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山临海（古代珠江河面宽阔，称为海）是广州的山川地势。北控五岭，近扼三江；是广州的攻防要势。赵佗洞悉广州防御要领，为了防止北方战乱南延，加强对岭南的控制，严封五岭的四关——横浦关、诓浦关、阳山关、湟溪关；断绝4条新道——江西入广东南雄一路，湖南入广东连州一路，湖南入广西贺县一路和湖南入广西静江一路；构筑了捍卫番禺的三道防线：乐昌一仁化一南雄防线，英德一清远防线，石门要塞防线。北兵要逾五岭攻南越，不破这三道防线，是到不了番禺的。

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以防止中原的起义军队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当地士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从而为存在95年的南越国奠下基石。南越国的疆土，与秦设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西至夜郎（今广西，云南的大部），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至闽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即今广州市。

经过多年征战，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并平定了中原包括项羽在内的其余军事势力。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初，汉高祖刘邦立吴芮为长沙王，以长沙、豫章二郡及将赵佗据有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是赵佗所有。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接受汉王朝的封王归化中央政权，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并向朝廷称臣奉贡。此后，南越国和汉朝互派使者，互相通市，刘邦成功的通过和平的方式，使得赵佗归顺，没有成为汉朝南边的敌对势力。

从此，中原地区的铁器等生产资源及技术源源不断引入南越国，启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他重视传入中原汉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并融合越地社会，使岭南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从任嚣、赵佗开始，岭南有了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堡和文字，发展冶铁业，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上许多赞颂赵佗的诗篇，表明了人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他又对任嚣所建的番禺城作扩建，城周达十里，被称为“佗城”，成为后代广州的中心地区。他努力协调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积极吸取中原文化，从而促使广东地区文化经济在秦末汉初年间稳步发展。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汉高祖死后，吕后临朝，开始和赵佗交恶。

吕后七年（前181年），吕后发布了和南越交界的地区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和其它物品的禁令。赵佗与吕后当政的汉朝中央政权关系一度紧张，汉朝与南越国的矛盾激化。吕后随即派遣大将隆虑侯和周灶前去攻打赵佗，但由于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越一带炎热和潮湿的气候，纷纷得病，连南岭都没有越过。赵佗觉得吕后可能会通过长沙国（汉朝的另一个藩属国，位于南越国北部，现湖南省境内）来吞并他，于是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出兵攻打长沙国，并在打败长沙国的边境数县后撤回。

吕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崩，汉朝命周灶罢兵归。而赵佗凭借着抗击汉朝的成功而扬威于岭南一带，乘机对东边的闽越国用经济手段施加影响，而对西边的西瓯、雒越等部落（即瓯雒国故地）加强控制。南越武王赵佗因此而自称“南越武帝”。赵佗也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汉朝对立起来。

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即位，他派人重修了赵佗先人的墓地，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

接着汉文帝在丞相陈平的推荐下，任命汉高祖时曾多次出使南越的陆贾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陆贾到了南越后，向赵佗晓以利害关系，赵佗再次被说服，决定去除帝号归复汉朝，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又修好始昔，维护了岭南的社会稳定。一直到汉景帝时代，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象诸侯王一样接受汉朝皇帝的命令。但是在南越国内，赵佗仍然继续用着皇帝的名号。

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赵佗去世，享年一百余岁，葬于番禺（今广州）。

赵佗死后，其后代续任了四代南越王。一直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被汉朝所灭。

在政治上，赵佗在岭南实行郡国并行制，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确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

赵佗建立南越政权时，起初是以“中国人相辅”，“以其党为假守”，是用中原人来对岭南进行统治。但长此下去，会与当地的越人首领发生利害冲突，这对南越政权无疑地是一种威胁。 赵佗看到这种局势，注意到吸收当地有威望的越人首领到南越国的中央来参加政权管理。南越王室还吸收了许多其他越人在军队和政权中担任官职。如归义侯郑严和田甲，驰义侯何遣，赵郎都稽，湘长侯桂林监居翁，瓯骆佐将黄同，嘹侯毕取，揭阳县令史定等，这些人都是见于《史记》或《汉书》中的身任南越国官职的越人。 除此之外，在越人部落强盛的地方，赵佗还采取分封越人首领为王的做法，让“诸雒将主民如故”，例如在交趾地区分封的西于王，就是如此。

