时的活动是有来头的。”

民国十年冬（1921年）也就是赵革非刚进入师校的头一学期里，那时居住于棋盘街西耶苏堂对门的四义轿房宋掌柜院子西厢房，因他闹学潮的缘故受到房主和守旧派们的斥责，又加上交房租困难，宋家竟然上屋顶将烟囱扳倒。此事对赵革非触动太大，深感贫穷遭遇之不幸。于是他在日记里奋笔写下了“我乃真正无产阶级也！”发出了劳苦大众起来同旧势力战斗的怒吼！

在遭受种种波折后，久藏于赵革非心里誓要砸碎旧世界的意志和决心愈发强烈。也就是在此之后的1924年暑假期间，他在绥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他的生命就同民族的解放大业紧紧地系在一起。“国兴我荣，国衰我耻。”他把自己完全熔进了气势磅礴的革命烈火之中。

赵革非的学生时代，正值伟大的变革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列强除军阀”已成为民众之共同呼声。历史要前进，民族要振兴，革命的洪流势如破竹，锐不可挡。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为抗议日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而举行罢工，这本属正当权益。可是，日资本家竟然凶残地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洪。这一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学生群情愤慨，30号，上海工人和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随后，群众万余人集合在英租界捕房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收回租界。不料租界的英国巡捕们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群众野蛮扫射，当场打死包括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在内的13名工人和学生，打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很快席卷传遍到祖国各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继五．四之后又一次规模盛大的反帝爱国浪潮，从此拉开了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6月初，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沪案后援联合会，对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援。

在塞外高原大同古城，素有爱国光荣传统的各族各界同胞惊悉噩耗，同仇敌忾。迅速行动起来，愤怒声讨帝国主义这一卑鄙行径。在大同铁路工会倡议下，省立第三师范地下团员高应兰、寇守庸、宋乐善、杨永颐、杨文畅等积极配合支持下，由当时担任大同县学生会主席、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自治会会长的秘密党员赵革非牵头，组织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代表30余人，在省立三师礼堂召开大同各界声援五．卅运动筹委会。会上，代表们听了上海学联委员介绍惨案经过，看到所带来的血衣、照片和上海工会宣言、通电后，个个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摩拳擦掌。当场决定成立“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选举省立三师学生自治会会长马仲（赵革非）为总会主席，负责综理各项会务工作。”（《大同工运简史》52页）

会议同时选出声援活动领导机构，其组织成员如下：

总会主席：马仲（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自治会会长）

总会副主席：王振翼（中共张家口地委组织部长）

王梦樵（省立第三中学学生会主席）

张树珊（京绥铁路车务同人会大同分会长）

王振节（女，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生会主席、王振翼胞妹）

下设六个办事机构（五人为一组）：

运动组组长 杨永颐（杨贞吉）

宣传演讲组组长高应兰（高应岚）

对外联络组组长马 仲（兼）

募捐活动组组长郑 足

后勤服务组组长尹裕仁（三师校长，兼）

学生纠察队队长杨德魁（杨秀峰、杨松青）”

（以上据《杨松青传》中国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9页）

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于近日在大有仓广场召开民众大会以及会后游行示威，组织募捐义演活动以救济死难同胞家属等项决议。

三天后，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在城内大有仓广场，召开了声援五．卅运动民众大会。学生、市民及城关工农商各界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场四周布满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废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等醒目的大字。与会者手挚小旗，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由马仲（赵革非）主持，首先上海学联代表在会上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纱厂虐待工人，污辱女工，枪杀顾正洪的罪行。顿时，会场群情激奋传单飞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抵制洋货”的怒吼响彻云霄。大会通电全国，并于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省立三师、三中、五女师等校学生，在四牌楼一带进行了街头演讲。示威学生盛怒之下一举捣毁了以经销洋货、纸烟而发迹闻名的大北街“盛记”商行。此后，三师又组织了剧团、宣传队，到城郊马军营、陈庄、五里店、安家小村、七里村、智家堡等村庄义演，宣讲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才能拯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号召各阶层开展募捐款物活动，大同各界沪案后援会将全市各界人民踊跃捐献的6000多块银元，由总会主席马仲（赵革非）和学生代表寄送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副委员长刘华，总务主任刘少奇）和上海学联。

