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第一任武官（ 中将） 。1951 年10 月担任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代表，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国旗勋章。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1954 年2 月9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边章五，又名边荣诰、边慎斋。1900年4月29日，边章五出生在河北省束鹿县文朗口村。他自幼聪慧过人，性格活泼。在宁晋荆丘高等学校时，他和新河县的董振堂是同学。二亲如兄弟，双双立下救国之志。当他们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毅然弃文习武，一起到保定报考了军官学校。

在军校中，各门功课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无论是军事理论和实战训练，他都一丝不苟的认真钻研。几年中，他认真研究了古今中外的兵书战策和大量的军事名家专著，熟练掌握了各种轻重武器的运用和劈刀刺枪摸爬滚打的作战技术。192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

毕业后，边章五被分配到冯玉祥的西北军，由于他是军校毕业的，又有真才实学，逐步由排连营团，提升为旅部参谋长。在西北军中，由于冯玉祥和共产党早期有过交往，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同志都在他的部队搞过政治工作，使边章五有机会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

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战败下野，边章五所在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入二十六路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坐视祖国大片领土的沦陷于不顾，依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命令孙连仲带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去打红军。当时，作为参谋长的边章五和大部分战士目睹山河破碎，指望能北去抗日，消灭日寇，不想却被派到南方去和红军打内战，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再加上蒋介石借刀杀人排斥异己，克扣军饷，军队充满了不满情绪。

1931年12月14日部队开到江西宁都地界，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跟随赵博生、董振堂参加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这一次起义是我党继南昌起义后，又一次最大的起义，带领17000多名战士参加了红军。从此，边章五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起义后，部队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边章五先后任红五军团三十九师、四十师师长。在改编过程中，他立场坚定，带领战士们认真学习红军的优良传统，成为教育改造部队的中坚。在改编后不久，他就参加了反击国民党的战斗。

1932年2月，在赣州战役中，我红三军团一个师被敌包围，他带领部队跟随军长董振堂手持大刀与敌短兵相接，杀开了一条血路，将红三军团这个师救出重围。同年3月，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部队攻克福建龙岩。4月12日，攻克漳州。6月下旬，挺进赣州。7月间，在粤北的水口地区，与敌展开了一场激战。

战士们连续三四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饿了嚼生米，渴了喝稻田里的脏水，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边章五和战士们一起在阵地上与敌人白刃格斗，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保住了阵地。在多次战斗中，边章五不但英勇顽强，而且也显露出了高超的指挥才能。

在革命阵营中，在戎旅生涯中，他有机会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的谆谆教诲，这些同志的高尚品德和对革命的远见卓识，使他无比钦佩，他自幸如鱼得水，深信平生救国救民的志愿会得以实现。因此，他更加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由于他工作积极，战斗勇敢表现突出，1932年间，由程子华、黄火青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任中央军委作战科科长，1933年任军委一局参谋长。

长征开始时，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对起义将领采取怀疑态度，边章五差一点险遭不测。一天，一位受“左倾”思想影响的领导带着“内定”材料，来找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原来，“内定”意见是一份处理所谓“犯错误干部”走留名单，上面写着ABC，一行是要杀的，一行是要留的，一行是可以长征的。

其中被杀的一行中就列上了边章五的名字。叶剑英看了后说了下面几句话：“边章五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识比较渊博，军事素养也高，是部队建设的有用人才”。经过叶剑英力保，才批准边章五跟随长征。

边章五豁然大度，在对敌斗争中临危不惧，在遭到同志误解时，在受到极左路线迫害时，甚至在生死攸关时，也能够泰然处之。他以对党的耿耿忠心接受着种种考验，而且非常乐观，他抱着革命必胜的信心走上了长征之路。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清算了王明极左路线的影响，边章五继任军委五科（局）科长、一局局长。初到延安时，担任红军大学司令部一科科长、延安城防司令员。

1936年9月间，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边章五多次跟随叶剑英深入东北军驻地，做其下层的统战工作。他们工作的非常细致，经常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去活动，对东北军下属的番号、任职、主官、历史、特点、来往电报和其官长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特长、个性等情况，都做了周密详细的调查，还在其部队中建立了我党的地下组织。由于统战工作做的深入，他们和一零七师师长刘翰东和其六二一团代理团长周振生建立了友好关系，还通过周振生打通了十七路军杨虎城的关系。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对抗活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变成了真正的友军。

为了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准备抗日，边章五、彭雪枫、汪锋、吴自立、潘汉年跟随叶剑英进入西安。叶剑英出使西安，边章五也成了张学良的座上客，经过协商，双方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1月中旬，他们完成任务，返回中央驻地。

西安事变后，边章五跟随叶剑英再次赴西安，协助周总理工作，很快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边章五以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军事教官的身份，随同周恩来、叶剑英在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工作，担任军事组长，曾住南京、武汉、重庆等地。