在军事上，赵佗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制度，又分为步兵、舟步和骑兵，对号称“带甲百万有余”的军队实行有效指挥和控制。

赵佗是中原先进耕作技术、打井灌溉技术和冶金、纺织技术的传播者、推广者。他和首批南迁的中原官民把中原耕牛犁田和使用铁制农具的技术传播到岭南，极大的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

在经济上，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改变以前的“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发展水稻、水果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并发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他还出动官兵助民凿井，修渠灌田，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据考古发现，广东英德发现了1.4万年的稻作物，证实农耕文明起源于岭南。

赵佗在开发边疆、传播文明方面，是引导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社会迅速走向文明时代的文化先驱和伟大政治家。南越国建立伊始，赵佗实施“和辑百越”政策，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使岭南地区从落后的刀耕火种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航海技术等带进岭南，开启了岭南文明。

在文化上，首先是中原汉文字的使用，《粤记》说：“广东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发现不少汉字。百越是一个能歌善舞的部落，有越舞和汉式舞。还有编钟、铜乐器和各式饰画、壁画等。

赵佗治理南越，非常重视“以诗书而化国俗”，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诱导越人，教育他们赡养老弱、废除群婚。还利用行政手段推广中原汉字，教育越人“习汉字，学礼仪”，从而使“蛮夷渐见礼化“。迅速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赵佗实行“和辑百越” 的政策，提倡中原人与岭南人通婚，尊重岭南人的风俗，促进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

通婚是和睦中原人与岭南人关系、增进中原人与岭南人间友好感情的重要渠道。赵氏政权对此颇为重视。南越王室从自身做起，带头与岭南越人通婚。例如南越明王赵婴齐就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封为高昌侯。因此，中原人与岭南人的民间通婚就更加普遍了。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外来的中原人与当地的岭南人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岭南百越部落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与中原华夏部落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中原人歧视越人的不同习俗，就容易挫伤岭南人民的感情。于是赵佗带头尊重和顺从岭南风俗习惯，例如他公开宣称自己是“蛮夷大氏老”，还脱掉中原的官服，采用越人的服饰。

赵佗何时到达南越，由于秦始皇“略定杨越”的起始年学界说法不一，也就难以定论。秦王朝开始攻略杨越时间，据韩兆琦先生引证：“《秦代初平南越考》的作者法国人鄂卢梭以为应在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其统帅为尉屠睢。始皇帝二十九年（前218年），秦王朝二次派兵伐西瓯，其统帅为赵佗。至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胜利结束，设其地为三个郡。《南越国史》的作者以为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前218年）。第一次攻越的秦朝将领是屠睢与赵佗，以作战失败，屠睢被杀而告终。后经周密准备，四年后由任嚣、赵佗为将再攻，始略定之论哪种说法，赵佗为秦平定杨越的参战将领当确信无疑。杨越平定后，他又被任命为地方官龙川县令，转为经营地方。

赵佗建立南越国的年代并没有史籍直接记载，现代的研究文献均以《史记》的有关记载推算而得。所以现今对南越国建国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参见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网站），一说汉高祖三年（前204年）。

查《汉书》南越国亡于元鼎六年冬十月，据《新编中国三千年历日检索表》，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等同格里高利历元鼎五年（前112年）11月11日至12月9日，整个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都不出元鼎五年（前112年）。由元鼎五年（前112年）上溯九十三年即汉高祖三年（前204年）。

