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

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

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

2016年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盖志庸证实，2015年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的辽代贵妃墓主人出自辽朝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第一任皇后，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

2015年9月，考古人员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罕见的辽代贵妃墓，墓室为青砖砌墓，平面呈圆形，穹庐式顶。墓门上覆有彩绘，唐风浓郁，色彩艳丽。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央清理出一方墓盒，墓盒表面有阴刻篆体“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九个字。但在棺木中，只发现了指骨，经过四次过筛，也没有发现其他骨头。

据墓志可知，墓主人于统和四年（986年）嫁给圣宗，并被立为皇后，育有两女一男，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是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

2024年8月，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镇吉如海嘎查在防汛作业时发现一座砖室墓，墓葬未被盗掘，但墓室顶部被局部破坏。墓葬南临水库，渗水不断流入墓室，考古队受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委托，随即进行抢救性野外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