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麟父邓全恺，母谭氏，兄弟三人，其排行第二，其上两个姐姐早嫁；邓家境贫寒，备受贪官酷吏、地方豪绅和族中头人欺凌压迫，虽识字而不能书；14岁时，父兄饿死，辍学回家当“背运夫”，往来于巴(东)、宜(昌)、(秭)归之间；后又为司厨、屠夫当下手，聊以养母；次年，母亲病殁，邓将其母抬回石桥坪求地安葬，无奈地方族中强蒙不允许，任大雨淋尸。邓悲愤欲绝，扶棺长哭：“百姓死无葬地，此世道不改，我辈怎生！”时张之洞招募编练“自强军”，16岁的邓玉麟到宜昌从军，入步兵第三十一标当兵，后随军移驻武昌。

时武昌革命思潮蓬勃高涨，反清的秘密团体纷纷建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孙武、焦达峰等从日本回国，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武汉成立共进会。次年春，邓玉麟加入共进会。因其活动能力强，负责筹划活动经费，发展会员，巴东高尚志、费榘等人先后入会；孙武、刘公等认为单纯依靠会党起事，革命未必成功，拟从外地购枪或就地制造武器武装会员，以武力推翻清廷。邓玉麟则认为与其购枪造枪，不如从运动新军入手，在新军中串连士兵，发展会员，层层建立秘密组织，对他们“结之以恩，喻之以义，诱之以利，惕之以害”，必然会得到广大军队和现成的武器。“今日清廷之精兵，不日乃我党起义之劲旅”。孙武等表示赞赏。于是派共进会员以各种名目打入新军步、马、炮、工程辎重各部，或当兵，或当差，拉系结友，换贴拜把，串连发动。时新军大都集中驻武昌，乃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联络点，邓玉麟任酒楼经理，专以接纳新军士兵秘密入会。每接纳一个会员，邓即在帐单上记下“收某人大洋一元”，以避清廷搜查。几个月内，共进会在新军中迅速发展会员一千四五百人。

宣统三年秋，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影响越来越大，共进会以刘公、孙武、邓玉麟为主，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为核心，两个组织有些矛盾。

共进会和文学社于5月11日和6月14日召开两次协商会议。会上，双方都表示出合作愿望，两团体责成邓玉麟，刘复基二人对联合事宜作具体研究。达成协议：所有共进会、文学社名义，应当暂行搁置，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同清王朝拼死活。定于中秋节举事。在议定军政府组成人员时，邓为军政府调查部正部长、军事常驻筹备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弹药、军旗、符号、文告和给外国领事馆的照会等项工作。

农历八月十七日，宝善里制炸弹失事，孙武受伤，机关所藏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尽被俄国巡捕搜洗一空。次日，邓等力主提前起义：“苟不今晚举事，明旦按名捕拿，恐无一人获得首领者。”众人同意，作出立即起义的决定。当日下午6时，邓玉麟、陈磊等分途通知各营党人起事，约定：一闻南湖炮响，城内城外各营同时出动。是夜，城内和草湖门外驻军中的党人，无不枕戈待旦，准备闻风即起。不料当日城内戒严，出入城门须受检查。邓玉麟抵达南湖炮兵驻地，已深夜12时，虽得晤炮标同志，然夜深难以集合，且炮兵须有步兵掩护，城内步兵未动，炮兵亦不敢单独行事。城内等城外炮声，城外等城内枪声，以致未能如期起事。邓在炮八标待至天明，复偕徐万年入城，始悉城内有变，邓嘱徐等候开城，他渡江到汉口共和里11号，向孙武报告误事原因。

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十月十日）下午，邓玉麟偕李作栋雇小舟自一码头经鹦鹉洲渡江，在白沙洲垂岸，赶至炮兵八标，就马棚中与同志商定：塘角火起，一致出动。晚7时，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打响第一枪。邓与吴兆麟驰登蛇山，集大炮数尊，尽力向督署轰击，以援助卫步队由长街进攻。此时城内火光冲天，枪声大作，邓即命孟发臣炮击督署，几乎全部命中。