大同史学工作者刘合先生在题为《教益、启示、反思》（载于大同地方志1987年第1期22页）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大同师范学生在此次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还说:“这次运动之后，马仲（赵革非，学生自治会会长）、杨秀峰、郑足、傅守义等同学，先后离校，响应地下党的号召参加了北伐战争，有的还参加了南昌起义，走上了革命征途，社会上的每一次重大政治活动，大同师范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他们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激情，无疑会对今天青年学生有着巨大的教育作用……”赵革非组织和领导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的史迹被载入《大同一中校史》、《大同教育志》、《中国共产党大同历史》、《大同工人运动简史》、《大同市地方志》、《山西穆斯林》、《中共大同历史大事记述》、《中共大同简史》等多部史册。

由于马仲（赵革非）活动相当积极，令统治者极度不安，恨的要死。他们迫不及待地指使军警抓捕带头闹事的马仲（赵革非），并采取栽赃陷害等卑鄙手段，诬陷马仲（赵革非），还迫使校当局开大会、贴布告，宣布马仲（赵革非）的罪状，唆使曾作过洋货买卖的奸商及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士，把写有“打倒马仲”的二尺长的红绿纸条标语，张贴显眼繁华之处，以诋毁马仲（赵革非）的名声，达到其镇压学生运动之目的。在此情况下，校方迫于无奈竟也不分青红，遂以无故旷课、滋生事端为由，开除了马仲（赵革非）的学籍。

这次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与领导人马仲（赵革非），在1930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的日记中深有感触地回顾了当时的情景：“由昨天的预告才知道今天是废历的五月初五端阳节，因而想起了凉糕的凉，粽子的甜，以至于麻团愈嚼愈有味了。说起来真的寒酸，其实不知怎地这几样节品在我是好久没有口福享受的了。民国十四年的今天，正是哀声遍野呼叫连天的五．卅惨案。我中华民众们轰轰烈烈举行着爱国运动呢！那时我刚二十岁，在三师校里四年级读书。当时在这个怒潮中，故乡的农、工、商、学、兵组织了一个‘大同各界沪案後援联合会’，我以小有聪明及好动故，被选为总会主席。除综理一切会内事务外，还要接见各地来同的宣传委员和代表，早六点钟起，夜十二点钟为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顾不了其余的事，最可笑的连自己吃饭都弄的忘掉了。所以这一年的端午是马马虎虎的过去了，心中就没有觉晓有这么一个节令。”可见，当时的爱国热情多么高涨啊！（赵革非《劣痕》卷十三79页）

持续了五个多月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以重创，大同地区相当长时间内再无人敢经销英、美、日洋货和纸烟。更为关键地是，通过这次空前的群众性爱国热潮，极大地激发了国人自尊、自强、自爱的意识，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五．卅运动中，大同的工人、学生联合作战，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是一曲弘扬中华，展示国威，共同御外的壮丽凯歌。她的功绩永垂青史，她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

赵革非被迫辍学后，1925年底被地下党派到了绥远，经友人举荐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萨拉齐县城北15里之水涧沟门村后湾学校任校长，他以教员身份继续从事秘密活动。这里是一所公办寄宿式学校，依山带水，果树成荫，环境幽雅。整日里与一群天真活泼的小朋友打交道，把知识、思想传授给他们。更令他开心的是在此又结识了绥远早期革命人士，共产党员任瑞庵、许卓吾二人，仨人常在一起密商救国大计。他说这是一段快乐而美好的日子。