1938年11月间，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仿效共产党的办法，在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南岳训练班去教游击战。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参加这个训练班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毛泽东主席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经批准，叶剑英当了训练班的副主任，边章五等六人担任军事教官。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多是国民党各战区派来的军官。边章五负责讲游击战术，讲课时他理论联系实际，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到古今中外的兵书战策，结合抗战中的具体战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我党所提出的游击战术，并热情地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他的讲课给学员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游击干部训练班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致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游击班视察报告中说：“学员曾向我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地形，谓决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南岳训练班 ，不但传授了游击战术，而且宣传了我党的正确主张，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欺骗宣传，一些学员通过训练班和我党交上了朋友，以后坚持抗战，反对磨擦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边章五文武双全，参加战斗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参加谈判能够“舌战群儒”、让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无法得逞。训练班结束后，边章五随同叶剑英和周恩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军事组的工作。

1940年，德国希特勒进行闪击战，在欧洲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日本人和汉奸亲日派乘机扬言也要在中国进行闪击，国统区人心惶惶，许多朋友甚至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和军队都不知所措，纷纷向我党请教。为了消除疑虑，边章五写了一篇《论闪击战》的文章，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他以雄辩的论据，一扫亡国论的悲观情绪，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0年秋，日寇在敌后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他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和军事组同志们一起，给新华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揭露了日寇的滔天罪行，宣传了我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坚苦卓绝斗争的事迹，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污蔑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谰言，控诉了他们配合日军袭击我军制造磨擦的罪行，对团结各阶层人士，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工作中，周恩来见边章五为国忘家，个人生活没时间料理，就把跟随自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陈婉文介绍给边章五为妻。陈婉文，毕业于岭南大学，通晓17个国家的语言，这对以后边章五开展军事外交是个有利的助手。

1945年11月，边章五调任晋冀鲁豫国防工业部副部长，这时家乡束鹿县已经解放，离乡十几年的边章五带着夫人陈婉文回过一次老家，看望久别的亲人。不久，蒋介石妄图独占胜利果实，国共两党又开始谈判，他又调长春执行分部中共代表。1946年11月，任旅大公安总局代理总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中共旅大地委社会部长。

边章五在旅大工作期间，旅大秩序相当混乱。城市里还有苏联驻军，还有伪满时期的军警宪特在暗中隐蔽，国民党还一直要接收旅大。边章五带领公安干警对国民党及其地下武装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打击，与国民党进行了接收与反接收，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这种复杂形势下，边章五识时局，顾整体，坚持原则，团结干部，为建设旅大根据地，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和他共事的人都说：“边章五为人稳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作风正派，没有官架子，而且理论水平高。他来旅大时，已身患疾病，但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经常顶着星斗出门，戴着月光回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平时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以身许国。”

1948年7月，他奉组织调动，任辽宁军区司令员。接到上级命令，他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装（带着仅有的一个皮箱）和家人打了一声招呼就上任了。

到了辽宁军区不久，辽沈战役开始了。在这东北战场的决战时，他顾不得疾病的折磨，昼夜操劳军务。指挥该军区所属部队，配合主力兵团作战，直到全部消灭了蒋介石盘踞在东北的主力部队，解放了东北全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和我国建交，边章五任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馆武官。这时，他为治疗疾病曾回北京在医院动过一次手术。疾病尚未痊愈，就参加了改编国民党董其武部队，任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1951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他率兵入朝。在抗美援朝期间，边章五作为朝中停战谈判代表，赴朝鲜开城（以后移到板门店）与美方谈判。

当时，我们的代表团分为前线、中间、后方指挥三线，边章五在第一线与朝鲜的南日将军直接出面和美帝国主义的代表接触，乔冠华等在二线中间站负责传达和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对谈判工作提出具体翻案和为谈判代表拟写发言提纲，李克农在后方第三线坐镇。

代表团的工作非常紧张，通常是白天由第一线的同志与对方周旋，晚上由一线的同志和二线的同志向李克农汇报谈判情况，研究当天发生的新问题，李克农对次进行归纳后，立即发电报向国内汇报请示，周总理接到汇报，经过考虑，马上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做出决定，当夜就复电，对下一步谈判提出新的要求和指示。经过李克农和乔冠华等人传达贯彻，再交给边章五等同志到底一线区实施。

在谈判桌上，美帝国主义的代表气势汹汹打着“联合国”的招牌，向我们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施加压力，妄图凭借他们有时的军事力量为他们撑腰。边章五面对强敌，不卑不亢，拒理直陈，就象前线的指挥员一样，寸步不让，严厉斥责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常说：“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别想在谈判桌上得到。”通过谈判他们密切配合了前线的战斗。直到1953年7月27日，终于迫使美国侵略者在他们所说的“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取得了停战的伟大胜利。边章五由于谈判成绩卓著，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所授予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

在谈判期间，由于工作量特别大，持续的时间也特别长，边章五的病体越来越严重，经医生确诊为肝癌，医生劝他休息，他说：“停战协定虽然签定，但战争还没有结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怎能休息呢？”当医生把他的病情向中央汇报后，周总理通知他回京治疗休养，他仍说：“病不要紧，晚些时候再说吧。”

最后总理以汇报为名，令他立即回京，这才强行进驻医院，由于劳累过度，耽误了治疗，于1954年2月9日12时，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军事教官、军事外交的难得人才，在北京逝世，终年54岁。

边章五将军戎马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辗转奔波各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词，做出了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的贡献。

为了纪念这位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军事家，外交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为边章五树立了纪念碑，边章五将军的生平事迹以及为人处世的原则方法，对待工作的态度值得中华民族学习，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