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任省立河南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与李廉方等在开封推广实验教学法。

1935年2月，与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巴金等发起推行简体字。

1937年，日寇入侵，随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迁往庐山，后至重庆。

1938年，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的联合大学解散，邰爽秋携家眷随大夏大学赴往贵阳。

1947年，参加“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

全国解放前夕，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举家迁入北京。

1949年解放后，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76年12月24日病逝于北京。

邰爽秋的教育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分析其内涵，教育经费、教育指导都是重要部分，而此后的民生教育更是他管理思想的真实实践，贯穿于各种教育活动之中。尤其在管理组织方面，重视实验和研究一体化，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开发和后备人才的培养，重视教育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强调教材的实用化通俗化。这些做法，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适应了广大农村劳苦大众的迫切需要，是改革传统教育，革新脱离中国实际的新式教育，重构符合中国实际、体现现代教育发展趋势的新教育教学制度的大胆尝试，对于今日各类教育的改革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

教育机会均等

邰爽秋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经费的中心问题。因为，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经费由公众负担以及教育经费根据各地实际进行分配的基础。教育经费政策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实现了利于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

在《公众负担教养经费之哲学背景》一文中，邰爽秋首先批评了反对公家出钱办教育的贵族思想、自私自利思想，并进而分析了主张拿公款办教育的人三种不同观念，即“利用的观念”、“慈善的观念”、“权力的观念”。邰爽秋认为“利用的观念”实质上是以一种功利的眼光来办教育，以达到其他目的，“认国家的权力，高出一切，要把个人完全屈服于国家的理想之下，个人不过是国家的工具，公家所以要办教育，无非要把儿童造成良好的工具，去实现国家的目的”。而“教育是天赋特权，什么人都有拥护的义务，用不着谁来发慈悲，加恩惠”，“慈善的观念”也是不对的。“权利的观念”是社会主义教育派的观点，要求“教养机会均等”，但“他们还是重教不重养，只知教而不知养”。无养而教，无异于空谈。

邵爽秋认为要用“天下为公”的教育思想，即采取社会主义的教育理想，反对狭隘的地方主义，“以社会之款办社会之教育”。不要“以为国税应办国校，省税应办省校，地方税应办地方学校”，“彼此可以不负责任”。中央政府更应该“务期补救各地方教育经费不均齐的现象，而谋全国儿童教育机会均等之实现”。

教育经费增高

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势必要增高教育经费，邰爽秋提出了八个增加教育经费的要素，即：增高国民富力，开辟教育富源，利用无益资财，改良教育税制，扩大教育单位，鼓励人民协助，防止行政流弊，减免无形消耗。

邰爽秋在1928年写了《庙产兴学运动——一个教育经费政策的建议》一文，次年，又编著了《庙产兴学问题》一书。邰爽秋认为，发动庙产兴学运动的目的，是“划拨过剩庙产，创办教育”，从而“铲除僧阀”、“解放僧众”、“利用庙产”、“创办教育”。关于“利用庙产”，邰爽秋指出要“划拨庙产建设工厂及补习学校，促进还俗僧尼职业教育；建设国立佛学院，昌明佛学；保护名山胜迹及其美术品；拨留年老及不愿还俗僧尼之赡养费；余款一律充教育经费”。至于“创办教育”，更是要从“由大学院以全国为单位支配补助省县地方，以谋教育之普及；提倡天才教育；提倡教养学校及育婴学校；促进民众教育；促进免费教育；设立清贫聪颖学生之奖学基金；恢复师范生待遇；提高教育人员待遇；推广职业教育”等方面落实。

教育经费独立

有关教育经费独立问题，邰爽秋在《教育经费独立问题》一文中，介绍了美国教育经费独立的城市在学生人数、教师工资、教师受教育程度、学校用地、教育政策延续等方面都好于教育经费不独立城市的情况。当然，“以上所说虽说偏于美国城市教育方面的情形，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原则，拿来解释中国教育经费应该独立的理由，差不多完全可以适用”。进而，邰爽秋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八项主张：教育基金之确定，教育税源之划分，预算制度之独立，加税权力之独立，征收机关之独立，保管机关之独立，用款权力之独立，审核机关之独立。 　