约一年的教学中，他常常不知疲倦，登山涉水走访学生家庭问寒问暖。通过了解村民的疾苦，及时向他们传播进步思想，动员其将适龄子女送入学校求学。尽管当时多数家庭条件很苦，几乎掏不出学费。但赵革非为了不耽搁这些孩子的前途，统统地收下了他们。并且从自己的微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月月接济他们，希望这些学童好好学习以报效国家。由于不失时机地启发和影响，许多学生从小便树立起救国救民大志，相继走上了革命征途，使红色的火种撒在绥蒙大地。

1926年秋，国民军遭奉、直联军攻击，全线向陕甘一带撤退。9月初，晋军又乘机进占绥远。看着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百姓遭殃，绥远大地满目疮胰的凄凉场面，他感慨万千钻心地难过。遂将情景载于笔端:“……夏季过去，紧接着便是金风瑟瑟的秋天了。这时西北军战败，全军向陕甘一带撤退。以至于绥远的乡镇县村，遍地皆兵、遍地皆匪。在我知道的仅沟门一村每日就要供应军队白面五千斤，不说草料油柴等项，因此学校也不能继续往下办了。”（赵革非《劣痕》卷十三82页）此后，赵革非便设法进入绥远军队。

军旅革命生涯

1927年，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给了受帝国主义直接操纵的北洋军阀致命打击，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为此，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中国革命势力日趋强大，洛阳、九江等城相继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大小军阀感到万分惊恐。为保持在华势力，他们急调车头，改变策略，开始积极拉拢蒋介石等国内新军阀，他们认定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胡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这样，随着国外敌人的拉拢，国内军阀的投靠，使蒋介石先生这位本来在骨子里就一贯反共的政客，更觉的自己了不起，利欲野心很快膨涨。遂在2月21日于南昌总部发表演说公开反共，背叛革命。并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胡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于是，在这种极端反动的思想支配下，悍然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顿时，白色恐怖笼罩中国。苏联驻华大使馆也横遭张作霖洗劫。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公开同共产党决裂，打出反革命旗号来破坏国共合作。

这一时期，正是革命发展的低潮时期。有人观望，有人徘徊，还有些意志薄弱者屈膝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和阎锡山。但是，赵革非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始终不渝地追求选择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无论工作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环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坚韧不拔、奋力拼搏，积极地探讨和积累革命经验。以他的才干和能力来实现一个革命者的理想。“读书不忘救国，是救国的志愿牢牢地存在心里，埋头苦读养成真正有益於国家的学识，以备遇机实行真正的报国工作。”（赵革非《劣痕》卷十三39页）

反动派的魔爪伸向每个角落，革命形势异常严竣。党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保留下来的同志多是队伍中尚未暴露的地下党员。（以1931年初春的统计数字显示，山西党组织约有党员200余名，其中157名在军队中，约占总人数的3/4左右。据《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1983年版128页之【全国白区党组织一瞥】）这时赵革非正在地域辽阔，山峦起伏，道路崎岖的绥蒙，秘密隐藏在军队中以待时机。

1927年5月，在绥远军队中的赵革非，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利用职务之便，机警地设法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逃离险境，有的进入苏联。5月28日早晨（农历四月二十八）因私自为过往群众和革命人士发放护照、路条之事，被上面察觉扣了起来。当下“三道麻绳五花大绑地捆了个结结实实，送在护兵房里，好像从深山野川里捉回个土匪似的。五月端午的下午，大人们喝了两盅白干，一时的高兴，於是乎护兵老爷们也乘兴在那里磨刀呢！以为将来不久的一刹那，就要演一出很好的把戏，给他们赏钱。我听着嚓嚓的声音，并且来了一个护兵把我的五花大绑更往紧收拾了收拾。问了护兵一句，只得到了一个哼字和两双白眼的凶视，默念不久我的头颅就和脖颈要分家了。但等了很久，直待日落黄昏也没见什吗举动，后来便完事了。”（赵革非《劣痕》卷十三83页）此后得悉原来是军中的朋友侯仲选、梁君等出面为之说情，从中斡旋营救，并用银元贿赂了团部的贪官们，才以“年青无知，作事鲁莽，不小心仔细。”搪塞过去，因而才免遭毒手。