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后，邓玉麟等主要成员于二十日晚开始在咨议局大楼办公。二十一日晚，邓玉麟等正在军政府议事，突遭亲清廷党徒袭击，府中人员多惊避，而邓处乱不惊，掩护黎元洪避匿蛇山。匪被击退后，邓挽黎元洪手在军政府外巡视一周，以定人心。

此时各地纷纷响应起义，派代表至武昌聚会。邓受都督府之托，在军政府接见各地代表，并随黎元洪接见外国记者答疑，声明：“起义的目的是要创立共和，保护外侨。”

军政府各部成立，邓玉麟任军务部参谋，部长孙武到职以前，邓同张振武负主要责任。在议定新政府官员薪俸时，邓力主上至都督，下到职员月薪一律20元。主张剪辫、放脚、禁烟。大家非常尊重他的意见，称他“盖谋其事而不居其功者也”。

清军反扑阳夏，义军奋力抵抗，邓玉麟出任步兵第七协统领，奉令固守武昌沿江一线，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为保卫首义之区作出重要贡献。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军务部将协扩为镇，邓玉麟为第四镇统制，后改任为师长。南北议和后，邓玉麟为南方九省代表之一常住北京。

1913年（民国二年）中华民国政府电嘱湖北军政府“报告辛亥年八月十九日起义人员”，以便论功行赏，昭示国人。时为审议的邓玉麟“乃邀集同志，互相记忆前年有功人员，都六百八十五人，分甲乙丙丁四种，列录函达”；是年2月18日，总统府给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有功人员授勋，邓玉麟被授予二级嘉禾章，二级纹虎章，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级顾问。

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以高官厚禄笼络首义主要勋杰，欲委邓玉麟为政府咨议长；邓坚不允，抛下家小，只身至上海，图团结海内外力量反袁；次年，孙中山护法运动兴起，邓即赴广州，任广州护法军大元帅府参军。

民国十五年，邓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指挥其部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嗣后，邓玉麟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恶迹，愤懑忧郁，遂脱离军界，避居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邓乃弃上海产业返武汉，后又退居秭归香溪，民国二十九年始返故里大石桥定居。民国三十五年，邓玉麟任第一届“国大”代表。同年，去重庆与辛亥革命故友董必武叙旧。民国三十八年解放前夕，国民党曾派员至大石桥要邓离开大陆，邓不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玉麟曾被列为开明士绅，出席巴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不幸在1950年底开展的“镇反”运动中被捕，1951年3月以莫须有的“反革命暴动案”被误杀（据传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呼吁“刀下留人”的电报经中南局转发至巴东地方政府时，邓玉麟将军已于半小时前遭枪杀，饮恨黄泉）。

1982年6月，巴东县人民法院复审宣告邓玉麟无罪；辛亥革命71周年前夕，巴东县人民政府拨款为之兴建墓碑，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邓玉麟将军的一生，跨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生变故。

邓玉麟将军毕其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参与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在“革命建国、教育建国、实业建国”的伟大思想和实践中不屈不挠，为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武昌起义时，如果没有他连夜奔走三镇联络各部起义，没有他强占军械库并亲率南湖炮队从蛇山重炮轰击清廷督署，没有他在清军疯狂反扑时固守武昌的十里江防，这一突发性起义的结局无疑将被改写，武昌首义的历史意义将大打折扣——他的名字与伟大的辛亥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史学家在论及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实时所云“有史必有君，无君不成史”。

辛亥革命后，邓玉麟审时度势，继续奔忙于反对复辟帝制、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中，或运筹帷幄，或冲锋陷阵，在大是大非面前笃信民主共和，决不屈服于蒋介石新军阀和汪精卫卖国集团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与高昂的民族气节。

邓玉麟在脱离军政界后，还曾先后在汉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后在上海徐汇、江湾开办“亚洲养蜂场”，在香溪办“民生煤矿”，回故里筹资兴办石桥小学堂，垦荒植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