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学院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8年，赴河北省宣化解放军部队“劳动锻炼”。

1973年，分配到北京画院工作，任专职画家和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

1977年，作品《红梅松图》参加北京画院“迎春画展”，作品首次参加公开展览。

1981年，参加加拿大中华文化中心主办的“北京画院中国画展”。

1982年，参加美国纽约伯瑞耐克画廊主办的“中国画四人展”。

1984年，参加日本静冈县常叶美术馆主办的“现代中国水墨画：邓林、马骁二人展”。

1985年，作品《梅》获“祖国环境美—美术书法篆刻展览”三等奖。

1986年，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任专职画家。

1986年，参加韩国汉城“中国现代彩墨画特别企画展”。

1987年，访问法国，考察法国的博物馆、画廊及当代美术，并进行了讲学活动。

1988年，作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主办的“中国画展”。

1989年，作品《远古的回音》参加北京“马可 波罗归来”义卖展。

1990年，参加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黄遵宪先生诞辰一百四十二周年国际书画篆刻展览”；同年，韩国汉城举办邓林个人展览。

1991年，作品在《美术》杂志1991年第1期刊登。

1993年，参加“珠海美术院画展”。

1994年，澳门举办“邓林画展”，《邓林画展》画集出版。

1995年。葡萄牙里斯本举办“个人作品回顾展览”。

1996年，参加意大利罗马“中国五人画展”。

1997年，参加香港“香港 1997中国名家书画展”。

1998年，参加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情系井岗—写生创作展”，并出版画册。

1999年，参加“跨世纪中国画名家二十人展”，并出版画册。

2000年，作品丝织壁挂《远古的回音之3》被北京现代文学馆收藏。

2005年1月，应奥地利联邦总理府艺术部邀请，赴奥访问并在奥首都维也纳举办个人画展。

师从汪慎生、李苦禅、郭味蕖、田世光等诸先生，作品多次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德国、日本、葡萄牙、韩国、泰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

作品磨漆画《远古的回音》参加日本东京由日本亚洲现代美术交友会主办的“亚细亚现代美术展”，并获金奖；荣获“现代水墨画展86”和“北京国际水墨画展”优秀作品奖，“第12届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特别铜奖。

出版有《邓林画梅》、《邓林水墨画集》、《彩陶与梅花》、《邓林·远古的回音》、《邓林绘画名作集》、《中国当代美术家画传·邓林》、《邓林画集》、《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等。

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私机构和个人收藏。

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中，露面最少的是邓小平的长女邓林。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邓林曾在国内外举办过画展，均获得了社会和业内很高的评价。

邓林的名字，是由其父亲邓小平的姓、母亲卓琳的名合成的，原先叫邓琳，后来她嫌麻烦，自作主张，去了“琳”字的“王”旁，就变成了“邓林”。

她家三姐妹的名字：邓琳、邓楠、邓榕均为母亲所起，都带“木”字。大弟弟邓朴方的名字，为刘伯承所起，是取朴直方正的意思。由父亲邓小平所起名的，只有小弟弟邓质方，含义与乃兄一致。

1941年9月11日，日军扫荡的炮火和枪声中，随着邓林降生的哭声，给赤岸村的军人们带来许多温馨。父亲邓小平这一年37岁，母亲卓琳25岁。可是，残酷的战争，往往以最快的速度打破人们的种种美梦。邓林出生才吃了母亲7天奶水，就遇上日军围剿扫荡。129师师部要转移到太行山中与敌人周旋，无奈中，卓琳将邓林送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一个农村铁匠家中哺养，自己则随部队转移了。

那几年，正遇上华北连年大旱灾，加上战火连天，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那铁匠家自已有几个孩子，虽然每月八路军给邓林送粮食，但本来就有限的粮食，难免会被其他孩子分一杯羹。严重的营养不良，使邓林造成浑身是病。每当别的孩子能够欢天喜地跑出去玩时，邓林只能无力地坐在家里。