统一教育经费行政

邰爽秋在提出教育经费独立的八项倡议时，还注意到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统一的管理。他指出“全国教育经费收支的审核，应归入一个有系统的机关办理”。

邰爽秋认为教育经费增高，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负担均平，教育机会均等都需要以统一教育经费行政作为保证。只有统一教育经费行政，才能增加教育经费收入，通盘筹划教育税源，改良教育税制，整理教育税收，扩大负担教育费的单位；只有统一教育经费行政，才能保障教育经费的独立；只有统一教育经费行政，才能平均教育经费的负担，打消贫苦隔阂，公平支配；只有统一教育经费行政，才能筹谋教育机会均等，“更进而选择优良，高深造成，亦可无遗珠之憾矣”，“因此发生统一教育经费行政的根本问题”。

邰爽秋认为，要想实现教育经费行政之统一，必须遵守两条原则，即系统要独立、事权要集中。而做到这两条，必须使全国各级教育经费局，由中央以至地方，一律以有机体之组织构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系统，不受普通财政系统牵制，以一事权，而节糜费。

教育局长要做到四个必须

专业训练

邰爽秋认为，教育局长的专业训练至关重要。应该规定严密精确的办法慎重考选学习地方教育行政的毕业生，做到宁缺毋滥。而学习教育行政学，要以课程为主体，课程内容，应就行政专业之需要，分为各种行政的状况，每个状况为一个问题，由数人联合教授。同时，应在教育学院附近，设立教育行政实验区，专为试验各种教育计划制度，试用各种测量表格及为学生研究实习之用。在邰爽秋看来，学生上课，实际上就是为解决问题，并无所谓真的上课。理论要与实际打成一片，即“学什么”，就是“做什么”。只有提高专业训练程度，并发给教育局长们专业文凭，才可以资识别，而免鱼目混珠之弊。

专业经验

邰爽秋认为刚刚离开校园的大学毕业生，是万不可担任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的，而应该在四五年内担任较小的职务，吸收经验，充实修养以为日后服务做准备。必须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所任工作不宜固定，应时有变动，这样才可以获得多方经验。除此之外，做教育局长之前，应先在教育界服务三五年，或为教师，或为校长，在此数年内所得之经验，其价值非求学时代之普通及专业修养所能及。

个人性格

邰爽秋在此方面，总结了如下数十点：心地光明；言语有度；处事公正；爱惜声誉；经济时间；处事敏捷；料事得体；主张坚定；手腕灵活；了解人情世故；发言中肯合时；勿言人之短，勿炫己之长；成功不自满，失败不颓丧；态度大方，应有君子体貌；诙谐有节，毋作过分庄严；根据事实，答辩非难，态度雍容，言简意赅；临事怨怼，最不能得人信任。此种习惯，万不可养成。

领袖资格

邰爽秋希望，教育局长除举报上述品格之外，还需要建立起领袖的资格。所谓“领袖的资格”，不仅要热心教育，为人模范，还要合理使用法律赋予的职权，做事处事要凭借真实能力。同时，还要做到不为行政琐事束缚；更要懂得重要的改革，必须经过长久的时期，才能实现。

教育局长有四项任务

教育局长的任务是很多的，但邰爽秋将这些归结为四项，即计划上的任务、行政上的任务、视导上的任务和社会上的任务。

计划上的任务

市县区范围有大小之殊，计划任务即有繁简之别，但无论怎样，对于新局长就任之始，其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定计划。邰爽秋提出，在编制教育计划时，首先应根据事实上的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凭空捏造。因此，可以先将本地方社会情形及教育状况，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分析研究其教育需要的性质和程度，然后考核本地方教育设施是否满足此种需要。最后根据结果，进行通盘筹算，分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确定进行的重心，即在某一时期或某年计划内集中精力从事的事情。同时，还需要参照中央及省里的规定以及本年度教育的计划，分门别类的进行详细说明。邰爽秋特别指出，推行计划时应注意计划中详细条目，若时机未到，不宜公布。

