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农村务工者涌入城市，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可随着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加大，从农民工到普通白领，许多人现在对大城市失去了兴趣。 40多岁的江西农民潘长生在温州工作十年后，萌生了回乡的念头。“在村里搞些养殖，挣的钱都比在城里打工多。原来整村人进城务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回家做生意了。”潘长生说。

在农民工输出主要地区浙江省丽水市，政府曾调查过6000名返乡者，有近4000人回乡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生产，600人明确表示不再进城务工。“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农民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同进城打工相差不大，因此不少人回流的意愿很强烈。”丽水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官员南林玲说。有关户籍管理官员指出，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社会底层徘徊，被日益边缘化。“再加上高额的房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即使政策完全放开，多数进城人员也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这位官员说。

研究人员认为，“逆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与农民牵动的利益链条越来越长，可进入城市后的获益却不多。但让不少人担心的是，如果“逆城市化”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停滞。而大量人口回流农村，也不利于扩大内需。

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顾益康认为，政府应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比如为大学生、农民工等进城者申请经济适用房创造条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帮助就业。

也有观点认为，“逆城市化”背后也透出一些积极信号，一部分人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有助于解决城市空间压力等“大城市病”。

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逆城市化”，是美国学者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由于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见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在那里形成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可以看出，“逆城市化”，是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中国，这一现象的出现，对于我们有不同的启示。 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户口值钱的地方，人们恐怕是不屑于农村户口的，因为城市户口实在有太多的好处。大学毕业生拼命要考取北京上海的公务员，除了公务员自身的福利外，户口恐怕也占了很大的成分。而在一些中小城市，现在却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农村户口。当然，一些人即便有了农村户口，其实更愿意在城市生活。这表明：对公众而言，城市户口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户口本身是否会带来利益。 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逆城市化”，主要是大城市出现了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病”。而我国的“逆城市化”，主要原因一是在少数地方农村户口有巨大利益、二是在一些小城市农村户口更有实惠、三是因为一些进城者由于没有户口被日益边缘化。可以看出，中国的“逆城市化”并非人们的自由选择，而是束缚于户籍的非正常流动。 不久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其实，人们争相进京，关键在于，拥有北京户籍就能享受超国民待遇。譬如孩子上学，就能以较低的分数上最好的大学。另外一方面，也在于中央政府在北京投入了太多的资源。要想解决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降低其户口的吸引力。 “逆城市化”现象表明，中国的户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户籍改革本身其实并不复杂，真正难以触动的是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 可以说，中国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制造的怪胎。这种“逆城市化”，不仅导致人口的非正常流动，也可能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停滞。这对社会发展无疑是有害的，必须通过户籍改革予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