1928年春，赵革非在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骑独二旅三十团充司务长。在与团长候芝青、旅部副官贺宝山、护兵王士珍等同仁策划一次兵变中，因经验尚少、组织不善、筹备欠妥，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转移，把部队带到安全地带。再加上中途走露了风声，导致业已促成的整团武装兵变计划落空。被骑独二旅旅长郭殿丞看出有哗变的迹象，于是，郭某勾结步三师，将该团攻击至代县五里村后就地包围缴械。这件事对赵革非来说是一次失败的教训，但也是有益的尝试。更使他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提高了认识。

1928年5月，是在绥远城东35里之郜独利村驻防。那时，赵革非在骑二师四团二连任职。因连长王得林贪污克扣军饷，赵革非率本排三十余人与之弄理获胜，令部属人心大快，王某则因劣迹披露遭军法严办。

是年，由于绥远多处地域灾荒，庄稼欠产亩收仅一斗。病役流行，百姓缺吃少穿，买卖几近倒闭。因而，这一带骤时兴起地皮流氓相互勾结，不法土匪十分猖獗，屡有大股强盗搔扰欺民事件发生。当地的老百姓民不聊生，称那些无名土匪为“念小经”称大土匪为“响子”。其中最令老百姓们痛狠的匪首就有：乔二、乔三、范得堂、苏美龙、花公鸡、李疤子、王英等，他们少的几十人，多者近千，经常是扮着花脸，手提“独角牛”，骑着快马昼覆夜出，砸门打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闹的人心惶惶，乌烟瘴气。于是，同年冬季部队决定剿匪，赵革非受命在后防留守。其间，他看到当地乡亲们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面临绝望的惨景，怜悯之心油然而起。当时，正好赶上在任连长傅风云委托为其筹办婚礼，经征得傅某等人同意后，以增加婚宴喜庆气氛为由，借机给附近的乡亲们散些粮食，暂救灾民渡过艰难时期。他想:“古训有‘见死不救非君子’，赈灾救民于水火，本是军人的本份与义务。俗话说对贫苦的人说一句好话，胜如对富人献千句谀言。一句好话可以叫开苦贫人的心门，千句谀言不能邀得富贵人的一顾。穷人为富人尽了十分力，富人犹以为少；富人为穷人筹一份心，穷人则以为多。所以说，宁予贫人一口，不增富人一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赵革非《劣痕》卷十三35页）部队参加剿匪也是为民办好事，我在这里放粮同样是缓解灾民的燃眉之急，应当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向饥民共发放了小米14麻袋，当地居民欢天喜地。

谁知事过数日后，竟被同事反映到师部，说他胆大妄为，目无官长，竟敢私自动用军粮，定要军法从事。当初与其合议的那几个人连傅某在内却一声不吭，一股脑地把责任移祸于他。翌年春季剿匪结束之后，赵革非随部队住在绥西五原县属乌兰敖包村。因去年冬放粮之事被送交师部看押，“十冬腊月极冷的天气，还身穿着夹衣，冻的嗦嗦打颤。”（赵革非《劣痕》卷十三85页）直到1929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几乎是在软禁中渡过。后来受益群众闻知，集聚师部门前为之求情并给他送来了香嘭嘭的粽子。可那些蛇蝎心肠的头头们，根本不理睬乡亲们的呼声，硬是把赵革非撤差。结果，因心中烦闷大病一场不能起床。在在当地医院医治时，偶遇故旧骑独二旅三十团护兵王士珍（代县人）由其带回所部悉心照料才使病情好转。到第二年正月初三（1929年2月12日），突发军中清查共产党嫌疑人员事件，赵革非和王士珍秘密潜逃。