行政上的任务

教育局长在行政上的任务包括从局内杂项到经费开支，从人员调度到教材安排，从儿童成长到健康方面，从普及教育到社会教育，甚至是私人教育等等。因此，邰爽秋告诫教育局长们要建立起与同事们之间的互信。教育局长还要获得社会的信任。“局长为一地方教育领袖，地位重要，其与儿童家长及一般市民接触之机会颇多。此种机会苟能善为利用，则局长之人格、学识、机智、判断等皆能予人以良好印象，增加其管理上之力量。否则必得相反结果，失却民众之拥护，不可不慎也”。

视导上的任务

视导上的任务是教育局长的第三个任务。所谓视导，就是教学视导，是针对学校或教师之教学措施进行系统性的视察与辅导，以提升学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效果的过程。 　因此，与督学、校长、师生进行交往，即视导上的任务。前两项，计划与行政上的任务，都为此而设。但教育视导有很多方面，包括行政视导与教学视导。行政视导强调政令及行政运作的视察与辅导，教学视导则重视教学计划与教学实施的视察与辅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教育局长要处理好与督学、校长、教师及学生之间的关系，对督学要指导，对校长要提出意见，对教师要鼓励，对学生要关心。

社会上的任务

教育局长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社会上的任务。如参与各种社会服务团体，提倡并参与到合作运动、卫生运动、造林运动、职业指导运动等各种运动中来，提倡并指导民众自发组织的各类研究会，参与教师、家长的集会，辅助县政府促进地方自治，出席市政府或县政府各种会议，领导民众举行各种纪念会以及赴宴。

值得一提的是，邰爽秋强调了教育局长夫人对工作的帮助。包括协助丈夫处理社会任务，防止其在社会活动上浪耗精力，维持和平美满之家庭生活，协助处理杂务，鼓励丈夫努力改进。所以，“为局长者，有如此内助，若其他条件适合，则其事业之成功，自可操左券矣”。

指导教学是一种动作，指导教学之目的，是在帮助教师促进教学，而使儿童在学习上得到经济的有价值的效果。但是要指导教学成功，当先要诊察与教学方面有关之各种事实。邰爽秋批评了在教育视察时走过场、搭架子浮于形式的现象，并打比方说“要用医生诊断的方法，诊断教学上的病态”。

邰爽秋指出，要从学生、教师、教学三方面入手。因为，这三者是整个教育中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对于指导教学的人，由于“教学指导乃教育行政中重要事务之一，凡是担任行政的人，皆应负担指导的责任，而指导能否成功，全观此等人员之修养如何而定”，所以，在邰爽秋看来，理想中的教学指导员，是要在体质、品格及对人的态度、习惯、思想行为、学识、教学技能、指导技能、辨事能力等方面具有一系列条件的。而在施行教学指导之前，还需要有良好的教学标准，这种标准既可作教师研究改进之指南针，又可供指导员检验批评之参考。在上述条件都完备后，方可视察教学。邰爽秋建议，教学视察，要制定好计划，从一年到一月直至一周，通过校内、本地、远道等多种视察形式，同教师们进行个别和团体的会商，提出意见和建议，用合理的批评方式，使教师能够自我分析，自我进步，能够自立、独创。

解决人民生计

注重生产劳动

父亲：邰戟门

妻子：胡佩贞

“邰爽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教育经费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其见解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南京师大学报）