邓林2岁时，卓琳去接她回家，看见女儿坐在破椅子上，脸上被苍蝇叮着，却没有气力去赶，卓琳难过极了，就在女儿脸上轻轻盖上一块手绢。她决定，立刻把女儿带走。

邓林从记事起，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关怀过她。她并不认识这个陌生的“阿姨”，“阿姨”让邓林叫她妈妈。妈妈，这两个字的含义，在邓林小小的心灵里，意味着被爱和关心备至，这，正是她所最需要的。随之而来的，是战争进入了抗日的关键时刻，卓琳决定把女儿送到延安，对在前线日夜拼杀的将士来说，延安是一片乐土。2岁的邓林，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穿越炮火和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来到延安。1945年，邓林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这时，她已经有了弟弟邓朴方和妹妹邓楠了。邓小平整天忙于军机大事，自然很难顾家。卓琳除照顾3个孩子外，还要参加工作。邓林后来回忆说：“妈妈那时真辛苦呵。”

邓林很小的时候嘴里长了瘤子，以后，这病缠绕着她近l0年。动手术割了又长，长了再割，直到上了中学才不再复发。1949年3月，邓小平去西柏坡开会，顺便把邓林带去看病，那里的医疗条件好些。在那里，邓林第一次见到人们常常提起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好朋友周恩来伯伯。庆祝上海解放那天，正下着春雨。8岁的邓林拉着父亲的手在楼上观看游行队伍。冒雨游行的人们，扭着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舞着彩旗，那斑斓的色彩组合，给邓林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楼，她依稀记得是上海著名的国际饭店。

1949年11月29日晚，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逃往成都，不久就飞往台湾。次日，刘邓大军解放重庆。在进军西南的两个月中，刘邓大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先后歼敌正规军和保安团70余万人，连同歼灭的游杂武装在内，共歼敌90万人。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部全军覆没。邓林一家，在重庆总算稳定了下来。只是这期间，邓林的疾病不断，为了嘴里那屡割屡长的瘤子，她几乎每年都要去北京看病、开刀。在重庆，干部子弟没有合适的小学上，卓琳出马筹建了一所人民小学，并当了第一任校长。卓校长整天招学生、找老师，忙得不亦乐乎。一开始因缺教师，卓琳自己还亲自走上讲台，并且给不同程度的几个班级上课。卓琳当时确实很辛苦，邓榕和邓质方的接连出世，常常使她又要上班，又要给孩子喂奶。

邓林在河北时曾上过原名叫荣臻小学的八一小学，但上学不到一个月．就大病了一场，于是就休学在家。到了重庆后，她和邓朴方一起进入了人民小学，成了妈妈的学生。1952年，邓小平奉调到中央工作，一家人跟随到了北京。邓家子女进入八一小学学习，对于邓林来说，是“二进宫”了。八一小学是所供给制的干部子弟小学，纪律是准军事化的。只有到周末，学生才被允许回家。每次，卓琳除交给邓林路费之外，还另给几毛钱做零用。邓林就用这钱，给弟弟妹妹买些瓜子、山楂片之类的零食。孩子总是最钟爱这些小食物的。弟弟妹妹稍长后，卓琳就将路费和零用钱落实到每人头上。邓林就把给她的一份，用于买剪纸、书签，她尤其喜欢那些印有齐白石大写意画的小画片，那似乎漫不经心的寥寥几笔，却非常传神地画出了大自然中的生命，这使邓林感到神奇极了。

邓林最不喜欢大美人之类的画，甚至有些厌恶。成为画家的邓林，当年上美术课画水彩，成绩却总是得2分，从未得过高分。有一次，她看见伍修权的女儿会画国画，她想起自己心爱的小画片上的画，回去就对母亲说了，说自己想学。那时，邓林爱读小说，她读了她所能搜罗到的所有的苏联小说，其中，她特别爱读战斗英雄的故事。她崇拜英雄。小学毕业前，邓林因病曾去苏联治疗，在那期间，给邓林留下最强烈印象的是参观一些博物馆，并欣赏到了一些绘画大师的巨作，如列宾的《伊万雷帝杀子》等．她感受到了与典型的中国大写意水墨画截然不同的西方油画对灵魂的冲击力。