连年战事，大小军阀们在利欲地位的驱动下，“为使自己达到囊满腰肥而彼此争夺，赶兵相互厮杀。今天你打倒我便是指挥，明天我打倒你便成主席，张牙舞爪，七乱八糟，就如天上的慧星乱碰一样。”（赵革非《语痕》1册71页）最后还是人民遭殃，根本谈不上同舟共济，振兴国事。到头来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巧取豪夺彼彼皆是。“法律也只是阔人的护身符，平民的绊脚石。有钱人犯了罪总是‘情有可原’，没钱人出了错辄是‘罪无可恕’。诚然是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进不来的黑暗混乱局面。”（赵革非《劣痕》卷十三88页）

1930年正月十五日经地下党的安排，赵革非赴北平活动，被安插在军队中当了一名连级军官。住在北平西苑训练，属平绥护路司令秦绍观部。不久，部队开到天津东北北塘村海口驻扎。5月，中原大战打响。6月下旬晋军夺取济南后，为增加兵力，秦部奉命调到山东津浦线泰安大汶口一带作战，归二线兵团十五路丰玉玺指挥。赵革非也随军前往，因不服当地水土患得疥疮，动弹不得。由同事山阴岱岳人康顺之为其精心医治方愈。当时，冯、阎的倒蒋联军约70万，而蒋军只有60万，双方对峙力量略有悬殊，纵观兵势联军占上风，可后来由于狡猾的蒋军采取了集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迅速扭转了战局，使情势急转直下，逐渐向有利于蒋军的方面发展，迫使联军由主动变被动。8月1日津蒲线蒋军全线发起总攻，8月15日济南重归蒋军所占。9月18日张学良率部入关援蒋，晋军失利退过黄河，撤到张家口一线，继之转返太原。晋军首领阎锡山也因此被迫离晋去了大连，后退居老家五台县河边村。此次混战历经五个多月，终以联军失败，蒋军获胜而宣告结束。10月，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改编方案，晋绥军归张学良节制。12月张学良在天津成立晋绥军整理委员会，开始着手整编晋绥军。由于编制大量缩减，秦绍观部未能列入新编制而被撤销，该部军官皆于1931年4月27日前，先后进入山西军官教导团进行整训。赵革非被编入十三队，住教团六舍，改名赵振江。

初入教导团，他满怀信心，实指望能在这里学些真东西以求出去后报效国家。于是，他每日除了必要的军事战术常识课和择场训练演习外，其余时间便抓紧看书写些笔记、稿子。他说：“世界上什么都可以给予别人，可以被人夺去包括生命。唯有学问、知识、技术是不能给予剥夺的。”（赵革非《语痕》1册4页）

怎奈通过近半年的教团生活发现，所在军教团良莠不齐、乌七八糟，三教九流皆收其中。“当初我入教导团时以为是个教育机关、学校性质，当然可以学得些新知识，增长些新经验。虽知一脚踏入仿佛掉在苦海地狱中，不但不能得益，尽受些洋罪。教官鱼目，队长昏庸腐朽，令高明者一见定要呕吐三日的，专横暴劣大有秦始皇之遗风。”（赵革非《梦呓》之45）“名为会办、坐办、督办，看似衣冠楚楚、耀武扬威，实则无术。课堂之上教官吞吞吐吐，今天讲这，明天便是孙猴子筋斗云，一筋斗十万八千里出去了。东一锄，西一耙互不沾边，荒诞不经没有一点联系。总而言之，教团者，无赖，游民收容所也。”（赵革非《语痕》1册99页）

教团虽学风不整，纪律涣散，恰恰反映出统治者内部分裂、矛盾重重、政权不稳的迹象。这不正是革命力量得以发展的良好契机吗？松弛的校规，任凭他们早出晚归自由自在地外出活动办事；教团虽乱，但同情革命的同志和爱国进步军人也很多，相对而言又是极为有利的一面。