对于毕生尽瘁于教育事业的邰爽秋而言，他何尝不是一位矢志不渝、痴心不悔的守巢人？（盐城史志网）

“我想邰爽秋作为一代著名教育家，是应该入史的。”（宫立）

1930年，邰爽秋到河南等地农村考察时，目睹了农村、城镇经济的衰败。于是，他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以救国救民为宗旨的“民生本位教育”的主张。他认为发展民众教育必须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平。1931年6月初，他发出倡议定6月6为教师节，以改良待遇、保障地位、增进修养为三大争取目标，来征求教育界人士共同发起。数日间，得到京沪教育界数百人的响应。6月6日，邰爽秋等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第一次庆祝仪式，集合南京、上海教育界同行260余人，极一时之盛。

1932年5月，南京教育界通过市教育局长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明令规定6月6日休业一天，遭到当时教育部拒绝，但允许教师自行组织纪念活动。于是各地教师每年就在6月6日自动举行教师节，如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开封、南昌、徐州、镇江等地，都有盛大的集会。在以后的几年当中，除上述各地继续举行教师节外，重庆、广州、香港等地，也相继举行了教师节庆祝大会。在举行庆祝的当天，各学校都放假或停课一天半天；各地报纸大都发行纪念特刊；有的书局还对教师购书给以特别廉价优待。

“民生本位教育”不是一句口号，邰爽秋终究要探究其实质，他率先穿上土布短装，走上街头，发起了“提倡土货，抵制洋货倾销,发展国民经济”的“土布运动”，因此事发生于民国二十二年，故又称“廿二运动”，而“布衣博士”也很自然地成了邰爽秋的代名词。后来，他辗转重庆、上海等地农村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宣传。

当时他提倡民生教育、创办教育车，每天将教育车推到沪西去教育一些贫苦失学的成人和儿童。每月还能将他所得的薪水抽出三分之一来救济沪西的贫苦的人。他有苦干正勤正済的精神。当时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当我看见那贫民区的做小工的和拉车子的和他们攀谈很久、看到他们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诚恳坦白的态度，把我从小存在的脏东西也冲洗了一点。

注：胡佩贞为邰爽秋之妻

我在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修习了很多门课，在这些课里学了些什么，现在印象都很淡薄了。但是其中有一门课给我印象很深，对我一生影响很大，那就是邰爽秋教授在1933年春天给我们教育细胞系三、四年级开的一门叫着“中国教育出路问题”的课。

正如这门课的名称所指出的那样，任课教师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连邰先生自己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答案，更谈不上固定的教材。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确是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对这个面临的问题作出答复。为此，他开了这门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探讨的课。这门课每周只上一次，在课堂上，他把当时中国教育方面（其实也涉及政治一点经济各方面）的种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摆出来，叫大家看该怎么办。他的感情是那么的丰富，讲到令人悲愤处甚至会痛哭流涕。为了给提出的问题找答案，他给我们指定了很多参考资料，其中包括当时许多著名的教育实践的情况介绍或理论阐述，有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是有限的一点、江苏教育学院事业取得一点、南京晓庄师范和上海山海工学团的……等等。以后，教师又领着我们到上述这些地方参观访问。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了，对当前的教育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特别关心；我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决心也是由此下定了的。

注：李秉德，当代教育家，原西北师范大学院长

1931年，邰爽秋等人建议以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的倡议虽然未得到民国政府的接纳，却被社会广泛接受，不少学校都自发地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连苏区教师也在这天集合纪念。194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文确定每年8月27日为教师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部、教育工会将教师节与“五一”国际劳动节合并。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每年9月10日定为中国教师节。从此，这一天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邰爽秋的理想终于变为现实。

1930年，邰爽秋等人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以中央大学为中心，到处成立“促进会”。1935年，全国教育会议重新通过了将全国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所有寺庙改为学校的决议。庙产兴学政策实施近四十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近代以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邰爽秋等在教育经济学发展史上贡献显著，邰爽秋的《教育经费问题》和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改造》，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