关于赵佗的卒年，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中说是“至建元四年卒”，即前137年。此说学界一直存疑，缘于《汉书·南粤传》载：文帝元年，欲以“盛德”镇抚天下，“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同时，赐其堂兄弟官赏，并派陆贾带书信前去安抚。赵佗甚为感动，在给文帝的复信中，自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云云。其“处粤四十九年”之说，招致后人众说纷纭，难成一词。

王鸣盛从时间上质疑：“赵佗于文帝元年已自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历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即以二十余岁为龙川令，亦一百十余岁矣。”

梁玉绳据《汉书》所载辩驳：“《汉传》无‘卒’字，以建元四年为佗孙嗣位之岁，似佗非卒于建元四年，而《史记》、《汉书》皆不书佗子，可知其子在之前已死，赵胡以孙继祖也。但考《两粤传》，佗当文帝元年已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则自始皇帝二十年佗已居粤因为龙川令，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称王，至汉武帝建元四年凡九十一年，徐广引皇甫谧谓佗盖百岁，何若是之寿耶？”就当时的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而言，活到一百多岁恐怕很难，尤其是北方人到南方，面临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的诸多不适，赵佗居然一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种质疑不无道理。

韩兆琦先生认为：“若依梁说，则‘至建元四年’五字应移至下段开头，如此比较合乎情理。”可能正是基于合乎情理的需要，《汉书》作了如此调整。卒年本不详，生年再由卒年去推，只能是以或然性前提推出或然性结论了。

赵佗先人墓地：汉文帝派人修建，在今石家庄市新华区赵陵铺镇，2006年重修为赵佗公园。位于石家庄市赵陵铺镇的赵佗先人墓原有72座墓冢，蔚为壮观，“获鹿八景”中“烟树苍茫锁赵陵”就形象地反映了昔日赵佗先人墓的景色。由于年代久远，赵佗先人墓遭到严重毁坏，现仅存主墓一座。墓呈南北走向，长50米，宽7米，墓顶南北隆起，呈马鞍状，有清代墓碑一方，上书“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之墓”。1956年9月被列为石家庄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7月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赵佗死后，是由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安排殡葬，到如今赵佗陵墓依旧能长期保存不留痕迹，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确实费了不少心机。根据考古学家分析，虽然赵佗墓地是由他生前选定，但在实际的下葬中出现了不少假象和迷雾，令后人不知赵佗墓所在。

广州也曾发掘过一些汉代大墓，下葬物品中包括一些精美的玉佩饰，由此可见墓主的身份地位显赫，一度的怀疑为某位南越王的墓。从墓中出土的玉剑饰推断，墓主应为男性。但之后考古人员推断，此墓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三主赵婴齐的陵墓，并非赵佗墓。

关于赵佗墓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惟葛蒲漳侧，古马知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骡裹，近似石麒麟。时莫解之，但疑其墓不远。蔡如松云：‘旧说即悟性寺也'。今蒲涧之南，枯家数千，人犹谓越王疑家。”（出自《蕃禺杂志》）葛蒲涧在广州白云山，此记载把赵佗陵墓说成在白云山上：“南越王赵佗，相传葬广州禺山，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出自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

按古史记载，赵佗下葬时丧车四出，以使人无法确定他墓葬的确切位置。多年来，对于他的墓葬大致有古番禺城的城西南、城西、城西北、城北、城东北等说法。所谓古番禺城，为三国时吴国交州刺史步骘所建，大致在今广州越华路以南、文明路以北、仓边路以西、吉祥路以东的地区。

《传奇》记载，崔炜在这个墓中，见到了数间“垂金泥紫，饰以珠翠”的“锦绣帏帐”，极其奢华。随后他遇见了四位身着古装的侍女，告诉他这是“皇帝玄宫”，并给了他一颗宝珠，让他离去。崔炜出洞穴后到波斯商人处悄悄卖这颗宝珠。有一位“老胡人”，问他：“郎君得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老胡人告诉崔炜，这是波斯国宝阳燧珠，西汉南越国年间流入岭南，后被赵佗殉葬。他给了崔炜一笔巨款买下宝珠，泛舟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