1931年夏，继平定兵变组成红24军的先例，中央又着手酝酿由山西军官教导团的同志为内应，拟定在同年9月下旬举行教导团革命暴动。如大功告成，则组建红25军。正当同志们和赵革非积极布置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导致兵变计划随着省特委负责人丁楚源的被捕而告吹。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之下，纷纷组织抗日团体，以各种形式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暴行。“反蒋抗日”的呼声传遍祖国大地，点燃了亿万炎黄子孙心头的满腔怒火。在太原，成立了抗日义勇军训练所，设在上马街农校。所长由军教团督办、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兼任。赵革非等一批成绩优秀的军官被选派到该所临时担任军事及政治教官。主要讲授地形、射击、典范令及马术等军事常识和时事政治，鼓励学员投笔从戎参加反帝救国行动。参训学员多为太原各大中专院校和中学生约1000余人，时间为3个月。后来，这些学员中有许多人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后参加了由我党在山西组织的牺盟会和新军“抗日决死队”及“工卫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战场上流血流汗。

赵革非刚烈正直的性格和卓越的才华受到时任军教团团长秦绍观，教育长朵珍等人的器重。秦、朵对他的才干和勇气倍加赏识，因此在教团学习1年零8个月后的1932年底，提前把他推荐到绥远陆军七十师任职，其他大部学员则于1933年秋被遣往绥西五原地区屯垦。

1933年1月，赵革非被委任七十师军官学术研究班庶务副官。4月委中校参谋，6月赴五原、临河调查军风纪。同年7、8月间于后套（临河、五原），百灵庙，包头五当召等处，奉命陪同接待前来同黄绍竑、赵丕廉等人讨论内蒙高度自治问题而先期抵蒙朝觐的西藏喇嘛教首领十三世达赖一行。9月23日因在爱国兵士中鼓动哗变，编写并散发《七十师之‘三爷主义’》一文在军中中下级官兵中传播，遭到了反动顽固分子王靖国等人的忌恨，被削职驱逐。

《七十师之‘三爷主义’》全文如下：“我国自古是‘三爷主义’（舅爷、姑爷、少爷）的国度，这种主义去不掉，任何主义行不了。七十师司令部一个军需处，完全是五台人，不是师长的乡亲，便是舅爷、姑爷之类，再不然就是少爷的朋友、姑爷的亲戚等。有此辈在内，所以该处老是乌烟瘴气、黑幕重重，影响到全司令部也是一团糟。若在外人视之则该部为晋省军队之冠。实则驴粪蛋，表面光罢了！”（赵革非《劣痕》卷十三31页）

赵革非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管怎样他自己总是坚持“以勤作事、以俭理家、以耻养廉、以温修性、以和处众、以信交友、以孝事亲、以忠为国、以盲遇色、以实干替言、以困励志、以难勉行、以勇向善、以正驱邪、以慎出言、以清涤心、以礼接物”的做人本质。（赵革非《劣痕》卷十三70页）

传播革命火种

从七十师解职返里后，应同学白体乾、任汝勤之邀，多次在大同第四高小和刘云山私立学校代高二地理、历史、作文、时事政治、军体等课程，内容多系各地的地理状况和历史变迁以及写作文的方式、方法等等。他还专从《大公自由论坛》所载“学生的思想问题”一文摘取其中“思想纯洁”、“思想左倾”、“思想腐化”等章节分别解释给学生，教育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求学观。

这期间，家里姑祖母为已是三十而立的革非正筹措一桩婚事，女方是当时大同回族中略有名望的“天一堂”马二先生之女。他得知情况后，遂同父母商议并亮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我之初意以为我自己是无产阶级，而对方是有产阶级，门第不相符合无结婚之可能。再说，我正在经济恐慌的时代，谋职业已属极大的问题，眼下正值国难当头，那有工夫办这些不关紧要的事呢。”（赵革非《劣痕》卷十三145页）慨然推脱，表现了一位热血男儿的远大志向和抱负。