1955年，邓林从八一小学毕业，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中学没多久，邓林就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严重到半年出一次血，身体非常不好。于是，上了高中后，终于不得不休学了。一年后她才重返课堂。中学时代，邓林在文学上涉猎更广了，家中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让她翻阅了好几遍。“这套书是爸爸妈妈的，现在还在家里，只是经过‘文革’，不全了。”邓林说。那时，邓林百读不厌的，还有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认为该书描写爱情和友谊是“很震撼人心的”。邓林因为长期生病，功课也就粗疏些。她后来坦率地说：“自己才、貌平平，功课平庸，没有吹牛的本钱，以后也就形成现在的性格。”对于邓家几个孩子的学习，邓小平一般不管，但每学期的成绩册，他照例是要看的，虽然在家长签名一栏里签名的，总是卓琳。孩子成绩好，他就会高兴。那时，邓朴方、邓楠的成绩在班里总是拔尖的。而邓林的功课则平平。

高中时，邓林转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先开始准备学声乐，但人们都说邓林的口型和嗓子不适宜搞专业声乐，于是，就改学扬琴。可是邓林因为病后经常吃药，所以特别容易犯困，扬琴也终于没有学成，又改学音乐理论。邓林因为基础稍差，未能正式考上中央美术学院，但她成了旁听生。旁听生在生活待遇和教学上与其他学生是一样的，只是得交学费和毕业不管分配。邓林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科学习，主要师从李苦禅、郭味蕖和田世光等几位老先生，那段时间，是邓林获益颇多的阶段。安心搞专业的时间并未持续多久，邓林便和同学们去怀柔搞四清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邓林在未进“牛棚”之前，已被打入“另册”，她被告知，不准回家，不准乱说乱动。但因为邓林有严重的胃病。所以，当时的造反派格外“开恩”，可以请假到美院附近的王府井买些食品。1967年9月20日，邓林接到通知：让她回家一趟。回到家才知道，是让邓家几个子女和邓小平的继母夏根伯马上搬出中南海，邓小平和卓琳则继续留下来挨批斗。邓林和同学们一起去了河北宣化，组成了学生连。学生连采取完全的军队管理方式，指导员、连长和排长都是军人。邓林他们不穿军装，给予干部待遇，每月发46元工资。邓林在那里学会了挑粪插秧；到军队造纸厂学会了开机器，干过“三班倒”，还在酱油一学会了酿造酱油…

中国多云的天空，终于露出了晴和的一角。父母回到首都时，邓林正在北京。这时，连里来急电催她回去参加毕业分配。邓林赶回学生连时，14号文件还尚未传达。这时邓林已不再是几年前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她多了一点心计。她主动对人有意无意地说；我父亲已回到北京，并且马上要出来工作，等等。在分配最关键的时候，14号文件传达了，一直视邓林为“异类”的连部某些人，对她一下子态度大转变。而且，对她的鉴定写得好极了，诸如：立场坚定，团结同志，工作努力。邓林被分配到了北京画院工作，当时的院长是崔子范。然而，邓林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大写意风格，与当时所谓的“革命美术”相去甚远，一旦动笔，难免挨批。同年，她与毕业于湖南衡阳矿业学院的青年干部吴建常相识，并结了婚。第二年，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了。30多岁才当母亲的邓林，非常珍爱自己的孩子。她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大动乱后她所拥有的一点点的幸福和安宁。邓林的画来变化很大，一般的她也不拿给父母看，偶有得意之作，也会征求父母的意见，邓小平的评价总是简单而意味深长：“有进步！”卓琳则更多一份关心，总是提醒女儿，“有人捧你的那些话，是真是假？”邓林：“起码有一半是真的吧？！”卓琳还是不放心地叮嘱：“不要让人把你捧晕了。”从1986年起，邓林就对古代的彩陶艺术发生了浓厚兴趣。她试图寻找一种使传统水墨画和现代精神和谐如水的统一。

对邓林的新画貌，尽管行家们评价不一，但邓林还是想走下去。还是在1990年，邓林就想把自己对彩陶的理解，画二批作品，并制成一些挂毯，搞一个展览。但是，她又担心这些抽象的作品展出后，会带来某种政治上的影响，因为，邓林是天生的一个新闻人物。但在1992年年初，随父亲南方之行后，她彻底放心了。要搞！展览一定要办成！1992年9月1日，邓林在国内第一个作品展“远古的回音”在中国美术馆正式与世人见面。邓林把那些彩陶语言理解成是先民的一种呼唤，而她，则是倾听这远古回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