此后的半年里，他每日都在伏案写作。记下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深思熟虑地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其间多次搭乘22次列车往北平、张垣等地活动，住在张垣福寿大街同新客栈与那里的同志们秘密取得联系，曾委派王士珍、马怀蔺等旧日同事赴绥远包头大化庙粱31号探视孙殿英部动向，意欲联络孙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兵士策反孙军。1934年2月因晋绥军独立第三旅丰玉玺联合马鸿逵、马步芳各部会剿孙军，孙军战败退至宁夏后被各部缴械，计划随之取消。

艰难的岁月里，他奋力拼搏，努力改变着环境。“几年来，拼命对敌，争生争死庆今朝。半生已，坚志决心，再接再厉看异日。”“只要心还在跳动，就不能终止奋斗。这个信念在我们心上是生了根的，现在不过是暴风雨，谁都知道暴风雨过后必有朗朗的晴空。我们相信总会有我们的时代到来，正如相信明早一定要出太阳那样坚确。”（赵革非《梦呓》之47）

“吃苦耐劳是行为的标准；节俭是度日的标准；手不停地写、脑不停地思是读书之标准。”（赵革非《劣痕》卷十四首页）这是赵革非生前一贯自律，自强的准则和座右铭。他在自己全部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不渝地遵循着这样的信条。用自己满腔热血印证了钢铁誓言，实现了“为人民、国家、社会，就是牺牲了个人，能予社会有万分之一的利益也不枉此一生”的豪言壮语。（赵革非《劣痕》卷十四首页）

1934年3月到1935年他再度往绥远，在丰镇县立第三小学当教员。他与同校教员共产党员许卓吾，任瑞庵（时许、任二人已先期到此）等人秘密和丰镇旅平同学会取得联系，为他们传递资料、互通信息、并领导同学会中的返丰人员和在丰机构闹学潮。直到第二年秋天，出版油印宣传品的事被当局获知受到张榜通缉，由于赵革非的名声较大，只好速速离绥。是年冬，他几经辗转南下重返太原，经师校同窗好友，时在晋绥兵工筑路局任职的段挹轩（应县段寨人，省立三师学生，黄埔军校交通科毕业）举荐，出任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站长，先居住五台县台怀镇。后住在太原市姑丈家。

翌年9月中旬，赵革非参加了在太原海子边举行的牺盟会成立大会，成为一名党领导下的牺盟战士。从此，站在牺盟会这面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大刀阔斧、旗帜鲜明地干起他心中久已向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

建设晋绥边区

1937年9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山西新军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建立，（后称工卫旅）赵革非（当时化名赵振江）担任工卫旅供给部主任。那时队部机关常随一总队（后称二十一团）转战交城、文水西部山区，以山地为依托建立根据地。并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切敌交通、毁敌据点、桥梁、铁路、公路、电线，便于我主力在有利的情况下开展运动战。岢岚、保德、兴县等地又堪称华北抗战之最艰苦的区域。赵革非和战友们为保障部队供给，千方百计筹集武器粮款等军需物资，发动、组织、武装群众打击日寇，同时为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人民，使这支新组建的革命武装力量在人民群众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人民群众爱戴这支子弟兵队伍，部队保护人民群众，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流淌在这些抗日军民的心扉，坚不可摧。

工卫旅在文水、交城、五寨、临县、偏关等地，相继举办了多期干部文化培训班和午校，夜校。派出有丰富知识经验的干部担任教员，他们将当地贫苦出身的青年集中培训，让他们有机会接受革命知识和学习文化课。然后选派出去担任我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区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充实队伍中的基层干部。在赵革非兼任午、夜校教员期间，认识了学员、交文米峪口贫苦农家姑娘任述英同志，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后来，他们在革命的征途上喜结良缘，成为革命伴侣。

在工卫旅，革非时时想部队所想，处处急部队所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抗日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出自己全部的聪明和才智。他把以前所学到的军事专业知识并汲取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土洋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综合整理，潜心研究汇编了一套《步兵德式操典》分发各级指挥员。全旅的干部战士们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顶严寒、斗酷暑、严格训练，部队的素质和规范程度大有改观。

当时部队不发饷，物款均用在装备方面。干部战士每月只有两元的津贴，官兵平等、同甘苦、共患难。全旅官兵紧握刀枪，出其不意消灭鬼子兵。准确运用统一战线这一克敌制胜的法宝，会同友邻部队把一个个来犯之敌打的落花流水， 粉碎了敌人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和疯狂围剿达数百次。由于这支工人武装平时训练有素，首长指挥得当，战士们英勇顽强，官兵一心、团结一致，屡建战功。所以被贺龙同志赞誉为“工人阶级的队伍”，受到上级领导的多次嘉奖和好评。

然而，正当我抗日军民团结一心在各个战场上猛击敌寇，取得一个接一个辉煌战绩的关键时刻。阎锡山等军阀却倒行逆施，暗地勾结日军破坏抗日，擅自撕毁同我党的合作盟约，一心妄图挤掉新军这支革命武装，在1939年12月，制造了以挤掉新军为目的的晋西事变。在预谋这一事件时，阎锡山的阴谋是：“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磨擦晋东南”，以此达到其企图摧毁我山西革命根据地的狼子野心。这样，我新军工卫旅部队遵上级指示被迫回到根据地整训。部队领导首长鉴于赵革非的工作成绩和特长，更加注重对他的培养和提拔。

1939年冬，赵革非奉命协助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将军和牺盟总会的牛荫冠等同志筹建晋西北行政公署，工作中他多方出谋划策，为创建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那时，他经常工作至深更半夜，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独坐油灯下详细造册，总结过去的，安排今后的。好多回续老范亭、王达成、汤平等首长醒来小解，看到他还在不知疲倦地工作，命他休息，他不肯。急的续老说：幼雄，该睡了，不然可熬坏身子了以后咋干，再说你影响大家。他只是笑着点点头：知道了。依旧伏案不停，续老只好走过来给他把灯弄灭才算了事。1940年2月行署建立后，续、牛二人分别当选正副主任，革非则首任行署财政处、民教处两处总会计。

兴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由于阎锡山的长期盘剥与连年战事，生产力严重破坏，粮食、物资及各种用品相当奇缺。初建抗日民主政权后，财政经费、部队给养、群众生活都异常困难。晋钞贬值，跌价。经济领域动荡不宁，根据地经济严重萧条，百废待兴。再加上山高坡陡，土地瘠薄，粮食产量很低，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给新生组建的边区财政工作带来极大压力和困难。

行署财政处作为保障革命根据地抗日军队后勤及晋西北300万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主要机关，必须担负起调节市场、平抑物价、稳定金融、疏导流通的重任。为保证根据地的财政经费，部队给养和人民生活，赵革非不辜负边区首长安排的重要职责，他面对来至各个方面的困难，努力运用并发挥其自身的财会专长，积极寻找解决途径，帮助领导制订对策，使金融动荡不稳的局面在短期内得以有效遏制，他根据行署确定的财经方针，参与起草和制订行署的有关金融政策。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为繁荣边区经济，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支援中央陕北，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褒奖赵革非突出的工作成绩，行署机关特别赠予他会计师的职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唯一获得和拥有这一财会专业高级职称的财务工作者。原在晋绥行署民教处工作的阎兆林（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1985年10月18日在医院住院期间回忆“记得当时由于他对会计工作极为熟悉，机关赠过他会计师的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